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研究对象的好奇与敬畏，应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和前提。历史学很难定义为一门科学。历史不是流水账而是一种知识，其客观性亦难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毛泽东的大饥荒》均是“建构”的作品。只要能为学者提供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史学家们又能够对自己的立场和各种利益诱惑等保持一定的警惕和抵制；参与史学研究的各路学者能够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也许就能有效地阻止史学被完全的神话化，使史学著述能够逐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 史学的客观性 建构历史 官方记忆 学术规范 深刻偏见
据余所知，大科学家比如牛顿、爱因斯坦等，到了晚年大都信奉不可知论或神学。其实，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①]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犹如一位幼童把手电光照向茫茫的夜空。夜空是我们要探索的未知领域，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不过是夜空中被手电光照射的那一小点。千百年来，人类探知未知领域的路径和角度充满了随机性与偶然性，即使是我们长期研讨的知识领域也未曾完全理解和掌握。不敢说永远至少是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人类掌握的关于自然、社会甚至其自身的知识，与未知的知识和领域比起来恐怕要少之又少。苏格拉底说：我知我不知。孔子也有何谓“知”的洞见。余觉得，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明白自己的渺小和无知，对自然、社会、人事、心理等等都应该有起码的好奇与敬畏；在布满荆棘的探索道路上执着而坚韧不拔并因此而实现生命的满足和意义。豪言人定胜天、掌握绝对真理者恐怕是对常识和文明的蔑视，与科学研究南辕北辙。概言之，对研究对象的好奇与敬畏，应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和前提。
一
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历史学很难定义为一门科学，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但对历史是否具有客观性却仍热议不衰。事实上，史学作品是史学家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逻辑，用自己选择的史料对“过去”的讲述。[②]问题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时代主旋律”；即使是同时代的史学家也有各自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价值观，自然就会写出各自的历史故事和不同的“历史规律”。这就使历史的客观性大打折扣了。旅居澳洲的高默波教授对史学的这个特点心知肚明。他说：“世界上没有先天的、自然的、超越视觉角度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一些简单的所谓事实并不构成历史。比如说谁什么时候死了或地震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这样的事实孤立地看并没有什么意义。流水账记录不是历史，历史是一种知识。……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理会这一点的人并不一定多。”[③]
在《高家村》这本书中，高先生以自己家乡的材料证明了一个与主流观点不相洽的结论：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在教育普及程度、公共医疗水平、文化生活等方面都远好于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高教授宣称，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基于高家村的乡土材料和个人亲历之外，还因为“我写《高家村》的时候是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来写的。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农出身的人所写的历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场和观点。”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历史著述其实就是撰写者以其拼接的史料表达自己立场和利益的一种形式。声言自己撰写的历史客观公正、反映历史规律的历史学家，似乎是过于自信了。正如高教授所言：“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④]
由历史著述很难避免主观性，自然会得出历史是由后人建构[⑤]的结论。最近，《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坊间被热议。本书是1990年代初，主持这个著名史学工程的两位领军人物就如何编好本书的多次谈话记录。记录人是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金冲及教授。该书书腰上印有“中共是如何建构自己历史的？”的问句，令人瞩目。胡乔木认为，编写《党史七十年》“是要统一全党思想，这是个很大的事”；“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⑥]胡乔木先生深谙史学尤其是党史写作的本质与肯綮。他指出：“一部书应该是一篇长的论文，不可避免地带有论战性”。所以，写党史“要提出一个能够贯穿70年的思想”；“要提出一些见解。没有见解，这本书人家就不要看了”。胡先生这里说的“思想”和“见解”，就是“建构”党史的指导思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真理。”通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其章节结构、历史分期、叙事逻辑、材料取舍、话语体系等等都是为证明这个“客观的真理”安排的。
