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逝去的一百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如此的漫长，又是如此的脚步匆匆。从皇帝髙坐龙庭，帝制威严，到转瞬辛亥革命爆发，旧的王朝一夕而崩。民国建立，旧的官僚，新的面目，民主共和未能如期而至。国民革命，国共内战，抗日战争，时政大局恍如轮转。起于工农之间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从新民主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逐渐将中国从革命、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封闭时代引向全球化的道路，“与国际接轨”成为今日时代共语。

治乱变动之间，或是英雄建功之时，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艰难时世，生存或生活，都堪称为对生命的一种考验。前言之时局，即为他们生存的时空环境，他们别无选择。或荣或辱，或土或洋，或贫或富，或喜或悲，或生或死，对他们来说都是真真切切的生命体验。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他们的衣食住行、娱乐休闲、习俗礼仪等，都反映着这个时代的烙印。他们的生活，构成了这个时代最具体生动的样式和内容。在后世的历史记忆之中，他们的社会生活理应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主题一样，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惟其如此，历史方不是社会科学方法解构后支离破碎的断块，也不是逻辑重构后毫无生活气息的“客观规律”。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严昌洪教授的新著《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生活方式及生活状态变迁的窗口。通过“放电影”式的图文叙事，作者以12章的内容分述服饰潮流、饮食文化、居住条件、交通设施、婚姻礼俗、两性观念、慈幼养老观念、丧葬制度、岁时节日、娱乐活动、社会保障、社会风尚改良等主题，涵盖了事关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在每一专题之中，又以历时性为线索，详述自清末、民国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渊源流变与时代特质。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生活”的主轴之下，对于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政权体制下的民众生活习性又有区别性的表达。全书架构明晰，完而不漏，要而不繁，娓娓道来，成功地将“生活”这个大世界（刘志琴序言语：“生活是个大世界”)装入洋洋50万字的文本之中。

作者所认可的社会生活史，带有浓重的专门史的特色，强调研究人们生活方式、生活习尚及生活状态演变过程，文中所论也大致不出当前史界大多学者之共识。不过，作者之所以起宏愿撰写这本著作，似有其特别关怀。从其自撰前言来看，作者对于中国史学界在社会生活史方面的研究现状仍不满意。社会生活史自1949年前就有柳诒征、陈东原等先生加以提倡，本应有长足发展以弥补传统史学之不足而成新史学之亮点。不意在1949年后，反因过度僅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之史学原则，满足于以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观点来解释历史，结果在造就政治史的“辉煌”同时，最体现“人民”的生活形态的民众生活史却被忽视了。与海外汉学和港台史界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度及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大陆学界相形较逊。近年来，近代史学界热倡“新社会史”、“眼光向下”、“下层社会”的研究主张，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关注度大为提髙。本书的推出也可以说是对这一趋势的响应。对于作者自身而言，一直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且已有《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及《中国鼓文化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这样的佳作问世，无疑为这本综合性的著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想要回答的问题虽从学科角度可以解释，但更为深入的关怀还在于作者试图联结跨越一个世纪的历史记忆的裂痕。将当下的中国与晚清民初的中国相比，固然是时变世易，“换了人间”。就是将当下中国与十年、二十年前的中国相比，也恍如隔世。在发展与进化的梦想下，中国已经经历并且正在经历快速的变化。现在的少年与青年很难去想象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状态，而在被称为现在社会中坚的中年一代及老年人的心目中，今昔对比是那样的强烈，常常令之慨叹不已。隔代人的生活记忆是如此不同，若时间更长呢？一个世纪，似乎足以将今日之中国与过去之中国隔离，今日之充满“现代性”的生活似与“旧中国”格格不入。这些疑问对一般民众来讲并无实际意义，但对于治史者而言，却不能容许这种历史记忆的“代沟”存在。

