内容提要：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调整对内、对外政策，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对苏联的态度随之缓和。接着，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极“左”的外交路线把朝鲜劳动党也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指责和批判，红卫兵和造反派又在中朝边界地区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引起了金日成极大的不满，中朝关系由此再次陷入低谷。不过，毛泽东本人始终没有批评朝鲜，金日成也不想恶化与中国的关系。1968-1969年，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对朝鲜政策趋于强硬。为此，朝鲜需要得到邻邦中国的强力支持。与此同时，珍宝岛武装冲突导致中苏关系进入冰点，中国有意消除与其他边境国家关系紧张的状态，并迫切需要修复与朝鲜的关系。1969年9月30日崔庸健意外地收到访华邀请，随后便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中朝关系逐渐恢复友好状态。然而，中朝之间的分歧并没有解决，只是搁置了。
作者简介：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
大体说来，中朝(本文中的朝鲜指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在1965年已经出现裂痕，至1969年达到冰点，崔庸健1969年10月访华后突然升温，1970年4月周恩来访朝后恢复正常。这一历史过程，已有研究者注意到①。不过，对于中朝关系恶化的原因、程度，中国对朝政策和朝鲜对华方针的实质，以及中朝关系为何会在1970年初迅速得以恢复等问题，却有不同看法或语焉不详。笔者对相关史料进行分析后认为，1963-1964年朝鲜在中苏对立中基本站在了中国一边。1965年苏联新领导层改变外交路线后，中朝之间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朝鲜回归到了1962年以前的方针，希望继续在中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而中国的对外政策却日益走向极“左”和激进，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容忍朝鲜对苏联的暧昧态度。“文革”的爆发，特别是红卫兵的狂热行为，把中朝关系推向了深渊。然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金日成，都无意主动破坏双边关系，更不愿意看到中朝关系决裂。所以，当1969年朝鲜和中国都感到外来威胁出现，而毛泽东想要恢复国内正常秩序的时候，中朝便立即言归于好，再次走到一起。不过，朝鲜并未因此放弃对中苏等距离外交的方针，而中国对此也采取了默认态度。
昔日的“血盟”兄弟反目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用4个版的篇幅发表了林彪署名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章全面讲述了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革命经验，对当今世界，特别是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因为“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世界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②。这篇文章如同宣言，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由此全面转向以鼓吹和推动世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激进方针——革命外交。
为了配合这一外交方针，全面推广中国革命的经验，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中国驻外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从而把处理与国外关系的机构变成了宣传革命的基地③。到1967年底，中国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外文版已有25种、460多万册，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55个国家和地区用65种文字翻译出版了845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④。中国驻外机构和援建工地到处都张贴毛主席语录，树立毛语录和革命口号的标语牌，使馆人员、留学生及援建工人在公共场合朗读毛语录，硬性把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像章塞给过路人，艺术团在国外演出时每个节目前都要朗诵毛语录，甚至拦截国际列车并强行在车上张贴毛主席画像，刷写革命标语⑤。
极“左”和激进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外工作失控的状况，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外交关系，导致中国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观察，情况也是一样。自中苏分裂以后，世界上多数政党都跟着苏共走了，到“文革”时，绝大多数老党已中断了与中共的交往。虽然在中共的鼓励和支持下，前后有100多个“马列主义党”从原来的老党中分裂出来或新建，但实际上他们在国内的力量很小，党员人数也不多，且几年后多数都已经名存实亡⑥。而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几个老党中，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外，其他各党与中共早已是心有芥蒂、貌合神离了。即便是一向把中国称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劳动党，最后也为获取更多更好的援助而疏远中国，与苏联打得火热⑦。
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展开的。
总体说来，在反对美国的斗争中，中朝的方针和利益还是一致的。但是，自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中朝之间的裂痕便凸显出来，并随着中国“文革”运动的开展，日益扩大。中朝之间的分歧大体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对待苏联的立场和态度上中朝两党渐行渐远。1965年3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标志国际共运的正式分裂。此后，中苏两党的斗争便愈演愈烈，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表明与苏共的组织联系彻底中断⑧。然而，朝鲜却与苏联越走越近。1964年11月赫鲁晓夫刚下台，金日成在北京与毛泽东交换看法时还说，“勃列日涅夫愣头愣脑”，对苏共领导人不能期望过高。过了一年，1965年12月，金日成就委托朝鲜驻苏大使金秉稷带话给苏联外交部，说他对苏联的经济援助非常关注，并“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他本人”⑨。1966年3月，尽管北京一再向平壤施压，试图迫使朝鲜劳动党不要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金日成还是派出了以朴成哲外相为首的代表团。苏联外长葛罗米科会见朴成哲时，表示苏联完全支持朝鲜祖国统一以及要求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立场。苏联认为朝鲜政府的立场是正确的，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⑩。接着，受苏联控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倡议1966年5月在朝鲜开会，讨论越南问题，但由于中国反对而流产，朝鲜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平壤给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去一封信(即“五月指示”)，指责中国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信中还严厉批评中国方面公开诋毁苏联对越南的援助，谴责中国将古巴称为“修正主义国家”，是为了在拉丁美洲“抢夺霸权”(11)。据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看法，朝鲜与苏联的关系“正在迅速发展”。通过双方在许多领域的交流规模可以看出，朝鲜与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在“持续得到改善”(12)。朝鲜确实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实惠。6月20日苏朝政府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苏联将在1966-1972年提供贷款、专家和技术援助，在朝鲜援建和扩建一批金属、能源、石油化工企业和项目；为满足朝鲜的愿望，苏联同意朝鲜延期14年支付所有的款项以及1966-1970年内应偿还的长期贷款，且延期偿还的贷款不再计息(13)。苏朝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双方分别举行庆祝会，互相“吹捧”，共谈团结和友谊(14)。在苏联为朝鲜国庆举办的群众大会上，苏方讲话一再表示对朝鲜支持“联合行动”的路线感到高兴，而朝方讲话则表示将永远记住苏联的“国际主义支持和援助”，并“在反帝斗争中始终同苏走在一起”(15)。
