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的文献，由于研究工作开展较缓，资料储存比较分散，致使搜求与使用有一定困难，给教学与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我在研究北洋军阀史的过程中曾接触了一部分文献资料，大体可分历史档案、传记、专集、地方志、笔记杂著、中外论著、资料汇编和报刊等八个方面。现述其大略，或可备参考。
一、历史档案
档案是历史的记录，它形成于机关、部队、学校、工厂、企业和某些个人的活动记录中。历史档案属于档案的重要部分。它具有涉及面比较广泛，内容比较罕见、新颖，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比较可信。
北洋军阀史的国内档案主要集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它所藏档案数量浩繁，号称十万余件，包括有北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群众运动、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等各个方面。早在1957年，该馆就编印了内部油印发行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其后一度停顿，直至七十年代后期又重新开始。现正整理编辑并陆续出版与北洋军阀史有关的档案资料有两套：
一套题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共分五辑，自1979年起分辑出版，第一辑为《辛亥革命》（1911年）、第二辑为《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第四辑为《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1917 —1927），第三辑、第五辑分别按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群众运动等大类分为若干册。另一套题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按重要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和企事业机构等分专题编辑出版。现已出版的有《白朗起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直皖战争》、《善后会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等等。
散藏在各地档案馆、博物馆的北洋军阀史资料也为数不少，如天津档案馆所藏商会档案从清末到解放保存得完整无缺，其中有与北洋军阀有关的资料，现已整理分册出版。天津历史博物馆藏有相当数量的北洋档案，如经过整理发表的《吴景濂函电存稿》〔1〕，是关于南北议和的南方文件，共367件，从中可看到南北双方对议和的基本态度、南北各派军阀、政客的内部斗争、滇桂军阀与北方军阀的勾结等等内容，尤以所附《人名录》、《字号索引》将函电和文件中的人名、字号都作了索引，对研究者使用所辑资料提供了方便。还有《秘笈录存》〔2〕一书是该馆所藏徐世昌时的译电稿，为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的有关资料。近年来更选编了《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正式出版。其他如黎元洪等人尚有若干待整理的资料。
国外也有不少有关北洋军阀的档案，如日本外务省专设的外交史料馆所保存的档案资料是研究北洋军阀史的重要宝藏，他如美国外交文书以及英、俄等国的档案已为不少学者所利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口述资料中有一些与北洋军阀史有关人物的口述档案，虽需经甄考后才能确定其真正的史料价值；但是，它无疑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开辟了重要史源。
二、传记
与北洋军阀集团有关的人物传记既是北洋军阀史的重点研究内容，也为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较多而集中的文献资料。过去有陶菊隐的《六君子传》、《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传》和坊间流行的《袁世凯》、《张作霖全传》等等。它们或失之粗略，或偏重于逸闻，而且现在也较难搜求。解放后，撰写传记工作有所进展，李宗一的《袁世凯传》、常城的《张作霖》、蒋自强的《吴佩孚》等等，都提供了一些资料，但尚缺一些与某些人物行事相称的大传；台湾学者虽然撰写了徐世昌、吴佩孚、段祺瑞等人物篇幅较大的传记，可惜对所引用的史料缺乏详细的注记，以致降低了应有的征信程度。海外学者的传记著述，如已出版的陈志让所著《袁世凯传》、加文•麦科马克所著《张作霖在东北》、薛礼敦所著《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等都可备参考。中外学者的传记著作虽已有一定的成绩，但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领域看，还很不够，有不少应有传记而无传记的人物犹待填补，或者已有传记而欠充实准确的则尚需增订提高。