随着视线移转，本书打破了中国大陆史学界惯常以时段划定研究领域的习惯，不以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及当代史的时间点为局限，而是将整个20世纪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这可以弥补现有分段式研究的不足，也可以连接生活的内在脉络，回答这样一些疑问：同样的人群，在重大的时局转换之后，是否过着不同的生活？如果是，人们又是如何顺应其变的？1949年前后，在“旧”中国生活的人又是如何过渡到“新”社会的呢？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人群的自主抉择，还是外界压力下的集体行为？从革命激情满怀到经济建设中心，从“四个现代化”的畅想到小康社会的实现，生活的“现代化”到底是如何行进的呢？在“急剧变化”、“逐步改善”、“更新换代”、“悄然变化”、“有限变革”、“花样翻新”、“不断进步”（见各章标题语)的变迁大势下，何者剧变，何者渐变，何者不变，何者回归？此类问题，很难从一个时间点上找到答案。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正是回答今日中国与过去中国、现代生活与传统生活之间关系的路径所在。作者跨越政治定格及时间畛域的论述，让我们对一个世纪以来的生活脉动及其内在动因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可以说，作为通览性的社会生活史，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总结。笔者想要作进一步评说的是，本书作为一本特色鲜明的社会生活史著作，是如何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习俗变迁的。或者说，民众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习俗具有怎样的形态。对于民族国家和个体民众而言，一个时代之政治、经济、文化及习俗变迁显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前者，相关领域的改革或变动是推进国家改变现状、谋求进步的基础；对后者而言，其生活与社会主流变动是否同气连枝，则视个体或人群之社会地位、自我定位、生活区域、知识水平、既有风俗等因素而定。但是，生活总是基于人的生存环境而改变的，“生活”与“社会”，难以分离。在史学研究之中，书写民族历史与书写民众生活，虽有立意角度之不同，其实也是密不可分的。

本书通篇所言虽是日常生活，但行文解喻之间，可以清晰见到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在其中的作用力。先谈政治。民众居家过日子，“侃大山”，泡茶馆，可以高挂“莫谈国事，莫言政治”，但其实抛不开“政治”这面在城头不断变换的“大王旗”。自晚清至当代，中国在政治领域内的变革最为显见。政权更迭频繁，革命风暴起伏，民族运动激荡，普通人可以不参与革命与权争，但是政治变动却影响毎个人的生活空间。自文中论述可见，在发辫服饰的改变、婚姻法规与婚姻礼俗、计划生育政策、丧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风俗改良等方面，都可见到政治变动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不过，梳理作者观点，可发现政治对生活的改造力有两点至为显著：其一，因政权更替带来社会制度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各阶层民众的价值观及生活取向；其二，政党在建立政权后，往往依据自身所主张之意识形态来强力推动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不同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及“政治权力中心的多元化”使近代的社会生活走出了一体化的格局（《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第518页）。

在帝制时代，皇权独尊，社会以科举是尚，讲究身份等级，三纲五常为礼教之本，长辫满装为常见装扮。但在民国以后，推行礼制革新，服饰礼仪均出现新的变化。在国共相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倡导平民化、革命化的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积极向上，呈现出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面貌。在1949年后，随着社会体制的转型，意识形态全面渗透到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诸如个人的服饰、喜好、举止，均与个人之政治表现联系在一起。可见，政权的变动在社会生活的阶段性变化中，虽然不是区隔的唯一标准，但也是转折的重要分界。

之所以如此，当然与近代政党及政权所持的改造国家的理念有关。国民党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共产党推行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都是如此。在政府所推行的举措中，如提倡剪辫放足、婚姻平等、改革丧葬制度、改良社会风尚都值得肯定，但对于过分将政治及意识形态泛化到社会生活之中的举措，则值得深思。政党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是否必须将“日常生活”全部纳人？从生活的角度反观政治，则会发现政治泛化所造成的“蓝色蚂蚁国”、“生活标准化”等现象的弊端。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生活领域不断走向开放，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良现象，但是生活的自由度无疑大大增加。这说明，即使在选举、参政等成为生活内容的时代，生活仍然可以保持自由的空间。笔者对作者在分析政治与服饰关系时说的话深为赞同：“政治远离服饰”，“中国服饰习尚终于达到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境界，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生活步入了正轨”（《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第43页）。

