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小传

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1949年入华北大学历史教研室，为范文澜研究生。1951年至南开大学任教至今。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现为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研究。编著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

在见到来新夏之前，先在网上查到了他发表的大量学术随笔，比如在《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光明日报》上，来先生的文笔活泼犀利，一点都看不出是个80多岁的老人写的。以至于有人发表文章表达对他的敬慕，名字就叫做《晚景能否来新夏？》

“我也有很多年轻粉丝的”，来新夏很自信地告诉记者。他和很多人成了忘年交，比如杨玉圣。在他塞得满满的书架上，有一帧来新夏50多年的良师挚友启功先生送的硬笔字:“人到80老更忙”，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来新夏的晚年繁忙景象。他现在每天工作六小时，两天出一篇文章。电脑的显示器刚刚换成了液晶的，他就是想以此保护眼睛，多写几年。来新夏还担任着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的工作，经常参加各种方志会议和活动，比年轻人还忙。

80年代是来新夏在“文革”受困后的第一个春天。“我确实有那么一瞬的辉煌，好像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人。我要洗刷掉我身上的污水，证明我能做事。”来新夏先后担任了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系主任，学校出版社社长，校务委员会委员……各种职务纷至沓来。他还到处奔走呼号，一手创办起了图书馆系。

而80岁的时候，来新夏又用笔耕来继续这种创造力:“我是到了晚年才突然觉悟了。我原来在学术圈子里头所做的事情，只是给学术圈子里那几百个人看的。因此我要变法，我要把得自大众的一些东西反馈给大众。”来新夏的坚定执拗伴随了他的一生，也成就了他目下的火热晚年。

辅仁求学

来新夏1923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随祖父来裕恂开蒙读书。祖父为晚清经学大师俞樾的高足。

来新夏的中学时代是在南京和天津度过的。在天津读高中时，得到著名史学家谢国桢之弟谢国捷的指点，并撰写了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这篇文章后来经陈垣指导修改，成为来新夏的大学毕业论文。来新夏于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靠着连续四年获得奖学金的资助而坚持了下来。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从小受祖父的影响比较大？

来新夏:

对。我祖父来裕恂是清朝末年的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光绪三十一年到日本留学，在弘文书院师范科，鲁迅当时也在那里。留学期间我祖父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同盟会，还担任了由孙中山创立的横滨中华学校的教务长。在日本的时候，他读到日本人写的有关汉语语法的著作，很受刺激，立志要自己写一本，回国后他潜心四年写了《汉文典》，还有《中国文学史》等很多著作。

虽然祖父很早就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但革命成功以后没有谋取官职，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很多朋友都做官了，像沈钧儒、马叙伦，都是他很好的朋友。1928年的时候，马叙伦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因为看着老朋友生活不是很好，就让他去绍兴县做知县。但我祖父这个人不大会做官，做了半年，不仅没有发财，反而把自己一些积蓄给赔进去了。因为一些公家的活动他也自己掏腰包。所以到了六个月以后他说，我没钱可赔了，于是就挂官辞职走了。他一辈子就干了这六个月的绍兴县县长。当地人给他的评语是:书生本色，两袖清风。

祖父的学问和为人对我影响都很大。我幼年时期是在祖父身边成长的，他指导我读了很多蒙学读物，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直到我离开祖父和父亲到了北方，祖父还不断写信教导我应该读什么书。很幸运。

南方都市报:你是1942年进入辅仁大学的。那时的辅仁是什么样的情况？

来新夏:

那时候的辅仁正处在一个高峰时期，可以说是名师云集，像陈垣、余嘉锡、张良烺、朱师辙都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北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很多老学者不愿意去日本人管制的伪北大、燕京大学那些学校教书。而辅仁大学当时处在一个超然的地位。因为它的背景是德国的教会，德国和日本是同盟国，日本人也不愿意得罪德国人，所以那个时候对辅仁呢就放宽一步，干涉得比较少。

辅仁是个小而精的学校，校舍并不大，但是学风很朴实。当时我们每个班也就十几二十个学生，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亲自教授，师生关系很密切。当时辅仁的史学特别强。校长陈垣先生就是史学大家，目录学家余嘉锡也都亲自给我们授课。

南方都市报:你上辅仁的时候似乎条件很艰苦？

来新夏:

