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国声称将对中国启动“301条款”调查，引起广泛关注。应《中国日报》之邀写了一篇之后，把《香港商报》7月11日刊发的这一篇也贴出来，供诸君阅读参考。商报当时刊发标题为“《布兰斯塔德先生，您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2017.8.14
布兰斯塔德先生，不妨“有话好好说”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尚未到任，就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前往中国赴任临行前面向中国社会发布的一段视频更引起了不少人热议。在这段视频中，他陈述了自己在驻华大使任上的三大优先工作，首要的就是“解决中美双边贸易的失衡问题”，其后才是“阻止朝鲜构成的威胁”，以及“拓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在对华关系中，美国现政府和新任驻华大使何其重视经贸问题，由此可见一斑。而由于中美两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近十年来贡献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量，中美两国处理双边经贸关系的平稳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世界市场的稳定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
美方看重中国市场、关注中国经济政策，这一点理所当然，毕竟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更是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且已经连续数年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最大。相应地，我们化解贸易伙伴和国内外企业界误解、增信释疑的需求正日益上升，而我们的贸易伙伴也需要认识到己方的问题与需要付出的努力。由于布兰斯塔德先生与中国的长期渊源，他应该能够更好地做到这一点，相信这也是美国决策者选择他出任此职的一个重要动机，尽管没有明言。
就中美双边贸易平衡问题而言，中国希望美国能改善自己国际收支长期的逆差局面，从而显著改善自己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因为以美国市场之大，在中国对外经贸中早已占据了“太大不能倒”的地位，只有宏观经济稳定的美国，才能中国可以持续开发的大市场。但改变中美双边贸易的失衡不可能由中国独力承担，因为宏观经济学常识早已告诉我们，一国经常项目收支差额是其国民储蓄投资差额的表现，逆差本质上不过是本国国民储蓄不足、通过进口别国的国民储蓄来弥补；而中国改变不了美国的国民储蓄率，只有美国自己深刻改革本国社会福利、工会等项制度，抑制国防和对外事务开支的增长，才能够提升美国国民储蓄率，进而降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如果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在对华经贸沟通中能够充分理解、承认这一点，双边协调应当会平稳许多。
同时，我也希望美国新大使在对华经贸沟通中避免许多美国个人与机构常犯的失误，即把中美经贸差额归咎于中方“不公正贸易政策”，过多地抱怨中国商业环境中不存在的问题，而对本国体制等问题缺乏自省。
本来，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明白万商云集才是兴旺气象；作为一个贸易依存度长期位居世界大国前列的国家，我们深知开放才是经济发展之道；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努力寻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改善我们的商业环境，对包括外资在内的各国投资者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创造良好环境，愿意倾听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国内外企业界意见。但有些外资企业的抱怨恐怕未必全面、务实，美国商会前些时发布的报告《“中国制造2025”：建立在本土保护上的全球野心》（下文简称“《本土保护》”）就显示了这一点。
无须讳言，包括“中国制造2025”在内的中国发展规划、相关政策法规不会是完美的，其中肯定会有不切实际之处，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并不断改进，为此，我们愿意倾听来自各国投资者的意见；但通观《本土保护》报告全文，显然是把涵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政策的整个“中国制造2025”规划当成了彻头彻尾的贸易保护主义、政府直接干预和扭曲市场机制，这却是违背事实的。
就整体而言，美国商会《本土保护》报告最大的思想误区在于隐含地认定美国体制、理念最优，其它国家体制都必须与其接轨“对表”，否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通读《本土报告》全文，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策的指责很多其实都是直接间接出自这一隐含理念。但这一理念是否符合实际？答案不言而喻。须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经济取得如此长足进展，中国产业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美国，越来越多美国精英都不讳言这一点，即使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也是这样；倘若中国的体制、理念果真没有某些胜过美国的长处，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吗？
须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1980年美国GDP（现价）28625亿美元，是同年中国现价GDP（3053亿美元）的9.4倍，实际GDP占全球实际GDP的21.90%，也是同年中国所占份额（2.34%）的9.4倍；到2016年，美国GDP（现价）185619亿美元，只比同年中国现价GDP（113916亿美元）高63%，实际GDP占全球实际GDP的15.59%，只相当于同年中国所占份额（17.86%）的87%。在制造业方面，中国早已是全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装备制造业产出2013年就占到了全世界1/3，是第二名德国的两倍半；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已经显著超过美欧；……
