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2019年11月25日，王缉思（北京大学国关学院教授）、于铁军（北京大学国关学院副教授）、牛可（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三位教授在《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与冷战》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经授权，私家历史编辑整理文字稿，以飨读者。
《权力优势》的“优势”：厚重而令人信服
于铁军：《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与冷战》是商务印书馆的“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中最新出版的一种。作为丛书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想介绍一下为什么要选这本书来翻译出版。此前丛书出版了加迪斯的《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这也是一本讨论冷战的名著，那为什么还要选莱弗勒的这本书呢？
首先，加迪斯的《遏制战略》对从二战后一直到冷战结束为止的历届美国政府的对苏战略进行了全面考察。而莱弗勒这本书的焦点是杜鲁门政府与冷战，时间范围是从1945年杜鲁门接替去世的罗斯福成为总统之后到1953年1月份他卸任为止，这七年是美国整个冷战体制建章立制、主要对苏大战略形成的关键阶段，尤为重要。
《权力优势》的英文版是1992年出版的，1993年获得美国历史与外交著作最高荣誉奖——班克罗夫特奖。这部书很厚重，英文原著有700余页，中文版有900余页，这是物理意义上的厚重。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厚重。该书网罗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美国国家安全各个部门的海量的档案材料，尤其是军方的档案，其中有许多是新解密的。在此基础上它把美国这7年的决策过程阐述得非常详细，资料非常扎实。大家看它后面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大概就有200页，这是莱弗勒作为一位杰出历史学家的基本盘。
其次，莱弗勒又是一位很有理论框架感、叙述逻辑也很清晰的历史学家，这是比较少见的。历史学家撰述写作时往往注重资料之翔实，但是在要素之间的关系、在阐释的逻辑性上有时并不是那么清晰，也不那么在意。莱弗勒讨论的问题特别庞大，也非常复杂。杜鲁门政府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来实现美国的目标，涉及的领域非常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涉及的地域异常广阔，实际上是全球性的；涉及的部门是各个权力部门都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把情况讲述得很清楚？这个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这么多材料，你怎么来驾驭？不太成熟的学者如果面对像大海一样的材料往往会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下手之后也不能掌握彼此的轻重缓急，很容易就会走偏。而莱弗勒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则显得游刃有余。从大的方面来说，他的观点和论述非常平衡，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是“全面、客观、系统、公允”，而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又非常扎实深入，丝丝入扣，900页的书读完以后丝毫没有杂乱的感觉。它的线索很清楚，按照时间顺序，杜鲁门政府的各个国家安全强力部门怎么围绕他所说的三个主题，即“恐惧、权力、战略”这样三个关键词来展开，对美国方面做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阐述和分析。
到现在为止，如果说想了解冷战初期或者杜鲁门时期的冷战史，或者美国外交史，或者战略史，或者国际史，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说，莱弗勒的这本书都是绕不过去的。相比加迪斯的《遏制战略》，这本书有两个不太一样、或者说更胜一筹的地方。第一，莱弗勒专注于杜鲁门政府这一段，对这一段有更深入、更全面的叙述，把整个决策过程和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运行梳理非常清楚，材料很详实。《权力优势》是冷战结束之后出版的关于冷战起源的第一本大书，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二，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比起加迪斯，莱弗勒的论述更为公允，评论冷战是谁的责任，是苏联的责任？是美国的责任？还是美苏都有？哪个方面是美国的责任？哪个方面是苏联的责任？这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被莱弗勒整合到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会感觉他阐述得特别有道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一定哪个方面就是侵略、就要负发起冷战的主要责任，战后美苏两大国在面对复杂、纷乱、动荡的世界时，怎么在恐惧、在对权力追求过程中互相搏弈，莱弗勒把这个复杂多歧、跌宕起伏的故事讲述得特别令人信服、特别给人以启发，这是我们当时印象很深、从而决定选择《权力优势》翻译出版的原因。
美国凭什么赢得了冷战？
