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有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日本有东京湾区，这些湾区孕育了不少领导全球创新潮流的科技企业。 那么中国呢？
“香港发展创新抓了‘一副好牌’，而粤港澳大湾区是抓了‘几副好牌’。”6月20日，在香港召开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做了主题演讲，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正迎来历史性的机遇，“我希望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的世界级的湾区。”
6月20日的论坛是首个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题的高峰论坛，该论坛由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办，腾讯公司承办，广东省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指导。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资深讲席教授周其仁，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李泽湘，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大疆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汪滔，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等政、商、学、研等各界人士出席该论坛，共议共建中国的世界级湾区。
今年初，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201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了《关于发挥协同创新优势打造粤港澳世界级科技湾区的建议》。一时间，粤港澳大湾区成了舆论热词。
6月20日上午的议程中，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了分析和畅想，“中国很多大公司包括马化腾的公司都在硅谷有实验室，为什么有了硅谷还要造一个湾区？把硅谷的创新应用到中国来不就行了吗？”
以下是周其仁演讲全文：
在中国建一个世界级的大湾区要讨论的问题肯定不少，我想就创新发生所需要的条件做一点讨论，关键词是两个词：“密度”和“浓度”。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当中如果没有“密”、“浓”，它就不会变强。所以越大越要注意密度和浓度。这个看法是从现象里来的。如果我们观察“创新现象”，我们会知道它非常的不平衡，首先在人口里不平衡，参与创新的人口和享用创新成果的人口之间极其不成比例。更有意思的是它在空间上也极不平衡。对整个人类、对世界、对人类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创新活动都发生在很小的区域。这个区域跟整个世界的地理范围极其不成比例。这2016年MIT发布全世界50大创新公司的地图分布，全世界50个公司不多，但是它聚在的地方很少，就那么几个点，有很多大洲根本就没有，所以这个创新地理分布不平衡是我们需要引起注意的现象。我们一再说美国的硅谷，而硅谷你拿到美国地图上看就是一个很小的点，但是这个点发生的活动创造出来的观念、产品、技术模式，对整个世界有压倒性影响。
这次我们去看以色列，它曾经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创新国度》。但是以色列就是被北京市还小的地方，它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在搞创新活动，它的总出口50%是从事高科技产品，从事高科技人口是10%，但是我去观察很多企业，真正从事高科技的人口，比10%还少，你再去看公司的分布，因为国度比较小，比北京还小，所以打出的高科技公司的名字排得密密麻麻，但是基本是在特拉维夫周围，也没有分布到以色列所有的地方。
6月15号全球创新指数发布，好消息就是中国进入了第22名，比去年前进了3个名次。我们还有香港地区是16名，加到一起对我们今天讨论粤港澳大湾区，是很大的支持。中国是整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唯一进入前25名的，前面都是高收入国家，而且多少年来没有很大变动，当然香港现在是第16名。但是这个发布当中，最重要的是它是第10次发布创新国度，但是第一次发布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指标，就是不在国家级衡量你的创新，而是深入到国家里看你的创新是怎么发生的。他提出了一个cluster，cluster就是团、群，边界不清楚，看申请专利的指标，所有专利都有邮政编码，会知道它在地理上哪里发生、哪里提出来的，根据这个信息划分了全世界，发现这个cluster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这是全世界的分布，美国占了31个，中国占了7个，它排名就是在每个Class里头，申报的专利数排序的话，第一位是东京周围这一区，第二位是深圳和香港，第三位才是旧金山湾区，当然这是取决于这个指标，大家看前三位，东京横滨这一带大概是9万多个专利的申请，然后深圳、香港第二级，甚至超过了湾区，超过了旧金山湾区，还有特拉维夫，三千多个，地理位置更小。
