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夏天，我出生在江南名城杭州的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里，父叔常年谋食四方，家中事无巨细都由祖父主持。祖父来裕恂先生是清末秀才，曾从师于晚清国学大师俞樾。20世纪初留学日本弘文书院学习教育。在日本期间，曾在同盟会主办的横滨中华学校任教务长。回国后经蔡元培介绍加盟光复会，在家乡从事新式教育的劝学工作。辛亥以后，他敝屣荣华，依然在教育部门和各类学校任职。他一生潜研学术，寄情诗词，笔耕不辍。所著有《汉文典》(有清光绪商务印书馆刊印本、1993年有南开大学出版社注释本)、《匏园诗集》、《萧山县志稿》(以上二书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史》和《易经通论》等多种。我七岁以前，一直随侍于祖父左右，生活上备受宠爱。但祖父对我的教育却很认真，非常严格地对我进行传统文化的蒙学教育，以三、百、千、千的顺序去读，去背诵，还为我讲解《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等蒙学书，为我一生从事学术活动奠定了入门基础。祖父就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七岁那年，因父亲供职天津，即随母北上。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祖父，以后虽然再未和祖父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仍然不时写信来，指导我读书和修改我的习作，直到他高年辞世为止。
我从小学到大学遇到过不少良师，他们都从各个方面给我日后的学术道路以重要的影响。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我先在南京新菜市小学读高小时，级任老师张引才是一位刻苦自学、博览史籍的好老师，他常和学生一起，讲述有益于学生的历史故事。这些知识的灌输，无形中奠定我日后攻读历史的根基。后来我到天津一所中学读书，有一位年轻的国文老师谢国捷，曾在辅仁大学专攻哲学，是史学家谢国桢的六弟。安阳谢氏，家富藏书。谢老师又很慷慨倜傥，师生间十分契洽，因此我得以借读谢氏藏书。谢老师还常和我谈些治学方法和经验，鼓励我写文章。我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初稿就完成于此时。此文后来在陈垣老师的直接指导下，经过多次修改，终于成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
40年代初，我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有幸亲受业于陈垣、俞嘉锡、张星烺、朱师辙、柴德赓和启功、赵光贤诸先生之门，他们都为我日后走上学术道路耗费心血，特别是他们谨严缜密、求实求真的学风，成为我一生努力追求的方向。可惜我资质驽钝，虽全力以赴，至今未能达到师辈的标准，而深感有负师教。当时正处于日寇侵华的沦陷区，老师们坚贞自守的爱国情操，更是一种无言的身教。
我大学毕业时，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人们的心情都很兴奋，以为可以报效国家，有所作为。孰知事与愿违，政府的腐败令人大失所望，我无可逃避地像许多人一样，走上一条毕业即失业的道路，虽然经过亲友的帮助，曾在一家公司谋得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但为时不久，公司倒闭。又赋闲了一段时间，才经读中学时一位老师的介绍，到一所教会中学去教书。当时，解放战争已临近全面胜利的边缘，天津的解放指日可待，我也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一些革命理论和思想的灌输，热切地期望着新生活的来临。
1949年1月，天津解放给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欣悦。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我积极投身于新的革命工作。不久，经民青驻校领导人的动员，我和另一位同事张公骕被保送到华北大学去接受南下工作的政治培训。于是，脱去长袍，穿上用紫花(据说是一种植物)煮染过的粗布所缝制的灰制服；不惜抛去优厚的工薪制，而去吃小米，享受大灶供给制。一股唐?吉诃德的革命热情产生着革命的冲动。为了和旧思想、旧习俗等等旧的一切割断，做个新人，我们又学习那些先行者改名换姓的革命行动，偷偷地商量改名问题。张兄想今后要在革命大道上奔腾，就利用名字中骕字的马旁，改名马奔。我则用名字的最后一字“夏”与“禹”相连而改姓禹，又大胆地以列宁自期，取名一宁，暗含着彼一宁也，我一宁也，也许有一股将相宁有种乎的傲气。张兄一直沿用马奔这个革命名字，我则幸亏以后又恢复了原姓名，否则文化大革命中这将是一条大罪状——居然敢以列宁自期。政治培训期满后，张兄南下到河南，我则被留在华北大学的历史研究室，师从范文澜教授，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从此我就从古代史方向转到近代史方向，并在范老和荣孟源先生指导下写出第一篇学习新观点的文章——“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作为太平军起义百年的纪念。