中国对此自然十分反感。在1966年9月9日朝鲜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陈毅在讲话中不无用意地指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同现代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的工贼面目，决不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16)然而，朝鲜根本无视中国的劝告。新华社编发的内部刊物报道朝鲜的外交活动时指出：1967年以来，朝鲜“外交活动的特点是进一步投靠苏修”(17)。是年2月，在塞浦路斯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上，由于苏联的操纵，会议决定取消原定在中国召开的第五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最后导致中国宣布不再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常设书记处发生任何关系(18)。会前中国已经指出了苏联的企图，并宣布拒绝出席理事会，但朝鲜还是派出代表参加了塞浦路斯会议，并在会上支持和配合苏联的主张(19)。与此同时，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金一访问莫斯科，双方又签署了进一步加强朝鲜国防能力的协定(20)。据匈牙利驻朝使馆报告，此前朝鲜的军事观念主要是受中国游击战略和战术的影响，此后则引入并学习包括导弹及核武器在内的苏联军事经验和理念(21)。1968年8月苏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使用武力摧毁了“布拉格之春”。中国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的行为，而朝鲜却默不作声，甚至在私下里对苏军的行动表示赞许，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态度”(22)。中国则以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场无法公开表达观点为由，没有派代表参加朝鲜建国二十周年的庆典(23)。中朝之间在对待苏联的立场和态度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最戏剧性也最鲜明地表现在平壤街头：中国大使馆在屋顶竖起的标语牌写着：“反帝必反修”，而朝鲜则在其对面竖起了标语牌，上面写道：“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24)。
其次，中国自认为是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朝鲜却处处强调独立自主，抵制北京的“指挥”，甚至借古讽今，以批判事大主义影射中国的大国主义。当时，苏联和美国通过不同渠道得到了一个相同的情报：1966年初，中国人曾劝说北朝鲜在三八线附近非军事区开辟第二战场，或在南朝鲜开展游击战，以便支持越南人民。金日成“不顾压力”拒绝了中国的建议，而是决定派遣朝鲜“志愿者”奔赴越南(一年后朝鲜排除中国的“重重阻挠”，派遣了100名飞行员参加越战)(25)。1966年7月20日，朝鲜劳动党给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出一道秘密指令指出：“文革”的发动表明中国已经“转向极端左倾冒险主义”，“正在尝试把他们的思想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谴责中国“依仗权势对弱小国家施加压力”，干扰别国内政(26)。紧接着，朝鲜便在国内广泛开展了学习金日成著作的运动，突出强调学习的目的就是“消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彻底确立主体思想”(27)。8月12日《劳动新闻》发表长篇编辑部文章《捍卫自主性》，文章指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党“都不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如果在国际共运中容许有世界革命中心，那就等于承认某个党的特权地位”(28)。两天后，《民主朝鲜报》、《平壤新闻》、《劳动者新闻》全文转载了《劳动新闻》的编辑部文章(29)。从1967年4月开始，朝鲜开始了对金日成的大规模造神运动，凡是“文革”期间中国用在毛泽东身上的词句和做法，朝鲜几乎都搬来歌颂和美化金日成。到1969年4月，与中共九大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评价对等，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也被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将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30)。与此同时，朝鲜各种报刊纷纷刊登历史文章、照片，讲述高句丽抗击隋朝和唐朝侵略的故事，借古人之口批判“大国主义”和“事大主义”，说“事大主义者和封建大国主义者把有‘天子’的国家称为‘万乘之国’，而认为当时朝鲜是低于此的‘千乘之国’”，“把我国称为东方国家，意味着以某一国家为中心，这是错误的”(31)。在抗日战争中，金日成也因为排除了事大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影响而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不仅领导抗日救国斗争取得了胜利，“也给邻国民族解放运动打开了新的局面”(32)。对这个问题，保加利亚驻朝使馆做出了如下解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威胁到了金日成的地位”。为了防止对毛泽东崇拜的蔓延，朝鲜关闭了华侨学校，并警告中国使馆关闭宣传橱窗达30次之多。在中国使馆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朝鲜就在使馆附近街道施工，以防人们接近(33)。而匈牙利驻朝使馆则注意到：“此前流传甚广的毛泽东著作，现在已经从(朝鲜)这些书店的货架上消失了”(34)。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金日成采取了抵制甚至批判的立场。“文革”运动全面开展后，朝鲜报刊连续载文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攻击他们“陷入极端的主观主义，只鼓吹暴力途径，走上愚蠢的冒险道路”，“把‘革命战争’绝对化”，“主张把‘革命’输出到别国”，“在革命力量内部制造不和”。在国内问题上，他们把“阶级斗争绝对化”，“过分忧虑‘资本主义复辟’，因而以否定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生活的提高，主张在个人消费生活中实行平均制和均衡化”(35)。据古巴驻平壤大使的观察，1966年9月，北朝鲜官员在谈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越来越表现出傲慢和蔑视，政府官员甚至拿毛主席本人开玩笑，说毛泽东已经老糊涂了，医治这种病唯一的药可能就是高丽参(36)。苏联驻朝使馆的报告也说，朝鲜领导人将“文革”视为一种“极度疯狂的行为”，并把毛泽东称为“已经发疯的年迈老头”(37)。在10月5日召开的劳动党代表会议上，金日成指出，目前“国际环境非常复杂”，国际共运出现了很多问题。朝鲜劳动党“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还必须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左倾机会主义不考虑已经变化了的现实，而教条主义地重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论断，提出超革命的口号，使人们去采取极端的行动。它还使党脱离群众，分裂革命力量”。“如果左倾机会主义得到滋长”，可能“成为不亚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巨大危险”。在讲到中国的国内问题时，金日成特别指出，“怀疑和排斥知识分子，是一种宗派主义倾向。过低地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无视科学和技术的倾向”。“敌对分子不过是极少数”，所以不能“随便怀疑人”(38)。尽管全篇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一个字，但矛头无疑都是指向“文革”的。在10月和11月与苏联大使的两次谈话中，金日成讲述了朝鲜劳动党开展广泛学习和宣传工作的出发点。金日成说：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大骚乱”，可能会对朝鲜产生很大影响，“使我们甚为担忧”。为了证明朝鲜劳动党所奉行的政策的正确性，并使全党毫无保留地支持党中央否定中国所谓“文化革命”的立场，“在朝鲜劳动党党员中间进行相关的解释工作已经显得十分必要”(39)。对“文革”最直截了当的评价是1966年5月与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秘密会晤时提出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金日成轻蔑地称：这“简直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议”(40)。
显然，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表明，中朝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和裂痕，由此导致双边关系降到了冰点——昔日的“血盟”兄弟终于反目。
崔庸健“突然”现身天安门
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中国外交失控的特殊情况，中朝关系的确一度跌入谷底。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中朝关系的冷淡和恶化，与中苏之间、中美之间的敌对有根本区别，与中国同其他国家(包括后来的越南)关系交恶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冷淡而没有对抗，恶化而没有分裂。
