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我与几位友人一道研讨伊拉克战争及战后国际形势，在讨论中提出“币缘”概念。当时我们的判断是，美国攻打伊拉克绝不是为了其宣称的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只是争夺石油利益或中东的地缘政治，而更多的是为了巩固世界货币体系的控制权。因此，应该用“币缘”的新框架去观察和研究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大格局。其后，我们还就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种种现象和规律做过多次研讨，正是这些讨论推动了我对币缘问题的研究。
2004年，我退役离开军队，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未院士的邀请，到该校组建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学校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使我可以集中精力对币缘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其后几年里，作为初步成果，我陆续发表了几篇研究币缘的论文，在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这一切，坚定了我撰写有关币缘专著的决心。
货币原本是人类创造出来造福自身的工具，它与从货币中演化出的资本一样曾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然而它们却渐渐异化为人类社会的主宰。作为以货币为中介的等价交换中生成的互利合作关系，币缘也随之演变成为阶级乃至国家之间的支配性关系。研究币缘，不是趋炎附势、做掉进钱眼儿里的文章，而是针对金钱与资本带来的问题，探索能够帮助人类社会摆脱其控制的思路与方法，找到让恶之花转结善果的条件。
币缘与货币是伴生现象，人们对货币有大量的研究，而对由货币产生的社会关系——币缘，却缺乏系统的认识。这种现象在学术领域并不是孤例，比如地理和地缘就是如此，人们对地理现象早就有丰富而深入的认知和研究，而提出地缘政治学说则是近代的事。这种状况，让我对币缘的研究过程既艰辛又愉悦。艰辛在于，有许多著作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币缘现象，而专门探讨货币社会性、货币与政治的著作却很难找到，这使我像在品位不定的矿脉里作业的矿工。愉悦则在于，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每一点心得和每一篇文章都在填补人们对此认知的空白。
回首十余年的研究与写作历程，我内心对许多人充满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谢的是李未院士，他推荐我到北航做战略研究，使我在退役后能够享有自己所喜欢的学者生涯。王建是我国最早把虚拟经济问题与国际政治联系在一起研究的学者，与他交流让我深受启发，他的研究成果总是慷慨地供我使用，每念及此我都深怀谢意与敬意。张文木教授向我推荐他学术写作的“织毛衣法”，即专著的写作要像织毛衣一样，天天要织却不必赶工。这一方法帮助我顺利完成本书的写作，也避免案牍劳形之伤。为此，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中医朋友姜维民大夫，在这十年中我曾多次为病痛所困，经他妙手医治，不仅使我恢复了健康，更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学术创新，难在发表。在此我要感谢《现代国际关系》的林利民主编，他最早为我刊发币缘研究的系列文章。我还要感谢中国战略思想库的同仁，多年来与他们对虚拟资本主义现象的跨界讨论，使我获益良多。初稿完成后，丁宁宁和张文木通读书稿，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对此我心怀感激。我还要感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感谢孔丹理事长以培养中国学派为己任的宏愿与努力；也感谢季红女士的大力推荐，使《币缘论》一书得以忝列《中国道路丛书》之中。感谢所有关注此书写作的朋友们，你们的鼓励使我备感温暖，并能在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坚持到终点。
所谓币缘，是指以货币为媒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而币缘政治则是这种关系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在本质上，币缘是一种权力关系。无论是在历史、现实，甚至是未来，币缘对人类社会都具有久已存在、却往往被忽略的重要影响。
全球性币缘是世界资本体系的产物，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金融全球化的当代，币缘已成为左右世界经济与政治乃至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关键性因素。以币缘圈为核心的共同体建设，正在改变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的局面，为新型全球化开辟道路。
本书提出币缘概念并探索建立相关的理论框架，目的是推动人们关注并有意识地去观察和研究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货币政策是一切经济政策的重心——弗里德曼的这一看法，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政策的本质。我们可以就此延伸——币缘政治是当代政治的核心。
可用三句话作为本书的概括：币缘是曾经影响历史并仍在左右当今世界的要素；币缘是管控资本的重要工具；币缘是旧秩序向新秩序过渡的中介。
历史与现世的币缘枢纽
币缘是人们在货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久已存在，却长期被人们所忽略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与一般体现在个体间的金钱关系不同，币缘主要反映着货币体系与群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式关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基于国内货币体系的币缘，曾经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国际货币—资本体系衍生出的币缘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系。在金融全球化的当代，币缘已成为左右世界经济与政治乃至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关键性因素。
