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大略与家国之谋，是电视剧《乔家大院》负载于一代晋商乔致庸的特征。经商者观之，更起追慕前贤、立德立功之思。对于乔致庸在创业过程中的艰险波折，奇谋危断，也是心有戚戚焉。
很多人记住了一个财富神话：乔致庸，晋商巨富，治商有方，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累资钜万，在全国各地拥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各类产业达200余处，所开票号更是汇通天下，资产髙达数千万两白银，富可敌国。电视剧中还将其塑造成一个理想人物，这位亿万富翁个性鲜明且别具一格，儒雅中带有勇武，精明中带有大道，狡黠而不失本分，多情而又多忧。但是，通过现代传媒之手法洗去历史浮尘的乔致庸真是如此吗？在集宏阔与精细于一体的乔家大院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真实故事呢？
兴业
山西自明代起就闻名全国，巨贾无数，资力雄厚。在山西本地，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的说法。至清代，晋商更是商行天下，不仅在内地走货贩卖，大买大卖，在北方边疆地区的进出口贸易也进行得红红火火。许多家族世代经商，财富聚殖，颇为惊人，如通常所称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等均为拥资巨万、名闻遐迩的大富之家。
电视剧乔家大院剧照
祁县的乔氏家族自然也是赫赫有名。乔氏经商起于乔致庸之祖父乔贵发。据《山西票号史料》中记载：乔贵发早年曾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雍正年间与一个姓程的亲戚出走归化（今呼和浩特)。开始在一家商店当伙计，后来给人家赶骆驼，再后自本开设草料铺，兼卖豆芽、豆腐、烧饼等杂货。稍有积蓄又开设兼营客栈、货栈的广盛公。
乔贵发走的是很典型的勤劳致富之路，他将山西人那种吃苦耐劳和精明能干的特质充分体现出来。待生意稍成规模，他干脆聘请了掌柜来主持业务，进一步扩大了经营范围，以油、酒、米、面为主要业务，兼营其他，上自绸缎布匹，下至蔬菜杂货，适应市场需求，不分行业，应有尽有，获利丰厚。
乔贵发在事业有成之后方才娶妻，生有三子，老大名全德，老二名全义，老三名全美。三子各立门户，全德在乔家堡村西立“德兴堂”，老二全义在村东立“保元堂”，老三全美则在村中央立了“在中堂”。乔贵发去世之后，家族生意由乔全美主持，其余两堂主要是按份持股，分取红利。
致庸为全美次子，字仲登，号晓池，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此时乔家虽非大富，但也衣食无忧。但在致庸幼年，全美早逝，家业由兄致广继承。致庸虽生于商家，却对经商理财丝毫不
感兴趣，一心只读儒家经典，想走科举之途。果然如此，兄弟二人分业，儒、商共昌，也是家族之福。不期致庸刚考中秀才时，致广又英年早逝，家族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致庸的肩上。
致庸在初失兄长之时，心绪极度低落，而家业又处于主理无人的困局。电视剧中描写，此时乔家通过与太谷富商之家联姻来走出困境，并非事实。事实上，乔致庸放弃举业，奔赴商场，包头成为他一展其商业奇才的主战场。
包头作为一个城市则形成较晚。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设置包头镇算起，至今还不到200年。但是包头作为清军军用物资运输及边境贸易的中转站，一直是晋商“走西口”的重要目的地。乔家在归化和包头都有商铺。1850年黄河码头移至包头南海子后，包头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和转运码头。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包头已发展成为我国西北著名的皮毛集散地和水旱码头。乔致庸预期包头将会进人高速发展的时期，逐渐将经营重点转移至此。
道光二十年（1850年），致庸以独立资本，在包头财神庙街西口路北增设复盛全，瓦窑沟口路西增设复盛西。咸丰年间，又经营复盛菜园。此时，包头人口的增长更加迅猛，经济也日益兴旺繁荣，“复”字号的开设正应其时，获利异常丰厚。再加上三家“复”字号各有侧重，互为倚角，规模迅速扩张，成为包头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业企业。乔氏的“复”字号在包头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包头甚至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的说法，足见其影响力非同一般。
乔致庸贸易起家，金融立业，诚信固本，至今仍不失为典范。
在归化城的生意，也进展顺利。到光绪初年，致庸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开设通顺店，分南北两店，南店经营百货，北店经营绒毛皮张。又设有大德店、大德店粮行生意、德兴长面铺、法中庸钱铺，资本都很雄厚，与包头“复”字号遥相呼应，互为声援。
