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和大本营，是现代中国的起跑线。因而关于这份杂志的创办，很久以来都是从很高的境界进行评判，以为陈独秀等人很早就有高远的政治立场，很早就有意于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些解释当然没有大错，我们也不必否认陈独秀等人曾经具有这样崇高的政治理想和远大胸怀，只是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者的想象，与历史本然稍有距离，是从后来的实际效果去反推事件发生的前因。
创刊目的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辛亥革命的参加者，陈独秀对革命的后果确实非常失望，以为一番辛苦是种下了龙种，却收到了跳蚤，是得不偿失。特别是经过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势力逐步坐大，民主发展遇到空前障碍，先前参加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的老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的打压下，差不多都流亡国外，陈独秀也在这个时候再度流亡日本，与章士钊合作编辑出版《甲寅》杂志，凝聚反袁力量。
1914年11月，当《甲寅》杂志出版至第四期时，或许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这个已经很有名的杂志从东京转至上海，由亚东图书馆代理，负责印刷、发行等方面的具体事务。
亚东图书馆创办于1913年春，其主人为安徽绩溪人汪孟邹，而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于1902年与陈独秀在南京一见如故，相互欣赏，很快成为无话不说的挚友。
汪希颜的弟弟汪孟邹1903年在芜湖开办科学图书社，实际上是一家图书文具兼营的店面。这一年，陈独秀与友人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由于资金短缺，实力有限，遂因汪希颜的关系而获得汪孟邹的帮助，汪孟邹同意陈独秀将《安徽俗话报》社址设在科学图书社楼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帮了陈独秀的大忙，所以陈独秀毕生不忘汪氏兄弟与他的情分，不止一次说过汪家是他们陈家的恩人，汪孟邹更是陈家的大施主。
辛亥革命后，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陈独秀应邀担任都督府秘书长。汪孟邹在一些朋友鼓动下找到陈独秀，希望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也能给他在政府中个事情做做，其实找个官当当。
这些朋友的好意确实不错，但无法获得陈独秀认同，陈独秀不认为汪孟邹有从事政治的能力，更劝他不要舍长就短，浪费自己的商业天赋，去做那并不干净更不容易成功的政治。而且，陈独秀大约已经预感到民国初年的政治局面长不了，假如政治发生突然变化，像汪孟邹这样的商人很难在政治上应付。
陈独秀的劝说推心置腹，入情入理，而且陈独秀也是真诚地替汪孟邹考虑，不仅考虑到他的特长，而且考虑帮助他扩大经营。陈独秀一方面劝汪孟邹回到芜湖继续经营那个科学图书社，另一方面找柏文蔚商量，帮汪孟邹凑点股份，以便他到上海开一家书店，争取在上海站住脚。于是有亚东图书馆的成立。
鉴于这层关系，陈独秀理所当然随时会照顾亚东的生意，会为亚东的长远发展考虑，他不仅要让亚东在经济上有收益，更希望亚东能够在文化上有影响。这大概就是陈独秀将《甲寅》从第五期开始交给亚东代理的背景。
进入1915年，中国政治形势持续恶化，袁世凯加快帝制复辟步伐，而日本政府为了攫取更多利益，诱导袁世凯同意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陈独秀与易白沙从日本潜回国内，于1915年6月中旬到达上海。6月20日晚，亚东主人汪孟邹为陈独秀、易白沙接风洗尘。
或许是受国内政治环境的刺激，或许是因为参与《甲寅》的经验，使陈独秀又萌生早年创办《安徽俗话报》那样的念头，只是他此时的想法与过去大为不同。应该是在这次接风洗尘的宴会上，陈独秀诚恳地告诉亚东主人汪孟邹，表示他个人很久以来就想创办一本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就可以使全国的思想为之改观。很显然，陈独秀希望这份杂志能够帮助汪孟邹的亚东赚到一笔钱。
陈独秀之所以希望能够给亚东一些帮助，其实是他的心中存有愧疚，是一种报恩的心理驱动。因为陈独秀在与其原配长时期分离之后，早就和其小姨子高君曼同居，而在过去几年因革命而颠沛流离的日子里，长期患病在床，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无法照顾。汪孟邹不仅要给陈独秀的家人最基本的生活费，还要抽出时间和精力帮助陈独秀的这些家人，一切困难大约都要汪孟邹处理。所以陈独秀一旦有可能帮助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时，他一定会义无反顾。这是陈独秀的心理。
然而，在汪孟邹那里可不是这样想。汪孟邹帮助陈独秀，是一种兄弟情谊，并没有想着回报，而陈独秀将这个将要创办的杂志交给他，使他觉得很为难，因为亚东的实力太小了，风险太大了，汪孟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加上亚东正在承担着《甲寅》的印制和发行，于是汪孟邹表示单靠亚东的力量去承担这些新杂志的出版发行可能有困难。
