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度中产阶级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是印度社会中人数极少的中间阶层，以自然经济下的商人、地主为主。在殖民统治建立后，瓦解了本土的旧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开始出现，他们的上层依附于英国统治者，其下层游离于统治集团和下层民众之间。畸形的社会结构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特别的烙印，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中产阶级的形成规律和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 老中产阶级 新中产阶级 民族独立 政治前卫和妥协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有着中等阶层、中间阶级的涵义，它不是阶级冲突语境下的阶级特征，在社会学中是指在经济政治上有着共同利益却有内涵广阔的人群。印度中产阶级在前殖民时期是处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中没有政治权力却在经济上促进社会运行的一个中间阶层，到了英国殖民者摧垮了印度的自然经济后，才产生服务殖民政府、依附殖民者的新中产阶级。在中产阶级的发育过程中，又分化为主流保守的上层中产阶级和激进革命的下层中产阶级。

一、自然经济下的中产阶级雏形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是封建割据的大帝国，以封建土地关系为基础的军事采邑制、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世袭不变的社会分工制度和以农村村社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孕育了印度社会的特有的稳定性和保守性。

在十七、十八世纪，印度社会处于自主发展的中期向晚期过渡的阶段，在封建自然经济的母体内，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加强了。在农村，农业手工业出现商品交换关系；在城镇，手工业者除了传统地为封建主的消费和对外贸易外，开始较多地为地方市场生产。国内市场日益活跃，出现大的区域性市场。1

在孟加拉、迈素尔出现了棉纺织手工工场、缫丝工厂、制糖工场，雇佣少量工人。在旁遮普、克什米尔的制披肩工场雇佣工人达数百人在孟加拉、奥里萨、比哈尔、戈尔贡达、古吉拉特出现矿场、造船厂，他们是由商人转化而来的。2

包买商控制着手工业者，富裕的包买商常常一个人控制着几个县区，提供预付款、提供原料和收取产品。“虽然印度的商人和从事制造业的阶层是富裕的，并且布满了全国，甚至控制了经济机构，但他们却没有政治力量，政府是专制的，而且大部分依然是封建的。”3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刺激了封建主的贪欲，地租税已规定用货币交纳，税率不断提高。上层对手工业者和商人征收苛重的捐税：营业税、地皮税、过境水税和数不清名目的勒索。

在这样的社会中，阶层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据于上层的是独揽宗教事务的婆罗门和掌握军政大权的刹蒂利，垄断的地位满足他们的世袭奢华放纵的生活，贵族们担心死后归还财富和田产，打消了节俭的念头。中间阶层是吠舍，是平民和商人，但他们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17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种姓制度的变化，这一阶层中的一些人在沿海的大城市从事商业活动，使他们在经济上有一定改善。构成中等阶层的还有在种姓中处于下等，但拥有土地的边远地区的土著部落酋长和印度教的王公，他们有着很好的经济收入，但被禁锢的社会地位是他们向上层社会的努力的“天花板”。在统一程度最高的莫卧儿帝国时期，在官僚体系中出现了一些行政、税收和法律事务官员，这些人在政治地位上处于贵族与下层民众之间，有着比较高的收入。这是中产阶级的雏形。位于社会最下层的是首陀罗，是广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这是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穷人，过着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但由于宗教典籍《摩奴法典》、《雅吉尼亚瓦尔索法典》等鼓吹的种姓制度的道德钳制，他们备受磨难，却也与世无争4。

在专制的帝国中，贵族之下的小小的“中产阶级”以俭朴作为重要的生活特征，他们不喜欢“浮华虚饰的花费”，而是按各自的职位和职业的生活水平过活，朴素又节俭。佛兰西斯科?佩尔萨埃特记述，“工人、听差的或仆役和店主，他们名义上是自由的，但他们的地位和自愿的奴隶没有差异，他们的工作不是自愿的，工薪低、食宿条件差，经常遭受帝国官员的压迫。店主虽然有时富裕受到尊敬，但一般他们把钱藏起来，否则就会成为捏造罪名的牺牲者。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将被通过合法的形式没收” 。5对于富人们在马哈勒（私宅）中的挑动情欲的肉感、放荡不羁的欢乐和讲究的装饰过分的浮华6，他们充满反感之情。而在西海岸的商人由于他们在广泛的商业活动中发了大财，因此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由于专制统治、种姓制度、教育的垄断，印度早期的“中产阶级”成长受到严重制约，印度人口由一小部分极端富有而奢侈的上层阶级、一小部分朴素的中产阶级和非常多的下层阶级组成，7没有形成现代中产阶级研究意义上的纺锤型和金字塔型。

