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沈容的红色记忆
沈容属于“一二九”一辈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江南官宦世家出身，1938年中学16岁时在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接受共产主义影响，加入中共地下组织，走上共产革命道路。其后，入读中央大学外文系，1945年抗战胜利，未及毕业便进入重庆《新华日报》。从此，与新闻宣传事业结下终身不解之缘。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沈容因工作之便，与中共党政军高层领导多有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也因出身之累，在文革运动中深受其害，留下难以忘怀与不可泯灭的红色记忆。与一般革命家所撰回忆录着重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有所不同，沈容回忆录——《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2005年），以女性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温柔笔触，展现给人们的除了宏大广阔的革命历史背景，多有革命年代革命人物的生活场景与细节呈现，以及严酷年代人性与人道的革命反思。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细节记忆，与哀而不伤的人生反思，构成其回忆录独特的历史价值。
1948年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新华社也随迁相距六七里的东柏坡。战争年代，戎事倥偬，生活单调，每逢周六，西柏坡举行舞会，沈容所在新华社外文部女同志都欣然与会。舞会在条方形的麦场举行，乐队为二胡伴奏。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首长坐在放有藤椅、茶几的一方，另外三方摆放着条凳，供其他人随便坐。沈容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但没有跳过舞。沈和其他女同志跳舞时，总会跳到首长席那边转一圈，“顺手牵羊”，从茶几上拿上一根烟，装着要抽的样子，然后一转身便将烟揣进口袋。这是沈容们的一项“任务”。香烟带回办公室大家一道分享品尝，人多烟少，你一口，我一口，三下五除二，一根烟很快就给抽完了。
舞会上最有趣的是刘少奇请王光美跳舞。沈容与王光美两年前曾共事于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王光美如在北平一样，讲究衣装，常着一蓝色工装裤，配以雪白的衬衣，在一众女性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刘少奇总是从斜对面的首长席走到王光美面前，鞠上一躬，请她跳舞。刘少奇与众不同的礼仪，给沈容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刘少奇和王光美结婚，沈容随夫君李普的妹妹李蓬茵和廖盖龙一起前往道喜，每人得到刘少奇送的一包骆驼牌香烟。不久廖盖龙和李蓬茵结婚，王光美参加婚礼并送了礼物，王光美送的礼物最为特别，乃是几个避孕套。廖承志送的礼物也很有味。廖承志爱开玩笑，喜欢画画，每逢人结婚，都画一幅漫画。他送给廖、李的漫画，上面像是廖、李两人的脑袋，下半身则像麻花一样纠缠在一起，让见者无不哑然失笑，捧腹不已。
沈容和李普以战地记者身份在刘伯承、邓小平部队总部呆过一阵，与刘、邓有过直接接触，对刘、邓有独到的观察。刘伯承好读书，行军作战时也手不释卷，一次刚到宿营地，行李在炕上还没打开，他就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站着看书了。另一次论及蒋介石，刘伯承脱口就说：“对蒋介石这种人，鲁迅的《推背图》说得好，他说什么话，你要从反面去想。”刘伯承对鲁迅作品的熟悉程度，让沈容大吃一惊，感佩不已，其为儒将，名不虚传。邓小平也读书，沈容携带的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邓借去没几天就给看完了。邓小平还喜欢玩扑克，得知沈容和李普会桥牌时，便邀请一起打牌，只是沈容和李普技术太差，不是对手，便不再受到邀请。不过，邓的警卫员告诉沈、李，邓小平从不给人递烟，唯沈、李是例外，每次去了总给烟抽。
这些战争年代的生活场景与细节回忆，让人们对战争年代与革命人物有更为全面、立体的认识和了解。
建国之后沈容调离新华社，在不同文化新闻单位担任中层骨干。1960年代初沈容调入文化部电影局，与江青打过一段交道。大约63年左右，江青不时来电影局调看电影片。那时她还没有后来那种威风，来看片时，部里、局里没有领导出面陪同，多由沈容作陪，因沈为制片处负责人。按江青要求，锅炉房事先烧好热水，把放映室温度调在24度。江青来时，总是披着一件长到脚跟的斗篷，带上中宣部文艺处袁水拍，及一位随员。看片时，袁坐在江的一边，沈则坐在江的后面，以便听其意见。每次影片放到一半，随员就会给江青送上一粒药、一杯水。看完电影，江青并不发表看法，沈容问她，她说要回去请示。江青当时挂名中宣部文艺处，她回去请示的不是中宣部而是毛泽东。在这之后，毛泽东发出关于文艺界的两个重要批示，文艺界开始新一轮大规模整风。