汪孟邹对老朋友陈独秀非常崇拜，他自己虽然没有力量接下陈独秀的这个计划，但他又不忍放弃，于是利用人脉，找到通俗书局的老板汪叔潜，以及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寿、陈子沛兄弟，希望几家合作共襄盛举，办成这个新杂志。
汪叔潜也是陈独秀的同乡和老朋友，还是安徽省第一批留日学生，民国初年曾当过国会议员，与陈独秀有着很深的关系，一起留日，一起反清。大约在政治不可为无法为的时候，于1915年在上海成立通俗图书局，创办有《通俗》杂志。他的通俗书局创办不是很长时间，所以估计本钱、规模都不是很大。但他与陈独秀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他很快就答应与汪孟邹一起想办法。汪孟邹宴请陈独秀之后的第三天即6月22日下午，汪孟邹等人就到汪叔潜的通俗书局开会商量怎样办这个刊物。
陈子寿、陈子沛是章士钊的湖南同乡，也曾留学日本，与章士钊、陈独秀似乎早就熟悉。群益书社成立于1902年，仅比亚东早一年，经过十年来经营，生意似乎比亚东大，所以一拍即合，陈子寿、陈子沛兄弟同意与陈独秀合作共同创办一个新杂志。6月23日上午，汪孟邹、汪叔潜等人赶到陈子寿的家里开会，议定由亚东、群益及通俗书局三家合办，所有款项由三家分担。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陈独秀、汪孟邹、汪叔潜、陈氏兄弟以及章士钊、柏文蔚等常常聚谈，讨论刊物的创办以及怎样筹措资金，扩大亚东图书馆的股本，并准备将亚东与群益合组为一家大的书局等问题。
汪孟邹、陈氏兄弟主要用力于筹措资金等方面，陈独秀等人从旁帮助。至于刊物构想及组织稿件，主要由陈独秀承担。陈氏兄弟答应每月编辑费、稿费两百元，月出一本。至少在1915年7月4日，他们已将这个新创办的杂志定名为《青年》。
从这个动议及筹办过程看，后来名满天下的《新青年》其最初就是一个商业动议，商业策划，其政治文化上的追求不能说没有，但在那些合作者诸如汪孟邹、汪叔潜及陈子寿、陈子沛兄弟那里，可能并不是很多，他们的考虑重心大约还在商业本身。
一群安徽人
如果从1903年在上海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报》，第二年独自创办《安徽俗话报》算起，至1914年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三十六岁的陈独秀实际上已是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老资格报人，他所拥有的人脉也是其他人很难具备的，所以他的组稿进展应该说非常顺利，大约仅仅两个月时间，他就基本上凑齐了《青年杂志》前几期杂志的稿子。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问世，这一期直接署名陈独秀的文章共四篇，即《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妇人观》及《现代文明史》，署名“记者”的有三个栏目，即“国外大事记”四篇、“国内大事记”三篇，及“通信”栏。此外，作者还有汪叔潜、高一涵、陈嘏、彭德尊、李亦民及“一青年”共六人。
汪叔潜的情况前面已说过，他不仅是《青年杂志》的作者，而且也是合伙人。至于高一涵，那更是陈独秀的铁杆。
高一涵（1885-1968）安徽六安人，1913年留学日本，第二年就成为《甲寅》杂志的作者，与陈独秀是同乡加同学关系，所以他在《青年杂志》中的地位最重要，大概仅次于陈独秀。
陈嘏（？—1956），为陈独秀长兄陈孟吉的儿子，他在《青年杂志》第一卷前四期连载翻译小说《春潮》，原作者为俄国作家屠尔格涅夫（Turgenev,Ivan），此后他一直担任该刊英文编辑，发表翻译作品。
除了彭德尊、李亦民及“一青年”的情况现在还不太清楚外，其余几个作者或译者其实都来自安徽，都与陈独秀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青年杂志》在其初，其实就是几个安徽人办的一个刊物。
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除陈独秀、高一涵、李亦民、陈嘏继续提供作品外，新增的作者只有薛琪瑛女士、易白沙、汝非，至于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及通信三个栏目，依然署名记者。
薛琪瑛为江苏无锡人，为薛福成孙女，她的母亲是桐城吴汝纶的女儿。薛琪瑛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文。她在这一期发表的翻译作品为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爱情喜剧《意中人》。从薛琪瑛家庭背景看，她虽然不是安徽人，但与安徽的关系却是不一般，她既是安徽名流吴汝纶的外孙女，想必与安徽知识界渊源有自。
易白沙（1886-1921）虽为湖南长沙人，但据说他自幼年时代即跟随父辈在安徽居住，1903年主持怀宁中学，而怀宁就是陈独秀的老家，所以他们两人相识应该很早。易白沙后来也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并很快成为《甲寅》杂志的撰稿人，应该说都与陈独秀有着密切的关系。
至于汝非，很明显是个笔名，所以就不好判断了。这样，第二期新增作者三人除一人不知真名外，另外两人都与安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再看第三期。第三期的老作者有陈独秀、高一涵、薛琪瑛、陈嘏、“一青年”、李亦民，国内外大事记及通信三个固定栏目依然署名记者，新增作者有三人，即谢无量、谢鸿和刘叔雅。