从表面上看，中朝之间的交往到1967年已经十分微弱。笔者检索《人民日报》标题，有关“朝鲜”或“金日成”的消息，1965年有350多条，1966年还有96条。1967年骤减为12条，1968年22条(几乎都是与美国间谍船事件有关的内容)。1969年17条，而1970年突增到400多条。检索《劳动新闻》标题，情况大致相同。与中国直接有关的消息，1967年23条，1968年20条，也都是礼仪性往来的消息。1969年33条，主要是崔庸健访华及以后的消息。1970年开始猛然增加。1966年底苏联驻朝大使报告，朝鲜报刊几乎不报道任何来自中国的消息，广播电台30分钟关于中国新闻的节目已经停播，中朝之间的文化交往也完全停顿了(41)。1966年10月26日中国大使焦若愚应召回国参加“文革”，没有再返任(42)。11月21日朝鲜驻华大使朴世昌也离任回国(43)。到1969年5月，中国驻朝使馆三分之二的外交官已经回国。中国也没有派代表团参加朝鲜建国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朝鲜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44)。据罗马尼亚驻朝外交官的观察，中朝人员交往和边境贸易基本停止，亲属来往基本中断，朝鲜的中文学校也被关闭了(45)。实际上，在“文革”初期，朝鲜华侨学校的校长已经全部换成朝鲜人，大部分中国人的学校已被取消或并入朝鲜人学校(46)。由于受到排挤和虐待，大量旅朝华侨开始私自越境回国。1966-1968年，吉林省图们、集安、长白等7个口岸共接收6285名旅朝华侨入境，辽宁省接待1900多人(47)。
红卫兵小报和大字报经常发表一些攻击朝鲜的消息和言论，其中引起国外媒体注意的有：1967年1月关于朝鲜发生政变、副首相金光侠被捕的谣言；2月19日北京街头出现的“金日成是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的大字报；1967年10月27日红卫兵小报《东方红》对朝鲜“修正主义者”措辞尖锐的批判，以及1968年2月广东红卫兵小报对金日成生活腐化的攻击(48)。除了1967年1月对“政变”谣言公开发表声明外，对于红卫兵的挑衅和攻击，朝鲜一般不采取在报刊上回应的方式，而是在外交场合散发书面和口头声明，有时也向中国使馆提出抗议(49)。1967年2月，朝鲜要求中国使馆从橱窗中取下有关红卫兵运动的宣传材料，遭到拒绝后，为避免朝鲜民众受其影响，朝鲜封锁了中国使馆门前的道路，禁止行人经过(50)。
1965-1969年中朝交恶的社会现象主要发生在与朝鲜接壤和中国朝鲜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中朝边界的“广播喇叭大战”。1968年夏天，在鸭绿江中朝合建的水电站，双方工人一边共同劳动，修缮大坝，一边在广播里宣传各自的观点，呼喊各自的革命口号，每天10-12个小时，热闹非凡(51)。到1969年初，在延边地区，上海下乡知识青年与当地造反派组织自发地在图们口岸塑造了高大的毛泽东像，又搭起高架，安上扩音器，每天对朝鲜广播，朗读毛泽东主席语录，播放反修文章。朝鲜方面也如法炮制，竖起了金日成塑像，架上大喇叭，两边对着喊叫、宣传(52)。辽宁省的丹东口岸也有同样情况(53)。此事闹得沸沸扬扬，1971年6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批判极“左”思潮，就以此为例说：“在东北，对朝鲜用大喇叭喊，写标语骂人家，弄得我们很被动。”(54)
在中朝边界地区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1967年底，由于朝鲜的火车司机拒绝接受“毛主席像章”，导致一列朝鲜列车在边境上被扣留数日(55)。此外，由于中朝边界条约签订时，没有确定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1967-1969年，双方人员在作为界河的黑龙江和图们江上不断发生冲突。朝鲜经常拦截中国渔船、运输船，扣押船员，撞坏船只，拖走渔具，强行检查中国人员(56)。
“文革”中还有一件事闹得比较厉害，就是造反派到处抓朝鲜特务，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朝鲜族干部。因为把朝鲜认作是修正主义，自然对朝鲜族干部就不再信任。不仅工作安排受到影响，甚至遭到造反派的揪斗、关押和审讯(57)。很多朝侨和朝鲜族边民也被当作朝鲜特务受到迫害(58)。这种情况在朝鲜族集中居住地延边尤其严重。在1968年4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仅司法系统就有175名朝鲜族干部被打成外国特务，其中12名干警被迫害致死，82名干警致残(59)。1967年8月至1970年10月，延边地区因“朝修特务”案被捕者达上万人(60)。
有一件事当时传闻很多，但并非事实。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冲突时，在苏联、越南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外交使团中纷纷传言：中朝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边界冲突”(61)。若干年后，金日成在一次谈话中证实，确有中国军队越过图们江侵入朝鲜领土(62)。然而，据当时在延边插队的知识青年和工作人员说，中朝边境地区从未发生过军事冲突。他们认为，当时有大量上海知识青年来到中苏、中朝边境地区插队，他们都穿着上海市革委会统一发放的黄色棉衣、棉帽，很可能是朝鲜人把他们误认为是军队了。朝鲜因此把边界地区的树木全部砍光，还修了暗堡，以防中国军队偷袭(63)。金日成的反应的确过于敏感了。在1968年5月31日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会谈时，朝鲜政府请求苏联为朝鲜领导人开辟一条可以从平壤直接到达莫斯科的特别航线，以避免飞越中国领空或公海。金日成解释说，在飞越中国领空时可能会发生迫降，甚至遭到红卫兵的侮辱(64)。由此可见当时中朝关系的紧张程度。
尽管中朝之间外交往来冷淡，社会情绪对立，但是从领导层的角度看，双方都不愿事态扩大，走到分裂的地步。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做法来看，还是尽量维持与朝鲜关系的正常化。1967年1月26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受委托发表的一则《声明》说：“近期以北京为首的中国各地红卫兵报纸、板报、传单似乎都在进行着关于我国发生了某种‘政变’，并由此引发政局动荡不安的不实宣传。”这些宣传“完全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捏造”，“是对我国党、政府、人民以及人民军队的难以容忍的中伤”(65)。尽管《声明》只是辟谣，而没有提出抗议，也不是针对政府的，但还是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利用与浙江省来京红卫兵见面的机会，指责关于朝鲜政变的说法是南朝鲜制造的谣言，告诫红卫兵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美国中情局分析，周恩来试图以此表明中央政府的立场，并安抚朝鲜(66)。
1965-1969年在中国发生的对朝鲜和朝鲜人的过激举动，基本上都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自发行为。据目前可以看到的所有史料，关于朝鲜是修正主义的说法，的确大量出现在红卫兵小报和一些内部刊物(如新华社的《国际共运参考资料》)里，在中国高层干部的报告和讲话中，也有类似的提法，但主要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如戚本禹、姚文元等，而且是通过红卫兵小报流传出来的(67)。而在官方的报刊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文件中，从来没有称朝鲜为修正主义国家，在政策性文件中，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利于朝鲜的指示。在一些国家机关或外交部门确有指责朝鲜的言论和对朝不友好的做法，但多半是受到了极“左”思潮影响和冲击，有些干部本身就是造反派。不过，正如罗马尼亚驻朝使馆报告中所说，对于中国红卫兵小报中不断出现的针对朝鲜的批判性言论和“首长讲话”，朝鲜报刊通常不予理睬。对于朝鲜报刊中大量含沙射影指责中国的报道和文章，中国人似乎也采取了“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的态度”(68)。
罗马尼亚驻朝使馆在1967年4月与中国驻朝鲜临时代办王彭谈话时被告知，朝鲜对半岛危机的渲染，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由于朝鲜目前已加入那些敌视中国的行列，美国和南朝鲜都不会采取有可能提升中朝关系的任何过激行动。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美国和南朝鲜一旦在三八线附近挑起军事冲突，中国军队将会卷入”。关于中朝经济关系，王彭指出，朝鲜领导人指责中国不履行协定，停止对朝援助，并干预朝鲜内政，是在欺骗朝鲜人民，也是为了迫使苏联增加援助。中国对朝鲜的独立是“一种保障”，“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民都会帮助并将继续帮助北朝鲜人民”(69)。
朝鲜外交官1967年初散布谣言，说中国企图利用1956年逃亡干部反对朝鲜(70)。这无疑反映了朝鲜领导人的担心和恐慌。在此之前，据苏联外交部的情报，朝鲜罢免了在中国参加抗日斗争而后来忠心追随金日成的一批干部，如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金昌满、候补委员河仰天，因为“这些人是中国思想对劳动党影响的主要传播者”(71)。1968年11月劳动党中央全会再次出现人事变动，一批具有亲华倾向的领导干部如民族保卫相金昌凤、民族保卫副相吴白龙、人民军总参谋长崔光以及一批师级军官被清洗(72)。而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十分克制。“文革”初期，随着中朝关系紧张，逃亡中国的朝鲜劳动党干部的情况逐步得到改善。他们离开了流放和劳改场所，被分别安排在北京、上海、青岛、太原、西安等城市，生活条件也有所提高(73)。但是，对于徐辉等人提出的“组织力量进入朝鲜进行斗争”的要求，中联部的答复是：不准他们相互串联，继续分散在各地学习，可以组织他们研究朝鲜问题(74)。这些人的存在当然是金日成的心病，但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无意加以利用，只是对过去把朝鲜逃亡干部当作敌人的做法感到有些愧疚，现在对他们表示安抚而已。