乔氏还在山西商人引以为傲的票号业有不俗的表现。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开支巨大，现金转运，不仅不便，而且危险。此外，商品流转产生资本存贷的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山西票号之具体产生时间，现在尚有争议，早者有明末清初之说，晚者有道光时期之说，较多的认为是乾嘉时期，而山西人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的“日升昌”是第一家票号。不过，山西票号是在道光、咸丰、光绪年间迎来其黄金发展时期则属无疑。
乔致庸异地经商，汇兑事繁，也敏锐地意识到票号实掌金融流通之命脉，前景大有可期。光绪七年（1881)，致庸开设了大德恒票号，股本六万两。光绪十年（1884)，致庸改大德兴茶庄为大德通票号，最初股本也是六万两。此时，山西票号已在全国颇有声势，如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日新中等票号均在各地遍设分庄，实力雄厚。乔致庸认为竞争并不足惧，反可借势，只要经营得法、信誉良好，不怕没有钱赚。在他的主持下，乔氏投入资本，在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遍设分号，方便跨地区贸易的远程汇兑。数年之间，即有大成，每年获红利在二十万两白银以上。
至此，乔氏的商业帝国基本成形。据不完全统计，在归化仅复盛字号的钱庄、当铺、粮店就有十余个，连同分布在包头、京、津、四川、两湖等地的通和粮店、法中庸钱庄、大德西粮店、大德成茶庄等钱粮字号及票号分庄。在老家祁县，则有大德通、大德恒两票号的总号，大德诚茶庄、义
和恒（钱铺兼茶庄）和1个油面铺》乔家堡村则有万川汇，意即乔氏所有生意的总号。产业总计在200处以上，仅流动资本就有700万至1000万两之多，如把不动产估计在内，就有数千万两的财产，堪称富可敌国。
商道
乔致庸之称为儒商，并非其形象儒雅。电视剧中的乔致庸，个性冲动，时而率真宽厚，时而狡黠傲气，未免失之中和，据有关史料来看，他的确并非是一个儒腐守成之人。乔致庸之儒，在其商道。大致归结，可分三点；“知人”、“严规”、“明德”。
旧时之家族企业，往往寄望于家长之上。家长贤，则家族旺；家长愚，则家族衰。当然，在家族范围之内，基本上能任贤用能，由最有才干的人来带领家族前进。但是，在管理事务中，为防大权旁落，绝少让外人插手。山西的不少票号在这方面表现得较为开放。乔致庸在用人方面颇有先见，且能知人善任，宽严相济，大度慷慨，慎始慎终，人乐为用。
初开票号，人才短缺，乔致庸聘用了票号熟手阎维藩为总经理，立时打开局面。阎维藩，本是祁县下古县村人，17岁时入平遥蔚长厚票庄学徒。因聪明好学，应对灵活，深得掌柜赏识，后被派往福州分号掌事。在福州期间，为争取业务曾为官府垫支白银15万两，后被平遥总号得知，认为阎私自交结官吏，违背号规，因而派人查处，阎决计辞职还乡。乔致庸闻讯，认为阎有胆有识，敢作敢为，是个不可多得的开创性人才，便礼聘阎维藩为大德恒总经理。阎维藩感恩戴德，殚精竭虑，总揽号事达二十六年之久。即使是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这样的特殊动荡时期，阎维藩也调度有方，应对得当，使大德恒获利不减。乔致庸还与阎维藩结为儿女亲家，义上加亲，合作无间。
大德通票号的发展也得到一位重要人才的加盟。高钰原为普通学徒，但是好学肯干，敢于进言，得到乔致庸的赏识，予以重用。在有所建功后，又给予“身厘”，初只三厘，后加至一分，年终分红可达二万余两。高钰不负所托，执掌号权长达二十五年。在致庸过世后，仍不离不弃，尽心尽力，毫不懈怠。
“严规”是指乔致庸治店严格，重视以规约人，防范风险，增进信誉。这一点，也在票号经营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票号经营，风险很大，虽有好的人才辅佐，放手发展，但如无科学合理的内部制度，就会让放手变成放任，影响企业的效率与信誉。乔致庸每立一店，必与经理人合作，严定号规。这些号规内容全面，既包括奖惩制度、人事方案，也包括经营守则、道德约束。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乔致庸就曾合账重议大德通号规。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载：
“凡事之首要，茂规为先。始不茂规，后头难齐。今将议定规矩，开列于左……各顶身力，每年应支：一俸者以一百五十两，九厘以一百三十五两，八厘以一百二十两，七厘以一百一十两，六厘以一百两，五厘以九十两，三厘以八十两，二厘以七十两，一厘以六十两，每年春冬两标下支。除应支外，分文不准长支。如有不合者，勿论铺辞、辞铺，但是不到年终，不管生意余亏即按应支结清。……定人力故股，一厘至六厘，四年清结，七厘至一俸，六年清结。若初顶身股，未经账期而故者，勿论多少，三年清结。若功绩异常，或临故有毁之事，宜加宜减，众东另议。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议故股章程。
这条身股规则实是非常重要的薪酬制度，按绩级定身股也是山西票号最有特色的奖励制度。1901年重订的蜀庄章程则是严明经营守则：
其一，宗旨宜坚定也：我号今占成庄，以营汇藩库局署京协各饷及与各庄旋转票汇为宗旨，次嗣为我号契交。凡事待人以德，必须诚心相交，凡事自能仰仗。……
其二，择主宜认真也：占庄因以求利为本，而尤以认真择主为贵。……
其三，操守宜讲明也。……
其四，自立宜切究也：此次成都占庄，务须加意慎，所有一切规章，全在今日创始时认真作立，以期历久无弊。……
其余各店，无论分总，莫不有规。