当事人回忆录是当事人对自己亲身经历见闻的回忆，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有溥仪撰的《我的前半生》、冯玉祥撰的《我的生活》、顾维钧撰的《顾维钧回忆录》、曹汝霖撰的《梦的七十年》、芮恩施撰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等等。他如《近代史资料》和各地的《文史资料选辑》也收录了不少有关人物的回忆录、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为传记另一种形式的年谱，过去数量比专传多，而且有些颇有文献价值，如由袁世凯幕客沈祖宪、吴闿生所编的《容庵弟子记》〔3〕是为袁世凯所编的年谱，记袁世凯练军经过甚详，可供研究北洋军阀集团起源、形成等问题之参考。北京图书馆所藏，由贺培新所编的《水竹村人年谱稿》〔4〕钞本二卷，系为徐世昌所编，其下卷记有民初政局、洪宪帝制、对德宣战、军阀混战及阁潮等事。另有一种由李文汉编的《蔡邵阳年谱》是为蔡锷编的，其中记云南反袁战争的决策经过为它书所不及。它明确记载对云南起义最后决策起主导作用的是中下级军官，这些人曾多次研究对待唐继尧的态度，后来唐继尧赞成起义方被拥戴为护国军总司令，而蔡锷是后来赶到的。其他如吴廷燮为段祺瑞撰的《合肥执政年谱初稿》、李根源自撰的《雪生年录》及叶恭绰门生故吏所编的《叶遐庵先生年谱》都颇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凤岗及门弟子所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更为研究北洋军阀史所必需。梁士诒是与北洋军阀集团相终始而参与机密的重要内幕人物，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均在谱内有所记及，而记事之下，胪列资料甚丰，更便翻检使用。有些虽非重要人物或与北洋军阀集团无何关联的人物年谱中，也因生活于此时而记及北洋史事的。如天津图书馆所藏何葆麟所撰《悔庵自订年谱》稿本中即记有赣宁之役冯国璋军进入南京后的劫掠行为。
近年以来，年谱一体颇称兴盛，如《梁启超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章太炎先生年谱长编》、《黄兴年谱》、《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等均有涉及北洋军阀史事者。
三、专集
著名人物的重要论著与撰述多汇集于专集中，成为研究工作中所当采择的重要文献之一。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清钞本原藏天津图书馆，是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文件汇编，是研究北洋军阀集团兴起、发展与形成的重要文献资料，现已经人整理，题名《袁世凯奏议》，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为研究北洋军阀史第一阶段提供了方便。这一奏稿早年曾刊行过一部《养寿园奏议辑要》，虽不如《奏议》完整，但因当时承担编辑者颇有才识，所以均能辑得其要，仍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参考资料。名记者黄远庸的《远生遗著》有记民初政局及抨击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专论多篇；学者梁启超的《盾鼻集》内容与护国战争多有关，而所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尤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对反袁运动起过一定的作用。黄梁二人为民初颇负文名者，所撰各文均条鬯可读，论述详晰，均为重要参考文献。袁世凯幕友张一麐久居袁幕，参与机密，并与各派军阀有所交往，所著《心太平室集》有《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及记述直皖战争之作，足资参证。其他散见一般专集中的史料尚所在多有，可惜目前对民初专集底数尚未能全部了然。
近年以来，在北洋政府曾任要职或在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专集正陆续整理出版，如《孙中山全集》、《宋教仁集》、《黄兴集》、《章太炎集》、《蔡松坡集》、《张謇存稿》、《邵飘萍选集》、《熊希龄集》、《伍廷芳集》等均有与北洋军阀集团史事有关之内容。前者，河南有人整理编次《袁世凯全集》，后因故中辍搁置。台湾对专集工作也有所启动，如赵恒惕主持编辑的《吴佩孚先生集》。
四、地方志
地方志为一方之史，记事记人，详具始末，因复盖面广，数量大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据初步统计，河南从民初至1949年前共续修方志78部，山西在民国年间先后编修了43种，山东在1929年至1937年间共修志84种。在这些民国志中往往记录了其它文献中所未涉及或语焉不详的史料。如河南、陕西等地的民国志，对民初白朗起义的资料多有记载，为这次史料较少的起义活动提供了若干情况。袁世凯实行帝制时，各地成立经界局，丈量土地以勒征捐税，河北省曾掀起过反经界斗争，易县山北村为反对袁世凯丈量土地、勒征捐税而发起组织了一个“山北社”，领导反抗斗争，得到冀中十几个县的响应。其具体行动经过即载于民国25年重修的《涿县志》第一编第二卷《正纪》中。又如河南《确山县志》记1927年4月马尚德（杨靖宇）领导当地农民武装起义，消灭驻军，活捉县长，解放县城，建立政权的史事。这次起义是当时一件有纲领、有领导、有群众基础的反军阀斗争的典型事例。地方志是颇有开发价值而有待大力开发的文献领域。