至于经济关系，金日成曾对苏联人讲，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处于“停滞状态”，两党之间互不联系，政府之间也没有交往，贸易关系虽未中断，但只是维持在最低水平。尽管双方签订了外贸协定，但中方显然并不打算履行其相关责任(75)。实际上，1966年双边贸易额为2亿多美元，达到历年最高水平，1967年为1.76亿，1968年降至1.1亿，1969年为0.92亿美元。1967年中朝长期贷款协定执行完毕后，双方未再签署新的贷款协定(76)。另据保加利亚驻华使馆统计，1968年中国未能按计划提供煤炭(少80万吨)和石油(少10万吨)。中国贸易代表则向捷克斯洛伐克贸易代表反映，朝鲜仅完成了当年对华出口计划的71％，有些出口商品还是强迫中国接受的，如铁矿、无烟煤、高丽参(每吨10万卢布)等(77)。不过，也有材料说，苏联当时就认为“朝鲜夸大了他们与中国的矛盾”(78)。实际上，中朝之间每年的贸易供货协定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协定大体依然按时签订，只是内容比较单薄了(79)。从档案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有些协定无法执行，并非中方的责任。如1967年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各单位把培训朝鲜实习生“作为一项严肃的国际政治任务，积极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但“朝方未履行合同，既不派人来，也不做任何表示”，最后中方被迫暂停援朝各成套项目的准备工作(80)。外贸部和第一轻工业部在安排对朝鲜出口砂糖任务时也指出：“对朝鲜出口是当前反修斗争的政治任务”，各单位必须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81)。在1967年6月12日的会谈中，中国驻朝代办王彭向罗马尼亚外交官介绍了中国在冶金、纺织、通讯、石油勘探及航空燃料等方面对朝鲜援助的情况，并再次申明，中国将保持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82)。
如果说中国为了摆脱外交孤立的困境，希望保持与朝鲜的关系，那么朝鲜从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考虑，更无法承受与中国决裂的后果。1968年4月中旬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访朝，在会谈中朝鲜领导人讲述了对中国的政策立场。金日成说：面对100多万敌军，朝鲜不想中断与中国的盟友关系，否则就会腹背受敌。“目前我们同中国人有很大意见分歧，但他们仍然说，如果需要，他们将会与我们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他们声称，我们之间的重大差异都是策略性而非战略差异。他们攻击我们是修正主义，而我们一直保持冷静。当红卫兵辱骂我们时，中国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党和政府对此不负责任。只有当《人民日报》攻击我们时，他们才会负责”(83)。外相朴成哲也说，“近3年来，我们同中国几乎不再有党际关系往来。他们骂我们是修正主义者，也不再称我们为同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保持团结”(84)。金日成后来回忆说：那时中国在整个中朝边界通过高音喇叭不断攻击“朝鲜修正主义”，朝鲜并没有做出反应。如果朝鲜同中国改善关系，就不用担心美国。这就是为什么朝鲜在“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时积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原因。(85)
正是共同反美的战略利益维系着十分脆弱的中朝关系。关于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言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渠道传出很多，但笔者发现，他从来没有讲过金日成一句坏话。事实上，双方高层希望恢复友好关系的试探从未中断。1966年11月朝鲜驻华大使离任后，朝鲜政府很快就任命了新大使，但由于中国的混乱状态，迟迟不能上任(86)。尽管如此，新任大使玄峻极还是在1967年6月16日到北京上任，并于20日向宋庆龄递交了国书(87)。这很可能就是金日成有意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88)。而中国很快做出了反应。
1967年10月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访华，毛泽东接见了他(89)。周恩来请他在出访时转告金日成、西哈努克和纳赛尔：我们一直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随时可以改正。帝国主义污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并没有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几天后达达赫结束访朝，路过北京时向周恩来转达了金日成的四点口信：朝鲜对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我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的友谊；双方存在一些分歧，但不严重，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90)。在此之前，《劳动新闻》发表社论，纪念志愿军援朝十七周年，朝鲜内阁和各道及开城市政府机构还派代表到朝中友谊塔和志愿军烈士陵墓敬献花环(91)。“如果”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968年1月，朝鲜派特种部队偷袭韩国总统府，并抓获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92)。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朝鲜“反击美帝国主义猖狂挑衅的正义立场”(93)。2月中旬，周恩来托人向金日成传达信息，表示希望中朝摒弃分歧，共同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秉着同朝鲜人民的传统友谊，中国人民准备随时向朝鲜人民提供全面支持”(94)。罗马尼亚驻朝大使发现，与过去的严厉词语相比，中国代办王彭在3月16日与罗马尼亚外交官的谈话中，“彻底改变了”对朝鲜的态度(95)。远东局势的紧张，自然是改善中朝关系的机会，或许，金日成就是为此目的而有意制造了危机。然而，此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全面恢复中朝关系的条件显然还不成熟。
1969年春天，连续发生了三件大事，为中朝关系回暖创造了客观条件。第一件事，3月2日，在珍宝岛爆发了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军事行动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已把双方紧张对立的局势推到极限，苏联向远东地区大规模调兵，中国则动员全国“准备打仗”(96)。第二件事，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的本意就是“准备收尾”，结束运动，把全国“局势纳入正轨”(97)。第三件事，4月15日，朝鲜人民军在朝鲜附近海域上空击落了美国大型电子侦察机EC—121号，31名机组成员全部丧生。很快，一支庞大的美国海军舰队出现在日本海，并向北朝鲜移动。朝鲜半岛局势再次陷入危机(98)。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朝双方对国家安全的共同需求为恢复正常关系开启了大门。
1969年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外国使节谈话时讲，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此后，中国陆续派出一批批使节，驻外使馆的正常工作开始恢复(99)。同月，朝鲜报刊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的访问进行了低调报道(100)。6月，朝鲜劳动党未派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指出，朝鲜和越南两党这样做是担心恶化与中国的关系(101)。金日成的确有此考虑。新华社注意到，朝鲜报刊一改两年来基本停止报道中国消息的状况，自8月以来，陆续转载或摘登新华社的消息(102)。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去世，为中朝领导人直接接触提供了机会。据金日成向苏联驻朝鲜大使的通报，前往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在北京机场向中国提出，希望在返回途中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9月10日)崔庸健从河内启程回国时，收到了中方的答复——同意举行会谈。在(10日和11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崔庸健提出了朝中在边境地区的冲突、改善朝中两国边境局势的必要性、恢复双方接触、互派代表团和大使等问题。周恩来指出，朝鲜代表团的建议非常好，但是他正忙于参加“文化大革命”，目前落实这些建议的时机还不成熟。金日成说，双方自说自话，意见分歧很大，会谈没有取得什么成果(103)。不过，波兰外交档案提供的情况是，崔庸健向周恩来提出了改善双边关系的两个条件：不对朝鲜内政进行干涉——包括拆除边境上的高音喇叭；不对朝鲜与苏联的关系进行干涉。中国接受了这两个条件(104)。中国史料则提到，崔庸健与周恩来会谈时，转达了金日成关于改善和发展朝中两国关系的愿望，还表示了不支持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态度。双方就此问题交换了意见(105)。无论如何，事已至此，10月1日崔庸健“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就不突然了。