文艺（电影）界整风整的是夏衍、陈荒煤这些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沈容被动员站出来揭批夏衍。但沈容委实不知夏衍究竟错在哪里，无奈只好根据指点，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夏衍写于30年代的一个剧本上纲上线，进行批判。沈容为此一直感到愧疚，认为欠下夏衍一笔债。
到了文革，沈容自己和夫君李普一起也成了运动对象。李、沈38年入党，算得上抗战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但由于李普1955年肃反时受两起冤假错案的牵连，被视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调出中宣部，档案袋里放进一顶“特嫌”帽子，成为“被控制使用干部”，而沈容有复杂的家庭出身背景，加上两人曾与叶剑英、陶铸的工作关系，所有这些政治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错综复杂因素汇集一起，使李、沈夫妇在劫难逃，被立案审查，且立为“要案”，经受磨难。沈容被怀疑是乃父派入共产党内部的奸细。在受询交代问题过程中，沈容突然想起自己曾从父亲那里偷过绝密情报，可证明自己不但不是受父亲指使，反是为党做过工作，便将当年偷取情报一事从头说出。专案组经过广泛深入调查取证，证实沈容所言不虚，延安确曾收到来自沈容的有价值的情报，并为此给予过表扬。沈容遂于1972年获得解放，李普随后也得到自由，如影随形十多年的“特嫌”帽子也一并被拿掉。
沈容认为自己和夫君文革中所以能较早获得解放，是因为“运气好”，遇上了好人。一方面专案组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另一方面李普单位的两位有良知的好同志不相信李普是坏人，主动提出外调查清“特嫌”一事，并获得有关方面负责人批准，这才有他们夫妇的解放与还以清白。
但沈容父亲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沈父沈泽苍，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为钱大均好友，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战后钱大均出任上海市长，沈泽苍随其担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处长。不久钱大均下台，沈父亦随之去职，返回老家苏州，弃政从商。49年沈父相信共产党宣传，凡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要坦白交待历史，既往不咎，而留在了大陆。作为地方开明绅士，沈父串联苏州各界，维护地方秩序，积极迎接解放。解放后沈父当上苏州工商联主任，加入民建，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并将所分家藏古董全部献给国家。建国之初，沈容曾返苏州接回寄养在家的女儿，事先通过组织了解到父亲已交待历史，“表现很好”，“是个很好的人”，在苏州市委书记的陪同下才见的父亲。57年沈父被打为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判刑入狱，狱中中风瘫痪，保外就医。改革开放后，获得平反，却人已离开人世。
父亲的不幸遭遇，让晚年的沈容陷入困惑、迷茫与不安。沈容乃父亲最宠爱的女儿。当年沈父携全家由渝赴沪，出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处长，沈容以完成学业为由独留重庆，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在周恩来策划下，沈容与李普在重庆登报结婚，沈父始知女儿为共产党，因而受到“沉重打击”。尽管如此，沈父仍送给女儿一件时髦大衣作为礼物。而在女儿心中，父亲是“共产党的敌人”，她把父亲“那时常和朋友们晚上打麻将”，视为典型的“国民党的腐败生活”。几十年过后，目睹当下，比对今昔，沈容不由感叹：“现在看来，他们那时打牌，比现在一些官员到澳门用公款豪赌，他那种‘腐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沈容对父亲有了一种同情的理解。这是经历沧桑与世变之后的感悟所得，这种感悟使得晚年沈容具备了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沈容回顾自己几十年，“什么都听组织的。当徐步告诉我父亲是如何进步时，我深信不疑，因为他是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当熊复告诉我父亲1957年的情况，叫我不要和家里联系时，我又深信不疑，不敢给家里写信。熊复也是代表组织和我谈话的。”沈容不无迷茫又不无自责地反躬自问：“父亲受的不白之冤，究竟是他太相信共产党呢，还是多少受了我一些影响，是我连累了他？”“是我害了他，还是他害了我”？这在沈容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也是一个结。
1974年沈容和李普从广东上调北京，李普任职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沈容调任北京市广播电台，入住月坛北街5号楼宿舍。这是一幢专供相当级别干部居住而新盖的五层楼楼房，以当时条件，可谓“豪宅”。在这里，沈容与颇有名气的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的叶子龙作了对门邻居。叶子龙因所谓“窃听器事件”在1962年离开中南海，文革受牵连，沈容搬来时，尚未“解放”，人称叶师傅。叶师傅懂生活，又健谈，常教给沈家一些生活上的门道。一次沈容受叶之请帮其写了一份关于窃听器事件的检讨，让叶相当满意，而获得信任。从此，叶师傅打开话匣子，津津乐道，不断谈起中南海逸闻轶事。