安于现状的生活到殖民前期有了些变化，对于那些拥有土地和很好收入的边远“中产阶级”上层，他们渴望上层社会的地位和声望，而作为社会流动屏障的种姓制度的松动给他们创造了机会，南方的中下层种姓会模仿高级种姓的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摈弃原来种姓集团的习俗，这样来得到高等级的种姓的承认，通过这种“梵化”的手段，早期的“中产阶级”开始了向上流动的历程。但这仅是可能，而且需要1、2代人的不懈努力8。

印度十八世纪的莫卧儿政权急剧衰落，英国此时战胜了法国势力，在十八世纪中期走上了征服印度的道路。印度人陷入了分裂，给英国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十七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的花费猛增，导致封建剥削大大加重，一方面对农民、手工业者的榨取和对商人的勒索加强了，另一方面中央政权和地方封建主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也日趋尖锐。统一的政权不复存在，诸侯间同室操戈，互为水火。“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它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特人打倒（指1656年马拉特人起义，作者按），马拉特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1761年阿富汗军队在旁尼帕特打败马拉特人），而在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9

二、旧中产阶级的终结

在英国入侵前，印度商人和金融家中最有势力的是古吉拉特商人、马尔瓦利商人和切提商人，他们是商业种姓或长期以经商为职业，在十八世纪他们的势力扩大到印度各地。大商人不但从事为封建主和贵族消费的大规模的内外贸易，而且常常负担封建王公们的金融信贷机构的职责，有的受托代征地税，有的被授权铸造货币发行汇票。10

在征服印度领土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自己统治者的地位。排挤已经占据居间地位的印度商人。他们通过垄断贸易，用自己的代理人哥马斯塔直接深入市镇农村，收购产品等手段挤压印度商人的空间，迫使他们就范，依附于英国商人。

英国商人通常只付四分之一的货价就抢走农民和印度商人手中的货物，同时使用暴力迫使农民拿出5个卢比购买他们的只值1个卢比的货品。11哥马斯塔们常常自以为有权强迫每个居民买进他们的货物或卖出居民的货物，倘若居民因为没有钱而加以拒绝，鞭挞或拘留就随之而至。他们买任何东西，总想起码比别的商人要便宜许多，甚至拒绝付款。12

在金融领域同样发生了英国殖民者排挤印度银行家的过程，通过关闭达卡、帕特那、穆西达巴德的私人造币厂，停止印度银行家传统经营的汇兑税收业务，建立英国银行，赋予它们发行钞票、实行汇兑特权而实现。曾经帮助英国人征服孟加拉的大银行家贾格特?塞特家族也没有逃脱这个命运，终于被殖民者卸磨杀驴，沦于破产境地，靠领取年金维持生活。13印度银行家既然被从国家贷款业务中排挤出去，以后便主要把资本投入买地和高利贷活动，许多人购买了因欠税而被拍卖的柴明达尔的土地，成为地主。

英国统治者垄断商业、排挤印度商人的活动，对印度商业的发展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他破坏了已经建立并且自十七世纪以来就得到发展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印度商业，使印度的商业活动完全服从英国的掠夺目的。它夺取了商业利润的绝大部分，影响了货币资本在印度商人手中的积累。它中断了正在发展的包买商的活动，最后使得独立的印度商人失去独立的可能，而成为英国的商业买办和附属品。

在1793年，印度总督科努奥里斯颁布永久佃租制，把土地宣布为印度封建主和包税商所有，有固定税率，地主负责交纳土地税，建立了大地主阶级，造成了中小旧式地主的破产。在1829年印度总督威廉?本丁克总结到：“永久佃租制虽然在许多地方失败了，但至少还有一个好处，因为他制造了庞大富有的地主集团。他们都深切关心着英国统治的持续，以便于他们对人民大众的彻底控制。”14