当时历史研究室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从整理北洋军阀档案入手。这批档案是入城后从一些北洋军阀人物家中和某些单位移送过来的藏档，没有做过任何清理和分类。这批档案有百余麻袋，杂乱无章，几乎无从下手，每次从库房运来几袋就往地下一倒，尘土飞扬，呛人几近窒息。当时条件很差，每人只发一身旧紫花布制服。每天工作时就带着口罩，蹲在地上，按档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报、图片和杂类等分别打捆检放到书架上。因为每件档案都有脏污之物，要抖干净就会扬起尘土，整天都在爆土扬尘中过日子，所以每天下班，不仅浑身上下都是土，就连眼镜片上都厚厚地积了一层灰尘。同事们看着对方鼻孔下面一条黑杠，往往彼此相视而笑，但从没有什么抱怨。在整理过程中，因为急于想闯过这个尘土飞扬的阶段，工作速度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形式的档案和记住一些军阀的名字外，几乎很难停下来看看内容，只能说这是接触北洋军阀档案的开始而已，还谈不上什么研究。
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清理麻袋中档案的工作告一段落，为了进入正规的整理工作，研究室集中十来天让我们读一些有关北洋军阀的著作。我虽是历史专业出身，但在大学时除了读过一本丁文江的《民国军事近纪》外，所知甚少，就乘此阅读了一部分有关著述。下一阶段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将初步整理成捆的档案，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类分开。每个人把一捆捆档案放在面前，认真阅读后，在特制卡片上写上文件名、成件时间、编号及内容摘要，最末签上整理者的名字，然后分类归架。因为看得仔细，常常会发现一些珍贵或有趣的材料，我便随手札录下来。同事们在休息时和在宿舍里，彼此都能毫无保留地交谈心得，既增长学识，也能引起追索的兴趣，有时便在第二天去追踪原档，了解具体内容。前后历经半年多的整档工作，虽然比较艰苦，但却不知不觉地把我带进了一个从未完全涉足过的学科领域，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成为我一生在历史学领域中的中心研究课题。
1951年春，范文澜老师应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璆教授之请，同意我到南开大学任教。从那时至今已整整越过半个世纪。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奉献给了南开大学。我在南开大学从助教做起，历阶晋升至教授。在新的岗位上，我除了坚持科研工作外，又开始新的教学生活。我到校不久，由于吴先生奉命赴朝慰问，他承担的中国近代史教学任务便落在我的肩上，我夜以继日地突击备课，居然在吴先生离校时披挂上阵，未曾想到竟然一举成功，受到学生的欢迎。吴先生凯旋后，看我已能胜任，也就让我教下去。从此，中国近代史就是我教学工作中的主要项目。此外我还教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通史、古典目录学、历史档案学、鸦片战争史专题和北洋军阀史专题等，同时我仍然坚持北洋军阀史方面的研究，继续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到南开大学的第二年——1952年，我在《历史教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题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讲课记录，虽然还不太成熟，但从此正式进入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程序。不久，我在荣孟源和谢国桢二先生的指派下，受命筹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的编撰工作，搜集了较多的资料，可惜由于人事变迁而中断，虽有微憾，但却意外地接触了不少有关北洋军阀的资料，为日后撰写《北洋军阀史略》作了必需的准备。1957年，我在荣孟源先生的推荐下，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撰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力图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系统论述北洋军阀史的专著——《北洋军阀史略》，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日本学者岩崎富久男教授曾译此书，并增加随文插图，易名为《中国の军阀》，先后由日本两个出版社出版，成为日本学者案头用书。六七十年代我因接受政治审查和下放农村劳动四年，虽然正常的研究工作中辍，但我仍然悄悄地搜集资料，阅读有关书籍。直到70年代末，我的政治历史问题才解决，落实了政策，重新开始正常的研究工作。1983年，由于社会稳定，文化需求与日俱增，湖北人民出版社又邀约增订《北洋军阀史略》，我也以能重理旧业，兴奋不已。于是，出其积累，补充史料，增订内容，与人合作撰成《北洋军阀史稿》。90年代前后，有关资料较多出现，于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邀请下，与我的学生们共同编纂了有300余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从而接触了大量资料，开拓了视野，丰富了知识，终于和几位多年合作的学生，在世纪末完成了百余万字的《北洋军阀史》。这部著作不仅得到学术界同行们的认同和肯定，还荣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我自认为在这一领域中已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我也乐观地自信在这一领域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重出同一题材的著述。此外，我还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其他方面进行学术研究工作，撰写了一定数量的论文，后来大部分编入《中国近代史述丛》和《结网录》两本书中。