我们再回来看湾区，从申请的指标来看，它还落后于深圳和香港。但是高密度的聚集到一起，而且从积极的互动指标来看，我们可以很好的从那里学到东西。这么点大的地方，几万家的高科技密度，其中有一大批世界级公司，有若干个世界级名校，然后有码头、有军队的需求，有民间的需求，有面向全球的需求。这些要素分开看，这个湾区都有了，但是旧金山这个湾区、硅谷，最大的特别是所有的高频率互相来往和互动，这个特点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
现在讨论为什么这个密度和浓度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创新要追，最早都是一些想法，头脑里的一些idea，从idea变成产品，变成产业，变成影响世界的经济活动，中间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这两年我自己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什么时候有想法最后变成产品、变成影响全人类的产品，中间需要什么条件。每个人都有想法，问题是想法变成产品，中间有很多关口要过。
第一，你这个地方要容忍有想法，要容忍有新的想法。你不能嘲笑，更不能压制这些新的想法，要有宽容度，这是第一条。所以那些不容新想法的地方就把自己排除在创新区之外了。
第二，一个想法从冒出来到变成成熟要互相激荡，你从哥白尼、爱因斯坦一个一个故事去看，这些天才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没有一个发生在孤岛上成为天才，他们厉害的头脑要凑到一起，老师和老师，老师和同学，局内人和局外人要有积极的互动，要有互相的碰撞，要有互相的挑战和切磋，要有对话，这个环节如果没有，或者浓度不够，很多想法就会消失掉。
第三，产品变成想法，要动脑动手并存，所以仅仅动脑的天才，没有动手的天才，没有这两种天才高密度的聚到一起，想法不能变成产品。当然，一到动手，你就要有条件支持，要有财务条件，金融条件，物质条件，元器件的可得性。所有这些东西要在不大的范围内同时具备，所以这是创新为什么非常不均衡发生的原因，我们人类都有很多想法，都有很多点子，很多猜测，但是哪些猜测最后变成了原理性的发现？哪些原理性的发现最后激发出技术的发明，可以让它变得为人类所利用？它需要一串条件。世界很大，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很少，这就是科学史告诉我们的教训。所以cluster的概念比国家、比行政区划概念，这是个群的概念，这个群要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氛围，里面不同的要素要有高频度的互动。
所以密度和浓度这两个关键词是让创新得以发生的关键词，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这个大湾区。现在关于大湾区有很多讨论，有很多做了初步研究，看了之后很受启发，非常有希望的一块热土，我最感兴趣的是它的密度在中国领先了，0.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13%的GDP，也就是这个地方的密度，你看京津冀、长三角三个城市的密度，单位土地GDP最高的是这个，单位土地面积里面发生的经济互动最活跃的是这个地方，这个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什么呢？密度够了，不等于浓度也够，密度只不过是空间摆了这么多东西，他们互相动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大湾区建设当中的重点。要增加香港、澳门、深圳的大学、公司、国家研究所，居民融合这种创新基地，不同级别的政府，这些元器件和原点都有了，而且比较密，问题是要增加互动。如果我们跟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湾区比，我们的差距不是说我们比较小，而是我们的要素之间，质量还有待提高，还有就是互相之间要更密的互动。
为了增加这个地方的浓度，我提这么几个问题来作为讨论。
第一，你要有浓度，就要吸引人们为解决重大问题来工作。应该说已经有了硅谷，硅谷有很多中国工程师，中国很多大公司包括马化腾的公司都在硅谷有实验室，为什么有了硅谷还要造一个湾区？把硅谷的创新应用到中国来不就行了吗？回答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一条，全世界现在最好的创新，对世界经济来说，也还是不够。因为还有世界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回答，什么叫世界级的问题？就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发达国家十来亿人口过上的好日子，全人类能不能过上？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电发明了两百年，现在全世界用不上电的人口还有十二到十五亿，所有创新离开电想都不要想，跟电无缘就跟以后所有创新无缘，这是一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第二个问题更有挑战性，如果让十几亿人口都过上高度现代化国家的生活，资源能不能承受？环境能不能承受？中国这30年的发展，在回答第一个问题上，已经交了一张不错的答卷，中国无电人口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是最少的，北京大学有一个扶贫点在云南山区里头，我去访问过，那么穷、那么落后，山区还住着很多人，但是有电，通过手机能够微信。