王缉思：莱弗勒在中文版序中说到：“实际上，冷战是一场如何组织政治经济和推动社会文化生活现代化的竞赛。西方之所以赢得了对苏联的冷战，不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或者高超的外交智慧——虽然这些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因为它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他在最后一段中说“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应当时刻牢记这一点：他们不应当被拖进大国竞争的陷阱之中，因为这将把它们的注意力和资源从最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开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它们本国国内体制和生活方式的生存能力。”
我在很多年以前就注意到莱弗勒的这个观点，他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这个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许多人研究冷战时往往研究苏联是怎么失败的，或者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如何把苏联拖垮了等等，而不是莱弗勒的视角。
受莱弗勒的启发之后，我就去研究冷战期间美国国内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它能够保持活力，而且最终对苏联不战而胜。我在这里说美国国内发生变化，是想说冷战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变化，而不是脱离冷战去讲美国的变化。
我写过一篇文章，时间范围已经超越这本书所说的杜鲁门政府那段时间。大意是这个样子：在40多年冷战时间里，美国同苏联对抗，使反共成为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性。美国怎么反共？它把苏联抹黑，然后说自由民主占上风。这本书用不长的篇幅论述了麦卡锡主义。我们现在国内又重新谈麦卡锡主义。但是我做了一点研究，发现麦卡锡主义没多大了不起。一种观点说它涉及400多万人，另一个说法是600多万人，很多联邦雇员都受到调查。那么最后处理了多少人呢？一个说法是300多人，另一个说法是500人。就算是400人，在1948—1958年的10年里，平均一年受到打击的不到40个人。在美国因麦卡锡主义而丢饭碗或者饭碗受到威胁的，实在是太小的一个数字。所以麦卡锡主义没有多大影响力，美国也没有因为麦卡锡主义受到多大损失。这个数字很值得注意，麦卡锡主义没有我们想象的给美国造成那么大伤害，它没有造成太多冤假错案。包括激进左派在内，各个政治派别在反苏反共方面形成了共识，巩固了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
我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发现，被美国人说成最亲共的人是马丁·路德·金。但他被关押在监狱中时，听说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实行严苛的宗教政策，表示如果他在那些国家生活，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也就是说，他也一样地反苏反共，他反苏反共主要是由宗教因素造成的。如果左派都是这样的话，右派的意识形态就更不用说了。这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的冲击和反应。
第二，社会文化方面。这本书没有提到太多这方面，因为它主要不是讲国内政治的，但我要提美国的国内政治，那就是黑人受到迫害。冷战初期很多国家的人跑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住不上宾馆，因为宾馆的标示牌上写着“不接待有色人种”。然后全世界都骂美国，说美国这样一个自称民主自由的国家，黑人受到迫害，到美国都住不上旅馆。后来美国的领导人都说这太不像话了。所以这就在一个方面促成了美国对黑人政策的变化，消除种族歧视，这跟冷战是挂得上钩的，然后美国就向种族平等迈出重大步伐，从而加强了社会凝聚力。
黑人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有一个大运动叫“反文化运动”，跟越南战争有关系，包括妇女解放等等。美国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种在现在被称为“多元文化主义”或者“文化多元主义”的说法。同时，宗教势力回归，这跟冷战有关系。右的方面是宗教势力回归、宗教复苏，信徒比过去多了，左的方面是“多元文化主义”，这两方面都跟苏联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格格不入，但是都增加了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同时，因为宗教回归这类向右的转向，到了冷战的后期，即里根时代，保守主义就占了上风，这是社会文化方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经济方面，莱弗勒也有所提及，就是冷战时期的战备和对外战争。一方面它们耗费巨大资源，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提高了美国的经济能力，比如汽车工业、高速公路建设等行业。还有大规模人口迁徙，为了备战，从美国的东北部移民到中部、到西南部，包括现在的洛杉矶、德克萨斯州等地。当时大兴土木，都跟冷战备战有关系。同时，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刺激了美国，使美国非常担心，它开始进行自己的空间计划，促进了计算机等等各方面的发展。所以冷战也刺激美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多制度创新，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的发展成熟等等，都跟冷战有关。