三、殖民时期催生的中产阶级

从1757年开始侵占孟加拉开始到1849年兼并旁遮普为止，英国殖民者用92年时间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从英国女王那里得到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权，1702年与另一个竞争的公司合并，组成东印度公司之后，又从印度国王那里得到建立军队、宣战讲和、占领土地的特权，从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广泛的商业、政治和军事特权的三合一组织。

英国殖民者打断了印度社会沉重缓慢的进化，把它纳入了世界市场。

1793年，英国殖民者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柴明达尔永久地税制。

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确立，印度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印度人开始创办工厂，印度产生了第一批民族资本家，他们主要来自为英国殖民者服务的大商人，这反映了印度中产阶级上层产生的特点。在印度这块殖民地上，封建官僚系统已经不存在，原来的名门望族多已经垮台，老地主也没落，所以与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的最早的民族资本家从官僚地主中产生不同。

除了大工厂以外，五十年代以后出现了许多小型原料加工企业，其创办人多为印度的地主和商人，也有极少数是从富裕的手工业者上升而来。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段，但大工厂的出现又以大量的手工工场为补充。“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模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15

这一时期的印度中产阶级产生有以下条件：（1）18世纪下半期，随着英国国内工业革命的开始，一些资本家自由商人打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在印度开设代理商行，经营对印度的进出口贸易，有一些印度人受雇担任纪经人、代理商、中间人处理英国与印度的商业居间事务，分享贸易利润。而且他们在与英国商人的合作中学会了投资方式，这有助于印度经济格局的改变。（2）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进行的土地改革中造就了中间包税商地主阶层，英国殖民者于1793年在印度进行永久的土地改革，使柴明达尔16成为永久的土地所有者，交纳田赋。但柴明达尔在经营不善后把土地转让给富有商人之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中间包税地主阶层，使他们成为柴明达尔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这些农业中产阶级更看重高利贷的收益和地产的稳定，高额的地租加剧了农民的贫困。（3）伴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殖民者剥夺了印度林立土邦的行政、司法、军事权力，而对庞大的殖民地的治理需要职能齐全的高效政府。从1858年起，“凡女王治下的臣民，无论是欧洲人还是印度人，都可以参加（文官）竞争”17，在殖民政府中出现了印度公务、事务人员，形成文官制度。到1990年印度文职人员有50万人。（4）由英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英国在印度大力发展教育，1885年到1900年间，大学和学院的学生数从11000人到23000人，这些人从学校毕业后大多数从事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等职业18。这个过程不同于米尔斯所考察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商业化—工业化发展轨迹，印度中产阶级明显的依赖性和外发性。

印度殖民时期的中产阶级形成也与英国殖民者的刻意培养有关联，对于一个有着千年文明的古国和充满割据政权、宗教矛盾的社会，英国政府没有像法国、荷兰殖民者那样实行过分严厉的统治，在殖民政府完成它的破坏性使命后，它又开始建设性的工作。印度总督麦考利表达过他们一以贯之的治理理念：“鉴于有各种各样印度人，我们要竭力在我们与千万被统治者之间形成一个阶层，作为解说者”。他们的比较自由的政策给受过英语教育的印度人提供了管理职位，传达英国人的品味、舆论、道德和理智。在印度的大城市出现了一批被英国人叫做“Baboo”的会读写英文的当地雇员19，这些人成为了后来的印度中产阶级主流，也把印度变成西方式社会做尝试。

与西方中产阶级的自然孕育不同，印度中产阶级开始就不是个独立阶层，他们是殖民统治者的附属品，在精神上没有政治社会理想，在现实中又游离于印度社会。外来势力催生的中产阶级改变了印度的社会结构，但不会改变印度的命运。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中产阶级接受外来文化，在生活上追逐宗主国的精英，模仿他们的行为，疏远自己的同胞，尽管受着外来入侵者的支配也时常让他们对英国统治者产生敌意，但比普通印度人好得多的地位和境遇，使他们把所有的不快压抑起来，只是过自己的中产生活。“他们在自己家里喝水、在朋友处喝酒、在娼妓面前放荡、在上司鼻下谦逊”20。在这方面，莫逖拉尔?尼赫鲁（Motilal Nehru）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代表，他早年受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的教育，10岁开始学英文，尽管因为学业转换的困难，他没有从英文学校毕业，但命运同样给他机会。在高等法院的录用考试中的好成绩，让他进入了中产阶级行列。他不同情理解老传统，公开放弃印度习俗。在他从欧洲学习回来后，完全为西方的进步吸引，在生活上不做宗教仪式，穿着大城市流行的西装。21