是呀。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北方基本是敌伪教育，西南联大我们又过不去，因此辅仁是大家都想进的一个地方。当时我们考辅仁不容易，差不多二十个人里才考上一个。

那时社会经济很差，家里也比较困难，我在辅仁是连续四年一等奖学金的获得者，奖金可以维持生活。记得每次获奖都会有一个奖章，上面刻着一个“勤”字。

南方都市报:你记忆里，陈垣是个什么样的人？

来新夏:陈垣先生是我的业师，亲自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他虽然是校长，但还要亲自给学生上四门课。他对学生要求很严。你都想象不到，他布置的作业不但必定亲自改，而且一定要自己也写一篇，然后和学生的一块儿贴在教室里，让学生自己体会:你写得如何，老师写得如何。每个题目他都这么做，这样子的老师可以说现在是找不到了。

另一方面陈先生有个好处，就是他不记仇。比如说有一次我们组织一个欢迎新生入学的联欢会，我那时功课好，是我们班的班长。所以是我和另一个同学编排节目。其中一个我们自己很得意的节目，就是把所有老师在课堂上行动语言的缺点演出来。比如陈先生吧，他讲课的时候喜欢在讲台上来回遛，另外他有一把长胡子，他喜欢一边走一边讲一边捋胡子。有同学就上来做这个动作，大家就都笑了。另外像余嘉锡先生，就是一点都不苟言笑，大家就把他演成木头人的样子。还有老师有些磕巴(口吃)，有些老师讲话时腿一蹦一蹦的，我们也都照着演出来。台下的同学都笑得不行了。

因为是师生联欢，老师们都坐在下面呢。陈先生当时并没有发作，但我看出他脸色不好看了，心想“恐怕是糟了”。第二天果然就把我们传讯到办公室去了。他说，你们这是戏弄老师。人应该学会尊重人，一个人如果不尊师，想学好是难乎其难的，总之跟我们讲了很多为人之道。我们也认错了。但过了几天我的论文再送给他看，他丝毫没有因为我调皮犯错就不搭理我，仍然很细心很认真。

南方都市报:其他老师呢？

来新夏:

比如说张星烺，他是中西交通史专家，那时候做辅仁的历史系主任，长得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据说他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他四十岁的时候坐火车去青岛，张宗昌的兵看他头发那么白，居然给他让座。他苏北口音很重，对学生很亲切的。余先生学贯中西，讲课的时候英、德、法语的词都会出现在黑板上，所以我们记他的笔记是很困难的。

余嘉锡那时候是中文系主任，我选修了中文系一年级的目录学，就是他上课。当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了，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看讲义的，但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对学生很严。有一次期末考试他给了我一个“B”，我要靠奖学金生活嘛，很在意成绩，就斗胆跑去问余老师。结果他说:“我读了半生的书，只得了半个‘B’。”后来高年级的同学才告诉我，余嘉锡平时给学生一个“C”都不容易，最高分就是“B”了，我一听，很后悔自己太鲁莽。

南方都市报:启功那时候是你们的国文老师？

来新夏:

是，启功跟我关系是最密切的，我们保持了有五十多年的师生关系。他那时教国文和绘画。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启功老师就叫我每周日到他家里改善生活，每次去都有几个年轻人在他家吃饭。有时候衣服掉扣子、破口子了，老太太和启师母也帮我们补补钉钉。

我60年代接受审查的时候，很多人都疏远了，启功是唯一一个关心我的人。1996年有一次，我去启功家看他，他叫我过去，跟他挤在一张沙发上。他忽然问我，“你几岁了？”我说你不知道我几岁吗，我73了。他忽然哈哈大笑地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都是‘坎儿’，这么一挤一撞，就都过了‘坎儿’了，这不值得大笑吗？”

南方都市报:“文革”时候启功有受到冲击吗？

来新夏:

他也被打成右派嘛。不过呢他有一个好处，他字写得好，红卫兵就把他留下写大字报，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大字报，没有下放。现在都还有人开玩笑:当初要是把启功写的大字报保存下来，现在可就值钱了。

启功虽然后来名气大了，但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家里就两间房，一间是书房兼客厅，只有用了几十年的旧书桌、旧藤椅和旧沙发。另一间卧室里只有一张旧单人床。有一次我去探望启功老师，他正在睡午觉，我探头一看，看见他缩在小床上，感觉很心酸。但他却很乐于助人，什么公益捐款，资助贫困学生，他都很积极。