196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周年，本应隆重庆祝，无奈当时中国尚未摆脱外交孤立的状态，只好决定不邀请外国代表团，以免尴尬。但是到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主动邀请朝鲜派代表团前来参加庆典。15时20分，外交部向朝鲜发出电报。尽管金日成当时不在平壤，但他对此心领神会，立即召集会议讨论。18时25分，朝鲜方面即答复同意。当晚23时30分，崔庸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便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亲自前往迎接(106)。10月1日上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崔庸健，进行了情深意切的谈话。毛泽东一上来就说，中朝“应当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崔庸健立即回答说，中朝历史上“并肩战斗，都是把鲜血流在一起”的。谈到现实问题，毛泽东说，“美国和日本靠得很近”，他们“不是单纯为了打你们，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所以，我们两国要靠紧”，还说将来中朝一起反美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接着，崔庸健谈到朝鲜对苏联的态度，毛泽东表示可以理解。会谈结束后，毛泽东挽着崔庸健的手走向观礼台(107)。
中朝关系的地平线上终于露出了一道曙光。
中朝握手言和
崔庸健访华以后，中朝关系迅速升温。
苏联及其追随国的外交官都感觉到，朝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关于核不扩散的问题，他们“事实上是在暗中支持中国”(108)。法国报纸则声称：北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似乎已有所改善，而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崔庸健的北京之行(109)。1969年12月朴成哲在苏联访问期间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只要美国人还在南朝鲜，继续进行挑衅，无论我们表现得多么克制，这一目的都不可能达到。”如果朝鲜战争再次爆发，“将突破局部战争的范围，战火会迅速蔓延到与我们有同盟条约的苏联和中国”(110)。如果不是感到有中国撑腰，相信朝鲜人在莫斯科说不出如此强硬的话。自1969年底开始，朝鲜《劳动新闻》报道与中国有关的消息逐月增加，尽管报道的范围仍未扩大(111)。
对于中国来说，恢复与朝鲜的关系，首先要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朝鲜劳动党逃亡干部。1969年底，这些人员被疏散到农村居住，并受到监督和行动限制。1970年1月中联部电话指示，这些朝鲜人“不是什么客人，更不是两党关系、革命左派”，对他们要“加强控制”，“规定活动范围”。几个月后，在中朝关系已经改善的情况下，中联部规定，这批朝鲜人的身份均为无国籍侨民，由红十字会发放生活费，家属自食其力(112)。
1970年2月17日，周恩来接见了回国两年后返任的朝鲜大使玄峻极(113)。3月7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金日成电邀周恩来访问朝鲜问题。会议决定，周恩来于4月初公开访朝(114)。为了保证访问朝鲜成功，周恩来提出，将中美北京会谈推迟到他访朝之后，并提出这次出访简化外交礼仪，以便与朝鲜领导人多交换意见。毛泽东表示同意(115)。4月4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准备的在朝方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在有关批评“社会帝国主义”的一段话旁，毛泽东画了一道竖线，并批示：“此件基调很好。只是个别用词和个别段落恐怕对方难于接受。”周随即做了修改(116)。显然，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访问。
4月5日至7日，周恩来对朝鲜进行访问取得成功。这是自“文革”开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中国总理相隔12年后第一次出访朝鲜。周恩来与金日成举行了4次长达14个小时的会谈，就中朝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及东北亚和国际形势充分、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坦诚相见，相互谅解，回避分歧，强调共识，表示中朝两国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17)。4月9日发表的《联合公报》充分表达双方共同的意图和目标。朝鲜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盛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胜利，中国支持朝鲜统一祖国的方针，不提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双方一致把矛头指向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强调中朝团结和共同对敌，并全力支援越南反美斗争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118)。至于双边关系的具体问题，这次访问主要讨论了4个问题并达成协议：共同利用界河；共同管理在界河上的水电站；签署长期贸易协定的必要性；确定彼此领土上侨民的国民身份(119)。
6月25日，朝鲜内阁副首相朴成哲率团访华，参加“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二十周年”和声讨美国霸占台湾的活动，在北京机场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120)。6月27日毛泽东接见朴成哲，谈到中朝关系时，毛泽东说：我和金日成同志是朋友，而且是多年的朋友。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大困难。大敌当前，我们两国人民非团结不可(121)。
6月26日，北京召开“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二十周年”群众大会，《人民日报》特意全文刊登了一篇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标题是“红卫兵誓同朝鲜人民战斗在一起”(122)。这既表明了中国人民支持朝鲜的决心，也是为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对朝鲜和金日成的不敬作出道歉。
7月25日，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吴振宇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海军和陆军部队以及军工厂、造船厂、飞机制造厂和人民防空工事(123)。7月29日毛泽东接见吴振宇，对于朝鲜提出的希望中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答应，只要中国有的都可以提供，而且“不要任何代价”。毛还说，“我们有一条规矩，就是不去卖军火，不做军火生意”(124)。
8月19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正确处理朝鲜侨民问题的几点意见。文件指出，“文革”期间朝鲜侨民普遍受到歧视，有些人被揪斗、抄家、打骂，这些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根据当前中朝关系，尤应引起重视，迅速纠正”。文件还规定，朝侨不应参加内部的政治运动，朝侨职工不必下放，不要强迫朝侨子女上山下乡。朝侨申请回国，一般由各省市自行批准；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由省市批准报公安部填发入籍证明书(125)。
所有这一切，为金日成10月秘密访华铺平了道路。访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会面两次，所谈甚欢。10月8日晚上的会面主要谈双边关系。双方首先对前几年的关系恶化做了“自我批评”。金日成说，朝鲜没有及时向中国通报情况，造成一些误会。毛泽东承认，中国使馆受极“左”派指挥，有大国沙文主义。接着，金日成提出要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毛泽东表示同意。当毛泽东讲到“文革”本意要搞“继续革命”但也出现了混乱情况时，金日成说，由于只看到混乱的方面，“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正确的认识”。谈到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金日成说，我们很清楚他们离开了阶级立场，但是考虑到我们的斗争情况，没有能够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宽容地说，考虑到你们需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我不劝你们搞决裂”(126)。10月10日上午的会面主要谈国际斗争。毛泽东说，当前的国际局势，帝国主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革命是主要倾向。谈到有人指责中国是好战分子、冒险主义者，毛泽东说，中国援助巴基斯坦抵抗印度，帮助越南抵抗美国，“你不帮就是叛变革命”!毛泽东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为例说，这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你不去支持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金日成对此非常赞同(127)。两个“老朋友”终于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金日成访华以后，中朝关系全面提升。