对于印度知识分子的英国化，彭纳吉说道：“完全变了个人，外表变了，服装变了，语言变了，习惯变了，思维方式变了，一切都变了。”22

安于现状的中产阶级和“理智”、“道德”的英国统治者之间并非相安无事，19世纪末的民族斗争冲击着英国在全球的殖民地，打破殖民统治的经济结构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呼声也日趋激烈，接受西方教育的印度人也越来越认同自由、平等的观念，英国人为了减轻统治压力，制造印度人发表意见的平台。国大党这个安全阀就是在这个背景中产生的，1885年成立的这个政党是印度上等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政党，自成立后就开始就他们阶层在殖民政府中的参政人数、改善印度的公共服务和军队印度化等问题与统治者磋商，他们在法律框架内平和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努力的结果是中产阶级在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学里任职的机会增加了。

四、政治妥协和前卫：政治参与与民族斗争中的印度中产阶级

对英国殖民者的反抗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开始，主要有不甘心受摆布的封建主领导的起义、在实行永久佃租制后利益受到伤害的柴明达尔领导的起义和被敲骨吸髓不得聊生的民众的起义。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产阶级成为新兴力量出现在印度的政治舞台，掀起了印度中产阶级政治活动的新阶段。

有些印度知识分子热烈崇拜培根、洛克、休谟、缪尔、边沁、孟德斯鸠，宣扬理性原则和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崇拜英国的议会制度，用西方的标尺来看印度，渐渐对印度的现状、对英国殖民统治感到不满，他们发出了学习西方复兴印度的口号，而且把印度看成是一个整体，不再像封建主那样只看到自己的小地盘，成为即将诞生的中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罗姆?摩罕?罗易就是当时的杰出代表之一，他认识到英国作为宗主国的双重性，说：“英国这个民族不仅本身有社会和政治自由，而且非常关心它影响所及的其它民族自由、社会幸福以及对文学与宗教的自由探讨” 。23 “对于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不可能感觉不到政治上的屈从和依附外国人的耻辱”。在斗争方式上“我希望我的同胞们要注意温和和谨慎，在改善我们的条件方面，不应太急于求成，逐步的发展才是更为持久的”。24在1823年开展反对殖民当局颁布的《报刊限制法》，呼吁报刊自由，争取司法改革。

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印度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了。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接近完成，需要大量懂英语，能为英国商人和政府办事的人。1833年，《印度管理法》规定，此后要为教育拨款来推广西方教育。印度总督马麦莱说过“要在英国人和他们统治的亿万印度人之间造一个中介阶层，这些人从血统肤色说是印度人，但其趣味、观点和智能却是英国人”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创办大学，到1857年，英国殖民当局按照伦敦大学的模式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建立了3所大学。1829年印度在校学生是3000人，到1855年达到9000人，25这些学生毕业后充任殖民政权的低级官员、公司雇员、低级法官等，也有一部分成为从事自由职业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为扩大改良运动提供了领导和骨干力量。

1857年印度爆发了民族起义，卷入的地区占印度的六分之一，人口占十分之一，持续时间达两年之久。在这次斗争中中产阶级同情印度人民却反对斗争，《印度爱国者报》在1857年5月21日这样评论：“印度人民并没有失去忠顺的感情，这种感情是英国统治的巨大好处造成的”，“我们相信一般人的想法是任何落在英国统治者头上的灾难，对印度民族的繁荣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26