在这一百年里，经济领域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生活的进行式。工业化及由此而来的就业、消费的力量不容小觑。虽然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奖励实业、经济建设运动这些国之大计的决策与民众无直接关联，但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题的经济发展进程通过民众的就业和消费与个人生存及家庭经济紧密相联。工业化为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提供了条件，也为民众的生活消费提供了新的产品。职业变动改变着民众的求生手段，收入水平则决定了民众消费的层次。交通设施、居住条件无不与经济的发展程度紧密相联，服饰装扮、节日设置、娱乐休闲也与民众的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进步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经济短缺，中国人过的是“票证时代”的生活方式。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收入提高，消费自由，产品丰富，百姓的生活也更加多彩。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化”品牌成为不少富人的追求目标。

同时，在作者以官民、贫富、城乡等标准对民众的生活方式进行细分时，就肯定了财富的分配与阶层变动及生活习性的直接关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民众经济地位的两极分化，扩大了风俗演变的地区差别和阶级差别”（《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第520页）。这提醒我们，如从民众生活的角度来衡量工业化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会有新的思考。近代的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造就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工业化也通过就业和消费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是因为地区布局不均、劳动保障不力，民众很难说在经济进步之中享受到了公正的待遇。在1949年以后，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长期以国力增长和工业积累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民众消费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长足发展，国家将民众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的提髙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目标，民众的可支配性收人增长，对于时尚的追求也与日俱增。“黄金周”的火爆，休闲娱乐的流行，都说明在经济实力增加的情况下，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随之扩大。

从生活的角度看西方文化的影响，则可更为直观具体。“一种文化对于异质文化的吸纳，往往开始于最表面的生活习尚层次。”（《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第1页）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纳，也是从衣食住行开始的。在服饰方面，洋服、西服流行；在饮食方面，西洋食品及饮食习惯被引人，西餐店布及各大都市；在住房方面，西式建筑竞相争髙，在各通商口岸的租界区至今还留有遗迹；在婚姻方面，西式婚俗被冠以“文明结婚”的美誉；在两性观念方面，传统贞操观念受到批判，男女平等和女权观念广为传播；在丧葬方面，火葬方式得到提倡。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关紧国门，抵制西方文化，但苏联的文化却被大量引进，列宁装、“喀秋莎”、“老大哥”的影响无处不在。至改革开放后，中国放开国门，在引进外国资本、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更多西方“生活文明”。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体验各种生活方式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那么，我们是否担心过度的效仿或者引进西方的生活方式会丧失自己的传统呢？在近代民族主义髙涨的年代，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年代，“西方的”不仅意味着是非民族的，还意味着是“资产阶级的”。现在，虽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再动辄成为指责他人的政治准则，但是，生活的传统特色和民族特色仍被看重。这是因为，生活习俗是一民族共同体历史选择的结果，而并非毫无根基的跟风。在这种意识下，外国的风俗习惯在中国流行时，已经在中国的语境中得到了改造。作者对这一现象作了生动深入的分析。如改革开放以来，传统节日受到冷落，新式“洋节”流行，究其原因，一是流行文化的影响，二是商业力量的推动。作者分析，在过节之中，中国人并不在意其西方意义，而是自取其意。例如，过平安夜就取平安之意，过情人节就取有情之意，过感恩节就取感谢之意，自过其节，自得其乐。另如农历与公历曾经被视为矛盾，后以“二历并存”，一直沿用至今。西俗东渐，在吸纳之中革新，由此形成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现象。今日各国普遍以加强民族特性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传统实际上也在这个主题之下不断改进趋新。倒是中国的国庆节在旅游的火爆浪潮中被戴上了“黄金周”的帽子，其爱国主义的本色反而被遗忘，这应当引起人们的瞀醒（《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第349页）。这说明，值得注意的不是西方文化的东传，关键是不要自己主动遗忘，迷失了“生活的方向”。

“习俗移人，贤智者不免。”习俗存在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庆、文化娱乐、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不论作为一种行为文化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习俗都以它独特的方式来“反映社会存在和作用于社会存在”（《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第474页）。作者分析，习俗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不仅关乎个人的习性，也与社会进化息息相关。落后的习俗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政治民主的进步和科学的昌明，无怪乎政党及政府多将改良风尚列入施政方针之中。在晚清民初的移风易俗、国共两党的改良风俗政策、当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都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力量在习俗层面的交织作用。不过，习俗的不同层面对于社会变动的反应力是不同的。作者将之归纳为不平衡性，生活习俗的变化快￥信仰习俗的变化，礼仪习俗的变化大于宗族制度的变化（《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第521页)。