对于不太适于证明“客观真理”的党史中的“失误”，两位理论界领导人都主张“不能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一团漆黑”，更不能将其作为重点来写，要“宜粗不宜细”。对于“大跃进”、“文革”的写作，胡绳要求撰稿人：“总的讲，‘文革’不过是个插曲，不能写太多的篇幅，不超过5万字”；“‘大跃进’时间还短一点，‘文革’总得搞一段，那就会影响一点科学性”。[⑦]胡乔木虽然承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但他不主张写进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者注），因为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他说：我们在起草这个决议时‘一开始就下决心不提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性格等等。并不是说这些不是问题，而是说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众’”[⑧]。
景军教授将历代官修历史定义为“官方记忆”。他认为：“官方记忆的一个特点是制造敏感历史问题的记忆盲区。另一个特点是有选择地培养公众对某一些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知，以至于一系列被过滤或矫正的记忆被公众视为常识性知识。”[⑨]历代统治者向来重视“官方记忆”的建构甚至是重构。被官方建构的史书往往被宣传为最客观公正的“正史”。殊不知，官修正史对历史的篡改早已成“积习”。上世纪30年代，孟森先生在论及《清实录》时指出，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帝，都对前代编年大事记即官修“实录”，“欲改即改”，积习变成惯例，“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⑩]近代以降，在古代本是分开的法统与道统逐渐合二为一，不仅“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修改历史的“积习”更加大行其道，蔚然成风，将一部中国近代史“神话化”。而神话化的历史书写“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并以此“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11]
然而，一些自称秉笔直书、绝对客观公正的史学家们也难免受其价值取向或各种利益的左右，非要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一团漆黑”。一位西方有名的史学家，2010年出版了《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12]（以下简称《大饥荒》）。次年该书获英国约翰逊文学奖。英国《卫报》誉之为“震惊世人的原创”。该书封皮上有张戎等多位汉学家的推荐，认为该书是“最为权威，最为详实的研究”，是“第一部”、“开创性的”、“治学严谨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改写”。作者声称掌握了大量绝密文件，其得出的结论亦令人震惊。他认为，这次人为的饥荒直接造成4500万人死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相当，是人类史上继斯大林集中营、纳粹大屠杀之后的第三大悲惨事件。因此，毛泽东是“最大的杀人屠夫”。
《大饥荒》的作者称，本书最大的发现和贡献之一是找到了毛泽东在明知饿死人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草菅人命的铁证，即195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的“绝密会议”（即上海会议——笔者注）上的讲话。毛泽东说：“粮食收购不超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孙万国教授的研究证实，毛泽东3月25日的讲话主要谈的是人民公社问题，根本没讲上面那段话。毛泽东的所谓“饿死一半让另一半吃饱”之说，是在3月26日下午4点20分后，在薄一波报告《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时的插话里提到的；而关于“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的内容，则出自3月28日李先念做《关于粮、棉、油购销问题和财贸方面几个问题》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可《大饥荒》的作者却将两份文件混编为一个。根据孙教授提供的文件，毛泽东的原话是：“对工业，这三个月要确实的抓一下，要抓紧，抓狠，抓实。工业方面的领导上要出秦始皇。要完成计划，就要大减项目。1078个项目中还应该坚决地再多削减，削到500个。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不难发现，毛泽东所谓“不如死一半”的说法是针对工业领域里的基建项目的。显然，《大饥荒》将被重新编排过的档案作为其建构历史的材料支撑，所谓的“开创性”、“治学严谨”等不过是其建构的历史比较符合本书的宗旨和逻辑罢了。
上面的例子或许比较极端，有操守的史家至少在主观上是要努力写出价值中立的客观历史的。问题是没有人能摆脱时代的局限、利益的缠绕。高默波认为：“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13]而且，历史往往是研究者先知道了结果，然后倒推过程、原因和意义的，难免“以成败论英雄”。中国共产党今日执政之地位，决定了90多年前的中共“一大”必然被誉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后人在史料中发现的所谓历史规律，史学家叙述历史的逻辑等等，本质上都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的一种个人、阶层、集团利益的表达，是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逻辑建构的。这就使史学陷入了真实的“过去”一旦被写进史书就不可能完全公正客观的困境。
二
史学作品难以复原历史的判断虽不免让人悲观失望，但也不必完全绝望。余认为，只要能为学者提供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史学家们又能够对自己的立场和各种利益诱惑等保持一定的警惕和抵制；参与史学研究的各路学者能够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也许就能有效地阻止史学被完全的神话化，使史学著述能够逐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学术研究应该是无禁区、无顶峰、无权威的“三无世界”；因而，学术研究没有对错之别，只有观点的不同，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观点”。事实上，任何一种史学研究的观点，按照秦晖教授的说法，仅仅是一种深刻的偏见。之所以冠以“深刻”，是因为其遵守了基本的学术规范；若不遵守学术规范，就只剩下“偏见”了。史学进步的前提，是允许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公开、规范地发表自己“深刻的偏见”。只有在自由、激烈、充分地学术争论中，不规范的史学研究，与基本史实不相符的、荒谬的、非理性的意见自然会被鄙弃；而符合学术规范的史学著述，才有可能避免更大的偏见，逐渐接近历史的真相。
