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如理论与现实脱节、理论创新缺失、方法论滞后、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薄弱等引起学界的积极关注与反思。作者指出，加强自身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是一条连接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理论创新的有效途径；应充分发挥我国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努力促进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对话；推动方法论的建设，既补充定量研究方法的知识，也需要提高定性研究的品质；同时，要重视学术体制和学术规范的建设，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
【关键 词】 中国 国际关系研究 方法论 学术批评
在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是步入了一条快车道，从设置国际关系专业的大学、从事该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招收和毕业的各个层次的学生、以及出版的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期刊、专著、译著和论文等各项指标来看，数量都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但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如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理论创新的缺失、方法论的滞后、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薄弱等，也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与反思。
加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正如王缉思教授所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和有关国际政治的政策研究，在中国是‘两张皮’” 。[1] 近20年来，我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介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但在理论结合实际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不足。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就理论而谈理论的情况较多，而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的外交实践密切结合的学术成果则相当少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研究者对理论的消化吸收程度不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疏离，以及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互动不足等。依笔者之见，加强自身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也许是一条连接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理论创新的有效途径。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关系的日益加深，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遇到我们以前所不熟悉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法律的、文化的。譬如说，为什么会有“中国威胁论”？别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应该从以前大国崛起过程中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在核武器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性质的今天，我们的核战略应该有什么样的考虑？我们能从当年美苏军备竞赛中学到些什么？在石油价格节节攀升的今天，我们对能源安全问题应该有哪些反思？我们可以从其他大国的能源安全战略中得到哪些借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沈阳领馆事件”、东海和南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国际法可为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提供什么样的法理支持？[2] 此外，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及其对未来中国对外政策走向的影响，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连动，历史记忆与国家间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理论含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均势与大国协调理论、威慑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双重博弈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和建构主义都会给我们以启示。而在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外交实践的过程中，相信我们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和发展也会上到一个新台阶。
实际上，即使在国际关系研究比较发达的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自于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现实。譬如说，威慑理论来源于与苏联的核军备竞赛；艾利森的著名的“决策三模式”来源于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而地区研究的发展则得益于中央情报局等国家强力部门的大笔经费的支持——它们的目的本来在于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以加强与苏联在冷战中的争夺，但这种支持客观上促进了美国战后地区研究的繁荣。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既需要用理论来说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以加深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并提出更为长远的对策，也需要通过自身的实践来修正和发展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谓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含义可能即在于此。
推动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对话
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关系专业中普遍都设置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的课程，但两者之间的相互参引、相互关照则显得相当不够。理论和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遭到割裂。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国际关系教育十分重视国际关系史的讲授，这可能与中国重视历史的传统有关，也可能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最早脱胎于国际关系史这一学科有关。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例，仅国际关系史就分为近代国际关系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战后国际关系史三门课程。而美国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中，历史所占的比重则要小得多。
我个人觉得，重视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国际关系教育的一大优点。对于学习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国际关系史至少可以提供两方面的支持。首先，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发展只有放在国际关系史的发展脉络中才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我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发了战后理想主义学派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研究热情；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战后初期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学派的兴盛；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受石油危机的爆发、越南战争、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跨国公司的发展和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增加等世界情势的影响，一些重点论述跨国关系的著作开始出现，相互依赖理论、依附理论等风行一时；70年代后期，美苏之间缓和的结束与新冷战的爆发，使肯尼思·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成为国际政治文献中的主导性话语；冷战的结束，使强调观念、规范与文化作用的建构主义受到人们的重视；而“9·11事件”之后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又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对霸权和帝国的研究兴趣。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谈论国际关系理论，而是要结合某一理论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时代氛围、学术谱系和思想渊源来理解理论。关注历史有助于揭示理论在时空上的适用范围。
其次，历史可以为验证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提供大量丰富的素材。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实际上是在用历史材料来验证各种理论，这就像自然科学中的大量日常工作是不断地做实验一样。许多重要的理论是在验证此前的各种理论的过程中通过修正旧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离开历史，抽象地谈论理论，理论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很难得到有效的证明。