据俄国学者的资料，1961-1970年间，朝鲜共获得中国贷款1.417亿卢布，而截至1971年，只偿还了0.2亿卢布(128)。尽管如此，1970年10月17日，中朝两国政府还是在北京签订了中国向朝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和1971-1976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的协定。根据协定，中国为朝鲜提供无息贷款7.14亿元人民币，承担了16个大中型项目，其中包括规模较大、技术复杂的平壤地下铁道设备、两个20万千瓦火力发电厂、油泵油嘴厂、超高频电子管厂、海州造纸厂、沙里院织布厂、电视台设备等。此前，8月10日还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中国将无偿提供军事援助6亿元(129)。10月23日，以曾思玉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朝，参加朝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二十周年的活动。金日成和崔庸健分别接见了代表团，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还向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和朝鲜停战委员会志愿军代表团人员授以勋章(130)。10月24日，中国在全国重新放映《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5部故事影片，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第一次放映旧影片(131)。尤其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故事的《英雄儿女》，还多次在中国驻外使馆的招待会上放映(132)。
朝鲜开始突出中国的地位和作用。11月2日朝鲜劳动党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劳动新闻》在报道各国共产党向大会发来贺电的消息时，把中共排在了第一位，而苏联、越南、罗马尼亚各党则依次排在后面(133)。金日成所作的政治报告也多次提到中国而几乎不提苏联。在谈到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时，报告有意避开了苏联，只谈中国在亚洲革命和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讲到党的建设，金日成只谈反对修正主义，而不像以往的讲话，既批判修正主义(暗指苏联)，又批判教条主义(暗指中国)。报告说，“修正主义最大的危害性”在于：否认“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阶级斗争”，散布和平幻想和“战争恐怖情绪”。还说，修正主义“企图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髓”，“是滋长资产阶级思想的祸根”(134)。这些词句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从《人民日报》上抄来的。
中国领导人也开始纠正对朝鲜的看法。12月23日周恩来在接见外交部干部时，特别强调应正确对待朝鲜。周恩来说，对朝鲜“总要看总的方向，人家即使有错误，他自己会改正”，“我们不能代替，也不能强加于人”。“有些国家同苏修的关系，也要他们自己认识”。周恩来要求外交部“好好学习毛主席最近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指示”，“自以为大，瞧不起人家，尾巴翘上天了，精神上似乎高人一等，就是大国沙文主义”(135)。
至此，中朝之间的革命友谊总算是“破镜重圆”了。
有学者认为，中朝关系的逐步改善主要是由于北朝鲜的努力(136)。其实，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由于中朝在反对美国和日本的斗争中利益攸关，立场一致，双方的高层都不愿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地步。应该说，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再加上中国社会在“文革”期间一度失控，双方确曾十分敌视，且恶语相向。但由于安全利益的一致性，在政策层面两国领导人都采取了克制态度，因此，当远东形势出现紧张状态时，双边关系才会迅速得以恢复。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恢复友好，朝鲜也没有“一边倒”，而是继续采取对中苏等距离外交的政策，反倒是中国做出让步，默认了朝鲜的中间立场。
中朝之间的分歧的确没有解决，只是搁置了。例如在1971年7月访问蒙古时，朝鲜内阁副首相郑准泽就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泽登巴尔说，朝鲜与中国仍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分歧”，主要是中国并不希望“我们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谈到“文化大革命”，郑准泽说：中国搞了破坏朝中关系的活动，但是朝鲜对那些不合理的举动没有做出反应，因为当时维护两国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137)。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时，又给中朝关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注释：
①参见Bernd 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1966-1972”,CWIHP Working Paper,No.44,October 2004,pp.2-3; Shimotomai Nobuo,“Kim Il Sung’s Balancing Act between Moscow and Beijing,1956-1972”,in Tsuyoshi Hasegawa(ed.),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1945-1991,pp.122-151；董洁：《“文化大革命”前期中朝关系的历史考察(1966-1970)》，《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8 辑(2014年冬季号)，第78-97页。
②④《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第1-4版；1967年11月25日第1版。
③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⑤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79页；杜易：《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95-97页；韦梅雅：《〈毛主席语录〉编发全程追踪》，《炎黄春秋》1993年8月号，第10-24页；卢丹·里德：《国际特快专列在边陲小镇被截》，《炎黄春秋》1993年9月号，第88-93页。
⑥中联部办公厅编：《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第42页。
⑦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44-57页；第5期，第24-37页。
⑧详见李丹慧：《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410-420页。
⑨РГАНИ,φ.5,оп.30,д.479,л.79.
⑩The Sino-Soviet Struggle in 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Khrushchev’s Fall(Part 3),September,1967,DNSA:U.S.Intelligence and China:Collection,Analysis,and Covert Action,CI01830,pp.25-26; Record of Conversation with Gromyko and Pak Song-ch’ol,April 9,1966,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
(11)The Sino-Soviet Struggle in 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Khrushchev’s Fall(Part 2),September,1967,DNSA:U.S.Intelligence and China:Collection,Analysis,and Covert Action,CI01829,pp.106-116.
(12)Information on the Korean Workers’Party(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Albania),October,1966,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
(13)Тuхuнскuǔ С.Л.(от.ре.)Отнош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народной Кореей,с.240-245.