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但他在四岁时就随父辈居住安徽，也算是半个安徽人。谢无量原名蒙，字大澄，号希范，后易名沉，字无量，别署啬庵。1901年与李叔同、黄炎培等同入南洋公学，此时与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结识，开始为《苏报》撰稿。1904年到芜湖公学任教，并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大约此时与陈独秀交往并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二次革命后，也曾为《甲寅》提供作品。
谢鸿的情况不详，至于刘叔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刘文典。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06年入安徽公学学习，因聪明好学、积极上进，为公学老师陈独秀、刘师培所赏识，当然也就受到陈独秀的很大影响，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到日本留学，民国元年回国，担任《民立报》编辑。1913年再度赴日，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
由此可见，《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新增三个作者，除了谢鸿的情况待查外，谢无量是半个安徽人，刘文典是地地道道的安徽人，且与陈独秀有师生之谊。
再看第四号。第四号的老作者有陈独秀、高一涵、李亦民、薛琪瑛、谢无量、陈嘏、汝非、刘叔雅，三个固定栏目署名依旧。新增作者有方澍、孟明、潘赞三个人。方澍、孟明的情况不详，潘赞就是潘赞化（1885-1959），安徽桐城人，清末就与陈独秀一起从事反清活动，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与陈独秀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寻常。
再看第五号。第五号的老作者有陈独秀、易白沙、高一涵、陈嘏、刘叔雅、潘赞、孟明、李亦民以及国内外大事记两个栏目的记者署名，新增作者仍旧是三人，即高语罕、李穆、萧汝霖。
高语罕（1888-1948），安徽寿县人。他在辛亥革命前就在安徽与陈独秀一道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辛亥后与韩衍、易白沙等组织安徽青年军，后又一同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所以他自然成为《青年杂志》主力作者，只是出场稍晚一点。
李穆、萧汝霖的情况不太清楚，李穆在这一期提供的稿件是“英汉对译”作品《英国少年团规律》；而萧汝霖在这一期提供了两篇稿件，一篇是《大力士霍元甲传》，一篇为《述精武体育会事》，均为武林中事。
再看第一卷第六号。这一期的老作者有陈独秀、易白沙、高语罕、薛琪瑛、刘叔雅、孟明、谢鸿、李亦民及国内外大事记和通信三个固定栏目的记者署名，另外还有一篇署名记者的《大飞行家谭根》，新增作者只有一人，即澍生。澍生的情况也不太清楚，大概也是一个笔名，他提供的文章是《巡视美国少年团记》。
至此，《青年杂志》第一卷全部作者分析完毕，易白沙、谢无量原籍不是安徽，但他们自幼年时代就在安徽居住，算是半个安徽人；薛琪瑛外家为安徽大姓，名人之后，也应该算是安徽人，至于其他可考的作者无一例外为安徽人，所以学术界公认所谓《青年杂志》不管它后来名声有多大，影响有多大，它最初其实就是一帮安徽人合办的一本普普通通的杂志而已。
红火的关键
《青年杂志》在创办之初影响并不大，每期印制也不过一千本的样子，这份刊物虽然由陈独秀这样的老报人主持，但并没有像他最初所期许的那样有什么特色，即便在言论上也没有什么过激之处，并没有非常吸引人们眼球的东西，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刊物而已，这种刊物在当时的大上海并不少。
陈独秀此时在政治主张、文化主张上确实都比较温和，并没有后来所想象的那样偏激。他依然延续着《安徽俗话报》、《甲寅》时期的文化思路，主张在文化实行改良，实行渐进，因而在政治上反而不如过去辛亥年间激进，反而不愿意沿用章士钊在《甲寅》的政论路线，而主张暂时与政治保持适度区隔，专从文化上下功夫。这大概也是他离开《甲寅》，离开章士钊而另起炉灶的一个原因。
在文化上下功夫是对的，至少方向是正确的。但陈独秀似乎还没有找到文化批判的视角，不知道应该从哪个方向用力，所以从《青年杂志》第一卷六期文章看，基本上都是泛泛之论，并没有什么可以激动人心的文章。或许正是这种原因，使《青年杂志》在其创刊之初不温不火。
这本杂志出到第一卷第六期，也就是说出到1916年2月15日，就有点难以为继了，这肯定与其发行量上不去有很大关系。另外一个原因，是《青年杂志》的刊名与上海青年会出版的《上海青年》周刊有点雷同，上海青年会致函群益书社要求《青年杂志》改名，以免发生侵权问题。这大概也是《青年杂志》停刊的原因。
陈独秀是一个勇于反省又善于反省的人，他将《青年杂志》停刊，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理想，事实上他此后一段时间一直在为这个刊物重新出版做准备。关于刊名，既然人家上海青年会提出意见，那就只好改名，于是接受陈子寿的建议，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其实，要是细究的话，“新青年”可能比“青年杂志”更像“上海青年”，不过上海青年会无论如何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纠缠这些细节，何况《青年杂志》本来就是个不死不活的一般刊物呢？上海青年会无论如何没有想到《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反而成全了这个杂志，反而成了这个杂志红火起来的关键。成功者从来不会受到指责，所以《新青年》的名字后来再也没有谁敢提出任何异议。