五、笔记杂著
笔记杂著所记人与事，颇有可资参证者，有些经过鉴别印证，还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有的记载还较为详细具体。陈夔龙是清末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大官僚，曾任直隶总督，对袁世凯创建新建陆军知之较多，所著《梦蕉亭杂记》中对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记载是论述北洋军阀由来的资料，其余所写朝野故事也可作背景资料参考。刘成禺参加过辛亥革命活动，对清末民初政情知之较多，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至北伐前，因旧识多为政要，闻见颇广，所著《世载堂杂记》即记其亲历见闻之作，颇有参考价值。他如徐一士的《一士谈荟》与《一士类稿》、柴萼的《梵天庐杂录》以及近年出版的申君所撰《清末民初云烟录》等虽都是以零篇短什记述旧闻杂谈，但对北洋军阀这样一个错综复杂，朝变暮幻，五光十色的历史现象，确有助于思考，不得以笔记杂著为小道摒而不采。
六、中外论著
关于北洋军阀通史的论著，迄今未见。解放前，在若干种中华民国史中都有所记述，如《中华民国史》、《民国史》、《民国政治史》、《民国十周年纪事本末》等等；但都叙述比较粗略，史料也欠准确而难以利用。其唯一可用的是李剑农所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5〕。这是一部首尾完整，资料丰富，条理清楚的重要论著。它对民初的政党分合，军阀混战等头绪纷繁的问题都叙述得比较明晰，足资参考。他如丁文江的《民国军事近纪》、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对军阀混战的历史现象和民国以来的兵力状况都采录了较丰富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吴虬的《北洋派的起源及其崩溃》，简括地叙述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兴亡。谢彬的《民国政党史》，综括了民初政党分合变幻，五光十色的特殊历史现象。张一麐的《直皖秘史》记述了北洋军阀的由来、发展以及分裂成直皖两派的情况。贾保彦的《善后会议史》是把由段祺瑞导演，用来欺骗民众的“善后会议”从开始筹备到最后闭幕的原始文献汇编成书的资料性论述。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则是汇集当时报纸资料来叙述袁世凯的政治生涯。这些论著都是较有价值的参考用书。另外，还有一些当时坊间流行的，既类似宣传品，又具有揭露性质的专题论述，如《洪宪惨史》、《袁氏盗国记》、《段氏卖国记》、《六月十三》、《贿选记》、《甲子内乱始末记实》、《复辟详志》、《癸亥政变记略》等等。数量较多，内中也还有些材料；但有不少是用来作派系斗争工具的，而且编次凌乱，印刷粗陋，质量不一，鱼龙混杂，使用时必须精心选择，旁征校验。这类书已有一些经过整理校注，收入《稗海》，则可用作参考。
近四十年来，通史性的北洋军阀史著作有三部：一是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二是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三是台湾学者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陶、丁之作属于史话性质；来作则是一部史书，该书于六十年代后期已由日本学者岩崎富久男教授译为日文，于1969年由桃源社正式出版，1989年由光风社再版。1983年，《北洋军阀史略》又重写为《北洋军阀史稿》。另外在一些中国近现代史著作和通俗小丛书中也对北洋军阀史有所涉及。至于专题性著作，为数也不算太多。现已出版的如《直系军阀始末》、《北洋军阀军事经济史》等等。
西方学者偏重于撰写专题性论著，其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是陈志让的《军绅政权》。他分析了1912—1928年间“军绅政权”的性质以及这一政权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这是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的一本论纲性的著作。他如派伊（Lucian wilmont pey）的《军阀政治：民国时期军阀的纵横捭阖》，分析了各军阀派系间的关系和军阀派系之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齐锡生的《1916—1918年中国的军阀政治》讨论了北洋军阀的实质，南北对峙局面的出现，各派军阀的作风和影响等问题。