所以中国很多人口一代人之间进入比较现代化的生活，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是有贡献的。但是第二个问题，等到十三亿去过几亿人过的好日子的时候，我们的环境恶化惊人，资源的压力惊人，倒过来这就是世界级问题，需要更好的技术，才能回答这个世界级问题。因为有世界级的问题，才需要新的世界级的大湾区，才需要汇集更了不得的力量，紧密的互动来回答这些问题。你不要说70亿人，我们就50亿人，过去的说法是全球如果过上欧洲的生活，至少要三个地球，如果都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那得要五个地球。这说明什么？说明现有的技术再先进、再厉害，回答这样世界级的经济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是需要不断的往前探索。而中国作为一代人之前普遍贫困的国家，我们对于更多人口能享受现代生活，这个愿望可能比很多发达国家还更加强烈。也应该赋有这样的使命，来完成这样的任务，这个东西是打造世界级湾区，我认为蛮重要的一点。
第二，打造世界级湾区，要特别注意在世界上引起革命。深圳为什么厉害？因为它不是追赶思维，当年邓小平搞深圳是脱维的思维，国家已经走到墙角没有路可以走了，怎么能走出来？不知道，不完全知道。不是做好一套计划然后去实施的，深圳不是这个经验，深圳是邓小平讲的创造的条件，然后让它冒出来。香港也没有想到，它会从当年这么一个岛屿变成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那不是按计划经济的思维搞出来的，不是指到哪儿打到哪儿的思维打出来的，所以港深之间有一个最重要的资源，这两个地方成为今天在世界上引人瞩目的城市和城市群，它是探索和闯的结果，要打造世界级湾区，这个事情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当然做事情要有计划，但是我们永远要准备，很多事情不按计划发生，会超出计划，这个思维如果不突破，我们会落到追赶型。
因为追赶型就是目标明确，人家有多少吨钢我们搞多少吨钢，人家有多少原子弹我们也搞多少，如果你落后了不追赶，永远追赶，但是只有追赶思维，你不可能走到前列去，因为前列就是往前走不知道，不完全知道，所以习近平主席讲到创新的时候，说中国已经到了跟着跑、并排跑和领跑要并存的阶段。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作为深圳香港这么一个湾区，更多的要考虑怎么能从并跑往领跑走，要从这个制高点出发来讨论体制。这两个地方都有体制上的优势，在整个大中国区去看，如果你去过东北，去过西北，去过我们的西南，你一到深圳会知道这个地方，跟中国的很多其他地方，是一个国家，但是有一些不同。人们的想法、人们的行为有一些不同，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体制对打造一个世界级湾区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要改的东西也是不少的。行政主导全力驱动配置资源这些问题，你仔细进入我们的生活，你去看，它在哪里都存在，这些问题要在打造世界级湾区的时候，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
最后一条，要特别强调，所有要素齐了以后要增加浓度，要增加互动。从这个角度讲，香港的金融跟深圳的创造，跟东莞的制造之间，互动是有的，但是互动得还不够。我们成功的例子都是互动的结果，没有一个地方成功的企业，成功的案例是孤立的，个别的圈起门来搞成的，都是利用了这个地方的所有长处，集合到一起搞成的。
你看腾讯，深圳大学附近创办，上市就在香港，大量的员工，你看微信就在广州，不是限于一个狭小的行政区划之内。大疆董事长是科技大学的教授，学生做项目然后做成了世界级有影响的公司，这些点已经有了，但是远远不够多，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增加这之间的互动，如果我们去旧金山湾区、去斯坦福看，我们中国的大学跟创新之间当然有关系，因为所有大学生都是中国大学培养的，这么讲我们在大学教书心里也觉得好受不少。但是我们跟大学创新之间的联系性还是极为薄弱，毕业了就毕业了，没有持续的联系，没有大学作为一个持续的原理性的基础研究，学员跟产业界联系的密度不够。
所以我要借这个地方听得懂的一句话，因为我到这里也不懂粤语，怎么跟大家交流？就是煲一锅汤，创新就是熬一锅汤，你看煲汤第一要好材料，优质材料，这个材料不完全在锅里产生，全世界找，旧金山那个湾区工作的人不是旧金山地区的人，深圳、香港将来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人一定是在全世界挑，这里大学生招生一定面向全世界招，这里的科研机构引进的人才面向全世界招，我们要解决世界性问题，要用世界级的资源，要用世界范围的资源，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很重要，有好材料要放到一起，煲这个字很关键，要有持续的温度，不是一把大火就完了，不能断，持续的闷，才能进行充分的交换，营养养分才能到汤里来。
所以，要在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在南中国好好的在大湾区煲一锅创新驱动增长的浓汤，以此来完成中国经济发展下一阶段应该承担的使命，谢谢各位。
来源：澎湃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