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我国著名软科学专家。他从独特的视野论述自己对近两年来改革争论的看法，也算一家之言。经有关人士推荐并本人同意，本刊特予刊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一)“郎旋风”背后是一股什么风

郎咸平教授不久前在《亚洲周刊》上发表《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一文，一时间国内外互联网纷纷转载，被称为又一次“郎旋风”。这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1•文章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惟一导向、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更不用说文章标题就鲜明界定今日中国是“人吃人的中国”了！

2•接着系统地通过否定国企、医疗、教育、住房、农村、司法等改革来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3•最后的结论是这场社会主义改革造成了五千年仅见的“人吃人的中国”?“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能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年来所仅见。”这就是说，今天中国不仅不如蒋介石反动统治、慈禧太后统治，甚至不如夏桀商纣了。

4•随后笔锋一转，在寻找“坏”的原因时，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上可见，郎成平的文章是货真价实打着“和谐化”的旗号，攻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文章。如此公开、鲜明、全面攻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文章是近年来即使在国外也是仅见的。难怪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躲在阴暗角落人士的一片欢呼，点击称：“击中了中共的本质，道出了中国的现状!!!!精辟。”“句句精辟，揭开了共产党的遮羞布，看后大快人心”……回贴达上百条!郎成平文章起到了讨伐共产党的檄文的作用。

2O04～2O05年郎成平借国有资产流失，攻击国有企业改革，他的主要观点有三：(1)国有制是一个好的制度，不需要改革，只要建立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制度；(2)国企改革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是以出卖全体人民利益为代价；(3)国资流失到私人企业手中，造成今日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严重不公。国企改革是中央既定方针，改革中的问题本应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去解决，去完善。而郎成平是从根本上否定国企改革。郎成平先生在台湾出生，在美国留学，现在香港任教，他如此厚爱国企，为何不在台湾、美国和香港鼓吹呢?却在中央确立“2005年为改革年”“国企改革攻坚战”时刻在中国大陆发表上述观点呢?其祸心本是明眼人可见的。然而，由于郎的言论符合了某些“左”派人士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心态，他们纷纷著文呼应，在中国报刊传媒制造了一场“郎旋风”，不仅报刊传媒上宣传“郎旋风”，仅我所见就有三个知名出版社及时出了三个版本的《郎旋风》，并有著名“左派”人士写序吹捧。现在“图穷匕首见”，郎旋风究竟刮的是什么风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港台和西方“学者”不时刮反党反社会主义妖风，本是不足为怪的。奇怪的是这场妖风是从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刮起来的，而且刮得如此之大，甚至有人吹捧郎是中国惟一有公信度的经济学家。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更奇怪的是郎成平侮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人吃人的中国”，一向自诩“社会主义卫士”的“左”派却至今缄口不言，这也就更值得我们深思了。

(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郎旋风”出现不是偶然的。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无疑是正确的、及时的，是邓小平发展观的传承和深化。但一些20多年来一直反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左”派，把科学发展观歪曲成“新发展观”，纷纷著文“批判旧发展观”，实际上就是批判邓小平发展观。他们还借改革开放中的不足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揭露和煽情，否定改革开放，他们自称“改革反思派”，实际上是“反对改革派”。他们制造了一系列观点强加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头上进行批判。他们的这些观点，可分两类：

1.纯系杜撰出来的伪问题

(1)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这一观点一经提出便广为流传，几乎脍炙人口。现经有关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查阅大量文献发现，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没有根据的。发展经济学指明的发展规律(发展曲线)是：发展之初以低缓的直线发展、到GDP1000美元时进入指数曲线增长，即“高速发展期”。国际实践也是如此：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都是在GDP1000美元后直奔1000美元，并无什么“矛盾多发期”，倒是陈水扁上台后搞“台独”，使经济发展停滞，去年还倒退至13000美元，落后于韩国了。“矛盾多发期”论者后来觉得1000美元太绝对了，改为“GDP达到1000～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据说3000美元是前苏联崩溃时的数字，似乎有了依据，但苏东崩溃时，匈、捷等达到5000美元左右，而东德更高至7000美元，而且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分配大体上是平均的，可见苏东崩溃与GDP矛盾多发说毫无关系。

(2)“拉美陷阱”说的也是伪命题。该说倡导者认为中国改革已陷入、至少要防止.“拉美陷阱”。拉美各国人均GDP多在3000～7000美元之间，平均4500美元，他们的说法，不是已经超越“矛盾多发期”了吗?何以反成了“陷阱”?拉美是“GDP崇拜”、“单纯追求GDP”，造成今日贫富悬殊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同志考察拉美后说，拉美一些国家今日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的原因很复杂，特别受美国压迫是一个突出问题。拉美经济学家从未把问题归咎于GDP和贫富悬殊，反而认为“国力不足而社会福利过高”、“人民文化素质不高而社会民主超前”是今日动荡的主要原因。