无须讳言，如果在学术研究中，只有一个结论是“唯一正确的”，史学研究的唯一任务就是反复证明、不断论证这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其结果只能是思想市场关闭，将鲜活、多样、复杂的历史变成几条抽象的结论。这样的史学研究不可能接近而只能远离历史的真相。梁任公对此早有警惕：“我们若信仰一主义，用任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14]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也说：“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15]
每一代人、同一时期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打开自己的手电筒把光柱射向自己感兴趣的任意一个未知的领域。中外史上，那些强迫所有的人放弃探知未知领域的权利，只能论证亘古不变的唯一正确的真理的企图，不仅从未实现而且十分危险。I·柏林对此有深刻地见地：“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历史“决定论，虽然它的锁链上装饰着鲜花，尽管有它高贵的禁欲主义以及辉煌而巨大的宇宙设计，却把宇宙视为一所监狱”[16]。中国历史上接连不断上演的悲剧，其思想根源基本上就是这种“唯一正确”的不宽容异于自己意见的一元论。所以学术自由虽不顶吃不当喝，但关乎民族的命运与未来。对言论的钳制，不管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和愿望，最终会引起暴力的普遍横行与文明的倒退。所以，“只有放弃在意见上以权威自居的态度，只有确立平等交换意见和乐意向他人学习的态度，我们才可望控制由虔诚和责任所激起的暴力。”同时，“我们还领悟到了：只要互相倾听意见，互相批判，我们就能越来越接近真理。”[17]
毋庸置疑，作为国家应该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表达，这是国家长治久安和文明进步的基本前提；作为个人也应该容忍和宽容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见解，这是学术进步与繁荣的基本保障。中共创建人陈独秀对此早有洞见：“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的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18]陈先生的意思是说，今天好的法律和制度，是因为昨天的言论自由；明天要想有好制度好法律，今天就得允许老百姓自由地发表意见。
在学术自由的前提下，要想使史学接近历史真相，史学家们还应该自觉地遵守学术规范。有人很不喜欢来自西方的这些学术“洋八股”，认为其过于繁琐，反而妨碍了自由地表达；有的学人甚至认为，没有这些西洋劳什子，自己的作品照样“绝对真实”。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作品的写作理应遵守海内外学人共同认同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实际上就是学者参与学术活动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只有当每一个学人都自觉遵守这些规则时，才能保证学术活动秩序井然和学术见解的相对公允。具体到史学研究，学术规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史学家过于激进情绪的宣泄和过于偏执观点的表达；可以规范史学家对各种史料地整理、甄别与使用；可以使史学家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到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和谱系之中，在归纳总结前辈和同行学术成果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研究的对话对象，就会很自然地凸显自己的学术贡献并避免了学术剽窃等等。概言之，史学的学术规范很大程度上能使史学作品保持相对的价值中立，并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
史学研究规范是一个大题目，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此仅以近年方兴未艾的口述史学为例。许多学人甚至业内人士认为，所谓口述史学就是找到若干当事人，以“我说你记”的形式将当事人的口述材料，按照历史事件演进的顺序和逻辑（实际上是作者自己设计的顺序和逻辑）记录下来。其实，史学研究的经验和研究规范早有揭示，口述史料在一手材料中是不可靠甚至是最不可靠的。当事人在口述历史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或无意地“歪曲”历史真相；只有将口述史料与当时的文字记载（比如档案、信件、新闻报道等）和实物史料（比如生活用品、各种票证、当时的器物等）相互补充、印证和互证之后，才能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当然，在多种史料的互证过程中，史学家的史识、学养以及搜集、整理和剪接史料的技巧等，亦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质言之，仅凭口述记录这一种史料写成的所谓口述史，按照一般的史学规范，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
著名口述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史学实践证明了上述判断：“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补充资料与考证而成的”。[19]照此理解，口述史学的真正内涵，显然不完全在于“以口述史料为主”；而更在于历史学家根据研究命题、路径及方法的需要，同时将文字、文物史料与口述史料相互对证，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并证明作者的理论假设。唐德刚的另一部口述史学著作《张学良口述历史》，便是“以口述史料为主”，主要采取“你说我记”的方式编纂而成的。由于缺少了作者对口述史料的“考证和补充”，就史学成就而言，显然不能与作者的另外两部口述史学著作《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比肩。这一点，就连作者本人也是承认的：在写作《张学良口述历史》时，“全凭记忆执笔，冰天雪地，连身边所积，盈箱累架的史料，也无力翻查。……至恳知我的编者读者，赐谅赐恕，为幸为感”。[20]
三
