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看来，治学与育人不仅是功在千秋的伟业，也是极富智趣的人生乐事。自青年时代在金陵大学历史系“磨笔炼剑”以来，经数十年寒暑，章开沅先生用炼就的史家直笔，写下了数部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煌煌巨著与百余篇专题论文，从而被誉为“将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国际”和“让国际教会大学史走向中国”的著名学者，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不仅如此，章开沅先生也是卓有建树的教育家，在培育史学研究人才与对青年学子进行人文教育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章开沅先生耕耘于治学与育人之间，乐而忘返，孜孜不倦。

章开沅原籍浙江吴兴，他年轻时的梦想是成为作家或记者，而非历史学家。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他因参加学生运动受国民党当局迫害而不得不中断学业进人中原解放区，继人中原大学从事历史教学。1951年秋，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两年后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他负责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从此醉心于学术研究与历史教学，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84年，他受命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该院改为华中师范大学后任校长），由他一手创办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后改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更成为辛亥革命史、商会史、教会大学史研究的中心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人才的培养基地。

执著信史做真学问

初入史坛时，章开沅的研究兴趣在太平天国史。1954年，因受一位不远万里来汉调研武昌首义的德国学者的触动，始转人研究辛亥革命。1961年，他积极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两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高度赞赏。通过这次会议，他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学术领地，“只要辛勤耕耘，即不愁没有收获”。他拿出了曾经作为梦想的战地记者的精神，利用各种机会，精心收集有关史料。正当他雄心万丈，准备在辛亥革命史领域大展抱负时，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的文章而遭受无妄之灾，从此被剥夺了学术研究与发表论文的权利直至“文革”结束。

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在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章开沅与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3卷共120万字的长篇巨著成为此次盛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它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赞誉，被称为“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他的这些成果，得到与会学者和美、加、日等国媒体的高度评价，国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中心从此回到了武汉——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在此后的十年中，他还相继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张謇与近代社会》、《辛亥革命史事丛论》及其续编等辛亥革命史的力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章开沅教授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教会大学史。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起到过重要作用。早在50年代，就有美国和台湾学者开始了对教会大学的研究，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唯独中国教会大学的故地大陆没有人研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感到有责任重新客观研究和评价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为切实推动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向中国和中国的教会大学史研究走向世界，章开沅先生于1994年初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建了国内首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该中心得到美国鲁斯基金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大力支持，并与后者联合编辑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颇受中外学者佳评。在章先生的主持下，该中心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开展多专题的深人研究，已在海内外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论文百余篇，出版论文集、专著数部。规模宏大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大型丛书已由珠海出版社出版。章开沅先生在推动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亦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

章开沅教授不仅是促进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向中国的最有力的推动者，而且也是中国研究教会大学史的学术带头人，这集中体现于他对已故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档案的研究。贝德士是他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美籍老师，在日军侵华时期，曾作为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之一，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并作了大量的实录与对外报道。作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他把该会留存的档案全部带到美国，保存于耶鲁大学社学院图书馆。1988、1991和1998年章开沅教授先后三次前往对档案系统查阅。凭着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和良知，他深感这批文献的史料价值和时代意义。回国后，他首先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如内容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以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在国际上首次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试图掩盖历史罪行的无耻谎言。该书一出，反响如潮。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都以不同形式对章开沅先生作了专访，《抗日战争研究》等学术期刊还发表书评对他的历史正义感和学术贡献给予髙度评价。港、台等地新闻媒体和不少海外媒体也都纷纷报道了他的这一重大研究成果。1999年，章开沅先生的贝德士文献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二《天理难容一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隆重出版，随后美国夏普公司又以英文版全球发行。这对日本右翼分子掩盖历史罪行的企图不啻是又一次反击。

除辛亥革命史研究和教会大学史研究外，章开沅教授还是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领域富有影响的先行者与实践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章开沅教授就强调了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社会集团研究可以使历史研究突破简单的阶级定性，还归丰满与清晰的本来面目。这一观点得到了他所在的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及国内其他地区学者的认同与响应，以商会研究为代表的社会群体研究在海内外迅速崛起，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朵奇葩。2000年，由章开沅教授与马敏、朱英共同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分别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也标志着他倡导的社会群体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以身为范，甘作人梯