币缘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作为从货币中派生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币缘推动人们的分工合作从生产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从而形成更广泛、更持久的社会联系。与货币功能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不同，币缘所反映的不仅是人们相互间因金钱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更是整个货币制度体系与国家、民族等巨型社会组织之间支配与合作的政治性关系。它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的演进，产生着重要作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币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币缘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作用。在农耕、游牧经济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时代，社会的主要财富形态并不是货币，拥有较多货币的商人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还会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抑制。币缘在此时并不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对国际社会也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白银推动的全球性交换，产生了全球性币缘，开启了全球化的新时代。控制美洲白银的欧洲，通过控制全球贸易所需的世界货币，逐渐获取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全面优势。欧洲在白银世界货币化基础上实现了白银资本化，发展出了以资本持续增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此时的货币与资本，不仅成为财富的代表，也成为权力的服务对象甚至成为权力本身。币缘被基于资本力量的政治关系所主导，发展出为资本增殖服务、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社会控制力。在一国之内，币缘表现为资本家阶层对其他阶层的支配性关系；而在国际领域，币缘则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英国正是通过黄金的世界货币化和资本化的金本位制，获得了对世界货币体系、贸易体系和生产体系的支配权，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基础。
币缘在推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进程中发生了由公平关系到等级关系的政治异化。货币和币缘的政治化，即是拥有货币财富的阶层、国家推进的财富权力化过程。如果这一过程不受到来自社会和其他国家的有效制约，将导致币权的全球性暴政。当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性体系之后，政治化的货币与资本成为支配全球社会的主要力量，币缘亦演变为国际政治舞台上新的权力杠杆。
在货币的金银本位时代，获取更多金银形态的货币，是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世界经济高地、进而支配世界的不二法门。曾经的西班牙帝国、荷兰王国、大英帝国和今天的美国，都是通过先控制更多金银，继而获取世界货币体系的支配权，然后成为世界体系主导国家。在美国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后，世界各国的货币相继摆脱实物之锚，世界货币体系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性质的重大改变，引起了币缘领域的深刻变化，以金银多寡决定货币权力大小的传统被彻底颠覆。
货币的基础由实物变成了国家主权信用，这意味着国家信用成为货币价值的基本保障。然而，“国家信用”并不会自动成为“国际信用”，要完成这一演变，国家需要拥有支配国际社会的力量。只有有能力控制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国家，也就是拥有世界性霸权的国家，才有可能向世界市场提供主权信用货币。币权与霸权相互支撑、融合，合二为一。发钞成为获取财富的最便捷方式，货币霸权成为最重要的权力。在少数国家的主权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制度框架下，产生于霸权国家货币体系的币缘，成为这些国家剥夺其他国家经济成果的工具，体现为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
盛极而衰。在30多年时间里，金融资本为了实现更多、更快的赢利，不断将实业转移到外围国家，而全力投入金融游戏中。过度膨胀的金融衍生产品，透支了货币霸权国家的最后一点信用。自华尔街2007年引发世界性危机之后，盛极一时的美元霸权已经越过权力的巅峰，开始进入漫长的下滑轨道。那种利用国家和超国家信用大量发行虚拟资本，再用虚拟资本进行投资获得超额收益的经济模式，也陷入难以延续的困境。依靠金融衍生资本支撑的币缘权力，也在逐步衰减。在一次次危机的冲击下，币缘权力的杠杆已然从华尔街丰腴却衰老的掌中滑脱，开始落入实体经济国家筋骨粗粝的手中。