(3)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一个文不对题的伪问题。他们给“主流经济学家”强加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帽子，指责中国改革开放被主流经济学家误导，陷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也只是一个非主流学派。美国里根时期主流是“供应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克林顿时期转入“制度经济学”，至于欧洲，法国搞的是“混合经济”、德国和北欧搞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现在，我国如此声势浩大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岂不是抬举人家，扩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吗?更何况“新由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有何干系?我们都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谁曾见过哪个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讲话，哪个主流经济学家主张过“新自由主义”的?怎么能将20多年来一切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的改革统统纳入“新自由主义”批判!

以上伪问题，虽然均未见有认真的科学依据，但上骗领导、下欺群众，在报刊上广为传播，似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什么大问题，至少即将出大问题了。把中国一派大好形势闹得人心惶惶。这恰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散布的“中国崩溃论”在国内的反映1

2.被歪曲和夸大的社会矛盾

(1)贫富差距问题。这个问题已被“左”派经济学家和报刊传媒炒得天花乱坠。认为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后造成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背离了社会主义，新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广大工农再一次成为被剥削的“弱势群体”。基尼系数不仅超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已经达到0.45，突破警戒线，贫富矛盾已达到一触即发之势，等等。

首先，必须对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有一个根本的定性认识。它绝不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而是共同提高后的差距。改革开放不仅解决了中国普遍贫穷问题，更使人民生活上了一大台阶。今日下岗工人的生活都比“大跃进”后和“文革”时一般人民的生活强。(“大跃进”后一二年几乎人人半饥半饱，经年不见油荤，普遍得了浮肿病。文革时过春节上海市五人以上大户分一只鸡，三人小户分半只鸡。)而且也大大解决了贫困阶层问题。1978年改革之初，按世界银行统计(以每人日收入1美元标准)中国贫困人口6.24亿(当时全国人口不足10亿)，按中央口径，不得温饱的贫困人口是2.5亿；到2003年，按世界银行统计，中国贫困人口降至2.2亿(全国人口已增至13亿)，按中央口径是贫困人口降至3O00万。这是何等巨大的变化!为此联合国特别在中国召开扶贫大会，介绍中国经验。这是铁铸的历史，这才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改革的本质和主流。

第二，基尼系数是工业化后一元结构社会贫富的一个表达，对于中国这个城乡二元结构，加上东西山边之差距，可以说是多元结构的社会，本质上是不适用的。“左”派经济学家们不是强烈反对“西方经济学”吗?怎么在这儿生吞活剥地套用“西方经济学”呢!超过警戒线云云，纯属危言耸听，喊了几年，不仍平安无事吗?即使用作参考，中国基尼系数比欧美发达国家还大，那不正说明我国还要加速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快达到欧美市场经济那样的完善程度吗?而绝不是回到过去那种平等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第三，贫富差距大决不从改革以后开始。改革前，虽然大家共同贫穷，但有2.5亿人口不得温饱，收入是负值。与其他低收入人群相比，绝对差距或许不算大，但相对差距而言是无穷大!所以，从大趋势讲，改革以后贫富差距显著缩小。

第四，解决贫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且只有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才可能解决。在人均GDPI00O美元的情况下，就急于解决贫富差距，是解放以来多次犯错误的“左”倾幼稚病，其结果只会把经济搞乱，打断改革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好形势。

第五，解决贫富差距的途径，绝不是再回到过去那种靠行政手段实行“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来消灭贫穷阶层，而是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实现十六大提出的“逐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来实现。

(2)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也被作为一个严重危机问题而渲染。特别是，“三农”问题更是炒作得似乎“只差一个陈胜吴广了”。这里有几个统计问题被完全忽略了。

第一，小农经济下农民家庭的一些收入是无法统计而被漏算的。第二，中国现有1.2亿农民工，人均每年纯收入为0.8～1万元。农民工在沿海城市创造的价值被计入沿海城市GDP，而1.2亿人口未计入沿海城市人均GDP；反之，农民工1.2亿乘0.8～1万约为1.2万亿元的收入没计入农村收入，而在城市生活的1.2亿农民工仍作为农业人口去计算农民人均收入。这一正一反，就是说在城乡差距和东西差距计算中少算了2.4万亿，约等于全国GDP18万亿的14％!第三，简单地从GDP统计数字计算收入差距，并不代表贫富实际相差程度，还有东西部、城乡的物价差距。有资料表明，东西部和城乡的实际物价相差约5倍左右。第四，东西部地区和城乡差距是几千年来历史留下的痛苦遗产，是著名的“人类三大差别之一”。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要到共产主义才能解决。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按科学规律办事，多在实现规律上下苦功夫，而不能按主观意愿或抽象道德要求办事，欲速则不达，更不能别有用心煽情。