我觉得，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还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最好明白自己是多么得无知，更要警惕自己对所谓科学及其规律的盲目自信。作为史学家，还要对历史学科能否揭示历史真相保持足够的审慎。要谨小慎微，规范研究。如果自认为自己资质一般但有一定的史学功底且能够做到研究规范，工作勤奋、态度认真，这样的史学家一辈子能写几篇自己满意的文章就应该满足了。史书不是每个人都能写的，那得有相当的积累、思想和睿智。当下已经很难看到真正的史书了。
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云：“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之社论时评。”[21]史学研究本质上是对今日生活的关照和评价。所以，史学家首先应该是热爱生活的。布洛赫曾说过“和亨利·皮雷纳一同去斯德哥尔摩游览的轶事。刚到那里，他对我说：‘我们先参观什么地方呢？好像那里新造了一座市政大厅，我们先看看那里吧？’似乎是为了打消我的惊愕，他又说：‘如果我是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为我热爱生活。’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确实实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22]布洛赫本人在徳寇入侵自己的祖国时，毅然投入到抵抗法西斯的地下战斗中，1944年被德军枪杀于里昂郊外。正是对生活的挚爱，布洛赫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依然对史学的前途抱有信心：“‘过去’就是以后不会改变的资料。但对过去的认识却在逐渐深化，这种认识时常变化，并日益完善。如若不信，就请回顾一下近一百多年来的进展吧：许许多多人类活动的领域已从黑暗中显露出来，人们已揭开古埃及和迦勒底神秘的面纱。”[23]
余相信，随着学术环境的逐渐宽松，再加上后学们勤勉努力，历史的大体轮廓还是能够显露出来的；只要历史显露出本来的基本面貌，它就会有巨大的能量和力量，影响今天的生活。因为，思想界的革命、社会的巨变往往是从重新解释、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开始的。
[①] 大科学家拜神敬教，曾让余大惑不解。因为余所受的传统教育，一直将科学与宗教完全对立起来，视宗教为“精神鸦片”。然有智者云：科学对社会、信仰、人事、心理等问题难有作为。科学与宗教各有其使命与功用。科学之上应该就是宗教。因而两者的关系不应该是相互对立而是互恰与包容的。忽想起丰子恺先生论及李叔同先生出家的一段名言：“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厦门佛学会讲稿》，1948年11月28日）。
[②] “过去实况好比一座大山，历史学家不过是从山上选取一些石块和花草，制作成可供观赏的盆景。对于盆景制作者来说，整座大山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最感兴趣的只是那些可以制作盆景的材料”（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63页）。
[③] 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读书》，2001年第1期。
[④] 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读书》，2001年，第1期。
[⑤]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建构”与“构建”同义，意为“建立”（《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第671；483页）。余觉得，前者更强调主观的自上而下的建立；后者则有在水平层面上的组建之意。
[⑥] 胡乔木认为：“党史的战斗性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还表现为对国内外论著中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曲我们党的历史的议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杜玉芳：《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原则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⑦] 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35；28；25；9；15；54；127页。
[⑧] 杜玉芳：《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原则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⑨] 景军著，吴飞译：《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8-19页。
[⑩]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第619-621页。
[11] 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8、177页。
[12] Frank Dikotter，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Bloomsbury Publishing，London，2010.
[13] 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读书》，2001年，第1期。
[1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第167 页。
[15]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02页。
[16] I·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156页。
[17] K·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508；536页。
[18] 陈独秀：《法律与言论自由》，《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19] 唐德刚：《史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20] 唐德刚：《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2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8页。
[22]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6页。
[23]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46-47页。
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