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发挥港澳独特优势，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在此背景下，由我院和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深港合作圆桌会议第三次会议于日前在我院成功举行。本次圆桌会议以“粤港澳大湾区：深港合作新机遇”为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嘉宾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时代深港合作的新机遇、新思路，以及湾区内重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等议题发表了见解和看法。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是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正如郭万达院长所说，这一概念确实已经酝酿了好多年，从原来讲的深港湾区，到现在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经历了从民间到地方，再到国家层面逐步提出来的过程。

为什么现在能够在国家层面提出这一概念呢？我分析一下今天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意义。城市化是促进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带动内需的最大动力。对于中国城市化的路径，过去二三十年一直有争议，国家在制定“八五”计划时就已经提出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当时已经觉得大城市很拥堵，有很多大城市病，所以不鼓励发展大城市。虽然二十多年前就提出要严格控制大城市，但从这些年的实践结果来看，由于大城市就业机会多，经济部门发展齐全，公共服务比较好，还是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向大城市。相反小城镇因为没有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在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等方面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从“十一五”规划开始，国家城市化改用“城市群”的战略，依托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以一个或几个相邻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在方圆一两百公里范围内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整体上构成大中小城市联合发展的城市群。

现在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19个城市群的规划（参见图1），图中展示的不是官方版本，因为我觉得官方版本有些描述不是很准确，比如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其实包含了几个不同的城市群，所以我进行了重新分解。每个城市群人口大约三千万到五千万，五到十年后，每个城市群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可能都等于一个韩国的规模了。当年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十年以后中国可能出现十几个像“四小龙”这样规模的核心城市群，这将是非常大的发展。

这样的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说意味着什么？过去中国经济核心城市群或引擎只有两个：长三角和珠三角。现在则进入一个全面开花的阶段，内陆省份和北方地区也都出现了多个城市群。在某种程度上，珠三角过去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特殊性和重要性正在降低，尤其是在“十三五”规划中，国家提出了三个重点区域发展战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其中，虽然“一带一路”涉及到一些广东的城市，但只是参与性角色，而非核心城市，所以，可以说这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中基本上没有粤港澳。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写到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具有特别的意义，意味着这个区域的发展战略在国家层面得到认可，避免了粤港澳被边缘化的危机。李克强总理有两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粤港澳大湾区，第一次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具体论述港澳部分时，第二次是会见香港新任特首林郑月娥时。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反映出国家层面的一个深刻的思考，即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让港澳现在面临的经济结构、生活空间等方面的深层次矛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舒缓。当然，这个规划的提出对广东、深圳、香港也非常有利，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在国家制定大湾区规划的过程中，把我们的所思所想、双方共同的战略思考向国家提出来，希望在国家的规划中能够反映出来。

什么从“大珠三角”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新的概念呢？是不是新瓶装旧酒的概念呢？我觉得不是。第一，传统的珠三角或大珠三角的概念，是指以珠江下游的三角洲为基础形成的城市群。而这次“大湾区”概念中的湾区指的是“海湾”，更强调外向型，更强调发挥这个区域作为科技创新高地、金融核心区、交通枢纽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作用。换句话说，我们过去讲的珠三角，不管是前店后厂还是世界工厂，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不是处于领导地位，而今天这个大湾区的目标是要发挥一个世界经济核心区的引领作用。第二，过去我们讲的大珠三角，是“9+2”的模式，“9”在左边，“2”在右边，中间用一个“+”连起来，两边虽然有合作的关系，还是分开的。粤港澳大湾区不是过去前店后厂的垂直分工关系，更强调一体化的产业协同效应和一种共同生活家园的概念。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应该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推动区域内高水平的产业协同合作，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和金融领域。落马洲河套地区如果做得好，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示范平台。深港两地现在各有各的优势，深圳有很强的科技产业基础，背后有一个产业链很完善的制造业做支持；香港有自由港，还有税制、普通法系，知识产权保护等吸引人才的特殊优势。因此要考虑深港两地如何通过科技产业的合作，达到全球科技发展的新高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建平曾经跟我说，他们每年面向全球招揽科技人才，如果将他们安排在深圳工作，与香港相比，雇主大概要额外付50%—60%的成本，其中主要是税收、五险一金等成本；就科研人员的而言，在香港工作有出境便利、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优势；从企业的角度来说，香港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更强一些。

如果能够把深圳和香港的优势结合起来，鼓励深圳的华为、中兴、腾讯、华大基因等高精尖企业在河套地区设立大型研发平台，既有助于这些企业本身提升国际化水平，也有助于香港建立新的产业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腾讯在香港有一个比较大型的研发基地，它的产业链就可以扩散出去，围绕微信做应用程序小软件公司跟腾讯配合起来，双方能够形成很好的互补，在全球一定会有更高的领导地位。落马洲河套地区只是一个一平方公里的区域，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把这个区域沿着深圳河两边扩展，把产业链扩展出去。深圳可以在福田保税区进行配套规划，香港这一侧可以沿着落马洲河套走廊进行研发区域的预留和规划，将来沿着深圳河建成一个科技产业创新走廊，这对两地是非常有利的。

金融是另一个能够协同的领域，虽然最近因为国家外汇压力比较大，在资本项目开放上面收紧了一些，长远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肯定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大势所趋。未来要逐步实现交易平台上的合作，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步，股票的深港通、沪港通。第二步是债券通。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准备今年在香港和内地试行债券通,允许境外资金购买内地债券。第三步是研究两地的股票市场。深港通和沪港通实现了股票二级市场买卖的联通，下一步要研究股票发行一级市场可以互相认购的可能性；第四步是研究深港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互联互通的可能性。同时，要联合推动一些金融创新，尤其在前海，作为国家的金融试验区，要研究一下香港企业的离岸账户和跨境人民币的资金池。同时，也要研究金融人才的对接问题。

其次，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共同的生活家园。最近，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跟我谈到大湾区的问题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把握机会，建立一个共同生活的家园，特别是要研究像养老金、医疗、教育等福利的跨境、可携带性问题。今年两会时，李克强总理提出内地取消手机的漫游费，那香港跟广东的漫游费什么时候能够取消？一旦取消能够减轻两地人员的跨境成本。此外，对通关条件等方面也要进一步研究。

再次，要考虑重大基础设施的共享共用问题。最近我看到清远有市民为了垃圾焚化厂的事情在进行抗议，香港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做垃圾焚化厂这种大型基础设施的共享，因为在珠江口有很多无人居住的离岛，我们珠三角城市群可以共同选一个离岛，建一个大型的垃圾焚化厂，用驳船把垃圾运到这些地方，规模越大经济效应越好的，各地还都避开了选址建垃圾焚化厂的压力，是一个多赢的方案。

更长远来说，可以规划我们整个珠三角集装箱货柜码头的问题，香港的货柜量已经下降了，将来葵涌码头的用途可能面临调整；深圳将来也会有这个问题，比如蛇口尤其是靠近前海的地方，将来的功能可能就不是物流。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不是可以学习香港，由深圳、珠海共同在外海的岛屿上建立一些大型的远洋集装箱码头，把靠近市区的土地腾空出来。类似于这些大型基础设施的布局，都可以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