(14)(15)(17)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6年7月6日，第16-19页；1966年9月8日，第23-25页；1967年3月8日，第20-21页。
(16)(18)(20)《人民日报》1966年9月10日第1版；1967年2月8日第4版，3月24日第4版；1967年3月13日第6版。
(19)《人民日报》1967年2月4日第5版；The Sino-Soviet Struggle in 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Khrushchev’s Fall(Part 2),September,1967,DNSA:U.S.Intelligence and China:Collection,Analysis,and Covert Action,CI01829,pp.106-116。
(21)《匈牙利驻朝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67年3月10日，Balazs Szalontai and Sergey Radchenko,“North Korean’s Efforts to Acquire Nuclear Technology and Nuclear Weapons:Evidence from Russian and Hungarian”,CWIHP Working Paper,No.53,August 2006,pp.40-42。
(22)《人民日报》1968年8月23日第1版，《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朝鲜国庆的报告》，1968年8月16日，SAPMO-Barch,DY 30/JIV 2/2J/2340。
(23)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No.44,p.15.
(24)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
(25)АВПРФ,Ф.0102,оп.23,п.112,д.24,л.5-12; ESAU Document 39,“Kim Il-Sung’s New-Military Adventurism”,26 November 1968,http://www.foia.cia.gov/cpe.asp；“苏联驻朝使馆的备忘录”，1966年12月2日，NKIDP Document Reader,No.2,pp.23-27、pp.30-33；《金日成著作集》第20卷，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84年，第309页。也有资料说，朝鲜派往越南参战的空军飞行员共87 名。见Merle Pribbenow,“North Korean Pilots in the Skies over Vietnam”,NKIDP E-Dossier,No.2,November 2011,p.1。
(26)The Sino-Soviet Struggle in 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Khrushchev’s Fall(Part 2),September,1967,DNSA:U.S.Intelligence and China:Collection,Analysis,and Covert Action,CI01829,pp.106-116。参见《金日成著作集》第20卷，第326-327页。
(27)(29)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6年8月3日，第23-28页；1966年8月14日，第16页。
(28)《劳动新闻》1966年8月12日第2版。
(30)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316-321页；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9年4月22日，第28页，5月3日，第20页；《劳动新闻》1969年4月29日第2、3版。
(31)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6年7月15日，第34-35页；7月21日，第60页；8月19日，第10-14页；8月30日，第14-18页；9月15日，第17-18页；10月15日，第31-35页。
(32)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9年5月5日，第6-7页；7月16日，第22-27页；8月21日，第24-28页；9月22日，第14-16页；9月23日，第20-21页。
(33)《保加利亚驻朝使馆代办的报告》，1969年5月20日，AMVRB,Opis 20p,delo 17,No.289。
(34)《匈牙利驻朝使馆的报告》，1967年1月22日，NKIDP Document Reader,No.2,pp.28-30。
(35)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6年7月14日，第7-17页；8月19日，第9-10页；8月29日，第9-12页；10月5日，第18-21页。
(36)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No.44,p.5.
(37)АВПРФ,Ф.0102,оп.23,п.112,д.24,л.12-23.
(38)《金日成著作集》第20卷，第314、348-350页。
(39)《苏联驻朝鲜大使的备忘录》，1967年3月7日，NKIDP Document Reader,No.2,pp.33-36。
(40)РГАНИ,Ф.2,оп.3,д.49,л.3-18; д.13,л.77-89.
(41)《苏联驻朝鲜使馆的备忘录》，1966年12月30日，NKIDP Document Reader,No.2,pp.27-28。
(42)Telegram from Pyongyang to Bucharest,May 20,1967,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
(43)《人民日报》1966年11月22日第4版。
(44)《保加利亚驻朝使馆代办的报告》，1969年5月20日，AMVRB，Opis 20p，delo 17，No.289。
(45)Telegram from Pyongyang to Bucharest,May 20,1967,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
(46)杨昭全、孙玉梅：《朝鲜华侨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316-317页。
(47)曲晓范、刘树真：《当代朝鲜华侨的归国定居及其安置史略》，《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48页。
(48)The Sino-Soviet Struggle in 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Khrushchev’s Fall(Part 2),September,1967,DNSA:U.S.Intelligence and China:Collection,Analysis,and Covert Action,CI01829,pp.106-116; Report Embassy of Hungary in China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November 20,1967,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广东“文革”通信》1968年2月15日，转引自Scalapino and Lee,Communism in Korea,p.641。
(49)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7年3月2日，第4-5页；《蒙古驻匈牙利大使与朝鲜大使谈话记录》，1967年3月20日，蒙古国外交部档案馆，3-1-115，第56-57页；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No.44,p.8。
(50)ESAU Document 39,“Kim Il-Sung’s New-Military Adventurism”,26 Nov.1968,http://www.foia.cia.gov/cpe.asp.
(51)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No.44,p.15.
(52)笔者采访林永海记录，2011年10月16日，上海。林永海，上海知青，后任图们市政协副主席。
(53)辽宁省丹东市档案馆，48—永久—52，第9-25页。
(54)甘肃省档案馆，91-007-0028，第61页。
(55)《民主德国驻朝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67年12月13日，NKIDP Document Reader,No.2,pp.45-46。
(56)辽宁省丹东市档案馆，48—永久—53，第57、69、77-86页；笔者采访何章明记录。
(57)赵凤彬：《我的人生自述：一个朝鲜族家族变迁史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21-222页；李在德：《松山风雪情：李在德回忆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227页；崔敬希交代材料，1968年11月24日，个人收藏。崔敬希当时是沈阳化学工业研究院朝鲜族干部。
(58)河北省档案馆，1057-2-8，第1-4页；笔者采访林永海记录。
(59)郑判龙：《延边的“文化大革命”》，《风浪》，第191-201页。
(60)文兴福：《延边平反四大冤案》，延边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延边文史资料》2012年第17辑，第236-272页。
(61)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No.44,pp.15-16.
(62)《昂纳克与金日成会谈备忘录》，1984年5月31日，NKIDP Document Reader,No.2,pp.63-67。
(63)朱金元：《难忘的年代》，载延边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难忘的岁月：上海儿女在延边》，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07-208页；笔者采访林永海记录；笔者采访张琏瑰记录，2011年11月16日，北京。张琏瑰当时在图们市公安局工作。
(64)《民主德国驻朝使馆的备忘录》，1968年7月29日，NKIDP Document Reader,No.2,pp.50-52。
(65)《劳动新闻》1967年1月27日第1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7年1月27日，第3-4页。
(66)ESAU Document 39,“Kim Il-Sung’s New-Military Adventurism”,26 Nov.1968,http://www.foia.cia.gov/cpe.asp.
(67)《井冈山通讯》第206期，1967年7月18日；《青峰》第29、30期，1967年10月19日、11月2日。
(68)Telegram from Pyongyang to Bucharest,May 20,1967,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
(69)Telegram from Pyongyang to Bucharest,April 7,1967,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
(70)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No.44,p.7.