研究北洋军阀史

辅仁毕业后，来新夏到天津担任中学教师。随后被选送到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分配至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做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

正是在做范文澜研究生期间，来新夏得以参与整理大批北洋军阀原始档案，从此跟“北洋军阀”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专攻北洋军阀史，五十年内先后写了三本相关的书，这也成为他在“文革”中遭批判的重要原因。

南方都市报:解放后，你还做过两年范文澜的研究生。范文澜是怎样一个人？

来新夏: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范文澜在中共内部的地位很高，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当时做华北大学副校长，历史研究室主任。他这个研究室就是后来的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我们上研究生那会儿是供给制嘛，我们都是集体住。就是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第一所房子，那时还没楼呢，只是平房。

那时候范文澜住在前院，研究生都住在后院。那么你这个学生要想出来，必须经过他的窗户底下。他那个窗户是落地玻璃窗，窗子很大，他的写字台就摆在窗子前面。他天天在那儿念书，所以你一出来，看见老爷子在那儿坐着，就不敢出去了。有时候你刚想溜过去，他一抬头看见你就问，哎你干什么去啊？你说哎没事我出来走走，这样搪塞一下。

那时我们都二十多岁，谁都想出去玩玩，散散心。我们就在王府井，是繁华地区嘛。他就不让，在门口看着。而且他规定，那时候每周末会给学生发电影票，他就通知后勤办公室，研究生一律不给发票，就这么严格。我们写的文章也都不大乐意拿给他看，因为拿给他看的，没有一个不挨刺的，都是这不对那不对。不过后来想想还是受益匪浅。不是这么严格管理，当时我们就荒废掉了。

南方都市报:你就是在做范文澜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接触到北洋军阀史的？

来新夏:

对。因为1949年刚进城以后，范文澜先生在的研究室接收了一批北洋军阀个人的信札，另外还从政府各部门移交了一批北洋时期的文件。包括信札、电报、部下的报告等等，都搜集起来了。范先生就安排我们七个二十多岁的研究生来承担整理文件的任务。

那时候非常艰苦。当时文件都是一麻袋一麻袋拿来，条件很差，我们每个人除了发个口罩以外，再发一套灰布的旧制服，每天在仓库里弄。当时整理分两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把土抖落干净了。因为那些档案都很多年没有动，非常脏。里面有老鼠巴巴(粪便)，有尘土，一个麻袋倒出来全都是土。我们早上去，晚上回来的时候，戴眼镜的这眼镜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两个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全身都是土。

这是第一步。信，放在信一堆；文件，放文件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分类，这就弄了近半年。第二次整理的时候就很细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后做卡片，写明这是什么时间，什么事情，谁要勾结谁，写出概要性的东西。这时就研究内容，按专题分类。

我们七个人都住在一起，晚上干完了活聊天，就说我今天看到什么有趣的，他看到什么。我很幸运，其他人研究没有这个原始条件，我恰好接触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这个研究后来就成了伴随我一生的研究。

南方都市报:后来“文革”期间你的罪名里边，恐怕研究北洋军阀就是一个吧？

来新夏:

嗨，我的罪状可多了。其中一个就是说我写军阀史。说你放着人民的历史不写，非要去研究军阀，可见你跟他们气息相通啊。另一个，我写过一出京戏叫《火烧旺海楼》，在天津上演几个月常盛不衰的一个戏。这出戏当中我写了一个清官。结果人家说清官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甚至当时有一种论调说清官比赃官还坏，因为赃官是破坏统治的，清官是美化政权的。

最初写北洋军阀史的时候我就有过顾虑。因为人家说军阀史是黑暗的历史，恶人的历史。但在我看来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没有恶哪有善。北洋军阀我一共写了三本书，1957年，在荣孟源先生推荐下，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12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日本学者岩崎富久男翻译为《中国の军阀》，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到了80年代，我补充了很多史料，写成《北洋军阀史稿》，增加到34万字。2001年，增补大量资料，又出了第三部《北洋军阀史》，105字，两厚册。一次比一次详细和全面，所以人家说我是五十年著一书啊。

“文革”受难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来新夏就作为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进了牛棚。之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农村劳动。来新夏笑着说，他现在身体很硬朗，还要“感谢”“文革”所赐。在长期劳动改造的年代里，来新夏成了一个劳动好手，学会了压地、打场、掐高粱、掰棒子……直到现在还会赶大车。而且也是在下放期间，他安心地写了好几本著作。