纵观一百余年的习俗变迁，可以发现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性在加强。同时，习俗在民众追求时尚的步伐下，既有沉淀，也有更快速度的改变。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进人信息传媒时代以后，民众接受信息的管道广泛，感应能力更强，接纳速度更快，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更加个性化，习俗的制约性也越来越弱。从无意识的延续生活的习惯，到有意识的保护文化的特色，这其中反映着社会发展中进化与传统的两种力量，也反映出社会生活并不能以西化、现代化或信息化作为唯一的选择。社会生活方式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呢？或许在全球化及个性化的时代，适用的，习惯的，独特的，就是最好的。

前述之分析，作者并未以专章讨论，但在社会生活的脉络之中，不难见作者对几者关系的把握。我们如循此路径，在整体史的关照下，对社会生活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进一步解析，自易有更深的“生活感悟”。比照社会生活研究的学术史意义，可见其正在弥补过于着重政治、经济史研究之不足，是还原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程的重要一步。但是，在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又易犯“画地为牢”的毛病。生活者，单纯叙说衣食住行、婚丧礼俗之静止状态，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只做机械交待，而并无相互结合的深人解析。结果，研究之成果固然一看即知为“社会生活史”的著作，但是似脱离了民众这一根本主体，也脱离了生活的社会环境，对于了解历史中的民众生活原态并无多大帮助。

《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对历史的“写法”或称“读法”也值得称道。中国史学自从叙事史的传统转向重科学化的分析，其专业化与分科化确在不断加强，而与大众之距离也越来越远。学者“阳春白雪”的读法与大众“下里巴人”的读法各相异趣，隔离渐深。在史学研究不断进步的同时，大众的历史阅读却似在不断世俗化与庸俗化。学者感叹史学受到社会冷落，大众对现代传媒包装的戏说历史却如痴如醉。针对此点，有学者提倡“历史的第三种读法”，其核心内涵就是要打破壁垒森严的专业与业余界限，跳出高雅与通俗的人为圈子，让专业历史工作者暂时放低身段，离开髙髙的象牙之塔，走向社会，融人大众，以深人浅出、雅俗共赏的方式，弘扬健康的历史观念，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与更多的大众分享历史的智慧，反省历史的经验，化腐朽为神奇，变深奥为平易”（黄朴民：《历史的第三种读法》，《光明日报》，2007年5月18日）。《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的确带有“第三种读法”的色彩，全书叙事通畅，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书中多引新闻报道、歌谣俗语、时人回忆，对种种制度、仪式、政策、现象进行解说分析，形象生动，一读即知，生活气息浓郁。穿插书中的数百幅“老照片”和“新照片”使书中描写的人物场景直观再现，相得益彰，使读者可获得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立体信息。作者在论述之中，频频以自身的生活经历及见闻来见证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领域的种种现象，不仅凸显了其内心的现实关怀，也让阅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书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作为一本综合性的社会生活史著作，在归纳已有研究成果、概括社会生活变迁大势方面自然有其长，但也很难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部纳人。如民间信仰属于社会生活很重要的方面，但全书除了在介绍恶风陋俗时对迷信有所涉及外，并没有设专章论述。如民众的职业活动，民众的社会心理等，也还有需进一步论述之处。作者对于民众的主体性差异有所关注，但在职业差异、知识素质、地区性差异、民族性差异等方面的分类梳理还很不够，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习俗表现仍嫌不足。作者收集的图片十分丰富，遗憾的是出版社在处理图片的版面及手法上过于“小气”，图文互释的信息量如能加以扩充，将会使全书更加精彩。

总的说来，“这是一本人人都会喜欢看的书”（卷末语），相信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在其中找到自己生活的痕迹。无论是寻求过去的回忆，还是探究生活史中的学理，《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都值得一读。

本文刊于《近代史学刊》2009年第6辑，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硕士张莉同学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