从另一方面来说，历史也离不开理论。如果国际关系史只是单纯的资料堆砌，而没有思想的阐发和理论上的因果逻辑分析，那么大量的历史资料只能是一堆断烂朝报，其价值是十分有限的。实际上，任何历史都是人心中的历史，都摆脱不了因果逻辑。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说法虽然强调了史料对于历史学之重要性，但显然是不全面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讲授国际关系史的时候，有意识地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将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所重视的变量，如实力、制度、观念、认知能力、领导人的个性等引入其中，从而构建一种更深刻、更清晰、更有说服力的历史。[3] 而在讲授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如何更自觉地将之置于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并运用国际关系史所提供的大量案例来说明、验证或者是证伪某些特定的理论。简言之，就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如何将“史”和“论”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真正对国际关系这一学科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师——如卡尔、摩根索、沃尔弗斯、布尔、雷蒙·阿隆——大都具有历史和理论的双重背景。近20年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版的一些公认的优秀学术著作，如杰克·斯奈德的《帝国的迷思》、斯蒂芬·沃尔特的《同盟的起源》以及伊肯伯里的《大战胜利之后》等，都是以历史案例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的（这几部著作中译本均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近年来有一批学者开始自发组织起来，探讨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已经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4]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挥我国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努力促进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对话，相信对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促进方法论的教学与研究
方法论发达与否，常常被看作是某一学科发达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恰恰在这一方面，我国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研究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学界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如低水平研究的重复、学术成果衡量尺度的缺乏、博士论文水平的差强人意、建设性批评的难产等，都与方法论的缺失有着直接的关系。
几年前，阎学通、孙学峰联袂为国际关系学界奉献了一部《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5] 填补了这一领域中的一个空白。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近年来还在每个暑期举办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培训班，这的确是办了一件大好事，表明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方法论的问题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就总体而言，学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对方法论的介绍和探讨还处于一个相对初级的阶段。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一，关于方法论的著作，包括专著和译著还太少。到目前为止，有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各个流派的介绍，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当然介绍得还不够，吸收和消化则更不够），但方法论方面的介绍却是凤毛麟角。[6] 第二，我们的课程设置中，方法论所占的比例太小。大多数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大纲中，甚至没有方法论方面的必修课。研究生课程中，方法论方面的课程也十分匮乏。据美国学者对美国大学前30名的政治系所做的调查显示，在研究生阶段，方法论方面的必修课程平均为三门，而各大学为学生所能提供的方法论课程平均有为8门之多。[7] 第三，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师资队伍。当前，在设置国际关系（包括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专业的各主要大学中，能够开设方法论课程的合格教师寥寥无几，遑论学者之间就这一问题进行相互切磋和共同提高了。第四，与前三点相联系，学界关于方法论方面的讨论和争鸣也很少看到，有数的几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呼吁重视方法论建设的，但结果也往往是石沉大海，很少有人回应。
鉴于方法论的重要性及目前该领教学与研究的状况，推动方法论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当务之急。我们既需要补充定量研究方法的知识，如概率统计分析，也需要提高定性研究的品质。比如说，作为定性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的案例研究应该怎么做？案例研究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案例应该怎样选择？案例之间如何做系统性比较？如何从这些比较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而验证或者是证伪一个理论，所有这些都有一定的技巧，都应该进行系统的训练。[8]
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优势，同时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因此，我们应该提倡方法论多元主义和不同方法之间的取长补短。从事一项学术研究，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问题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有些问题用定量方法来研究会更清楚、更有说服力，如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些问题用定性方法则会更深入、更加贴近历史与现实，如某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而有些问题则适合用博弈论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如美苏之间的核战略对策和军备竞赛等。此外，研究资料的可获得性、研究者的学术训练背景和个人偏好等，也都会影响到研究方法的选择。但无论选用何种方法，系统地了解这些方法都是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之上，再有所侧重。
重视学术体制和学术规范的建设，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
学术体制对学科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一门学科具有学术独立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学术体制本身包括的内容很多，如专业分支领域的设定、学术成果的评估、专业课程的设置、学术组织的建立及活动的开展等。在这里，我只重点谈一谈有关学术组织的建设问题。
虽然学术研究是一件个性化很强的事情，但总体学术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学者之间的交流、讨论和批评。尤其是在专业分工愈来愈细的今天，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学术组织，来筹划、协调和规范行业内的学术活动。目前，世界上重要的国家都建立了致力于推动国际事务的研究与教学的专业性组织。美国的国际关系学会(ISA)成立于1959年，现在北美和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000余名会员；英国国际关系学会(BISA)成立于1975年，现有会员900余人；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创立于1956年，现有会员2000余人。这些学会每年召开的年会，对该领域的学者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学者们在学会中与同行的切磋与交流，批评与回应，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水平的提高。
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学术组织起步较晚，但可喜的是，最近几年，学会的重要性已经开始为学界所认识。随着2003年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的正式建立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等既有学会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国际关系研究的全国性学术组织的架构已经基本形成。今后，学会活动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如何完善自身机构，更好地设计、规划、组织和协调本学科的发展上来。在这方面，国外学会许多做法都可为我们提供借鉴。
学术规范问题是近年来不少学者都在呼吁而又见效不大的问题。由于学术规范强调得不够，有意或者无意的抄袭现象时有发生。许多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对注释该怎么做、引用该怎么引、什么时候需要或不需要引用、什么时候需要直接或间接引用，选择什么样的资料来源，什么样的引文可靠或不可靠等基本问题也不甚清楚。然而，学术成果的累积性和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在注释上。一篇比较规范的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只要大致看一下它所引用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就基本上应该知道它有多少学术价值了。
学术批评在我国是一个薄弱环节。以书评为例，国外的学术期刊，书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评论基本是就事论事的学术探讨。有些刊物的书评，如《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杂志的书评论文，一般都由本领域的专家撰写。相比之下，国内国际问题学术期刊的书评栏目，或者所占比重太少，或者干脆就没有。书评的质量就更不令人满意了，基本上是“歌功颂德型”的，真正从学术角度纵论得失者殊为少见。
真正的学者都知道批评对于学术进步之重要性。对于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来说，大多也都了解制度和规范的重要性。学术体制、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关乎学科未来之长久发展，非短期内所能立就，但学界同人倘能就此形成共识且身体力行，则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将会更上层楼。
注释：
[1] 王缉思：“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0－21页。
[2]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同样也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搞国际法的不怎么研究国际关系，搞国际关系的同样也不怎么重视国际法。实际上，在当代世界，即便是从维护国家利益、增加国家实力的现实主义的目标出发，熟悉国际法、运用国际法也是极为重要的。
[3] 这方面的出色著作是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4] 这方面一个重要的成果是：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5]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 在学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国际关系专业中的西方名著，特别是美国的名著，大多数都被译成中文。但方法论的译介工作则显得有些滞后，一些已有定评的著作还基本上没有被介绍到国内，如Gary King, 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7] Andrew Bennett et al., “Do We Preach What We Practice? A Survey of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s and Curricula,”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36, No. 3 (July 2003), p. 377.
[8] 长期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美国学者亚历山大·乔治和安德鲁·贝内特最近出版的著作为学界所推崇。参见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