日本学者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论著较多。他们很重视对袁世凯的研究，如渡边惇所撰《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袁世凯的新政》；贵志俊彦的《袁世凯政权对内蒙地区支配体制之形成》等论文。其次，他们也很重视与中国东北有关的问题，专著有西村存雄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研究》、水野明的《东北军阀政权史的研究》。最有影响的一部专著是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军阀研究》，其内容虽超出“北洋”系统，但其侧重点仍在北洋军阀集团，论述其产生背景，形成过程，没落和演变，而人物则涉及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和张作霖等众多军阀首脑。
这些中外论述只是作为举例，其研究成果应被广泛地加以吸取。
七、资料汇编
较早的是1914年初出版的《民国经世文编》，它汇集了民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的论述文章，为研究民初政局提供了若干有用的文献。孙曜的《中华民国史料》虽分量不大，但颇便利用。
近四十年，资料汇编工作是有成绩的，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号召把近代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料实事求是地记下来以后，于是从全国到各省、市、区政协都设文史资料研究会，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广泛地征集史料，并从中选辑出版文史资料刊物，提供了大量口述性的文献资料，如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中有《北洋军阀的建立》、《西原借款内幕》、《直皖战后直系势力的扩充》、《曹锟贿选总统始末》等等；天津的《文史资料选辑》中有《张作霖处理郭松龄反奉事件的经过》、《官僚军阀祸国殃民见闻杂录》等等。其他各省、市、区也编印了类似的出版物，收录了许多内容丰富的篇什。这些大都属于回忆性的资料，在使用时应与文字记录资料相互参证考辨。
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为编纂《中华民国史》而编辑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它包括大事记、人物志、专题资料三种，现已以不同形式出版数十种，有撰稿、有译稿。每种资料都比较完整可用，如专题资料中的译稿《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和撰稿《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等二种，对于了解北洋军阀从兴起到形成的历史，颇有裨益。
三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其极为丰富的馆藏中精选有史料价值的档案，编纂民国时期的各种档案汇编，其中如在本文论档案部分提到的1980年问世的《直皖战争》一书分四个方面即：战前的直皖倾轧关系、战争爆发和皖军失败、战争区域的兵灾和战后政局等，共选入263 个专题，371件档案，对研究直皖战争及其背景、 后果都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他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也是一种足资参考的文献汇编。
四是个人编纂北洋军阀史的资料汇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从鸦片战争起到辛亥革命止，已陆续出版了11套，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惟其殿后的一套《北洋军阀》历时三十余年，几经周折而犹有所待，直至1987年，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来新夏承担编纂之任，现已完成，分五册出版，近四百万字。该书前四册依北洋军阀的兴亡历程分为四段，博采档案、传记、专集、杂著及报刊等资料；第五册为军阀人物传志、大事记、书目提要、论文摘要和附表等。这不仅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补成全豹，更为北洋军阀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系统资料。章伯锋等也编辑出版了《北洋军阀》六册〔6〕，以事为类，可备翻检。另外，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7〕以及杜春和等从一些回忆录中甄选编辑的《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二册〔8〕，也都便于参考。其个人译述的资料汇编有澳大利亚籍华人历史学家骆惠敏整理、翻译、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两巨册〔9〕。这是当年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厄•莫里循的书信集。全书达百余万字，是涉及1895—1920年间北洋军阀集团活动的珍贵资料。
这些资料合起来数量相当可观，可以称得是研究北洋军阀史不可忽视的文献库藏。
八、报刊
