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有自己的方法、论域、适用范围。但是到了充分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一切都在改变，一切不可能都在变成可能，各学科相互渗透，历史学不再是原来的样子。那么历史学的本质也会随之改变吗？
重回混沌
多少年来，人们一再强调“文史不分家”，但是仔细斟酌这句话的含义，表明在历史学与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史不仅分家，而且分得很清楚。强调文史不分，只是期望历史学者在遵守历史学规范的同时，应该注意文字、修辞，有质有文；对于文学类研究者来说，就是在充分施展想象翅膀时，注意点依据，有文有质。
信息化时代的突然到来，使历史学对史料的采集范围无限扩大，过去傅斯年所向往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穷尽一切史料，原本以为只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根本不可能的梦幻。但在信息化时代，傅斯年的理想变成了现实，研究者可以在瞬间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史料。这是傅斯年那一代历史学家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我们终于有可能“在历史的矛盾陈述中清理出一点历史真相”，这是互联网、大数据的恩赐，是学术的新时代。
学术的新时代，一定会产出新时代的学术。充分数据化极大方便了历史学的量化研究，海量储存、检索从原来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从西方移植过来一套完整的索引制作技术，哈佛燕京学社甚至不惜重金专门成立“引得编纂处”，著名历史学家聂崇岐将自己最好的学术年华奉献给了这样枯燥无味的事业。牺牲自己，方便学术，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宗旨，几代学人也确从其学术积累中获益良多。但是到了现在的充分信息化时代，随便使用任何一个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都可以很轻松地实现聂崇岐那代人经年累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充分数字化，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迅猛发展，为“E时代”的历史研究揭开了一个无限宽广的空间。
记得我的读书时代，为了《论语》中孔子究竟说过多少次“礼”，多少次“仁”，我们都要费很大的功夫，甚至有大学者的巨大贡献，就是弄清、算清了这些数字。现在想想，这样的学问真是不可思议，计算机瞬间处理，比老辈学者费尽心血又快又准。老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谓也，不虚言也。
信息化不仅加快了研究的节奏，而且使学科交叉、学科渗透，使综合性的学问成为可能。记得我刚进研究所不久，一位长者在了解我的情况后非常希望我追随他去做跨学科研究，他以为凭我对学术史、古代史的理解，如果跟他去做一个新学科，可以做出在传统学科无法想象的成绩。这位长者确实如此，他的跨学科成绩公认一流。但是我那时还是太保守了，执意守住学过的东西，不敢越雷池一步。几十年走过，我当然并没有后悔，但是看到在大数据、互联网时代，跨学科研究、学科转换，已不是几十年前那样恐惧，那样不可思议。举一个最新的例子。
台湾学者黄一农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之后在马萨诸塞州立大学从事研究，在天文学史、中西文明交流史、术数史等领均有突出成绩。
跨学科知识背景让黄一农在诸多学科中随意转换，他的著作《两头蛇》研究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奉教因缘、心态、历程，探究这些天主教徒如何运用其人际网络以扩张西学、西教影响力，以及究竟怎样处理天主教与儒教之间的紧张、冲突。
《两头蛇》讲述的是一个真实故事。明末学者孙元化既是儒家学者，又是天主教信徒。他没有子嗣，儒家伦理要求他纳妾生子，延续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天主教却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儒家与天主教的冲突让孙元化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中：他偷偷纳妾生子，履行儒家信条。
孙元化生命中的另一个故事说：明亡，孙元化作为将领应该自杀殉国，但天主教却禁止自杀。孙元化说他自己一生处于儒家、天主教的矛盾中，就像“两头蛇”一样相互牵扯。在纳妾生子问题上，他屈从了儒家；在自杀还是苟活问题上，他接受了天主教。他内心深处的矛盾、紧张，在儒教、天主教中终于获得了一个平衡点。
类似于孙元化这样的主题在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中也曾出现，但由于史料原因，只能作大而化之的处理，最精细的研究也不过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利用地方志之类文献，甚至利用《聊斋志异》之类文学作品，以高超的叙事技巧讲述一个故事。但《王氏之死》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伦不类，说是文学，又不是小说；说是历史，又掺杂了许多文学想象。《王氏之死》具有不错的阅读价值，但在文学、史学两边似乎都不靠谱，都有可探究的空间。