最体现乔致庸之儒的在于“明德”。无论做人办事，还是任人立规，乔致庸都十分重视道德水平。他觉得，如果才能平庸，但经营有“德”，店面还可维持；如时间长久，奠定信誉，还可能有大的发展。如有才无德，经营全在取巧投机，虽有短期获利，长久必坏大事。在蜀庄章程第三条之中，他就力倡勤俭谦和之德。号规中说：“近来票号习气，竟尚极欲穷奢，心髙气傲者有之，志得意满者有之，以及荡检逾闲，任意贪占衣物者更有之，此皆局量福浅，规模卑狭，所见太小，欲速则能达之故。我号谦慎相传，以高傲自满、奢华靡丽为深戒。且勤为黄金之本，谦和圣贤之基，自来成功立业，未有不从谦和勤俭中来者。我号来此占庄，须以谦和勤俭为根本，以务将来大成基础，既不负涉水登山之苦，兼可获公私两益之功。甚勿以川省富锦，奢靡相尚，致催饱饭忘家之消。至于等剀切申明，总以实力奉行为要，伙等果能遵行，不难破格起擢。倘有不循号规，与此反对者，则勿谓号中之待人薄也。”勤俭谦和，不仅为圣贤之基，也是立店之本。
在他平日的训讲中，乔致庸也屡屡强调“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的道理，曾云经商之道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要以信誉赢得顾客，不能以权术欺人，更不能将“利”字放在首位，赚昧心钱。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乔氏票号能够在社会动荡及信用风险极大的情势之下贏得民众及官府的信任。
乔致庸对于道德规约的重视在家族内一直延续下来。在1913年重订的大德恒、大德通两记号规中，还可清晰见到经商营誉的条款。条款中有多项不准，如不准在外巨数支使，以致祁无纪律也；不准私自捎物，致累人格也；不准就外厚道，致滋舞弊也；不准私带亲族，影射号中银钱也；不准私行囤积，放人名贷款也；不准奢侈滥费，以耗财力也；不准侵蚀号中积蓄也；不准花酒赌博，致堕品行也；不准吸食鸦片，致干禁令也。如有违反，一经査悉，立即出号，决不宽贷。这些条款既是营业守则，也是为人准则，可见票号经营，实则是信誉经营，此言不虚。
对于整个山西票号来说，这种道德信用的打造是最为关键的。山西票号的兴起没有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完全是民间经济智慧的产物。何况时至晚清时期，政府贪污无能失义之事不断，票号如果没有自身坚实的资本及信用支持，不可能维续下去？因此，绝大多数的山西票号都将道德信誉视为生命，这种集体道德意识也铸就了晋商的集体辉煌。
家训
致庸经商之余，屡有善举。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赤地干里，寸草不生。致庸捐银三万六千两，开仓赈济，曾国荃亲题“福重琅环”巨區。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捐资赈济，被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
致庸治家颇严。乔氏祖训，禁止纳妾。乔致庸一生娶六妻，但都是断弦再续，并未娶小，这在旧时大家族中是比较少见的。致庸经商成就斐然，晚年商务全权委任长子，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曾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他严格教育子女，使他们懂得经商之道，首重信誉；次讲义，不赚欺人昧心钱；再次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力戒三个字：骄、贪、懒。
他还教育子女，“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
约。”他还把《朱子格言》作为儿孙启蒙教育必读书，写在屏门扇上，以便儿孙诵读。并自拟对联用木刻成，挂在内宅门两旁：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在大门门额上，还刻有“俭德”二字。
乔致庸在世时，乔氏家族从没有分过家，整个家族统一管理，共同生活。现在举世闻名的乔家大院就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是在发家之后逐步添建的。乔致庸早年并无意大规模修建院第，但在同治之后，国家动乱，外敌入侵，自己个人的财富虽在增加，但是离“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似乎越来越远了。就是自己辛苦一生创下的产业，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灰飞烟灭。在这种心境之下，他开耗费重金，修建了院宅。整个乔家大院为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占约16亩，建筑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房间300余间。整个院堡布局严谨，设计精巧，斗拱飞檐，精绝无伦，在晋商宅第中极具代表性。因此，山西也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的说法。
1907年，乔致庸去世，在家停丧十月。丧礼耗费无数，送丧仪仗队伍长达数里。这场规模浩大的大出殡惊动了整个祁县，但是再也唤不回一代商界奇才的灵魂。
本文刊于《竞争力》2007年第11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云嘉南同学提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