原因是这个阶段中产阶级在对英国依附有独立的状况中已经发展起来，作为外商的代理商、新地主，他们在殖民政策中得到好处；同时作为印度商人、实业家他们有感到在殖民统治下受到压抑，希望发展民族经济，但又怕英国统治的失败会把他们的利益化为灰烬。对于印度前景的考虑也是他们瞻前顾后的理由之一，英国创办了大学、举办文官考试、抛弃印度的宗教陋习。使中产阶级的改良家们对英国的幻想越发膨胀。他们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摆出要求，英国人就会一步步实现改革。

他们受到排挤打击，需要流动资金，但不能从英国开办的银行贷款，只能借高利贷。英国人控制机器设备的进口和技术人员的提供。对铁路、港口规定特别高的运费，使得许多民族工业步履维艰。

成立国大党得到了印度总督都富林的同意，其目的是防止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结合，防止爆发另一次民族起义。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这是印度中产阶级中的上层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殖民者意识到如果知识界被驱使领导人民运动，就会给它以自觉的方向，把它变成民族起义。成立国大党作为殖民当局与中产阶级联系的渠道，中产阶级可以利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把民族运动控制在安全的轨道上，不至于和下层民众相结合，起到政府的合法反对派的作用，并成为疏导人民群众不满的安全阀的作用。1885年12月28日在孟买召开国民大会（即国大党成立会议），大会要求效忠英国统治，要求加宽统治基础，给予人民参与管理的应有的合法权利。瑙罗吉：“我们对这个外国政权比对我们过去的统治者更加忠诚，因为英国是议会和代议制的摇篮，我们作为它的臣民和孩子，有权享有自由和代议制的果实”。27

国大党在1892年-1909年中出席的历届代表13829人，地主占20%，知识分子占49%，其余是商人和工厂主。他们主要是民族资本家和自由派地主，是中产阶级的上层。苏?班纳吉在1894年说：“切断印度和英国的联系对我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获得的地位、威望都是因为受了英语教育，掌握英国文化。如果我们离开印度，我们的英文教育和文化知识就会伤失价值，我们不会寻找这样的政治自杀。”28印度大地主之一巴里切尔在1910年说：“我们柴明达尔都知道，我们的命运和政府的命运休戚相关，我们与政府同生死共存亡。在英国的保护下，我们无须担心。如果英国的统治力量不存在，我们的前途不堪设想。”29

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包括小企业主、小商人、富裕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分布在城乡，受到英国当局歧视性税收政策的压迫，英国商人及他们的印度买办是他们谋求改善生活的障碍。自3所大学开办以来，在1857-1871年间，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毕业生2523人，近千人获得学士以上学位。在殖民政府的高级职位由英国人把持的情况下，他们的低级官员、普通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的地位生活压力大、政治上受歧视，决定了他们成为中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言人。

他们反对殖民统治，有着激进的政治态度。契普隆卡在《我国的状况》中说：“我们在英国统治下的头一个和最大的损失就是丧失了独立，两者的区别是一个自由飞翔的鸢和一个关在笼子里的鹦鹉，尽管这个笼子是金的，并且镶满了珠宝”。30他们希望用“狮子的怒吼”来唤醒民众，唤起民族自尊心，而不是用“家犬的哀鸣”来博得统治的施舍。

中产阶级的中下层领导民众抗税、组织印度无产阶级进行群众斗争、介绍俄罗斯的斗争经验，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自治。由于电力照明，工人工作时间从12小时延长到14小时乃至16小时，大量童工女工进入工厂。中产阶级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同情他们，但他们不愿意工人觉醒，反对英国人，不反对印度资本家，甚至号召工人更加努力为增加印度产品的竞争力。

部分激进分子越过“合法”的界限，组织秘密组织，策动士兵叛变，和针对“发了不义之财”的富人进行政治抢劫。在1908年到1914年间发动了以印度总督、最令人痛恨的官吏和告密者的30次政治暗杀和12次炸弹爆炸。31

在20世纪初的世界民族主义运动中，中产阶级中的民族主义者发起了反对殖民统治的运动，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这个阶层大多是印度教徒，出身于高级种姓，而且长期地与印度民众相脱离，使运动没有多大的声势。他们也没有完全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希望得到地主的资助，以为把这个阶级拉过来就会收到孤立英国统治者的效果。他们甚至在殖民当局制定有利于民众的土地政策、反高利贷政策后，极力加以反对。因为他们的地主、商人家庭出身、他们从事的职业，使得他们在反对高利贷、反封建中失去勇气，畏首畏尾，惟恐自己的利益被牵连进去。