章开沅教授不论是作为大学校长，还是作为学者，抑或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学生都始终是他最为关心的对象，教育则是他生命的寄托。他的治学研究是与培育人才分不开的，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他的重要的人生追求。他多次说：“我欢喜教师这个职业，我欢喜学生，学生也欢喜我，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他觉得，遍及海内外的学生就是他数十年史学研究与教学生涯的最大成果，“有那么多理解、信任、喜欢我的学生，遍及国内和海外，对于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来说，已经足以自慰了。”

他经常鼓励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到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1987年春，他力主创办的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文化艺术节，成为一年一度华师学子展示才华与自我的欢乐的节日而绵延至今。这一创举也为武汉及外地众多高校所效仿，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亮丽风景。他还经常挤出时间举办各种人文讲座，以提高青年学生的人文素质。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外地，还是在港澳台，只要有人来邀请他为学生们举办讲座，他都欣然前往。章开沅先生的讲座主题鲜明，识见超然，既富于理智的分析，又饱含激情的酝酿，听者如沐春风，受教无穷。他引导学生学会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探索未来；教育学生不仅关心自己，也要关心社会与整个世界；他鞭挞丑恶，倡导青年学生要敢于追求真、善、美。如果说历史让人明智，那么历史学家则让人超脱现实与平凡，保持清醒和高尚。前者在章开沅先生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后者则在章先生的演讲中得到充分的宏扬。这也正是青年学生所需要的。讲座，成为章开沅先生培育人才的另一个更为广阔的课堂。

章开沅先生一向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把他们视为希望之所在。他说：“至于我个人的志愿，无非是甘当铺路石，让青年学者成长的道路稍为平坦一点，可以比我们前进得更快更远。”作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对研究生教育倾注了无数的热情和心血，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成为国内近现代史研究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在生活上，章开沅先生对学生如同慈父；在学术上，他则是公认的严师。他对每一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章开沅先生时常教导学生，要坚持自主、大胆、实证而富有创见的研究。他经常告诫青年学者，“史学家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无论在政治压力还是在金钱诱惑之下，都不能忘记这个根本”，只有这样，才能著信史，做真学问，才能“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章开沅先生为使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能在更好的环境下潜心学术研究，脚踏实地做出成绩，他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和创造各种机会和有利条件。70年代末，他在东京大学收集日本大陆浪人文献，认为这对研究日本大陆浪人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即介绍一些博士生以此资料为基础进行论文写作。此后，他在苏州档案馆勘察商会档案时敏锐地感到，加强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研究有助于摆脱资产阶级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模式，有助于推进近代史研究的深人。在他的努力下，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与苏州市档案馆亲密合作，对苏州商会档案进行整理、研究，费近10年之力编撰了《苏州商会档案资料汇编》。现今被视为商会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的马敏教授和朱英教授始终参与了档案的整理编辑工作，并在坚实的资料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系统的专题研究，最终在商会史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成立了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心。目前，循此路径，商会史研究中心的青年学者们又在朱英教授与马敏教授的带领下，投人到对商会的深层透视与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

学术薪火，代代相传。正是因为章开沅先生独到的学术前瞻与不倦的教导，一大批青年学者很快脱颖而出，形成了一个富有活力与朝气的学术群体。而今，当年的青年学生中有许多都已成为声名卓著的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内各领风骚，而由他领军的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也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重镇。章开沅曾形象地将自己比喻为“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这既是章先生对自己教研生涯的写照，也是一个为师者无私无悔的自况。

章先生胸怀坦荡，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无任何门户之见。只要是勤奋好学的青年学者，他都热诚相待，尽力扶助。不仅对本所的后学，对校外甚至国外的青年学者他都一视同仁。他认为，“真正的史学其价值必然超越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在美国、日本讲学访问期间，他总是利用讲课、演讲或者参加学术会议等机会广泛地与海外青年学者们进行接触，关心他们的成长与研究工作。

“学大则君子之德崇，言远则君子之业广”，这正是对章开沅先生在治学与育人两个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写照。然而，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已届76岁高龄的章先生仍然引领众多学子透视历史的沧桑，探索史学的真谛。

本文刊于《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2年第17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硕士张莉同学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