而黄一农的《两头蛇》似乎不一样。《两头蛇》也要重建历史细节，但这部书没有从文学作品入手，而是通过“E考据”寻找孙元化的人际关系，讲述一个又一个历史故事。黄一农的这项研究只有在大数据历史背景下才有可能。只有如此的技术进步，才能让研究者真正实现“全面占有史料”的梦想。作者穷尽明清文集、笔记，以及各地各个层级的地方志。检索这些资料，阅读这些资料，在网络时代之前根本不可能，一个人无论怎样博学，怎样勤奋，都不可能做到《两头蛇》这样“上穷碧落下黄泉”，一网打尽全部史料。这部著作为跨越学科壁垒，让“七科之学”、“四部之学”重回混沌状态成为可能。
随着全球各语种文献逐步数据化，微观历史研究重建历史细节渐渐成为可能。作者从明清间一些原来不甚为人所知的人物中，发掘出他们的历史，利用丰富史料重建社会生活的细节。如果没有互联网、超强数据库，这样的研究不可想象。大数据时代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非历史专业的启示
黄一农的另一项研究是《红楼梦》。《红楼梦》自诞生以来一直热闹非凡，各个专业出身的研究者、鉴赏者对这部名著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拓，蔡元培、胡适、俞平伯、冯其庸等，均为一代大师。严肃如章太炎那样的学术大腕，也对《红楼梦》津津乐道。然而一个世纪走过，《红楼梦》在我们从事学术史研究的人看来，大约已走向式微，不可能再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成绩。同样让人想不到的是，黄一农利用大数据、互联网让“红学”与清史对话，让《红楼梦》中细节描写重回清代人生活场景。这一方面接续胡适、俞平伯、冯其庸等人的研究，利用大数据还原曹雪芹那个时代的生活细节，对清史研究极富启发；另一方面，黄一农也从清史研究中获取灵感，因而有可能重启《红楼梦》研究，并将之推到一个新高度。
互联网使历史学研究发生革命性变化，过去许多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今天日趋变成可能。今天的历史学家不仅可以迅速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而且很容易获得传统历史学不太重视的遗存形态，或者根本没有见到过的历史遗存物，诸如音像史料的大量出现，极具个人色彩的回忆录大量制作，文献储存方式的便捷、不可限量，既为历史学研究深化、细化提供了可能，也使各学科相互渗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过去我们只是期待、呼吁文史不分，希望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相互借鉴，现在的情况却是，有许多文章、论著，已很难从原来的学科分类去定义，从“四部”到“七科”是学术不断分化，不断专业化的过程，现在似乎有一个反过来的趋势，是许多学问渐渐趋同，比如文史哲法经诸学科都可以讨论近代史上诸如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非历史专业诸学科的角度、视野、见解，虽然仍受制于专业学术基础训练的约束，但从大的历史关节看，各个学科的讨论逐渐接近，尤其是非历史学专业的研究，对于历史学专业来说，极具启发意义。
比如在过去纯粹历史学的讨论中，研究者也曾注意到清帝退位诏书的意义，以为这份诏书标志着满洲人两百年的政治统治至此结束。然而最近若干年有宪法学者从民族国家建构视角重论清帝退位诏书的意义，以为这份退位诏实际上是将大清帝国的主权、疆域、人民完整移交给了袁世凯。这样一来，过去几十年的许多既成看法均需要重新思索，民国初年对清朝既有制度的因袭、损益，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争，袁世凯与民国的关系，列强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政府的关系等，都需要给予新的解释。从宪法学视角重论清末民初，在某种意义上说推动了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思考。
文学研究者在这些年也很喜欢讨论历史问题，许多讨论对历史学研究启发多多。比如民国初年的政治乱局，历史学的研究几乎始终聚焦于各政治派别的冲突，讨论帝制、共和的分歧，甚至从绝对共和主义立场将民国初年所有试图加强政府权威的视为倒退，视为落后。最近，文学研究者陆建德通过对清末民初政治态势、国家治理能力的分析，以为那时中国现代化失序、失范，一个重要原因是速度太快，改革的中枢失去了领导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与中央集权相联系的，电报、路政、船政和邮政这些新事物需要全国统一部署。重大的、全国性的公共事业不能归这个省、那个省。晚清新政时，财政上有了新气象，各个省要报预算了，预决算由度支部统一管理，中央也能借此了解各地的财政情况。但因中央太弱，没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兴办公共事业，就由地方自行解决，强调地方自治。而地方一旦有自己的办法，就不愿意在财政上听命于中央。
晚清财政中央与地方一直存在激烈的博弈。进入民国，这种情形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不足，此时过于强调共和，强调分权，强调民主，只会加剧国家治理能力的颓废，无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文学史家的阅读并不是历史学家看重的档案，而是当时文人的感想、媒体的记录，作者讲述朱光潜在《旅英杂谈》中的一个故事，说1926年有一个印度学生问正在英国留学的朱光潜：中国有没有政府？朱光潜惊讶于对方的无知，甚至感到对方很可怜。作者以为朱光潜的反应过度了，如果读读当时英国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消息，就知道中国的混乱早已给外国人一个很深的印象：中国无政府，或多政府，一直处于混乱中：
