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背景下，商会史研究虽然只是近代史领域的一畦园地，但对于投身其间的学者来说，同样具有纪念的意义。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一批学者由整理资料起步，从探讨商会的成员、性质，到政治活动及组织结构，又延伸至经济活动、社会参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研究主题不断丰富，方法不断更新，视点日益宏阔，不知觉间商会史研究已由小树而成巨木，根深叶茂，生机盎然，造就一片独特的风景，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依然人气不减，足以证明其魅力之所在。
放在近三十年近代中国史学科发展的进程中检视，商会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开拓自身，对整个学科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众多学者努力下，商会史早已跨越了资产阶级研究的固有框架，且在史实基础上重建了对近代商人群体的认识。由社团而阶层及至于群体，也丰富了近代中国史的研究主题。在学术创新意识的推动下，商会史研究重视方法之引入与视角变换，有价值的问题讨论层出不穷，海内外的学术对话频繁激烈，遂使之成为近代史学界最为活跃、最富生机的领域之一。走过二十余年的历程，一大批学养深厚、治学有成的学者也伴随成长，且学术薪火仍在创新之中延递。归总而言，商会史研究的意义不仅止于社团本身而已。
商会史研究能够常进常新，与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之中的自醒自觉紧密相关。稍加搜索，就可发现关于商会史研究的学术评述是非常丰富的。这些评论并非泛泛介绍，而是相关学者从自身研究出发，对于商会史研究的方法与问题的深度总结，其中不少涉及到近代史研究发展的宏观趋势问题。归结起来，其一是拓展主题，其二是延续视野，其三是延续时段，其四是资料发掘。近几年间的商会史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一路线在行进。关于商会三十四年代的主题有更多学者关注，且由商会向其他团体拓展。在资料方面，苏州、上海都出版了新的资料集。在地区方面，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商会受到关注。在考察的视角方面，“市民社会”、“现代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均引起学界关注，促进了对商会的全面认识。
不过，在已经取得突出成就的情况下，如何吐故纳新，实现新一阶段的发展十分困难。虽然对商会的时段及区域方面有所突破，但其学术价值并不如前。不少早期从事商会史研究的学者因为学术兴趣的转移，不再有新的成果问世。商会史研究面临着新的困境。在这样的学术脉络下，朱英教授的《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1）一书的学术意义不言自明。本书汇集了朱英教授近年来对商会、行会及商团研究的最新成果，依主题分为上、中、下三编，但不论是从研究脉络，还是主题的关联性来讲，三者都是密不可分的。上编分十章集中讨论商会问题。其中商会的选举制度及其实践、国民党对商会的改组与整顿占有最主要的篇幅。另外，商会走向国际舞台的步伐及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也有所论述。中编分六章论述行会问题。行会作为行业性的商人组织与商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商会的总体形象下，从行会到同业公会其实有着自身的演进路径。作者不仅对行会史研究进行了学术史回顾，对于行会在近代的发展演变及同业公会的学术意义也进行了梳理，这是对近年来同业公会研究热潮的回应。作者本身也是同业公会研究领域的重要开启者，在学术渊源上，同业公会研究仍是商会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下篇主要讨论商团问题，作为特定时期的商人武装，商团的研究虽很早受到关注，但除广州商团外，其他地区的商团还缺乏研究。作者在系统发掘苏州商团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专题研究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奠定很好的基础。
该书以“新论”名之，可称名副其实。“新”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一，开掘及拓展商民运动、商团、同业公会等新的领域。商民运动原本掩藏在大革命时期的民众运动之中，由于商会史研究的连带效应，扩展至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之政策，其中还存在商会与商民协会的存亡之争。这反映商人群体内部确存在中小商人与大商人的利益分割，其政治立场与革命色彩也有差异。国民党对商民运动的推进表达出政党对于民众力量的需求。但是，商会自身的抗击力十分顽强，在取代无望之下，国民党后来对商会进行了改组整顿。这一政治变动揭示出，政党及政府力量对于商会组织及商人群体的分化整合有着明显的影响力，但是，仍不能脱离商会存在之实情。若将商民与工人、农民之运动对比而观，更可对于商会作为社会团体的群体动员能力有更深程度的认识。