近年来，下岗失业问题、民工待遇问题、房地产问题等等，都有被不适当地歪曲和煽情问题，就不一一赘述了。

综上所述，以上问题本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我党是执政党，如果认真科学分析之后，认定某个问题必须解决，我们就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人民群众会发自内心地感谢党。现在报刊媒体上炒作煽情一二年，把干部群众的思想搞乱了，造成了一个20多年改革开放有问题、方向错了的社会心理态势。结果社会不是和谐了，而是引向对立；人气不是高涨，而是低沉愤懑。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为民请愿，最容易煽动“草根群众”不满，可矛头对谁?是执政党!这一切都正在动摇着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郎成平的政治嗅觉是十分敏感的，他看准时机发表全面否定改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

(三)第三次思潮的三个特点

这是一股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反动思潮，郎成平文章《人吃人的中国必须和谐化》不过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篇。

这个思潮是“文化大革命”后遗症的继续，在邓小平同志发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伊始就一直存在。这种反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潮曾经两次达到高潮。一次是借清理精神污染，一次借“”风波，兴巨风作浊浪。两次都被邓小平同志及时拨正了航向。特别是1991年报刊传媒整整批判一年市场经济，指摘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左”派头面人物公开在人民日报著文写道：“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正因此，邓小平发表了作为政治遗言的1992年南巡讲话。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著名论断。

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的进程中，经常也必然受到“左”右干扰，这可说是一个规律。因此，必须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是个普遍原则。这里，邓小平着重提出：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是针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一个历史阶段全过程的。“左”是坚持从苏联模式到“文化大革命”那种变了形的假社会主义，是从根本上反对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以，“警惕右，主要是防‘左’”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阶段，都是不能丢的，是我党掌握历史航向的一个指针。邓小平的办法是：“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绝不是让右的或“左”的反动思潮自由泛滥，而是要把它们边缘化，一切按邓小平理论干，以抓住历史机遇，早日实现中国现代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如一地贯彻了邓小平的教导，在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始终坚持“警惕右，主要是防‘左’”要方针，并写入历届党章之中。从而保持了13年中国和平大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当前这股反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第三次思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动的，具有三个新的特点：

1.利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中央领导集体承上启下抓紧战略机遇谋发展的机会，利用中央正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理念加以曲解，打着“反思改革”的旗号，从攻击改革开放中的不足和新时期下新情况新问题入手，混淆是非，煽情“弱势群体”，以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和重要举措。这是“左”的一贯手法，正如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年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左”总是以比革命还“革命”的面目出现，以革命的词句欺骗着善良的人们。

2.这次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反动思潮的另一个特点是，老“左”派新“左”派大联合，是“左”派与海外右派大联合。这似乎是有点匪夷所思的，但正如斯大林的一句名言，“‘左’派是右派的影子”，他们之间并没有截然的距离。他们共同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巨大成就，搞乱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阻挡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邓小平讲“左”和右都可以搞垮社会主义，所指的正是在搞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点上，他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3.与以往历次“左”潮不同，这次不是直接进行意识形态斗争，而是集中攻击经济现象和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自称是代表弱势群体的“草根经济学家”，说“主流经济学家是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开放”。这就是说党和政府被误导了，不仅全面否定党和政府领导的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而且把矛头直接对着党和政府。

这次全面否定改革的反动思潮，逐步加温，时间延续最长，声势也大，至今还在高潮。由“郎旋风”的“人吃人的中国亟须和谐化”就可见一斑。不久前，某著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个广为传播的耸人听闻的演讲，说什么“邓小平讲‘警惕右，主要是防“左”’已经过时，现在中国主要矛盾是右，是要反右。“对于“左”右倾向性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党中央可以作出正确判断，也只有中央才有权判断，这位有影响的党员经济学家自作主张放言，是严重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他还说，“我们一些大学课堂和某些经济部门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手中”，要求采取坚决措施。这声音与文化大革命前，说什么农村60％和工厂60％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手中”，何等相似乃尔!