南方都市报:“文革”里面你是第一批被批斗的？

来新夏:

“文革”来说呢，可以说任何人都没想到会搞成这个局面。南开大学的“文革”是1966年8月7号正式开始的，我们南开有一句话是“八七开花”。那天最热闹，到处敲锣打鼓，造反游街，我们开始进入牛棚。刚开始我们还很紧张，不过到后来就越来越不紧张了。因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又进来一批，一会儿又进来一批，也就习惯了。

第一批的时候我就被剃了阴阳头，被拉去游街，要戴高帽子。我排在后面，轮到我的时候，我头大，那个高帽子一戴上就掉下来，一戴又掉下来，所以那个红卫兵小将也烦了:把这个拉出去，下一个！结果下一个脑袋小，一下就戴上了。我就挺幸运的没戴高帽子(笑)。

那时什么批斗、游街、劳改、喷气式飞机、罚站、拳打脚踢，我什么都受过了。后来让我们劳动，打扫校园，扫厕所。我们也有贡献，我们扫地那些年，是南开最干净的几年。到了70年我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劳动四年。在这四年里边我学会了所有的农活，我甚至现在还会赶大车。那时满工分十分，我能挣到九分五。

南方都市报:有没有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

来新夏:

1968年以后，造反派有了不同派别，相互打派仗，我就被“绑架”过两次。一次是深夜把我架到地下室，让我揭发交代王光美的罪行。我和王光美是辅仁大学不同级的同学，素不相识。他们就对我棒打脚踢，没办法，我只好写些她爱穿绿衣服，爱打扮之类的来搪塞一下，结果一个红卫兵小将大声骂我“不老实”，把我蒙上眼睛，押回了住处。

还有一次，也是晚上，把我押到一个会议室。坐在上面的是我教过的学生，他对我做了一番“阶级分析”以后，说我多占了人民财产，要我上缴1000块钱支持革命。“文革”开始以后我每个月只有12块生活费，哪里有1000块钱。刚好口袋里有一个只剩3块5的存折，就交上去了，表示我说的不是假话。没想到那个小将一下就发怒了，一脚踏在椅子上，撕掉存折，叫我“滚蛋”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闹“文革”的都是大学生吧？

来新夏:

来抄家、批斗的，有自己教过的学生，有年轻的同事，南开附中的学生，甚至还有一些南开的子弟。你们现在都不懂了，说那时候学生怎么那么对待老师呢？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不是有个大家赔礼道歉的事情吗？现在学校有些老师当年就是红卫兵，见到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觉得无所谓，他们也是愚昧时代里被愚弄的人，红卫兵说起来也很无辜，他们荒废了那些宝贵的时光。你说他们得到啥了？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我说不需要这样，向前看，你要算旧账算得完吗？

南方都市报:你的很多书都是下放时候写出来的，那时候怎么看书写作呢？

来新夏:

晚上写啊。我经常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得感谢四人帮，就是当时下放劳动让我身体锻炼得很健康。而且农民啊，中国的农民真高明，他绝对不来批斗你。他说这些人先在这里藏一藏，将来还有用呢！所以他也不来理你管你。除了每天跟着农民下地干活，晚上回来以后都是你一个人了。我在这四年里面整理了三部旧稿，写了一本目录学方面的书。

难友穆旦

“文革”当中，来新夏与穆旦成为一对难友。他们一起劳动、聊天，一起洗刷南开大学的游泳池，这一段经历使来新夏对穆旦的个性和“文革”厄运有深刻的了解。他说，穆旦近年来日益被研究者关注，但很多文章却不提及穆旦的坎坷遭遇。他在《怀穆旦》一文中说“穆旦所遭的厄运，我都耳闻目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一时期的遭遇则我是唯一的见证人。为了让穆旦的人生能有比较完整的记述，后死者应该担负起这种追忆的责任。”

南方都市报:也是在“文革”的时候，你和穆旦成了难友？

来新夏:

是呀。其实我很早就认识穆旦了，但是我始终不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1953年他从国外回来，到南开外文系教书时我就认识他了，因为穆旦的妻子周与良跟我是辅仁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她念生物我念历史。当时学生不多，全校的学生差不多都认识。但穆旦很内向，他也从来不谈自己写诗的事情。所以我虽然在三四十年代就读过穆旦的诗，也很早就认识查良铮，但就是不知道是同一个人。