(71)АВПРФ,Ф.0102,оп.23,п.112,д.24,л.5-12.如此看来，红卫兵报纸所传朝鲜发生“政变”也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把人名搞错了。
(72)《保加利亚驻朝使馆代办的报告》，1969年5月20日，AMVRB，Opis 20p,delo 17,No.289。
(73)笔者采访金忠植记录；陕西省档案馆，196-1-340，第68-72、87、140-141页。
(74)陕西省档案馆，196-1-340，第88-93、24-25页。
(75)《民主德国驻朝使馆的备忘录》，1968年7月29日，NKIDP Document Reader,No.2,pp.50-52。
(76)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01-302页；(下)，第371页。
(77)《保加利亚驻朝使馆代办的报告》，1969年5月20日，AMVRB,Opis 20p,delo 17,No.289。中国的政治运动造成国内经济困难是对朝鲜供应不足的主要原因，如国家计委1970年1月13日报告，由于煤炭供应紧张，中国五大电网的发电已经受到影响。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1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7页。
(78)《匈牙利驻苏使馆的报告》，1968年3月27日，Christian F.Ostermann,James Person(eds.),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1968-1969:A Critical Oral History,WWIC History and Public Program,Washington D.C.,2011,p.224。
(79)《人民日报》1966年7月31日第6版，12月4日第5版，1967年11月27日第6版，1968年3月6日第4版，1969年1月25日第5版；卫生部国际合作司编：《卫生合作协议汇编(1957-2001)》，2002年5月，第118-119页。
(80)上海市档案馆，B112-5-132，第24-26页。
(81)河北省档案馆，965-4-482，第28-30页。
(82)Telegram from Pyongyang to Bucharest,June 15,1967,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
(83)《民主德国党政代表团与金日成会谈备忘录》，1968年4月16日，CWIHP Working Paper,No.44,pp.62-69。
(84)《民主德国党政代表团与朝鲜党政代表团会谈记录》，1968年4月12日，SAPMO-Barch,DY 30/11493。
(85)《关于民主德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的报告》，1977年12月11日，CWIHP Bulletin,Issues 14/15,pp.49-54；《波兰驻朝使馆的情报报告》，1973年7月16日，NKIDP Document Reader,No.2,pp.55-56。
(86)Report Embassy of Hungary in China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April 11,1967,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
(87)《人民日报》1967年6月16日第6版，21日第5版。
(88)当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官就有这种看法。见On Current Relations between the DPRK and the PRC,March 3,1968,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
(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95-196页；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285-286页。
(91)《劳动新闻》1967年10月25日第4版，26日第3版。
(92)详见梁志：《“普韦布洛”号危机与美朝秘密谈判》，《历史教学》2008年第8期，第49-52页；Mitchell Lerner,“A Failure of Perception:Lyndon Johnson,North Korean Ideology,and the Pueblo Incident”,Diplomatic History,Vol.25,No.4,Fall 2001,pp.647-675; Mitchell Lerner,“A Dangerous Miscalculation:New Evidence from Communist-Bloc Archives about North Korea and the Crises of 1968”,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6,No.1,Winter 2004,pp.3-21; Sergey Radchenko,“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CWIHP Working Paper,No.47,April 2005。相关的档案和口述史料见Ostermann,Person(eds.),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93)《人民日报》1968年1月29日第1版。
(94)Telegram from Pyongyang to Bucharest,March 1,1968,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
(95)《波帕致布加勒斯特电》，1968年3月17日，Mitchell Lerner and Jong-Dae Shin,“New Romanian Evidence on the Blue House Raid and the USS Pueblo Incident”,NKIDP E-Dossier,No.5,March 2012,p.44。
(96)详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39-50页；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6-77页；詹欣：《美国对华核战略与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冲突》，《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第76-84页。毛泽东4月28日批示：“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准备打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59-360页。
(9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56-1557页。
(98)详见邓峰：《美国与EC—121危机——对1969年美国大型侦察机被朝鲜击落事件的研究》，《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第14-23页；Richard Mobley,Flash Point North Korea:The Pueblo and EC-121 Crises,Annapolis 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3; Mitchell Lerner,“‘Mostly Propaganda in Nature’:Kim Il Sung,the Juche Ideology,and the Second Korean War”,NKIDP Working Paper,No.3,December 2010。
(9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49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037页。
(100)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9年5月24日，第24-25页；韩国外交史料馆，D—06-0024-02，第2页。
(101)《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1969年6月26日，РГАНИ,Ф.2,оп.3,д.161,л.3-20об。
(102)(109)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9年11月18日，第4-5页；1969年11月19日，第10-12页。
(103)《舒布尼科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1969年9月19日，РГАНИ,Ф.5,оп.61,д.434,л.35-37。
(104)《波兰驻朝使馆的情报报告》，1973年7月16日，NKIDP Document Reader,No.2,pp.55-56。
(10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20-321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106)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第36-37页；Brief summary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Zhou Enlai with Kazbiu Hazbiu and Xhoxhi Robo,June 16,1970,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
(107)《毛泽东接见崔庸健谈话记录》，1969年10月1日。
(108)《匈牙利驻苏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68年2月29日，CWIHP Working Paper,No.53,p.49；《民主德国驻华使馆的报告》，1969年10月30日，NKIDP Document Reader,No.2,pp.52-53。
(110)《勃列日涅夫与朴成哲会谈记录》，1969年12月9日，Ткаченко В.П.Корей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и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с.31。
(111)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70年3月19日，第7-8页。
(112)陕西省档案馆，196-1-399，第6页；196-1-412，第43-46、63-66、153-154页。笔者采访金忠植记录。
(113)(118)(120)(122)《人民日报》2月18日第2版；1970年4月9日第1版；1970年6月25日第2版；1970年6月26日第7版。
(114)(1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54页；第357页。
(1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9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60页。
(117)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第37-38页。
(119)《匈牙利驻朝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70年5月5日，MOL,XIX-J-1-j Korea,1970,54.doboz,81,00843/6/1970。
(1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05页。
(12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上)，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1988年，第495页。
(124)《毛泽东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70年7月29日。
(125)河北省档案馆，1057-2-1，第8-9页。
(126)《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8日。
(127)《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页；《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128)Шuн В.А.Китай и корей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с.49.
(129)《人民日报》1970年10月18日第1版；陈东林、杜蒲主编：《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640页；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2、643页。
(130)《人民日报》1970年10月24-30日；《劳动新闻》1970年10月24-27日。
(131)陈东林、杜蒲主编：《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642页。
(132)《人民日报》1970年10月5日第5版，7日第6版，10日第5版。
(133)《劳动新闻》1970年11月4日第1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70年11月5日，第6页。
(134)《金日成著作集》第25卷，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86年，第256-290页。
(135)河北省档案馆，979-10-6335，第91-96页。
(136)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No.44,pp.28-29.
(137)《泽登巴尔与郑准泽谈话记录》，1971年7月14日，蒙古国外交部档案馆，3-1-126，第1-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