按照“新青年”的思路，陈独秀在稳定巩固安徽同乡这个基本面的同时，开始扩大作者的范围。我们看到更名后的杂志依然延续着先前的格局，依然使用着原杂志的序号，标明《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但作者阵容与《青年杂志》时代很不相同，明显增加了外省籍人士，甚至在知识背景上也开始改变。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的老作者有陈独秀、易白沙、高一涵、陈嘏等，国内外大事记及通信这三个栏目仍署名记者，另外增加了一个“读者论坛”的互动栏目。新增作者有李大钊、温宗尧和胡适三人。
李大钊（1899-1927）为河北乐亭人，191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旋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结识章士钊，并通过章士钊结识陈独秀，二人同为《甲寅》杂志撰稿人。在日本，李大钊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或许正是这一层层关系，使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撰稿人。
温宗尧（1876-1947），字钦甫，广东台山人。早年在香港皇仁府院任英文教员，1890年与香港新知识分子杨衢云等共组辅仁文社，研讨时政，主张革新，并逐步演变成鼓吹革命的组织。1900年，温宗尧参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任自立军驻上海总代表。后与蔡元培、张元济一起创办《外交报》，为晚清维新人物。民国成立后一度追随孙中山，协助伍廷芳进行南北议和。1916年3月，参与肇庆护国军务院筹组，支持反袁护国运动。他为本期《新青年》提供的是一篇英文稿，题目是on education。
至于胡适，并不是陈独秀的老相识，而是汪孟邹的朋友。1877年出生的汪孟邹较1891年出生的胡适年长十四岁，但他们同为安徽绩溪老乡。1903年汪孟邹到上海办亚东图书馆，第二年，年仅十二岁的胡适也来到上海读书，至1910年赴美国留学。在那几年里，胡适与汪孟邹有不少交往。胡适到美国留学后，主要精力依然放在他在上海读书时的兴趣上，那就是中国历史与文明，所以他对国内外中文出版物都很敏感。当《甲寅》杂志在日本创刊出版后，汪孟邹就将这个由他代理的杂志寄给胡适，一方面希望胡适能够在美国帮助推广，另一方面希望胡适为《甲寅》撰稿，因为胡适在上海读书时就办过《竞业旬报》，喜欢写写画画，是年轻的老报人。
在汪孟邹提携下，胡适主动将翻译的《柏林之围》及写作的《非留学篇》投给《甲寅》杂志，很获章士钊的赏识，两人开始书信往还，互相仰慕。[4]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陈独秀知道他的这个小老乡有不错的文字功夫和思想，所以当《青年杂志》创刊后，陈独秀就嘱汪孟邹逐期寄给仍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并请胡适供稿。于是胡适就顺便寄来一篇翻译小说《决斗》。
《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只是表明陈独秀有突破原来那个安徽人圈子的企图，但力度显然不够大，这需要时间和等待，到了第二卷第二号，情况有了更大改观。这一期的老作者有陈独秀、刘叔雅、薛琪瑛、陈嘏、谢鸿、李亦民，读者论坛的两封来信作者为罗佩宜和李平，国内外大事记和通信三个固定栏目依旧。新增的作者有吴稚晖、刘半农和马君武三人。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吴稚晖（1865-1953）是老一代革命家和学者，他这是已经年过半百，享有很高的声誉。吴稚晖是江苏武进人。早年也曾信仰过维新变法，但稍后即转向无政府主义，后来又参与孙中山主导的国民革命，是后来国民党的大佬之一。民国建立后，吴稚晖将精力转向文化运动，致力于提倡国语注音和国语运动，在文化界拥有重要地位，他为《新青年》提供稿件，一是已成名的重量级学者真正介入了《新青年》，二是终于真正突破安徽人的小圈子。
刘半农（1891-1934）的名气要小些，他是江苏江阴人，参加过辛亥革命，稍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在上海滩颇有文名，他的加盟使《新青年》作者多元化色彩开始呈现，而且他后来确实成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和新文化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马君武（1881-1940），广西桂林人，1901年入上海震旦学院，同年冬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化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又是《民报》重要撰稿人。同年底回国，任上海公学总教习，积极宣传革命。1907年赴德国入柏林工业大学习冶金。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以广西代表身份参与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后出任国会参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学习，或工学博士。1916年回国。他为《新青年》提供的文章是《赫克尔之一元哲学》。