作为毛泽东生活秘书，叶负责管理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务。毛泽东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去，也不用叫裁缝师傅来量尺寸。叶知道毛的身高、肩宽、袖长、腰围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布料，告诉店里尺码，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叶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谈到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晚上躺在炕上一起聊天。说到老人家身边的一些人时，讲的最多的是一个姓陈的女孩子。小陈长得漂亮，能歌善舞，聪明伶俐。一天她看老人家闷闷不乐，就要老人家猜个谜语。谜面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小陈曾要求老人家批准她入党，给她一个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达到，小陈为此离毛而去。
不久，张玉凤的父母也住进了5号楼。张父原为铁路搬运工，退休在家闲不住，又到外面副食店做帮工，张母则在家持家务。张家搬来以后，5号楼显得更热闹了。最忙乎的是叶师傅，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问寒嘘暖，很是热络。叶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在与新邻居的交往中常给沈家带来各种信息。一天他告诉沈家：“毛主席现在湖南。”因为他看到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了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
有一阵，张玉凤不时来沈家打电话。张很有礼貌，每次打电话，都会说：“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电话，也都会说上一句“谢谢”的话。电话总是二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二是要车来接她。而另一位也来沈家打电话的女士，情形却大不一样了。这位女士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人，一句客气的话都没有，真正的傲慢无礼。刚开始时，碍于情面，沈家也就让着她打。后来，打给她的电话特多，沈家还要大着嗓子喊她接电话，如此，再加上其傲慢无礼的态度，李普受不了了。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道：“我这不是公共电话！”啪的一声给电话挂了。
这位女士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人称“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指的是坐着红旗小轿车来上课的学生。当时，只有高级干部才有资格乘坐红旗轿车，居然有学生乘坐红旗轿车来上课，全校一时为之轰动。不仅如此，“红旗学生”还不和同学们一起上大课，她要老师单独给她开小灶；学校要她填表，她竟然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
如此学生，是何方神仙，有何背景？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了解底细。他告诉沈家，这位“红旗学生”原是江青看中给自己当护士的，后来江青又推荐给了老人家。虽说其人模样长得漂亮，但其做派老人家难以忍受。终于老人家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可真叫她滚蛋，江青的面子如何摆放？周恩来想出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外去读书。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5号楼来了。在老人家病重之时，这位“红旗学生”匆匆忙忙嫁了人，嫁的是一位老将军的儿子。
在月坛北街5号楼数年，沈容与非同一般的各色人物接邻为伴，耳闻目睹许多鲜为人知的有趣的或无趣的故事。这些故事，看起来不登大雅，不入法眼，属历史的花边碎料，为正人君子所不屑，但多多少少，直接或间接，与中南海发生某种关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折射了1970年代中国的政治形态。不惟如此，这是来自知情人提供的一手资料，作为为历史作证的呈堂证据，可以证明民间所传元稹“白头宫女”的真实存在。
同在月坛北街5号楼，沈容经历了1976年中国社会的风激云荡、惊心动魄与翻天变化，李普作为中央抓捕“四人帮”之时，被派接管新华社的“5人小组”人员之一，更是直接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中国因此翻开新的一页，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不过，这已是另一篇章的故事了，需要另文来记述。
2017/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