圣雄甘地在这个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甘地是位机敏的实用主义改革家，他认为骚乱和暴动会成为争取印度自由、结束英国统治的障碍。在英国学习过法律能使用纯正英语（Queen’s English）甘地在印度的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认同穷人的生活方式，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目的理念，主张政治改良运动，从20年代开始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２２年，甘地领导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甘地领导了文明不服从运动。有效的政治动员使甘地成为了民族独立运动中的旗帜，印度中产阶级开始走上反对英国统治的道路，变成了争取国家独立的主导力量，“甘地激发起中产阶级的爱国热情，尤其是他把印度民族主义传播到民众中去。原来只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的事情，现在成为每个印度人——富人或穷人、有学问的或没有学问的、律师、店主或农民所共同关心的事了”。32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宗教信条和斗争策略被嫁接到印度民众心中，人们抵制法庭、放弃公职、拒绝英国商品，目的使政府瘫痪，迫使它实现正义。印度中产阶级作为前卫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印度，扮演着自由理想的倡导者、国家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关心国家和公共利益，并付诸实践。

中产阶级的上层是不合作运动的最大收益者，运动并不要求他们作出多大的牺牲，相反给他们带来了政治利益和直接的经济利益。

对于印度中产阶级在民族独立中的斗争形式，充分反映了代表中产中产阶级的甘地和国大党的妥协性。尽管甘地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农民建立了联系,但他反对用武装斗争方式争取独立。在他们看来，英国殖民统治是可憎的，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令人羡慕的，他们希望摆脱英国控制，但又不希望与它切断联结，还希望在未来取得它的帮助发展资本主义。特别还担心武装斗争弄得不好诱发教派之间的内战或下层民众的起义,这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33

印度中产阶级在开始只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是印度皇族和贵族的附属阶层，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动物的特性。在英国入侵后，印度原生态的中产阶级解体，为殖民统治服务和保证殖民统治长久的新中产阶级产生，他们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宗主国英国有着双重性，“以莎士比亚和密尔顿为代表的、有着高尚的语言与著作和勇敢事迹的、有着政治上的革新和为自由而斗争的、以及有着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英国”。“以野蛮刑罚和兽性为代表的坚决维护封建势力与反动势力的英国”。34决定了外国势力与印度中产阶级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200年的殖民期间，上层中产阶级在保守和妥协中，为保护自身利益有过暴动式的革命，更多地是采取政党式斗争来维护自己。下层的中产阶级则具有激进特征，他们团结下层民众，鼓吹民族主义精神，掀起民族独立运动。

【注释】

1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版，第20页。

2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21页。

3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69页。

4 陆梅：论近代印度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与中产阶级的形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1期，第90页。

5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等：《高级印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版 ，第613页。

6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等，同前引书，第559页。

7 恩?克?辛哈：《印度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版，第709页。

8 F.R.弗兰克尔著，孙培钧等译：《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版，第4页。

9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69页。

10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36页。

11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38页。

12 罗梅什?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65年版，第22页。

13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39页。

14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同前引书，第396页。

15 马克思，同前引书，第70页。

16 柴明达尔是原来是指边远地区的土著部落酋长或印度教的王公，从17世纪开始，作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田赋征收人，领取国家报酬，并在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军事权力。

17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等，同前引书，第922页。

18 牛慧娟，洪明：印度中产阶级成长轨迹初探，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期。

19 Pavank Varma: The 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 Penguin Books India Ltd, India,1998,P.7.

20 Ibid.P.11.

21 Ibid.P.13.

22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177页。

23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54页。

24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84页。

25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88页。

26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119页。

27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146页。

28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177页。

29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325页。

30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151页。

31 林承节，同前引书，第283页。

32 S.A.科查内克：印度国大党——一党民主制的动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7页。

33 陆梅，同前引书。

34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同前引书，第372页。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财经大学讲师。（来源：学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