特别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是，刚才说的美国国内的这些变化，是一种在风雨飘摇中的动态平衡。不是说美国非常稳定，而是美国非常不稳定。越南战争期间不稳定、黑人运动造成不稳定，还有尼克松下台等等很多事，美国是一种在动态平衡中的稳定。相对来说，苏联是很稳定的，苏联比美国稳定得多了，但是最后出现了苏联解体的结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美国的群众运动是波澜壮阔的，马丁·路德·金被刺、肯尼迪被刺、越南战争期间发生那么多游行示威活动，等等。现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对特朗普的反对或者赞扬也是很厉害的。但是比起我读到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现在的美国还是相对平静的。我也觉得现在的乱象很值得注意，但是好像还没有乱到那种程度，以至于弄到推翻政权、政府，或者完全否定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美国的法治传统和体系，始终把社会动荡和领导人更迭控制在一定制度和规则之下，它的制度规则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美国国内变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政府，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有多少事情是政府去推动的呢？比如黑人运动造成政府被迫做出某些政策调整，越南战争也是由于群众运动推动而结束的。美国不是通过统一思想和行动去实现变革的。
最后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美国人总是唱衰自己，总有一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夸大对手（例如苏联）的实力而唱衰自己，以提高国民的警觉性并激发他们的斗志。这是美国一贯的做法，今天也是这样。这也是冷战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
书里提到权力优势的问题主要是指地缘政治，它讲了地缘政治、政治经济，也讲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美国在冷战刚开始时有一种恐惧，担心苏联变成欧亚大陆的优势国家，而美国要在欧亚与苏联竞争。与当时相比，美国对苏联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忧虑现在转移了。美国对苏联那时候的意识形态有忧虑或者担心，现在也把相当一部分忧虑转移了。
还有一种恐惧就是，美国认为中国可能把自身意识形态的优势扩展到全球。就像这本书里说的，如果在世界上美国自己这套东西不能战胜对手的话，那么国内这一整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架构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它对敌人的恐慌主要来自于国内。也就是说我们在关注美国时，一定要高度关注美国国内发生的变化和美国的恐惧。现在从特朗普那里表现出来的美国恐惧，就是担心中国在贸易上与美国争夺，制造业优势向中国转移，以及跟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竞争，觉得中国可能在5G、人工智能这些方面超越美国。我感觉美国在这方面的忧虑比冷战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当时担心在空间技术方面被苏联超越，然后就非常认真地进行这方面研究。现在美国又开始说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窃取其技术，然后应用在中国国内，并有可能最终应用到美国人头上。比如说在人脸识别方面，美国人很担心最后在美国国内也像中国这样搞人脸识别。美国人对中国技术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它是真的在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读这本书和从这本书联想到很多现实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也承认，我看这本书主要不是看历史，而是从这本书悟出现在，毕竟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只是对政治或者对国际关系感兴趣。
牛可：以前我们读大学时，冷战在教科书上主要是美苏之间的外交史、国际关系史，一般被理解为和外交、军事问题相关。现在对冷战的理解已经大大拓展和改变了，就像王老师才说的，冷战涉及到社会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的竞争和斗争。国外也有的学者用别的词，比如说文安立等人说这是两种“高级现代性的版本”的竞争。其实冷战中人们都意识到，也都在谈论所谓世界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竞争。《权力优势》这本书上也讲到，当冷战启动时，杜鲁门告诉美国人：这是两种生活方式（ways of life）之间的竞争。莱弗勒还有一本书，题目《共产主义的幽灵》，它把冷战起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导致一个反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的崛起，实际上认为冷战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必须在这个时段、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去认识冷战的起源和性质，而不只是从20世纪40、50年代说起，也不只是简单讨论追溯是谁的责任，双方外交中有哪些误判误算、谁承担更大的责任。当然冷战具有悲剧性，从这个意义上冷战确是一种悲剧：它让苏联和美国付出巨大代价，尤其是给第三世界被牵进去的国家带来了很多灾难。说悲剧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巴特菲尔德所说的人类历史的悲剧，就是行动者处在一种不可更改的结构之中、处在难以摆脱的情境之下，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某种可悲的状态和结局。美苏有不同的国家性格、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世界历史命运有不同的展望，而且都能裹胁巨大的政治经济力量，都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能调动巨大的内部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竞争。在当时的情境下，冷战的发生似乎不可避免。