货币与币缘本应成为促进公平贸易，维持平等合作的纽带。然而，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货币与币缘却成为金融衍生资本获取最大化利润的重要杠杆。如今虚拟资本主义正进入危机时刻，世界货币体系正在重构，币缘有望成为实体经济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同时也成了人们控制和把握历史进程的枢纽。币缘主导权的归属，关乎全球性的利益分配，也关系到未来世界秩序如何去构建。在当代，金融创新与货币体系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将它们仅赋予市场或银行家和金融机构去管理，而须由国家和区域共同体的最高领导层来掌控。这一做法应成为币缘政治的原则。目前关于币缘主导权的博弈，正在围绕商品定价权、资产评估权、贸易规则制定权、国际关键货币的构成与权重等多个领域展开，这些领域的争夺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新焦点。如何通过建立新的全球货币体系来更加公平地分配世界的财富与权力，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核心。
从白银、黄金、金汇兑到美元本位的历史证明，交换工具——货币的创新，将会导致世界交换样式的改变。对于历史进程，货币的创新具有不亚于生产工具创新的作用。每一个率先做到了这一点的国家和地区，都通过控制世界交换而控制了世界。可以推论，在区块链技术颠覆传统货币的当代，新的交换工具会彻底改变价值交换的样式。更加重要的是，由新货币生成的新币缘将使人类社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在充满纷争的国际领域达成兼顾彼此利益的共识，进而推动超越资本—民族—国家的互惠合作，催生新的全球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忽略或过度突出币缘因素都是思想的偏狭。币缘是影响当下及未来世界体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却不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唯一要素。人类社会中的血缘、地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技术进步等诸多传统的或新生的因素，依然对社会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样，国际政治的其他要素对币缘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历史总在走合力线。所有因素叠加及彼此间复杂互动的综合性结果，才决定着历史的真实走向。因此，我们不能忽略有可能会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也不应过度推崇包括币缘在内的任何单一因素。
管控资本的重要工具
与货币一样，资本也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对货币与资本有过深入研究的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具有实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而资本则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根据他的研究，剩余价值源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这意味着资本的增殖源于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始终持坚定的批判态度：“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是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必须吸收活的劳动，方才活得起来，并且吸收得愈多，它的活力就愈是大”。马克思也看到，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构成了“资本的文明面”。
资本所具有的文明和反文明的二重性，使人们一方面利用资本来促进生产，另一方面又在编织防范资本的篱墙，试图阻止资本干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限制资本进入政治领域演变成对社会的支配者。然而，当资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甚至会衍生出一整套意识形态及行为规范：由资本建立的工厂和租用的写字楼，在不断塑造维系资本增殖所需的蓝领和白领劳动者；资本创建的学校在批量化生产劳动后备大军；资本控制的媒体，决定社会可能得到什么样的信息、看什么样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欣赏什么样的艺术和拥有什么样的美感；资本提供的政治捐赠，决定什么样的政治家可以在选举中获胜，什么人将会被淘汰出局；资本力量决定了什么样的法律可以通过或废除，什么样的律师可以赢得诉讼；资本的资助决定科学家进行什么样的研究，而技术成果是被迅速推广还是被束之高阁也取决于资本对其赢利前景的判断；军事工业—资本集团，塑造着暴力的形态和作战样式；金融资本集团则决定着世界的和平与战争。资本不仅成为社会的支配者，也成为世界乃至地球生物圈的支配力量，这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摧毁社会生产力和奴役人们的反文明一面。
在经历数百年的扩张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涵盖全球，资本通过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世界体系主导国家的控制，实现对世界其他地方和国际社会保持着决定性的影响力。资本的权力无处不在。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大量贫穷国家和民族，成为维持资本不断增殖和发达国家持续繁荣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资本统治世界而导致的绝望，成为世界性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之源。