商团虽然在研究辛亥革命史之中就有所涉及，如武昌商团、上海商团，另如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商团，都是着重于其政治表现而定，对于商团本身之组织、性质等并无充分认识。作为特定时期的商人武装，商团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国家有保商之政，而商业滋兴；商人有自卫之资，而国势弥盛”。由体育组织转化为商人武装，反映在民国初年的动荡社会格局中商人对于社会秩序的追求。（2）从更广泛的角度言，民间武器的泛滥及自立武装的发展也反映了民国初年武化的社会特征。作者对苏州商团的组织发展、准军事化特征的研究可以充分弥补学术界研究的不足。随着商团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其研究势必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在组织关联性上，行会及同业公会的研究是商会史研究的细化。与传统的行业组织研究相较，该书呈现出新的特征。其重点，不在于揭示传统行会的落后性，而在于展示行业组织的近代转型。行会之进步与落后并不能以标签式的判断来决定，而是要根据其实际的运作。在晚清民初，行会亦在调适中前进。同业公会的建立与发展实是行业组织发展的新阶段，虽然是商会的下属组织，但有着自主运作的组织与系统。作为行业性组织，同业公会既在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也是整合商人群体的重要单位，对于商会之组织运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基础性作用。朱英教授是在学界率先提倡同业公会研究的学者之一，近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也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他在本书中提出的拓展视野、加强中微观研究、坚持实证研究等观点对于指导同业公会研究的坦步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商会史研究方面，作者发掘不少新的议题，并有所创见。商会的选举制度是作者讨论的重点。以往研究中，选举制度被认为是商会近代民主化的象征，但是基于商会领导权实际上都掌控在上层人物手中，投票选举也被认为仅具有标识意义，并不能改变实际运作中的权力原则。作者的疑问是：商会的选举制度是否真正具有现代民主性，选举制度与商会领导更迭有无内在联系，商会选举仅仅是内部的权力博弈吗，与外界的政治势力有无联系？作者对上海商会、天津商会、无锡商会、苏州商会的选举制度及其实际运作进行了分别考察，结果发现在表面看来一致的选举原则之下，商会之选举及人事变动都各具特色。这对于我们以前笼统将选举作为民主化标识的一般认识来说是一大突破，也是一大警示：在表面统一的制度之下，实际运作却并非如此。
跟随作者的眼光，可以从中发现制度与实践、组织与人事、政界与商界之间复杂的关联性。在中国第一大商会的上海商会之中，实施选举制较早。在晚清民初，商会头面人物多互相谦让。但至20世纪20年代，却有人为获取会长职务不择手段。商会内部因省籍商帮和政见歧异而发生派别纠纷，在外界的政治势力干扰下，商会选举出现明显的政治分化，选举遂成为夺权的工具，选举之民主性亦随之扭曲，其情景亦有类似于国会选举之处。地处北方的天津商会长期坚持以“公推”的传统方式，一直相安无事。后被动接受票选方式，反起选举纠纷。显示“公推”易于在商会高层中达成妥协，票选则因利益分化反起风潮，民主选举的制度推行需顾及商人群体的接受程度。无锡商会改选中“新派”与“旧派”的冲突表明，在五四前后新旧思想与力量的碰撞在商界同样也在进行，选举制度则在新派打倒旧派的过程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苏州商会在进入民国以后主动采取措施，其选举制度也有所完善，这对于商会整合民意，顺应时势，集体应变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揭示的商会选举之不同实践形态对于认识商会的群体整合方式有着重要意义。在商人群体内部，因省籍、行业、派系、观念之不同，存在着不同的集体行动方向。选举，为各派系之行动选择提供了契机，商会内部也与社会政治力量因此相接。在商会的统一组织形态中，这种组织整合机制及利益分化的实际更接受历史的真相。由商会选举制度的实践也可以对社会的民主政治有所讨论。整体来说，在商会、农会、工会、自由职业团体之内，均推行了会内的选举制度，这是民主实践的重要途径，是由团体民主导向国家民主的方式之一。在国民党政府的体制之内，也以职业团体作为职业代表制的基础，这使职业团体的与民意机构的建构相联系，在国民大会、参政会及地方参议会之中，商会等职业团体是重要的组织基础。但是，团体内的选举政治并没有与国家层面的民主政治完全联结，在国家层面上，民意机构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这使职业团体民主实践的效力大打折扣。
无论商会、行会还是商团，在商人团体与群体世界这一主题统属下，可以更为宏观、系统性的理解近代社会商人团体的存在逻辑。从团体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组织的变化与社会及群体紧密相关，行会、商会、商团，均应时势而生。商会史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商会作为社会团体，不论其属性如何，都是商人整合自身、参与社会的组织平台。商会的组织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是整个社会结构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会史的研究不应人为设限，只寻找感兴趣的东西，而应将团体、群体与社会联系起来，将商会的组织、制度与实践结合起来。从团体与群体的内在联系而言，团体是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乃至于阶级的整合方式。工商团体、公益团体、同乡团体、自治团体、工会团体、农民团体等等，都是各类人群在近代社会活动的代言者。