刚才王缉思老师谈到了冷战过程中的一些性状，我看这本书时也有类似的感受。美国是为了冷战做出巨大改变的一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很独特，在冷战之前，特别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就像有很多人经常说的，它是一个反国家的国家。就是说，美国人有源远流长的反国家的传统，anti-statism。有人说美国建国的时候，做的更多的不是为了怎样从正面的方向上构建一个国家，而是更多地考虑从消极的方向上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美国建国以后，在美国人的生活当中长期以来没有什么联邦政府的概念，大家觉得我们的生活可以不用政府，或者至少不用联邦政府。
20世纪30年代时，白宫旁边有一个楼，就是老行政大楼（Old Executive Building），现在叫“艾森豪威尔行政楼”。（王缉思：现在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所在地。）那也还算是一个壮观的大楼，但是直到1930年代，这个现在看来并不大的大楼把海军部、陆军部、国务院都装进去，说明它的对外政策政府机器真是小。这个对外政策机器规模很小，人很少，美国人不愿意在这方面花钱。今天随便哪个机构都比那时大得多了，更不用说五角大楼了。
20世纪40年代，好像是亨利·史汀生说，我们美国政府不要偷看公民的信件，意思是不搞对外秘密情报。后来美国经历了大萧条、二战，政府活动扩张了不少；但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人有巨大的冲力想“复原”、回到过去的“常态”。但是由于冷战的爆发，美国再回不去了，就开始搞巨型国家，搞大政府，或者说所谓的“军事—财政国家”。对这种情况美国很多人是很逆反的，甚至包括这些国家的构建者，他们自己心里都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不喜欢，不适应，甚至觉得不幸，比如艾森豪威尔、杜鲁门。他们在创建这个冷战国家，要花很多钱的拥有巨大战争机器的国家，但是他们心里都在对这个事犯嘀咕，都很迟疑。美国有根深蒂固的财政保守主义，不想让美国社会、美国经济、美国公民社会为了应对冷战这么一个新的外部局势付出太大代价。
比如艾森豪威尔，他自己是个军人，是很了解战争的，但他很担心冷战给美国造成很大压力，会引起“军工复合体”的尾大不掉，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毒化美国的社会经济体系。其实早在艾森豪威尔谈军工复合体之前美国就有这样一个论调，也是《权力优势》这本书里一再提到的，就是说美国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堡垒国家”（Garrison State），出现一种高度军事化的体制，造成那种把公民社会、民主制度都挤压和压制掉的情况，美国人很担心这点。
冷战精英最重要的品质，是谨慎
于铁军：莱弗勒在《权力优势》中文版序言里有一句话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他写道：“（超级大国）应该仔细思考如何管控彼此间的恐惧，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调控它们因为感到自身力量增长而骄傲或因衰落而焦虑的心态。”国家强大了有时会有些傲慢，国家相对衰落时难免就会有一些焦虑，怎么管控这种心理的确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当这种实力对比变化的真实性还很难确定的时候。
莱弗勒在本书最后总结部分提到了“智者、愚者、慎者”三种类型。智者是指美国的冷战决策者做得是比较得意的那部分，像将日本、德国作为民主国家纳入西方阵营，使之复兴并持续保持繁荣，进而成为西方阵营中坚定的一员。
愚者是指有些人夸大了第三世界国家受苏联影响的程度，导致了美国的过度介入，比如越南，甚至印尼这些国家，在东方阵营里并不是唯苏联马首是瞻，但当时他们认为东方阵营是铁板一块，为了阻止苏联的扩张就必须介入这些国家的内政，并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但却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战略成果。导致这些悲剧性错误的决策者，包括“出类拔萃之辈”麦克纳马拉和麦乔治·邦迪这样一些就其自身资质而言绝顶聪明的人。麦克纳马拉记忆力惊人到什么程度？部下准备了900多张幻灯片，给他汇报好多个个小时，他听完汇报之后会准确地说出你把幻灯片倒回到多少页看看，那里可能有一个错误，倒回去一看真的是有个错误，脑子像计算机一样的精确。这样的精英是如何指导美国陷入越南这样一场目标不明、过程混乱的战争里的呢？美国有很好的专家，但是在战略方面也经常犯重大的错误，这是愚者，需要很好地反思。
莱弗勒认为，智者和愚者都是少数，更大一部分是慎者，这也是其对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肯定。我们做战略评估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比如你评估苏联、评估越南的情况，很多时候确实很难做出确定性的判断。这时候的关键词是审慎。在做战略评估时要时刻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不要贸然行事，用中文说就是要“三思而后行”。作为决策者，在出台重大决策之前需要详细论证一下做这些事情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最后他的归结点是需要重视战略评估，需要一项前后连贯的大战略，要什么样的战略目标、有什么样的手段、有多少资源来支撑，这些都应该事先搞清楚。