《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新增作者也是三人，即苏曼殊、淮阴钓叟和程宗泗。
淮阴钓叟显然是笔名，而苏曼殊（1884-1918）则是大名鼎鼎的情僧，生于日本横滨，父亲为广东香山人，母亲为日本人。苏曼殊1903年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后学成归国，任上海《国民日报》翻译，不久出家为僧。1907年赴日本组织亚洲和亲会，之后云游四方。他的加盟显然扩大了《新青年》的声势。
程宗泗即程演生（1888-1955），安徽怀宁人。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后留学法国，获考古研究院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教北大、暨南大学等校教授，1932年出任安徽大学校长。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新增作者有杨昌济、汪中明两人。汪中明的情况现在不太清楚，而杨昌济可是名声显赫的教授。
杨昌济（1871-1920），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人。1898年就读岳麓书院，曾加入南学会，赞同谭嗣同的思想。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1909年留学英国，专攻哲学、伦理学。1913年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等校任教，致力于人才培养，毛泽东就是他此时的学生。
到了第二卷第五号，《新青年》新增作者有陶履恭、康普二人。康普的情况不可考，陶履恭即陶孟和（1887-1960），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南开学校第一届师范生，1906年赴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和地理，1910年转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教授，他是中国第一个将“社会”变成“学”的人。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的作者阵容更加强大，新增作者有吴虞、光昇、陈其鹿、曾孟鸣、李张绍南、陈钱爱琛等六人。李张绍南、陈钱爱琛分别讨论的“女子问题”，显然为女性知识分子。李张绍南为李寅恭的太太，而李寅恭为安徽合肥人，他们夫妇于1914年赴英国留学，李寅恭攻读农学，毕生致力于林学教育事业。而陈钱爱琛的情况不太清楚。
至于吴虞（1874-1939），那可是五四运动的闯将，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吴虞字又陵，四川新繁人。早岁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四川《醒群报》主笔，鼓吹新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后任教北大。他的加盟不仅壮大《新青》的声势，而且给《新青年》的思想带来了强烈冲击，所谓“片面深刻”，在吴虞的言论中被发挥到极致。
光昇（1876—1963），字明甫，安徽桐城人。1902年考入江南高等学堂，结识革命志士赵声等，后被学堂开除。回乡至桐城中学堂任教五年，然后赴日本留学，在那里与章太炎、陈独秀等人过往甚密，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任安徽省立法政学堂教务长等，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时，陈独秀为秘书长，光昇为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京沪。
陈其鹿（1895-1981），昆山人，早岁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此时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他向《新青年》提供的文章是《听蔡孑民先生演辞感言》，记述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讲话及自己的体会。陈其鹿后来留学美国，归国后在各大学任教授，专攻统计学。
曾孟鸣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他为《新青年》提供的文章是《北京航空学校参观记》。
总而言之，1916年9月1日《新青年》再度出现，其作者阵容扩大，内容丰富，特别是其观点犀利偏激，在在吸引了国内知识界的眼球，所以《新青年》很快从《青年杂志》不温不火的一千册迅速上升到一万五六千本，成为国内最火的刊物。《新青年》终于从平庸走向非凡，终于实现了陈独秀改变中国思想界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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