本书所论掷地有声，新意迭出。愚以为实与作者之研究方法及历史观密不可分。在不断的学术反思之下，商会史之研究范式在不断变换，曾经的新概念也在不断衰旧，其诠释力不断削弱。作者在讨论诸问题时，没有再纠缠于此，而是本于历史的实证精神做细致的梳理与论证。其要点在于尊重历史的原生态，“采铜于山”，“撷英于野”，尊重差异，探究真相。“原生态”本是用来指事物的原始生存状态或生活状态，是事物最纯最真的一面，最初是艺术工作者提倡艺术的原生态，即艺术家们应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发掘、整理原汁原味的民歌、民舞、民谣，以期为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章开沅先生率先将这一词语运用至历史研究之中，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3）本书作者所征引之史料，多为一手档案史料，或新近整理完成的资料集。如商团资料，由作者领衔与苏州档案馆合作合编有《苏州商团档案史料汇编》，这是关于商团的第一本资料汇集，收录了苏州商团的发展、组织及其活动方面的原始档案材料。另如上海商会方面，复旦大学与上海市工商联合编的《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是最为系统的新出史料，但运用尚不多见。（4）在商民运动方面，作者采用了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收集的国民党党史资料，可以更深入了解国民党推动此项运动及在商会改组之中的政治意图。此外，作者还广泛收集了报刊上的相关言论，以档案与报刊互证，关注政党、政府、商人团体之多方互动。
除了强调要利用原生态的史料之外，章开沅先生对于走近历史的“原生态”的另一种阐释便是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即尽可能的不作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作者在此书中没有再去纠缠商会研究的诸多理论问题，而是跳出已有的“规范认识”，从史料与史实出发，“实话实说”。这就有点返朴归真的意味。如作者在第二章中对近代商会领导群体的再探讨，提出身兼功名虚衔并非落后保守的表现，买办身份并非反帝软弱的根源，上层商董担任要职属正常历史现象，所针对的正是此前研究之中过于“政治化”和“道德化”的评价标准。毫无疑问，这一“同情之了解”反映了对历史当时情势的尊重，也反映对商人领导层的评价已经超越了“身份论”的局限。那么到底应如何去评价呢？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实”，从具体的思想与行为之中去识其本真。在上海总商会的“佳电”风波问题中，作者认为“佳电”并非完全是当时舆论和后来论著所称之媚日卖国主张，而是提出了一种收回青岛的独特策略与方案；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对“佳电”的拟订和拍发也不应负有主要责任，其辞职很大程度上均缘于工商界和社会舆论的不客观。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和细密的分析，将风波背后商会的真实动机清理出来。所得结论并非意在推翻以往见解，而是有助于对事件的完整认知。由风波中商界与社会的“误解”可知，即使是史实所呈现的真相也会存在“欺骗性”，研究者的责任在于跳出各方之心结与纠葛，更加全面深入的揭示事件之全貌。
在本书中，作者对于趋于精细的历史观也有着独到的把握。与重在宏观叙事与长程趋势的历史观相较，趋于精细的历史观更着重在过程与细节，“同那种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截然二分的史观不同，更趋精细的历史观主张以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5）历史因细节而真实，也因细节而生动。但细节的把握却并非是只着眼一点不问其余，胸中有丘壑，然后知坎坷。作者在总体上了解商人团体发展之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拨开以往一些定性式分析和似是而非的判断，以丰富的史料来重建细节。当细节呈现时，制度与实践间的落差，文本与思想间的错异，组织与人事间的互动，主体与社会间的关联，都一览无余。作者分析选举制度之时，并没有受到制度定性的限制，而是深入不同商会之内部，考察其不同认知，结果发现同样的选举制度在不同商会却存在不同的实践形态。作者对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的研究，对江苏茧行纷争与省议会被毁案的研究，均能以小见大中，求异存真，脱离了进步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分化史观的拘泥。作者也强调，在引用“社会与国家”等类分析框架之时，更要加强专题的实证研究，由团体而至于群体，由群体而及于阶层、社会，如此方能将商人团体研究不断推向新的境界。
总的说来，作者此书的出版对于商人团体史研究来说是一大贡献，所提倡的几大主题势必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而作者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尊重历史原生态和关注历史之细节的历史观也对我们有所启示：跳出规范认识的泥淖，尊重历史的差异，丰富而不雷同，细致而见大体，方可发现历史的真相。
本文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郭倩提供稿件。
注释：
1、朱英：《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团档案汇编》，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3页。
3、具体阐释参见章开沅：《历史研究中的原生态问题》，《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4、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5、马敏：《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