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８日的《甘肃日报》发表了渭源县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代课教师：被忽视的弱势群体——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一文，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关方面也予以积极回应。
我是在２００６年春节过后，才从媒体上得知有关事件的。记得当时除了震惊之外，更有一种敲骨吸髓般的刺痛。不久就给李迎新去了一封信。除了对他的行为表示敬佩和支持外，还表示希望自己能到当地去做考察。不久我便接到了李迎新从甘肃打来的电话，一方面感谢对他的支持，另一方面表示欢迎我到渭源县去考察，时间约定在４月初。大约３月中旬，李迎新在一次电话中告诉我，他计划与县教育局的几位干部再度下乡做进一步的考察，于是我提出是否可以与他一起同行，李迎新表示同意，并让我等他的消息。
此后李迎新的考察不仅没能进行，连县委副书记也当不下去了。
尽管诸事不顺，我还是坚持到了渭源，进行这次自费考察。
４月１８日下午３时半，走出兰州火车站后，我在人群中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中年人手中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此人就是李迎新介绍的农民作家寇倏茜。
李迎新已经辞职，不能与我们同行。于是我和寇倏茜一起，坐上开往渭源县的长途汽车。
４月２０日一大早，我们租了一辆面包车，开始了此次考察的行程。
首先来到的是锹峪乡条件最好的中心小学。胡校长接待了我。交谈中，他告诉我，该校在学校“双基”达标中欠下了十多万元的债务，至今尚未偿还。我问胡校长，这些债务是欠谁的？他说，欠的都是本校教师的。胡校长接着说道：这十几年来，政府部门没有给学校一分钱的办公经费，不仅如此，至今还欠着有的老师两个多月工资。前些年搞“双基”达标工程，学校没钱，只能向教师借。即便如此，也只能是表面形象工程，把墙刷刷白，修一修大门，仅此而已，真正的危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修缮。我问：要修缮好这些危房需要多少钱？胡校长说，至少需要２０万元。说着我们来到学校中原来的教室和教师宿舍，这些已是Ｄ级危房，我从侧面看了一下，从墙基到屋檐顶端，至少向里倾斜了２０厘米以上。胡校长说，这些房子已经不能用了，因为没钱修缮，只能荒废在这里。
回到办公室，我问起了有关代课教师问题。没想到话题一出，便勾起了胡校长辛酸的回忆。原来，他的爱人就是一个中学代课教师，虽大专学历却许多年来一直拿着８０元的工资。２００３年接到上级教育部门的通知，说是要把她清退。听到消息她流着眼泪跑到县教育局向负责人哭诉：“求求你们不要清退我，我的学生已经初三了，明年就要考高中，我可以不要钱，请求你们让我留下，让我带完这个班再走，行吗？”
此刻，胡校长的叙述是平静的，然而我却无法掩饰自己心中的悲情，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从胡校长的办公室出来，看到路边站着一位撑着拐杖的“老农”，同行的寇先生告诉我，这位是该校教师。我顿时呆住了，眼前这位老者，衣衫褴褛，苍老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沟壑，他一手撑着拐杖正一步一拐地向我走来。我急忙走上去扶住他，并向他证实一个尚未让我相信的事实：
“您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吗？”
“是的。”老者的声音有些颤抖。
“您教什么课？”
“教数学。”
“教了几年了？”
“二十多年了。”
“能和您合张影吗？”
此刻，老者似乎有些激动，一边颤抖着一边喃喃自语道：“看我这个样子，不好意思啊！”说着便更加颤抖着整理起自己的衣服来。
我的眼眶再次潮湿了。当城里的一些教师忙着买什么房，购什么车的时候，在同一个蓝天下的甘肃渭源县农村的教师们却贫困得像乞丐一样。
接着，我们来到这个乡的乔阳村山庄小学。又一个貌似“老农”的人迎了出来。我问他：“您是校长？”此刻，向导寇先生告诉我，这所学校就只有他一个人，既是校长又是教师也是后勤总管，他叫杨继忠。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出言。
杨老师热情地把我请进了他的办公室。举目环视：土坯的裂墙、残破的门檐、摇摇欲坠的顶棚以及在北京旧货市场中都难以找到的破旧办公桌。
然而更大的震惊还在后面。
杨校长告诉我，他从１９８６年担任代课教师以来，至今整整２０年了。如今大儿子已经１６岁，上初三；小儿子１０岁，正在小学三年级读书。这２０年，杨校长一直拿着每月４０元的工资，极其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至今依然衣食短缺的窘迫生活。杨校长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由于自己的精力都放在了学校的教学与工作上，无暇顾及家里，因此农活只能由媳妇料理。即便丰年，种田的毛收入也只有１２００元左右，除去种子、化肥、农用物资等必需的花费之外，几无剩余，需要依靠借债来度日。再加上孩子们上学的开销日益增加，至今他已负债８０００多元。我问杨校长：这些钱你是问谁借的？他回答道：都是向村里人借的高利贷，每年３０％的利息，８０００元的债务到今年底就是１０４００元了！