牛可：梅尔文·莱弗勒知识非常渊博，对那个时期的人非常熟悉，有很深的理解。领导美国打冷战的这批国家安全精英，也就是所谓的 “东部权势集团”（the Eastern Establishment），有军人、有政治家，有学者和工业家，有各种各样的人，读这些人的传记时，会发现他们的品质和能力令人印象深刻，甚至令人佩服。有本书叫The Greatest Generation，最伟大的一代，是说他们是20世纪以来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代，当然这有点太高大全了，美国式的自吹自擂。但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特别是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开始，这个群体慢慢集结形成。东部沿海的商界精英、华尔街的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加入战争准备、战争动员，参与到国家政策事务当中，积累了经验和势力，形成了传统。
这些人就政治和道德层面上的特性而言，真的是非常了不起。而且我在别国的精英群体的参照下感到，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不浅薄不虚浮，有正大庄严的气度和气象。他们个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和缺陷，相互之间的差别和分歧也很大，作为群体也有历史局限性。这批人当中当然有所谓冷战斗士，Cold Warrior，但这些人里也出现了冷战的批判者，像早期的华莱士，罗斯福的副总统、商务部长，是最早的冷战批判者，还有后来的卡曾巴赫、切斯特·鲍尔斯、罗杰·希尔斯曼等一批政治家和官员也都在批判冷战、质疑冷战。我的感觉是，无论政治取向如何，他们都是怀抱坚定政治理念、有政治道德感的、诚实的人。
这个现象其实值得重视值得深思：构建新政国家、冷战国家、打冷战的，就是这么一批人。人的问题，政治精英的品质、格局和特性的问题，是不是个要考究的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对比之下我们会觉得，这当然是个重要问题。比如说当时的美国，国家在剧烈扩张，而国家的权力膨胀的过程中普遍都会有腐败滋长的问题。克鲁格曼就说过这个事，说新政时期的清廉简直是一个奇迹；二战其实也有这种情况，也呈现了这些人的政治品质和美德。
这些人，这批精英有各种各样的美德。其中有一个美德，是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在《权力优势》最后部分，作为结论性的一个意见，莱弗勒提出，打冷战的这些美国领袖和决策者，他们有作为智者的一面，有作为愚蠢者的一面，但是大于这两方面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作为谨慎者的方面。这里的意思是，谨慎，political prudence，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和智力素质。也可以说，谨慎是一种太必要和太重要的政治品质。
这里又联想到莱弗勒书里没有谈的肯尼迪。肯尼迪也有一种反潮流式的谨慎，与深沉的人文精神和历史反思相关的谨慎。在某种意义上说，肯尼迪到他遇刺身亡不久前已经变成是某种意义上反冷战的。他的就职演说中他像典型的冷战斗士那样，说为了打冷战“要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责任”，后来他肯定不这么想了。他跟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说：我们俩生活中的各种享受，human pleasures，都差不多经历了，我们死无所谓，但是我们的孩子会承担核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毁灭，所以我们必须避免核战争。我认为他被刺杀前没多久的一次演讲——就是在美利坚大学的那次演讲——非常的重要，他实际上是要扭转冷战这个局势、要终结冷战。有人讨论说20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冷战有趋于终结的动向，说如果没有第三世界，冷战到1960年代初就结束了。莱弗勒书里也说，第三世界问题的根源是在杜鲁门时期，美国夸大了第三世界的作用，而且不理解第三世界的很多事，不理解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不理解第三世界的革命民族主义，让美国人和第三世界的人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20世纪50年代末，基辛格见到80多岁的杜鲁门，问他说最初冷战格局是你奠定的，在你做过的那么多事当中什么是你印象最深、认为最重要的？杜鲁门说是德国和日本的重建，我们打倒它们，我们又扶起它们，把它们变成民主国家，这是我们做过最了不起的事情，只有我们美国人能这样。他显然认为这体现着美国的各种力量，超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权力的很多东西都体现在这些事情里面。
冷战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美国？
于铁军：缉思老师主要是从冷战的影响来谈的，特别是它对美国国内所产生的冲击、引发的反应，以及美国赢得冷战胜利的原因是什么，今天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牛可老师谈了冷战给美国政府所带来的改变，以及给后者所带来的忧虑。莱弗勒是一位历史学家，牛可老师是历史学家，莱弗勒作为历史学家的一面牛老师会有更好的解读。