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俩一起进了牛棚了，我这才知道。那时候呢，大队里大家彼此都不愿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你怕我打小报告，我也怕你打我小报告。因为他天天让你汇报思想，后来没什么可汇报了。“你自己没有，那你旁边的人说什么了没有？”——所以呢，大家都保持沉默。

后来牛鬼蛇神越来越多，一个队放不下，就分组。我和查良铮分在一组，就是“一对黑”吧，专管洗刷南开大学的游泳池。就我们两个人。游泳池有一个好的条件，是怎么呢，就是大家都游泳的时候我们就坐到旁边去了，等大家休息或者散了，我们才拿墩布擦啊扫啊什么的。所以呢谈话的机会就多。就是这会儿我才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他才跟我说了，谈他的家世，谈他的诗，谈他的遭遇。平常他是不敢谈，但这两人嘛，我想告他也没旁证啊，所以顾虑就少了。

南方都市报:他当时的“罪名”是什么？

来新夏:

远征军啊，他给远征军当过翻译。给美国人做过翻译，那时候就是特务啊。但其实啊，是有一次《红搂梦》的讨论会，有些同事的过激发言得罪了当时的系领导。穆旦虽然没有发言，但他和那几个发言人平时来往密切，那个领导人就以“准备发言”的罪名，把他罗织进“反党小集团”了，他参加“远征军”的问题也受到追查。这就是所谓的“外文系事件”，当年在校园里曾经引起过震动。

所以他一直很苦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谈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他1953年回国，1954年就被整了，1958年就被判了。过去学校里头谁有问题都是党委的决定，唯有他，还有一位杨敬年先生吧，是法院派人来开庭正式判决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在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使用”，做整理图书、抄录卡片和清洁卫生那些杂役的工作。

南方都市报:你记忆里边穆旦是怎样的一个人？

来新夏:

穆旦是个很内向的人，那时候劳动休息大家蹲在一起，我是说话比较多的一个，而穆旦常常是一言不发，看着别人说话，神情郁郁寡欢。他还悄悄地嘱咐我少说话，果然，不久我不小心流露的不满就被别人打了小报告，受批判了。穆旦的劳动态度很认真，而我总有抵触情绪，经常被革命群众斥责，他还来开导我。后来我读到穆旦的全集，感到那种才华横溢的诗才和他在游泳池劳动相处时候的形象怎么也合不到一块儿，他有诗人的气质，但又像一位朴实无华的小职员，有一种“敛才就范”的姿态。

南方都市报:那他生前看到平反了吗？

来新夏:

算是推翻了原来的判决。但是正式宣布是在他追悼会上。这个事情非常恼人，头一年已经定下来给他平反落实了，一直到他死的第二年南开大学才正式宣布。他妻子周与良把他翻译的《唐璜》埋在了他的墓里。我觉得他很悲惨。虽然他身后很荣耀，最近这几年还特别红。但是人都说了，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但穆旦生前那杯酒是苦酒啊。

南方都市报:“文革”之后，你担任了很多职务？

来新夏:

80年代被起用后，我确实有那么一瞬的辉煌，好像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学校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系主任，学校出版社社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纷至沓来。当时我就是要洗刷掉我身上的一些污水，证明我能做事。我一手创办起图书馆系，到处奔走呼号，到教育部打了无数的申请，把这个系创了起来。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都80多了，还在报纸上发随笔，很多人都不相信你有那么大年纪呢。

来新夏:

呵呵，这是我到了晚年突然觉悟了。我原来在学术圈子里头所做的事情，只是给学术圈子里那几百个人看的。因此我要变法，我要把得自大众的一些东西反馈给大众。而我们原来学术圈里写的那些东西没有人要看，是不是？所以我把我消化的知识，用人们能够接受的文字，用随笔的形式反馈给他们。我的随笔信息量很大，和作家的随笔不一样，不是单纯的吟风弄月。

我刚把计算机换成了液晶的，就是想保护眼睛，多写几年。现在每天工作六小时，两天出一篇文章，发在《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光明日报》。有很多年轻人写信来，他们不认为我是80多岁的人。我也有很多粉丝哎。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2006年10月19日 作者：田志凌（《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