杨校长接着告诉我，去年借款人逼债，没办法，只能把家里惟一的生产工具—— 一头牛抵了债，甚至还把原本就不够吃的粮食也用来抵债。我问他：你把粮食抵债，那吃什么？杨校长说：只能再向别人借啊，今年就已经向别人借了１０００多斤粮食，等明年收成下来了先还上，然后再借。
从办公室出来，我来到了位于学校后面的杨校长的家。极其狭小的两间房间，其中一间是用来堆放粮食及杂物的，另一间就是全家人的生存空间，大约８平米，一个大炕占去了大部分，剩下的地方放着一张破桌子。惟一让我眼睛一亮的，是墙上一张奖状，那是杨老师有一年被评上“优秀教师”时由县教育部门颁发的，贴在最显眼的地方。
此刻，我注意到，如此狭小的空间，他的两个孩子住在哪儿？又是在哪儿做作业呢？于是便向杨校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用手指了指炕，说：都在上面哩！
这时一股难以抵御的辛酸化作眼泪又一次从我眼中夺眶而出，无法自控，我一边流泪，一边从口袋中拿出６００元交到杨老师手中。此刻我已泣不成声，而杨老师则颤抖地推搡着我的手，不想收取我这样一个陌生人的捐助。与此同时，一行老泪从他眼眶里无声地流出来，并喃喃自语道：你是好人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可以记住你啊！
早已泪流满面的我抽泣着对杨老师说：这不重要，只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您就收下吧。同时我向您表示由衷感谢，正因为有像您这样的老师在如此恶劣环境下的坚守，才让好多农村孩子有书读，不失学，我向您致敬！
此刻，杨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愿放开。彼此在默默的对视中任凭泪水横流……
含泪离开杨老师的家，路上又看到一所“辛家寨小学”，于是我们走了进去。一打听，该校的１３名老师中，有三位是代课教师。我们找到了其中两位。均是女教师，一位叫张继红，另一位叫杨秀荷。张老师担任代课教师已经１６年，而杨老师有２０年了。这么些年来，她们一直拿着４０元的工资。
访谈中，我说：你们县的李书记在一份反映代课教师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中曾这样写道：“一位代课教师说，现在他们的工资也像公办教师一样统一打到卡上，去县城取一次工资，仅来往的车费就要十来块，工资的四分之一就不见了……”谁知我刚说到这儿，张老师立刻插进话来：“这还算好的，有时候我们去县里拿工资，稍晚些就没有车回来了，只能花十来块钱住一晚上，还得花两块钱吃碗面吧，再刨去车费，这样等回到家里就只剩下十几块钱了。”
而使两位代课教师最不堪忍受的是因此被人轻视、讽刺和挖苦。
张老师一再表示，对于这种精神上的打击，很多代课教师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时，一直少言寡语的杨老师开口了：“其实我们很多代课教师工作成绩一点都不比公办教师差。比如张老师几乎每年都是我们学校以及学区的优秀教师，她家里有很多奖状。”
在我要求下，我们来到了张老师的家，张老师拿出多年来所获得的各种奖状以及奖品。我一一把它们照了相。临别前夕，我分别给了两位老师每人２００元。激动的张老师顿时流下了热泪。对于她们来说，这相当于半年甚至是一年的收入啊。
挥手告别了两位可敬的代课教师，我们来到了会川镇福和希望小学，这是香港陈运华先生捐资２０万元兴建的。与前几所学校相比，可谓“豪宅”了。在这里我见到了闻讯赶来的陈宏文老师。
陈宏文原是这所学校的教务主任，也是一位代课教师。由于教学能力突出、工作优秀，后来被任命为会川镇五泉寺小学校长。由代课教师担任校长，这在渭源县并不多见。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发现陈老师思路清晰、侃侃而谈，言语中不乏精彩之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教师和校长，每月８０元的工资一拿就是１９年。陈老师告诉我：他家上有８０多岁的老奶奶、中有６０来岁多病的父母，下有两个孩子，而这一切都要由他以及同样是代课教师的妻子来承担。由于父母年高体病，已无力下地干活，因此他除了平日里教书、管理学校之外，还要利用星期六、日下地干农活才能勉强维持全家人最基本的温饱生活。陈老师说，前些年妻子大病一场，而自己为了获得各种教师资格证书以期有朝一日能转正，已经欠下了一万多元债务。沉重的生活压力使他近来经常彻夜失眠。无奈之下他一咬牙，通过关系让父亲去县里给一个施工工地看门，这样可以挣点钱来还债、贴补家用。尽管知道父亲身体不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外出打工，陈老师实在不忍心，但他说，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意犹未尽的陈老师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说让我体会一下甘肃农村的生活。我表示同意。于是在大雨中驱车来到陈老师的家。依然是极其简陋的屋子，没有任何像样摆设。破旧的茶几上，盘子里放着十来个发黄的馍馍还有土豆，陈老师说，这就是他们家一年四季的家常饭。为了招待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陈老师的母亲特意为我们煮了带一点肉的面皮糊糊，这就算待客最好的东西了。我实在吃不下去，而在我身边陈老师的小儿子却吃得很香。陈老师告诉我，小儿子得了疝气，需要动手术，已经做了一次手术了。我问陈老师，整个手术需要多少钱，陈老师说，大约要１０００元吧！