60年代前后，编修新方志的推动者梁寒冰先生，多次动员我参与其事，我一则被寒冰先生的盛情所感，再则我的祖父曾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独立修成一部70余万字的《萧山县志稿》，我理应克承祖业，为新编地方志尽一份力。于是在寒冰先生领导下，开始全国修志的筹备工作，并以河北省丰润、霸县等地为试点，开展修志工作。正在顺利推进之际，“文化大革命”的风波陡起，我和寒冰先生在不同单位都因发起修志而被扣上“举逸民”的罪状，并从我家中抄走有关修志的文件和资料，作为罪证。但我们的修志志向并未因此而稍减，我还在被批斗之余和被监管的日子里，读了一些方志学的著作。70年代末，灾难的十年终于过去，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拨乱反正，百业俱兴。我和寒冰先生亦以极大的热情重新发动全国性的修志工作，我承担了初期培训和组织修志队伍的工作。1983年春，在华北、西北、中南、东南四个大区同时举办了四个培训班，讲授修志基本知识，并在讲课的基础上，由我主持编写了第一本修志教材——《方志学概论》。与此同时，我也对方志学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写出了一些论文，并应邀到一些地方去演讲。1991年9月，我应日本独协大学之邀赴日，与该校齐藤博教授合作进行日本文部省科研项目《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1993年夏，我承曾供职过的南开大学出版社的盛情，出版了《志域探步》，作为我七十岁的纪念。不久，我又应台湾商务印书馆之约，对《志域探步》作了全面增补和修订，撰成《中国地方志》一书，成为我在方志学领域中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
命运往往拨弄人，十年动乱终于走到了尽头，一切又归于平静、正常。我也从60年代以来那种百无是处的处境中解脱出来，问题结论了，政策落实了，我的聪明才智似乎又被重新发现，有了新的价值。80年代前后，当我临近花甲之年，一般人已在准备退休，而我却方被起用，迎来了一生中唯一的“辉煌”瞬间。我在一两年内先后荣获了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等诸多头衔，校墙外面的虚衔，也如落英缤纷般地洒落到头上来。但历尽坎坷的我始终保持清醒状态，视这些“荣华”如过眼烟云。一方面，兢兢业业做好各项本职工作，力求改进，以无负委托；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地立足于学术研究工作的基本点上。于是，我结合新的事业，又转向于图书文献学领域的研究。在这公务十分繁忙的十多年中，我主持和参与编写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和撰著了若干专门性论文，开辟了我学术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领域。1993年10月，我应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华伟博士之邀担任该馆顾问，负责该馆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资料征集工作。2002年春，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根据该会每年从世界华人图书馆从业人员中，经考察其工作业绩与学术成就而提名评选一人授予“杰出贡献奖”的规定。我以对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国际交流工作中的成绩以及优异的学术成果而被授予2002年度“杰出贡献奖”，为我国获此殊荣的第二人(十年前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庄守经教授首次获此奖项)。
综观自己的大半生，都是在笔耕舌耘的生活中度过。我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并在报刊上发表。最近从旧报上发现好几篇中学时代写的文章，如《诗经的删诗问题》、《桐城派的义法》、《清末的谴责小说》和《邃古楼读书笔记》等，还写过一些随笔散文。这种笔墨生涯一直延续六十年而不辍，撰写了多种学术著作，代表了我致力学术研究的三个方向。历史学方面主要有：《林则徐年谱新编》、《北洋军阀史》、《中国近代史述丛》和《结网录》等，方志学方面有：《志域探步》、《中国地方志》和《中国地方志综览》等，图书文献学方面有：《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古典目录学》、《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古籍整理散论》等。这些著述中有些曾遭遇过不幸的厄运。如我因为要使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内容有点新意，就努力开发新史源。