有南北两个政府，还有数目不大确定的一些独立王国；军阀不受统领，今日甲与丙开战，乙宣布中立，明天乙与丙打起仗来，甲两边得利，分分合合，变幻莫测；出现灾荒，见不到有组织的救助。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中国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英国人一般不会提出暗含负面评价的问题，印度学生比较直率，他有千百种理由问朱光潜，中国到底有没有政府？北伐胜利后，孙殿英盗掘清东陵，国民政府无力追责。
守住边界
国际互联网时代是人类从未遇到的时代，地球被缩小为一个村落，全球几乎处在同时同步状态，这样的外部条件给历史学研究一全新的挑战。研究者可以轻松获取过去很难获取的信息，资料的堆积，史料的排比，在未来大约不再是历史学家的首要功夫，博学如钱钟书依然会获得推崇，但其学术功夫大约会被计算器所替代。未来的历史学鼓励超越，鼓励创新，因为任何研究者在准备从事一项全新课题时，一定会利用检索功能查询已有研究成果，研究者一定会全力避免意义不大的重复劳动。研究成果重复率一定会逐步减少。
历史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让历史学家不再将主要精力用于“上穷碧落下黄泉”，而是需要历史学家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思考。换言之，前辈学者大多推崇陈寅恪在大家习见史料中发现不一样的问题，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在大数据时代，完全以新出资料取胜的研究当然还会有，比如许多档案在整理过程中就介入的研究，一定会比更多的研究者的成果早出，但是毕竟新史料的公布不会遥遥无期，研究者的真知灼见比资料收集、排比更重要。
新的知识环境，多学科的相互渗透，还会影响历史学的表达方式。传统历史学虽然也强调底层，强调民众，但受资料、手段制约，过往的历史学主体一直围绕着精英阶层，互联网、大数据，特别是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一定会改变传统历史学的表达方式，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社会学的故事性叙事，也一定会让历史学作品更活泼更有趣。
在这一点上，老辈社会学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已做出不俗成绩，他们的社会学作品其实就是广义的历史学研究，只是碍于过去的学科壁垒，历史学界不太理解他们的贡献而已。像潘光旦的《冯小青》、《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冯军旗的《中县干部》等，既是优秀的社会学著作，也是广义的历史学作品。如果从一个更广大的知识生产体系看，他们基于社会学方法所作的历史研究，不仅在方法上给历史学很多启示，而且其研究对象、范围，本身就是历史学值得继续探究的主题。历史学真正将眼光向下，去研究底层，研究民众，社会学方法无疑最值得借鉴。
文哲经法政社诸多学科都能从历史学研究中获取营养，他们的研究也都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给历史学以启发。学科渗透、跨学科发展，让各个传统学科都能获益，当然说到最后，任何一个学科的独立存在是各个学科存在及相互渗透的前提。因此，历史学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充分接纳吸收其他学科方法、成就的同时，一定要谨记自己的学术边界，守住边界，不是不让其他学科“入侵”，而是不要让历史学失去“历史特色”，更不能抹去历史学的本质。
以哲学为例。哲学与历史关系最近，但哲学研究与历史研究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哲学可以假说、推理，而历史只能根据已发生事实进行讨论。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在哲学、历史学两个领域发生过关于太平天国的争论，从哲学观点看，假如太平天国胜利，推翻清廷，那么太平天国必将把中国拉回中世纪，因为其意识形态来自西方中世纪宗教，是对近代中国历史道路的反动。哲学家的这个研究引起历史学家相当激烈的反对。其实，这是因为两个学科的性质决定的，哲学不进行假设、推理，就不是哲学；而历史如果也用这种方法探讨，势必沦为空论。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守住了学术边界，没有无条件将哲学家的假说引进近代史领域。
哲学与历史学还有一个至今仍未完结的争论，即哲学家提出的“告别革命”。在我看来，“告别革命”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抓住了时代脉搏，既是一个哲学命题，又是一个现实政治的讨论。学术界当时如果从哲学、政治学上进行深入研究，一定有助于中国意识形态重建，有助于中国政治转型。然而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告别革命”势必要重新评估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革命，进而涉及合法性、正当性，因而这场争论就像西汉初年黄生与辕固生争论“汤武革命”一样，以取消问题去消解问题。历史学守住了自己的边界，阻止了哲学的进入，但自从当代中国政治来说，似乎像西汉初年一样，将社会转型问题无限期后延。
历史学有自己的学科边界、方法，历史学一方面必须最大限度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另一方面应该守住自己的传统，在适度保守中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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