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在阅读过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莱弗勒在这本书里运用了很多国际关系的概念，来帮助读者理解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战略竞争，比如“安全困境”、同盟理论中的“追随”还是“制衡”，还有关于核武器、核战略方面的论述，甚至还有关于国际安全体制和机制方面的论述。虽然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可以看得出他对国际关系理论、决策理论也比较熟悉，并且将它们结合在自己的历史叙述中，可以说是做到了历史、理论和政策的融会贯通。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阵营中最新的一个流派被称作“新古典现实主义”。需要指出的是，莱勒夫《权力优势》这本书通常被看作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发端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他著作还包括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及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的《疲惫的巨人》(The Weary Titan)等。就内容的丰富程度而言，可以说《权力优势》是一部描述杜鲁门时期美国政府如何进行冷战的百科全书，同时它的逻辑线条很清楚，是一部历史学家撰写的，但是又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著作。
经历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经历了像希特勒这样的法西斯极权主义政权上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这些历史记忆塑造了美国权力精英、塑造了杜鲁门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需要对战后苏联力量的快速增长作出应对。刚才牛老师提到，杜鲁门引以为傲的成果，是在他执政时期，德国、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进行了成功的改造，两个生产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站在了美国这边、站在了西方这边，成为美国的盟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前一段时间曾提到，美国之所以最终赢得了冷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有非常好的盟友，而苏联方面的盟友则相形见绌，不仅不能给你加分，而且还常常给你减分。
就冷战对美国的影响而言，刚才缉思老师和牛可老师谈到的美国的全球性角色和战略人才问题，我也特别有感触。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国内这么多年来也已经翻译出版过几本很有意思的相关著作。沃尔特·艾萨克森和埃文·托马斯合著的《美国智囊六人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深入刻画了埃弗里尔·哈里曼、迪安·艾奇逊、罗伯特·洛维特、约翰·麦克罗伊、乔治·凯南和查尔斯·波伦这六位曾在杜鲁门政府中担任要职并在美国冷战大战略缔造及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精英人物，他们被称为“六友”。这些人的精神世界、他们的世界观，以及在决策过程中怎么做的这些事情，都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因为什么事情最终都是人做的，不管什么计划、什么战略，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可能什么也干不了，更是什么也干不好。这是我在看他们传记过程中深切感受到的一点。到1960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名记者戴维·哈尔伯斯坦写的《出类拔萃之辈》（三联书店1973年版），里面讲的是麦克纳马拉、麦乔治·邦迪等一拨人的故事，写得非常精彩。冷战后小布什时代国家安全团队的所作所为，包括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赖斯等人，大家可以去看詹姆斯·曼的《布什战争内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美国有非常好的记者，记者写的东西比学者写的东西更吸引人，大家愿意看。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美国这些决策者怎么想、怎么做的，这有助于我们从微观上了解美国国家安全体制运作的机理。光知道一些宏大的东西而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操作的，这是不行的。光说美国的战略是“一个半战争”还是“两个半战争”，是遏制战略还是超越遏制战略，这些并不足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它到底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冷战对美国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行政部门的权力比此前加强了很多。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导致了美国庞大国家安全班子的成立，美国总统的权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总统的权力也要大很多，成了所谓“帝王般的”总统。第二个影响是在长期冷战过程中美国国内产业部门和军事部门之间的形成了一种有力的、运转良好的军民融合机制，不仅是产业、技术方面的融合，更重要的是观念和体制方面的融合，怎么动员各种有生力量，使国防观念、国防体制、国防科技和国防战略能够真正利用民间的力量发展壮大，形成“军转民”和“民转军”的良性互动，这是一个大课题。以前我们常常把这个称作是军工复合体，我们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带有一点儿贬义，但是现在美国国内讨论用这个概念时不一定是贬义的。