近代以来中国报刊事业逐渐发展，清末至民国，尤见兴盛，其中颇多与北洋军阀史事有关者，如官办报刊就有《政治官报》、《君宪纪实》、《内阁官报》和《临时政府公报》、《政府公报》等，刊印法令规章、函电文告、军政动态和人事任免等。民办报刊如刊物有《东方杂志》、《人文月刊》、《新青年》、《独立评论》和《响导》等；报纸有《申报》、《时报》、《晨报》、《民国日报》和《大公报》等。它们所登载的论述和报导都反映了当时的若干历史现象。这些报纸有一些近年来已影印发行，给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
近四十年来，历史方面的专业性刊物如《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近代史资料》等多发表与北洋军阀史有关的论文与资料。其中《近代史资料》刊出的有关赣宁之役、南北议和、张勋复辟、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北洋军阀的私产状况等资料都甚有参考价值，如《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徐树铮电稿》、《夏寿康往来电稿》、《冯国璋往来函电》、《张勋藏札》、《沈曾植电稿》、《吴景濂函电存稿》等函电稿以及《郑孝胥丙丁日记》、《退庐笺牍》、《憩园存稿》等私人笔记杂著。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自1981年创刊的《历史档案》和后来出版的《民国档案》乃是专门公布第一、二历史档案馆藏档的专业性刊物，如《一九一二年袁世凯被炸案》、《“二十一条”签订经过的史料一组》、《张敬尧在吴佩孚撤防北归期间致北洋政府的电报》、《杨宇霆破坏曹锟贿选与各方来往信函》等等都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增添了丰富的史料。
报刊资料比较分散，需要时可通过《中国近现代史论著目录》去检用。
九、工具书
这是一个常被忽视却很重要的问题。工具书目前数量尚少，但已开始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早期的如刘寿林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10〕便是一部检索北洋时期官制的好工具书，久为研究者案头所必备。八十年代钱实甫所编《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11〕一书的问世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工具书。这部书实际上也是一部研究北洋时期统治机构的著作。它记述了北洋军阀集团控制北京政府时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军政、司法等机关的机构和制度，并附录了有关资料目录、名词索引和简注等。这是一部资料完备，检索方便的佳作。
年表和大事记是查阅重大事件和年次的工具书。二、三十年代时出版的《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虽比较简略，但内容可靠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所编《中华民国史丛刊》中的多册大事记，北洋时期已编印完成，分册出版，内容比较详细，是极便研究者使用的工具书。台湾传记家刘绍唐所编《民国史事日志》二册内容较丰富，可备参考。一些有关北洋军阀史的著作和资料汇编中也多附有大事记或年表。
人物方面的检索工具不多，来新夏编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卷六记卒于民国之人物，颇多与北洋军阀有关的人物，对谱主事略、史料价值均有简要题录，便于使用。另有徐景星等曾编《北洋军阀人物索引》，由内部印行流传，收录1927年前曾任混成旅长及镇守以上职务者四百余人，著录姓名、职务、所属派系和简历等，后经改订增补，收入《北洋军阀史稿》附录二，基本上解决了北洋人物的检索问题。
上述九个方面是极为简略的概述，仅仅只是向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而远远不是对有关北洋军阀史的文献所作的较全面的介绍。
注释：
〔1〕《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二期
〔2〕中华书局出版 1984年8月
〔3〕容庵是袁世凯的书斋名。沈、吴自承是袁世凯的门下， 所以将他们记录袁世凯言行的书题作《容庵弟子记》
〔4〕水竹村人是徐世昌的别署。此书为钞本，北京图书馆藏
〔5〕此书于解放后经原作者修改，易名为《戊戌变法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1965年7月
〔6〕武汉出版社出版 1990年6月
〔7〕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10月
〔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1年6月
〔9〕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1986年11月
〔10〕中华书局出版 1966年3月， 后经修订补充成为《民国职官年表上编》仍由中华书局出版。
〔11〕中华书局出版 198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