(四)令人严重忧虑的严重后果

这次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反动思潮，已经产生许多不良后果，如果不及时纠正，必将产生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持续二三年的“反思改革”逐步加温，已经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煽情“弱势群体”，使十六大到三中全会那股高涨的党心民气，变成日益低落的压抑情绪。尤其是“为民请愿”的调子和胃口越来越高，而党和政府一时又无法解决，不能不造成“弱势群体”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情绪、过高的要求、乃至过激的行为，也造成一些基层地方干部消极怠工和矛盾上交的对立心态。这些都在动摇着党的执政基础，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更令人严重忧虑的是：

1.严重干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进程

首先，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胡锦涛同志提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代表了党心民心，激励了党心民心。可是这两年，社会上一阵高过一阵地刮着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三农”问题、地区差距、环境污染等“矛盾多发期”狂风，不能不分散着各级党政领导发展的注意力，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也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把许多精力放在处理以上所谓多发矛盾上。虽然GDP还在惯性地向前冲，但中国发展速度已潜在地减慢了。发展慢了，许多“多发矛盾”将更难解决了。例如，一些外资企业开始转向越南、印度；某些省市一刀切地关闭小煤矿等等，使中国工人和民工的就业更加困难了；各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关心弱势群体，使国家和民间建设的投资成本大大增加；采取许多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不能不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结构，等等。其后果都会在今后几年间不断地显现出来。

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当然要关心，但不能超越发展阶段，毕竟我国人均GDP才1000美元!更重要的是应该关心什么和怎么关心。

必须理性地从本质上认识到，所谓的“弱势群体”，一般也是落后生产力群体。正是由于他们没有掌握先进生产力，他们才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成为“弱势”。我们关心弱势群体，最根本的措施应该是提高他们掌握先进生产力的技能(如大力发展各种教育，贫困农村免费基础教育等)，改革落后的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使弱势群体进入先进生产力领域(如将目前一家一户没有农艺分工的全能农业的小农经济，改革为精深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农业等)。而不能单靠行政的“一平二调”式的简单救助，换句话说，应在造血功能而不是输血功能上下功夫。

所以，我们应当通过机制上和法制上完善的市场经济来实现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只有贪污行贿和超经济剥削才构成分配不公，而这也只有靠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消除。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还不完善，实际上远未完成。产品市场改革基本实现，但还相当不完善，而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基本上还没有破题。国有企业改革多灾多难、九曲回肠，还不知何时完成!所以，还是要强调邓小平的教导，“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加速改革保证持续快速发展，一旦经济下降，真正的社会矛盾必将接踵而来。

2•否定改革开放必将导致亡党亡国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果不是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中国是断然躲不过“苏东事件”冲击的。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教训中，匈牙利的案例是尤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汲取的。特别是在当前。

匈牙利自1956“波匈事件”后，卡达尔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前1o年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主要有二：一是逐步对外开放，一是发展民营经济。先是允许个体家庭所有制发展，经济立即活跃起来；发展到一定程度要求雇工，匈牙利经济学家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雇工8人构不成剥削作为依据，于是匈牙利党决定允许雇工8人；经济进一步发展后，民企规模要求突破雇工8人，匈牙利经济学家经过计算论证，认为8人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所限，现在生产力水平可以雇工100人仍不构成剥削，于是匈经济继续发展，相应地人民生活提高和社会事业进步。以致当时欧洲自由电台公开评论说，西方在匈牙利搞“和平演变，，是不可能成功的了。此时，匈人民生活良好，卡达尔的党威信很高。可是，在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左”派阻碍下，国有企业始终没有显著改革，而民企到100人规模也封了顶，于是卡达尔执政后10年，匈牙利的经济发展开始停滞了，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了，这时匈牙利“左”派们拼命攻击卡达尔改革错了，改革糟了。卡达尔下台!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革成就，人民对社会主义彻底失去信心，社会主义匈牙利的GDP虽然大大超过1000美元，仍终于陷入亡党亡国的绝境!

那些“左”派也许天真，以为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可以胜利地回到以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去坚持他们心中的“社会主义”。错了，‘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公正的，人民从自身悲惨体验，是绝对不愿再回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人民给了共产党足够时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改革，如果改革失败了，改革成果被否定，人民必将抛弃共产党!今日中国，即便否定了邓小平开创的20多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人民也是绝对不愿回到十年浩劫的“文革”、“大跃进”及其后“困难时期”的，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全部历史就全被抹黑了。在当今开放的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必将是一场亡党亡国的悲剧，中华民族将再一次失去复兴的机遇，陷入历史性的悲惨境地!令人忧虑啊!

因此，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决不能削弱；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成果，决不允许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必须深化进行到底，直到全面彻底成功。抓住人均GDP1000美元这个转折点，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直奔人均GDPI0000美元及以上。这就是我党在21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使命。

(五)结束语

今年人大，胡锦涛同志在上海代表团会议上发表正式讲话：“要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

讲得好啊!全党全民都要把认识统一到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上，认真贯彻和落实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我们真诚地希望新老“左”派，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不要再挑起争论，干扰中央“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求发展”。如果你们是真正的左派，就应该按照胡锦涛同志的讲话，贡献自己的智慧。不要一辈子的文章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棍子批判别人，拿出真本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他相应方面的改革新突破作贡献，提供各种供党中央选择的建设性的建议。（《改革内参》200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