曾集中精力，历时十年，本着专攻一经的精神，读了八百多种近三百年的人物年谱，每读一书，辄写一提要，积稿达五十余万字，又经修改成定稿十册，不幸于“文革”时被抄走，发还时仅余二册，幸草稿和部分资料尚在，乃于70年代下放务农之暇，重加整理，再一次写成定稿，题名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共56万字，于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以十年时间读一种史料，终于对近三百年的人物、史事轮廓获得了大体了解，这或许也是一种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在颇为恶劣的氛围中，只有专攻一经才能修复不平的心境，并完整地掌握某一学术领域的基本内容。也许这是我在无奈中摸索到的一条治学门径。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前一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我渐渐感到我自己的社会职责尚有所亏欠。我虽然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上尽了一份力，但那个圈子很狭窄，忽略了更广大的民众对文化的需求。我没有尽到把知识回归民众的责任，于心有愧。于是不顾圈子里朋友们的“不要不务正业”的劝告，毅然走出象牙之塔，用随笔形式把知识化艰深为平易，还给民众，向民众谈论与之所共有的人生体验来融入民众，同时我也想用另一种文字风貌随手写点遣兴抒情之作，给新知旧雨一种求新的感觉。写来写去，积稿日多，在90年代竟然连续出版了《冷眼热心》、《路与书》、《依然集》、《邃谷谈往》、《枫林唱晚》、《一苇争流》和《来新夏书话》等七种小集。而在新世纪之初我又结集出版了《且去填词》、《出枥集》、《只眼看人》和《学不厌集》等四种，我的一位早期学生戏称我是“衰年变法”，我亦甘愿受之而不辞。
当我日益靠近八十岁的时候，我的早期学生们倡议编撰我的全集，作为八十岁的纪念。我感谢他们的不忘师生旧情，但亦有两点个人想法。一是只能出选集不能出全集，因为世上没有绝对的“全”，“全集”只能说大致已全，否则就无所谓“佚文”、“补编”等等。如果说“全”，那就必然细大不捐，良窳并存，一个人一生所作得意成功之作应是小部分，而更多的是败笔或尚欠完善，以往已损耗了他人的精力，那么在重新审视编订时，就应尽力选取自己的代表作和有用于人的作品来补过。再则，“全集”意味着到此为止，而我则笔意尚浓，无意封笔，所以以出选集为好。二是选集不能假手于他人，而必须自选。因为陈垣老师早年间曾说过：“要出个人集子，最好自选。”他老人家认为自己对自己的文字最有数，自己对自己的学术思路和脉络最清楚，自选易于去取，可以减少各篇间的重复处。于是我就在2001年初开始搜集选编，并自定了几条选编标准，即：(1)所选必须自己认为“尚可”者；(2)所选必须是亲手写作者，主编著述不收，合作著作选入自己亲手撰写的章节；(3)尽量避免重复内容；(4)尽量保持原发表时的文章原貌，仅改正语词错讹和表达不清处。于是我搜集了自1940年至2000年的六十年间所写的近700万字的文字，包括论文和专著，并根据我的编写原则，从中选出了160余万字，分编为四卷，前三卷是我所致力的学术方向，卷一是历史学，卷二是方志学，卷三是图书文献学，卷四则是我晚年所写的随笔。编成之后，即命名曰《邃谷文录》，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6月正式出版，作为我八十初度的纪念。虽然在仔细检读中，仍然发现有个别错讹和小有重复处，但《邃谷文录》终究是我一生学术工作的正式记录，也是对我的学术工作做出评价的基本依据。2002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得校友范曾之助，有刊印《南开史学论丛》之议，第一辑收资深教授八人，我幸登签簿，乃就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三方面，选录论文三十余篇，成《三学集》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40余万字，或可备识者知我学术之简要焉。
目前我虽然已年逾八旬，但依然在舌耕笔耘的漫长道路上走着。最近我又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清人笔记随录》一书。这是对清人所撰二百余种笔记所写的书录，体例一依《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清人笔记随录》书稿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粗具规模，不幸痛遭“文革”劫火，直至90年代，我以书稿虽亡，手脑犹在的立志，重新纂写，终以十年之功完成定稿，使之与《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并成为我致力“为人”之学的证明，也为清史研究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以其书有一定学术价值并可供编纂新清史的参考而列入《清史研究丛刊》，交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如果天假我年，尚有余力，我将在无怨无悔的恬静心态下，回顾自己的一生，实话实说，写一部图文并茂，有二十余万字的自述——《烟雨平生》，以明本志。
2004年4月中旬修订于南开大学邃谷寄庐，时年八十二岁
(本文选自《南开学人自述》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