这方面的研究受一些因素的影响，迄今为止公开研究成果还不是那么多，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还有一个方面是在冷战大背景下，大学、科技界怎么被动员起来加入冷战，而它们自身又是如何受到冷战的影响，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如果去麻省理工学院看看林肯实验室等，不少都是美国军方大力资助的。冷战对大学的研究领域、行政管理、乃至教育理念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冷战结束已经三十年了，但我们现在面对的其实还是这样一个美国：其国家安全体制、军力结构和军费规模与冷战时期相比变化甚微。在大家都觉得美国不太行了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去研究一下在对等领域我们是不是能跟美国这些体制相媲美、相匹敌。比如军事技术投资方面有一个数字，在过去70多年中，以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美国军事科技方面的相关投入大概每年在500-800亿美元区间波动，占全球军事科技研发总额的三分之二。2019财政年度这个数字是800亿美元，超过世界上除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之外所有单个国家的军费总额，日本每年的军费才500亿美元左右。美国的军事机器在冷战结束以后也没闲着，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使它的军事力量基本上保持在这样一个水平上。超级大国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巨人间的角逐，必然是长期的，最后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军事，而是取决于科技、教育、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构成的综合国力。从这些方面来看，发端于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莱弗勒的这本书在这方面也是特别有价值的。
当然，本书1992年出版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很多关于冷战方面的著作，有的有新视角，有的有新材料，有的有新方法，各有千秋。比如牛可老师翻译的文安立著《全球冷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是从第三世界角度讨论冷战的问题，新近出版的美国情报专家乔治·希尔撰写的《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金城出版社2020年版）是聚焦在凯南对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这一点上，冷战国际史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发展很快的领域。尽管如此，在2017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一些著名历史学家还在讨论《权力优势》这本书，认为它依然对冷战爆发的原因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关于杜鲁门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和冷战的肇始，以及美国在这段时期的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等问题，莱弗勒这本书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一种观察：美国与美国人
王缉思：刚才两位老师都分别谈到了美国人，我也有一些感触，我觉得这是我们很需要了解的一个对象，不管是美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商人、企业家，还是学者。我对此很有感触。比如基辛格，前天这个时候他在北大，我们一块聊天，他很愿意接触中国人，我见过他若干次，谈话谈得很深入。
现在美国有一位名人宣布参选总统，叫迈克·布隆伯格，他通过别人知道我，然后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他在什么样的办公室呢？你无法想象，他的办公室在布隆伯格大厦中的一层。那个大厦都是他的，可他的办公室跟其他所有雇员在一起，都在这一层里，就是一个小隔断，没有墙，他跟其他人在同一个空间里，然后有一个办公桌，也不比别人大。他看到我去了，然后放下手头的工作，请我到旁边坐一会儿。那天早上他让我八点钟去，我就没吃饭，心想估计他得请我吃饭，结果到了没饭吃，只是喝点咖啡、喝点茶，用了个把小时问我中国的情况，谈谈他自己的情况，并让我谈谈我自己，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隔阂，我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现在他要竞选美国总统了，在我眼中，他的形象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老头。
我还想起越战期间最有名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他晚年时到北京来，我见了他不只一次，也是一个普通老头。于铁军老师刚才提到《出类拔萃之辈》这本书，麦克纳马拉就是当年的“出类拔萃之辈”，年轻时候像神童一样，曾是福特公司的高管，后来当了国防部长，再后来当上世界银行行长，军事也懂、技术也懂、经济也懂，好像没有什么不懂的。但是他晚年很失落，他觉得越南战争打错了，为此写了一本书进行反思。我觉得他已经反思得很深刻了，但是越战老兵还是不能饶恕他，说你现在轻松地说打错了，你能负责吗？我胳膊没了、腿没了、兄弟都没了，你们这些政客当时的一个决策，就让美国干出这么蠢的事。麦克纳马拉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出来承认错误总比不承认错误强吧？他说的话挺感人的，说那个时候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死了那么多人，很懊丧。我还想起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在一块吃饭，他们两口子和我们两口子，也谈了很深入的问题。