面对这一切，美欧很多精英都不讳言，他们的体制在很多方面阻碍了许多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说实话，一个国家在竞争中失利（包括部分失利）之后，能够承认对手的长处并虚心汲取学习，这样的国家更值得重视；倘若将自己的失利全部归咎于对方的“不公正”，对这样的国家其实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它肯定不会有太大长进。那么，美国驻华新大使、美国商会是想推动美国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就具体问题而言，《本土保护》报告的缺陷首先突出表现在无视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对国家安全合情合理的担忧与防范。考虑到中国和其它国家在经济安全、特别是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风险又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考虑到中国在外资准入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技术安全标准等方面大量汲取了美国的经验，美国商会对中国旨在确保国家安全方面作出的努力近乎全盘否定，这绝不是合理的态度。
在“法律、法规、标准”一节中，《本土保护》报告如是指责：
“中国正在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标准可能对‘中国制造2025’所涵盖行业的外资公司造成不利影响，这些措施大部分涉及‘安全可控’以及其它类似技术要求，通过令人质疑的‘国家安全’这一理由限制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随后，《本土保护》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他们认为是中国对外资设置不必要“国家安全”壁垒的例子：
中国的《国家安全法》（NSL）把“实现互联网和核心信息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主要领域安全可控的信息系统和数据”编入法律。
《网络安全法》（CSL）规定了“促进安全可信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规定了建立和完善网络安全标准体系。
《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制定发布。
……
无需成为信息安全技术专家，生活在当今这个信息技术产品覆盖无远弗届的社会，只要基本上跟上了社会生活潮流，都应该知道黑客制造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治案件及其强烈冲击，以至于黑客已经成为2016年美国大选的重要话题与竞争因素，由此引起的风波延续至今，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掀起了新的波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不加强信息技术安全方面的建设。把这些话说清楚，相信我们的贸易伙伴绝大多数是通情达理的。
当然，我们批评美国商会等贸易伙伴无视中国合情合理的安全建设，不等于我们意识不到过度的管制将束缚经济社会活力，即使初衷良好的管理制度也不例外，而且某些利益集团有可能利用“国家安全”为借口搞寻租、利益输送、攫取垄断性的超额利润之类把戏。因此，我们对我们的上述涉及国家安全的管理制度也要经常性地审视，因应技术、经济进步而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只要有条件，不影响国家安全根本目标，就尽可能将直接管制改为间接管理，将事前许可改为事中监管、事后处置。
《本土保护》报告在具体问题方面的第二大缺陷表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解不够深入，以至于将许多不是原来那种计划的东西、甚至本质上是市场化的东西当成了计划经济要素。
如“中国制造2025”和相关规划中制定了许多定量的目标数字，被《本土保护》报告拿来当作中国“国家干预”、“计划经济”的“罪证”。但我们的贸易伙伴需要理解，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美国其实也是如此，只不过调控的方式、范畴有所不同，而且两国政府对市场的调控手法都会不断与时俱进。而且，早在当初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经济计划就有“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之分；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制造2025”和相关规划中的定量数字更是目标、愿景，而非必须达到的指令。明白了这一点，如果对此也要横加指责，那么美国竞选时各位竞选人提出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目标数字岂非也是“计划经济”？
又如《本土保护》报告对中国建立的一系列国有投资基金的指责。但这些国有投资基金都是实行市场化运营的机构，其投资对象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也包括民间资本控股企业；其投资行为通过市场完成，未来的退出也是通过金融市场；报告中列举的不乏这类案例。与财政直接拨款建立制造业、服务业100%国有企业相比，这其实是非常市场化的重大进展。
……
从以前的指责，到今年的《本土保护》报告，中美经贸沟通、摩擦中美方暴露出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但本文用意不在于单纯反驳，而在于沟通。由于中国国力上升，即使是在经贸争端中，我们也有底气无须如同10年前那样提高声调才能显示自己“维权”的意志，即使是心平气和温声细语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威慑力；对不是贸易争端、只是外国投资者表达意见的日常情况，就更没有必要过度上纲上线，过度大喊大叫了。即使在反驳对方不符合事实的指责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自己的政策措施也不是完美的，也要不断与时俱进；有些做法现在不宜实施，但未来条件具备时可以考虑执行。那么，被视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能否也“有话好好说”呢？
（初稿2017.6.27，修订2017.7.9，仅代表个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