最早认识到资本主义弊端的马克思，提出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推动了延续百年、波及全球社会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对世界近当代历史影响最大的思潮。近年《资本论》在全球热销，说明其至今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从社会实践的情况看，无产阶级斗争的确抑制了资本的残酷积累，与虎谋皮般地在欧洲广泛建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化社会，并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化社会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边缘地带国家，而社会主义实践还局限在一定地域，但还是在一定时空范围遏制了资本的恶性膨胀。
现代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必须抑制资本。在苏珊斯特兰奇看来，要冷却已经膨胀起来的全球赌场，恢复因失控而陷入无序的金融体系，可以开出诸如通过国际合作清理债务或改革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等许多“处方”。然而，要让“处方”可行，首先要从转变华盛顿的观念开始。因为美国现在实际上控制着全球体系，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国际组织采取的行动就没有权威。可问题在于，已经被金融资本控制、高度依赖于金融市场及其利润的美国，如何才能抑制资本的贪婪，控制“大到不能管”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诸如给飞快旋转的资本之轮加点沙子的“托宾税”，或者是皮凯蒂征收资本累进税的主意，都有劝诫资本“回头是岸”的善良愿望，却都难以实施。税收是政治，无法离开强力的保障。索罗斯在《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则提出要管制全球金融市场，因为金融资本比其他资本更具流动性，它可以轻易地削弱国家对资本征税和管制能力，使世界更加不公平。然而，全球金融秩序的不稳定性尚没有制度性的解决办法。他的建议是人们要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废除国家货币。另一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长期实际工作经验的实务决策者和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受控制的解体”——即世界经济体系退回相互隔离的状态。这些看法与建议存在着共同的弦外之音——现存的秩序难以延续。虽然这类看法自提出后就饱受争议，却日渐成为一种代表性意见。
管控资本，首先在于要从政治上对金融资本尤其是衍生金融资本进行必要的限制，其中也包括对金融市场的管控。根据波兰尼的观点，市场应该嵌入社会，而不能成为分裂社会的因素，更不能替代或主导社会。资本市场也是如此，它应该在社会的有效管理下，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金融衍生资本具有自我膨胀、无限榨取社会肌体资源的倾向，这使其成为人类社会之癌。在管制全球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政治作用，要利用公权力对资本、市场进行必要的管控，通过法律、政策、税收等多种手段，防止金融衍生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导、成为控制人类的异己力量。
管控资本还应发挥币缘所具有的内在约束力。资本的增殖必须通过交换，而货币是交换的基本工具，币缘作为从货币和资本中衍生出来的社会性因素，对货币与资本具有内在的节制作用，并在不断对过度膨胀的资本进行着对冲。这是因为资本的增殖，无论如何虚无缥缈，都必须使用货币及衍生工具，因而无法脱离具有社会性的币缘来实现。华尔街的金融衍生资本，无法摆脱美国法律、政府政策、议员态度的影响，而这些与美国的就业、舆情、媒体、理念紧密联系，“占领华尔街”的街头运动、总统参选人对华尔街的批判，包括产业资本家在内的亿万人的实际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甚至自然界对资本极度扩张带来的灾害性反应也会对资本产生节制作用。尽管金融衍生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理因素和国家的羁绊，却无法彻底割断所有的社会关系。币缘中所蕴含的社会性，依然是阻止金融衍生资本走向极端化持续积累的最重要制约因素。
币缘因素对金融衍生资本的制约，还体现在币缘圈的出现。币缘圈是多元货币体系的空间形态，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构。通过组成币缘圈，可以约束单一货币体系的影响范围，使其不能获得全球性的绝对权力。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开始出现了以人民币等发展中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工具的新趋势。特别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立，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体系可以摆脱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结算系统，获得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独立性目前的全球金融结算主要依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这是国际银行间非营利性的合作组织，却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金融交易网络。。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泛亚区域的币缘圈，可以与其他币缘圈一道对全球金融资本进行有效制约，为人类社会找寻一条摆脱资本控制与剥夺的组织化路径。
毫无疑问，面对本性难移的资本和高度复杂的人类社会，没有包治百病，包打天下的法宝。发挥币缘的社会性功能，只是管控资本的诸多工具之一。归根结底，币缘是缘而不是因。正因为如此，以币缘管控资本要做到不过与知止。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资本、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是要抑制资本的贪婪本性，不可将资本增殖作为社会唯一或优先的经济目标，防止资本控制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并获取对社会的支配权。