这些美国人对我来说是一个个普通的存在，没有那么大的架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了大人物，还想要讨好别人，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对人不能摆谱。如果布隆伯格摆谱的话也不能竞选。他们是那个制度产生的一拨人，这拨人没有一个是智力低下的，也没有人显得非常高贵地跟你摆谱，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规矩。
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批人，让我想到很多：这个国家衰落下去的理由在哪儿？当然，我也长远关注一个问题：美国是怎么从冷战一步步强大起来的？美国的经济增长其实是惊人的，尽管战后左派政治学家总是唱衰美国，说美国与冷战刚开始时相比衰落很快，如学者沃勒斯坦所说的“老鹰坠地”。但是我看到的资料显示，194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大概是2000亿美元，1950年是3000亿美元，1960年是5000亿美元，也就是说20年增长了一倍半。而现在美国的经济每年增长2%、3%，它从来没有倒退过，也就是没有负增长，没有大起大落，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看看现在美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不能轻易说它不行了。从长期看，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惊人。它有一套东西不可放弃，就是市场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推动。
公民社会对美国来说也非常重要。美国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政府，当然它的政府也越来越大，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它的人，它的人造就了社会，然后社会造就了这个国家。从历史来说先有社会，后有国家，这是跟大多数其他国家很不一样的。有的美国左派历史学家，把美国那些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处在社会底层的黑人、妇女都写出来，是这些人使美国壮大起来的。不管右派还是左派，秉持的都是美国那套价值观，没有人出来反对那套价值观，包括乔姆斯基在内的美国左派。他们这个共性是存在的。
我对美国的现状很忧虑，例如美国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和族群矛盾激化，但是如果你要说这个国家马上就衰落了、马上就不行了，或者跟其他国家相比不行了，我很难接受这个推理。
牛可：刚才看到缉思老师手里拿的他写的那篇文章叫“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而王老师刚才到的发言也是讲这样一个意思。王老师说的，也是我作为一个美国的观察者体会特别深的。关于美国国家，美国人自己造出来一个概念，associational state。翻译过来叫“联系型国家”，就是说与各种社会群体和公民组织有广泛联系和合作的国家体制、国家风格。这个概念背后其实就有王老师这篇文章里刚才提到的一些东西。这里有跟其他西方国家甚至都不一样的东西。
政府和国家是利维坦，是要掌握政治权力、专断权力的机构和制度容器，它会限制社会、挤压社会；但也必须和社会达成协调和适应。国家强大有效与否，有时要看他和社会是不是有相互支撑、相互补益的关系。冷战中的美国的国家，简而言之，是有强大的社会支撑的。美国研究国家建构的一批人，在“联系主义”的概念之下讨论使美国国家强大和有效的社会条件、社会根源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老是说自己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美国其实也有他的办大事的能力。
而且美国往往是以较小的代价办大事。相对而言它在国家扩张、政治发展，还有打赢冷战的整个过程中美国所付出的历史代价是比较小的。至少在冷战当中它和苏联相比，包括和很多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有这么一个历史性的优势。比如冷战中，苏联和中国都搞战略纵深建设，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要搞经济和工业的疏散，在准备打仗，特别是准备应对核战争的情况下，按最坏的与其做打算，工业一定要分散，这是最合理的。而苏联和中国都能够做到，一声令下马上把重要工业设施和人口疏散了。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强大的压力要搞这一套，但是这不符合商人的利益，搏弈来搏弈去就是搞不下去，大概吵了10年，最后没有做。这实际上是捡了一个大便宜，经济少受到很多损失和浪费。
刚才王老师提到麦克纳马拉，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一个电视片里，叫Fog of War，他说到越战的时候哭了，对过去做的事很沉痛。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肯尼迪当总统前有一本书得了普利策奖，都传言说那个是肯尼迪的头号幕僚索伦森捉刀给他写的；后来麦克纳马拉被推举为国防部长，在第一次去见肯尼迪时就当面问他：这书是你自己写的吗？这件事或许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我们所熟知的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之间对权威和秩序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情况下最好不要以我们熟悉的文化语境去揣摩别人。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