这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我问陈老师，李书记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你，你有没有收到过捐款？陈老师说，除了从李书记手里拿到过５００元，其他就没有了。后来我得知，这５００元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窦文涛捐献的。窦文涛此次一共捐献了１００００元，以５００元为单位，分给了２０位渭源县的代课教师。
临别前，我拿出身上当日仅剩的４００元，给了陈老师。他说什么都不肯收，几经争执后，我说，这些钱不是给你的，是给你儿子看病的，你就替儿子收下吧。说完我就冒着大雨走出了陈老师的家门。
在车上，他俩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中闪动，那是多么纯朴可爱的人啊！当妻子罗茹红在报上得知教育部门要清退他们的时候，哭了整整一天！是啊，太多的等待，太多的委屈，太多的希望之后的绝望！然而哭过之后的第二天，她依然是那么认真地执教，不露声色地与孩子们喜笑颜开。
我产生一个念头，假如像陈宏文这样优秀的教师有朝一日真的被清退了，那么我一定要在他们曾经抛洒过无数汗水、泪水和青春的地方，出资建造一座纪念碑，上面写道：被无情清退于此的中国代课教师的不朽风骨永世长存！
车在大雨中艰难前行，已经是晚上１０点钟了，的士司机魏师傅一直默默而认真地开着车，这时让我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到达渭源县县委招待所后，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掏钱和魏师傅结账，从早上８点到晚上１０点，理应多给他一点报酬，但魏师傅不但不收多余的部分，反而连本来说好的租车钱都不肯收。他说他被我的行为感动了，不能收这钱。我有些不知所措，对他说，一天下来你很辛苦，何况这是做生意，不挣钱怎么行呢？魏师傅的回话却让我无言以应，他说：那你从北京大老远跑来又是为了什么？我今天看到你一次次流泪、一次次给这些代课教师钱物，你又是为了什么？如果咱们中国当官的都像你这样，那些代课教师还会这么穷吗？
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会有如此境界。
次日一早，又来到了王政明老师所在的北寨镇张家堡小学。
王政明，在李迎新的报告中是一位重点人物。这位已经做了４４年代课教师的老先生，培养出了三代学子。从１９５８年起，他就开始了漫长的代课教师生涯。当时，学校四周还十分荒凉，经常有狼群出没，既要承担教学工作，还要肩负起保卫学生生命安全的任务。说起那段日子，王老师感慨万分，泪水涟涟。
按官方说法，要清退这些代课教师的最大原因是素质低，教学能力差。在采访过程中我一直想通过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但却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每到一个学校，我都会偷偷地把校长拉到一边，请他如实评价代课教师和那些公办教师在个人素质、教学能力上究竟有多少差别。而得到的回答与官方的说法通常相反。比如我问王政明所在学校的校长刘文先生，我说：“希望你能如实告诉我，在你们学校，如果让你做如下选择，要么留下代课教师，要么留下公办教师，你会留下谁？”
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刘校长这样回答：“像王政明那样的代课教师，多少年来不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而且我们学校的代课教师教学水平都丝毫不亚于公办教师。如果你一定让我做这样的选择，我肯定是选择勤劳的、敬业的、优秀的教师。”
智慧的刘校长给了我一个智慧而明确的答案。
这个问题，我还问过锹峪乡小学的胡校长以及会川镇福和希望小学的秦校长。他们都高度赞扬了代课教师们的敬业精神和教学能力。尤其是胡校长的一段话让我回味再三，他说：“我当校长这十几年来，从刚开始的志高气昂到今天的灰心丧气，说到底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病。一些人通过关系等坐稳了公办教师的位置后便不思进取，整日得过且过。而且你还不能批评他们，因为这些能当上公办教师的人大多是有些背景的。相反，那些代课教师则十分刻苦努力，认真钻研，教学成绩突出。”
秦校长告诉我：“我们学校中的代课教师确实一点都不比公办教师差，比如前不久我们会川镇地区十几所学校评选优秀教师，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就获得了第二名，而他就是代课教师。”
为了证实这一点，后来我在与代课教师的交谈中都十分留意他们的业绩。比如在和王政明的交谈中我得知，王老师的学生中，有一位叫右建功的学生，后来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继续作博士后研究，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还有一位学生获得了硕士学位，现在兰州军区后勤部从事军事医学研究。除了这些比较突出的学生，王老师算了一下，这几十年来，他的学生中考上各类大学的已有一百多名……说起这些，王老师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自豪感。他说，如今每年最高兴的时刻，就是过年时阅读学生从各地给他寄来的贺年卡。