知进者雄，知止者圣。知道并发挥币缘的作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要认识币缘的局限，则更加困难。
全球新秩序的中介
币缘产生于货币，自然与货币有相通之处；两者是相互联系亦有区别的因缘关系。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方便交易的媒介，是人们彼此信任与合作的物化载体，是币缘之因。人们之间的每次交换，既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也是交易双方对共同价值的确认过程。在交易之中，就产生了超出经济范畴的价值观认知与交流。捆绑不成夫妻，强迫不是买卖。一次成功的交易，往往就是一次伴随着兼顾彼此并相互认同的社会交流，就是对信任的一次强化。交易是人们自愿和他者进行劳动交换的行为，是劳动的社会化过程。人们之间每一次交换的出发点虽是为了满足个体需求，而交易的结果却是在完成一次互利合作的行为，人们因此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这是由币而生的缘。
币缘是人们在合作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行交换的人们，必须进行价值的通约，这就需要对共同价值尺度达成认同。每次对共同价值的确认都伴随着一次互利合作的实践，而每一次互利合作的实践也在强化共同价值的认同，这一过程既在巩固经济性联系，也具有增加人们之间认同和联系的政治意涵。通过对资本的抑制，人们之间的每一次交易，都是对交流合作的一次强化；千万次不断重复的互利合作，将会在不同人群之间建立起信任感，并升华为具有共识性的价值认同，逐步发展出相互信赖、持久合作的关系；基于信任的合作，是建立秩序的重要前提。币缘通过人们持续而频繁的相互作用，虽缓慢却坚韧地推进着人类共同体的形成。这是币缘能够成为社会秩序中介的原理，其中也蕴含着全球治理的新逻辑。
币缘理性的核心，是基于共识的交流与合作。币缘的作用，就在于维持人们之间持续的互动，巩固社会的互利合作关系。在货币经济不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时代，币缘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弱政治现象，主要体现在推动社会间不同人群交流和不同体系社会间的合作，促进“跨体系社会”间的和平相处。在人类共同体从氏族、村镇等小单元向城市、国家等更大社会单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币缘曾经是权力的杠杆，也是扩展人类共同体规模的重要工具。即使在不同文化、宗教、种族的背景下，币缘亦起着打破阻碍，化解对立，促进彼此认同的作用。币缘既是国家间利益博弈的工具，又是国际社会彼此联系的纽带，是形成国际秩序的中介。同样，在币缘政治中不仅存在着博弈，也包含着合作。
币缘的哲学，是承认世界多样性和多样性有条件的统一，而币缘则是多样社会统一的重要条件。历史上币缘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往往导致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诞生。在全球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币缘可以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在洲域内部，币缘可以促进各国之间互动交流，培养合作习惯和提高相互认同；在洲域和币缘圈之间，币缘可以通约不同利益，寻找彼此间的最大公约数，减少对抗，扩大合作。
从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历史演变的趋势看，去中心化的时代正在来临，以某一国家作为世界财富与权力中心的帝国式体系难以再延续。未来世界的发展前景将不会再是传统权力转移式的霸权更迭，金字塔式世界结构将被突破，取而代之的将是网络节点式国家和洲际共同体为基础的新体系。分布式的洲域共同体，是多个独立自主又能互利合作的国家，以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为目标组成的超国家组织。它将与各种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一道，构成趋向于合作最大化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体系——这是人类真正走出丛林世界的全球新秩序。
币缘是新秩序的黏合剂，币缘理性帮助人们实现交流、恢复信任和形成新认同，它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洲域共同体的形成，还可以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全球化。在趋于瓦解的旧秩序与尚在建构的新秩序之间，币缘是连接彼此的纽带。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新币缘的基础，人们在建构未来全球秩序的时候，务必高度重视多元货币体系的构建，各国和世界的领袖们必须亲自参与设计和推进，而不能将其交付于金融资本家或金融专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尤要警惕和抵御在金融资本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防止它们运用先进的暴力技术和通过制造危机来破坏世界的总体和平环境，以期逆转国际金融资本集团正在衰落的趋势。
也许在这次全球秩序的转化中，我们可以币缘为中介，在旧体系与新秩序的鸿沟间搭建沟通彼此的桥梁，让高傲的山巅之国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以食利国的身份一步步优雅地落入凡间——一个多元多样、彼此兼顾、共生共在的世界，而不必重蹈打碎世界再重新建设的覆辙。
尽管这很难，却值得一试。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合作优于对抗。通过交易分享利益，总比相互厮杀要强。
本文摘自《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序言》（王湘穗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