除了王老师之外，在我采访过的十多位代课教师当中，几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清晰的明细单：自己教过的学生中，有多少考上了大学、大专以及各类专科学校。
事实表明，至少在我的调查采访中获得的信息表明：一味强调代课教师素质欠佳、教学水平低下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更难以成为所谓清退的理由。这次考察，曾经遭遇两位教师，一位曾经在小学代课，一位是中学教师。前者与我谈话是从诗人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说起的，而后者与我聊天则以经济学家杨小凯为开端的。
采访中，我准备了几个标准问题，向每一个代课教师提出。其中一个问题是：“你们是否知道，教育部发言人最近在媒体上正式指出，在法律上代课教师都是非法的，因此教育部已经明确表示要清退代课教师，对此你们有什么感想？”
每当此时，他们更多的是长时间保持沉默并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无奈，进而眼圈发红、欲哭无泪。很多次，我分明看见他们的嘴唇在颤抖、欲言无词、欲辩无言。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太突然了，太委屈了。等待、辛劳、期盼、坚守，却是这样的最终审判：代课教师是非法的！要予以清退！
凤凰卫视咨询台在《华闻大直播》节目中就此问题采访了一直致力于中国教育现状研究的著名学者杨东平教授。杨教授认为：代课教师多年来一直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农村的义务教育事业。尽管教育部打算清退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但我们首先应该想到要善待他们。杨东平认为：代课教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比较年轻的，其中不少人已获得了大专文凭和教师资格证书，业务能力也不错，像这样的代课教师，我们应该考虑让他们转正；第二类是学历较低，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像这样的代课教师，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进一步培训的机会，以便让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的机会；第三类是那些老弱病残的，对于这些代课教师，我们应该善待他们，给予他们一些经济上的补偿。
杨教授还认为：有人认为清退代课教师以后让城市里的公办教师去顶替他们，这种想法是非常天真的。不要说让大城市的教师去农村和那些偏远地区执教，即便是当地人都不愿意去。因此这些想法是根本不现实的。
我这次到甘肃渭源县考察和采访得出的结果与杨东平教授说的几乎完全一致。
尤其在那些环境十分艰苦的偏远山区，一些地方就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譬如处于渭源县北区山顶上的丁家湾小学，当地连日常的饮用水都要到山下去挑上来。
在这样的地方，能指望城里的教师来顶替代课教师的工作吗？清退之后，谁来接班？
采访中我发现，让这些代课教师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教育部门所说的“清退”两字！用北寨镇张家堡小学校长刘文的话来说：“代课教师又不是垃圾、废品，为什么要说‘清退’？”其实，很多代课教师的心愿简直纯朴得让人掉泪，他们说：如果国家需要，他们可以被清退回家去种田，但政府至少对他们数十年来的工作应予以肯定吧！总不能让他们感到像犯了错误一样并在众人的鄙视和嘲笑下含冤离职吧！别忘了，２０年前这些代课教师都是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而如今已过了不惑之年，体力衰退了，精力下降了，负担加重了，选择减少了。现在把他们清退，生活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我十分同意杨东平教授的意见，政府应该根据他们各自的实际情况帮他们一把，助其一臂之力。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这种财力。我算过一笔账，若按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所作的承诺，到２０００年，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要达到当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４％。众所周知，２００５年中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１０万亿元，若按１０万亿的４％来计算，那么国家理应投入４０００亿元的教育经费。但实际上的投入则少了１０００亿元以上。因此即使给全国近５０万代课教师每人一万元的补贴，加起来也不过是５０亿元。而这仅仅只占１０００亿教育欠债中的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