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同业公会是民国时期主要的行业组织形式，它不仅对于维护各行业的同业利益、促进行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政府进行经济管理的重要市场中介。经过清末民初的酝酿与初萌，到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以后，同业公会组织逐步遍及全国各大都市与中小城镇。（1）此后，虽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几次整理，但在总的趋势上仍保持了不断的发展与壮大。

1949年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工商同业公会基本上为各级工商联所取代，其经济职能也由各行业管理部门所接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商同业公会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内消失。到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业公会和类似的行业协会又在江南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复兴，并受到民间工商业者的欢迎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中国入世之后，现行的行业管理制度面临着更大的危机与挑战，有些学者将同业公会及行业协会的建立视为彻底改革带有严重计划经济特征的部门式管理体制、整合行业结构以应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冲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3）

在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初兴时期，它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与商会的研究轨迹类似，初期主要由海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所进行。在民国时期，国内的研究者主要就某些具体行业的同业公会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工商同业公会的消逝和意识形态斗争对史学研究的误导，工商同业公会未被纳入史学研究者的问题视野，而只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框架下的行会研究中有零星涉及。八九十年代后，随着有关行会研究的深入和商会研究的细化，同业公会方才逐步凸现出来。不少学者已注意到同业公会在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并着手进行相关研究。但到现在为止，这一研究还只能说处于初始阶段，不论是资料的整理还是主题的拓展和深入都还远远不够。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行会和商会等经济团体研究虽然能为同业公会研究提供某些借鉴，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先验式的“框架限制”。因此，在这一领域正需大力拓荒探源之时，勾画先行者的足迹，厘清已有研究的成就与缺陷，明确行进路上的“陷阱”和方向，对于自觉地在“警惕”中求得历史的真面相实有必要。

一、研究概况

（一）中断与复萌：1990年前的研究状况

民国时期是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兴起和发展时期，因此这一主题在当时还没有被纳入历史研究领域，对之进行研究的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学者，他们大多从保护行业利益、维护行业发展这个角度来阐明同业公会建立的必要性。（4）这些“当时代”人的认识对我们了解工商同业公会兴起的社会因素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的同业公会则将本行业的组织流变及活动概况编撰成书，以为志鉴，如上海银行公会所属《银行周报》杂志社即编有《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一书。对现在的研究者而言，这类著文的史料价值颇大。概而观之，这一时期对行业组织的研究主要仍集中于行会，（5）涉及同业公会者较少，郑鸿笙的《中国工商同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应属为数不多的代表性论文之一（6）。李森堡的《同业公会研究》可说是民国时期行业组织研究的集成之作。他对同业公会的渊源、组织制度、同业公会与政府的关系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本书主要侧重于政府如何对同业公会进行管理，对同业公会在经济方面的职能则语焉不详。（7）

1949年后直到1980年，有关行业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宋团行及明清会馆、公所之上，大多围绕资本主义萌芽和行会性质的主题展开，涉及工商同业公会者较少。直至80年代初，工商同业公会研究方进入复萌阶段。从学术渊源上讲，这一现象可以说得益于以下数种背景因素的推动。其一，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研究弊端的反思。章开沅先生提出要克服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不分行业和地区的空泛性缺点，强调要对辛亥革命前后的资产阶级群体做认真、细致、深入的调查，“除了企业家与企业集团以外，行帮、公所、会馆、商会、商团、码头、集镇等等都应该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8）这一呼吁不仅使商会研究得以兴起，也可视为同业公会研究得以萌动的信号。其二，商会史研究由资料整理起步，经十余年努力，终蔚为壮观。其中，不少商会史著作在论及商会与会馆、公所组织之关系时，不乏对行业组织变迁的真知灼见。其三，行会史研究也逐步摆脱单纯的性质之争而进入了较深层次的探讨。（9）在此期间，同业公会虽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但也产生了一些间接性的成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几本行业史著作均涉及相应行业的同业公会组织。（10）

据笔者所知，这一时期港澳台地区的学者有关同业公会的著作较少，可见者只有侯家驹的《台湾区同业公会之研究》一文。（11）而日本学者由于较早即开始关注中国的行会史研究，因而涉及到同业公会的成果较多。如仁井田陞、今崛诚二、幼方直吉、根岸佶等人在有关行会的研究中都涉及同业公会的问题。（12）但可能是限于资料，有关同业公会的专题研究并不多。阿维那里乌斯的《中国工商同业公会》可算是海外学者研究同业公会的最早著作。（13）在欧美学者中，法国学者白吉尔和美籍华裔学者刘广京写有相关研究文章。（14）

（二）开拓与进展：1990年以后的研究状况

进入90年代后，随着行会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商会研究的深入，同业公会的重要性也逐渐凸现出来。商会史研究的主力如朱英、马敏、虞和平、徐鼎新等都重视会馆、公所和同业公会作为商会基层组织的作用，注意到了清末民初传统的会馆、公所向“近代化”的同业公会转化的趋向。（15）一直悉心研究行会史的彭泽益、王翔等学者也由传统行会研究“顺流而下”，开始对同业公会加以关注。（16）

近年来，同业公会研究也被作为经济史领域的重要命题在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1998年7月，在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主办的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商会基层组织的研究，这其中即包括同业公会。（17）在2000年7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研讨会上，又有学者直接呼吁要加强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8）同年8月，在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不仅有更多学者强调加强同业公会研究的必要性，会议提交论文中就有3篇以同业公会为研究对象。（19）此后，不仅同业公会研究的论文日益増多，有关专著也正在酝酿中。（20）这表明，同业公会研究逐步进入了更多史学研究者的视野。

如前文所述，由于现实中同业公会组织在民间的重新兴起，一部分经济管理人员和经济学者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抱着鉴往资今的“实用主义”态度将眼光投向了历史上的同业公会。据笔者检视，自90年代至今，有关新兴同业公会的研究文章约有53篇，而有关民国同业公会的研究也为数不少。季铭对上海粮食同业公会的情况作过研究。（21）颜鹏飞、邵秋芬对成立于1899年前后的上海外商保险业同业公会的成立背景及其过程做了详细的考证。（22）吴奋则对从1931年至1949年的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组织及功能的演变进行了系列研究。（23）尽管他们在出发点及方法论上与历史学者有着较大差别，但也是同业公会研究领域内不可忽视的力量，有利于从不同层面认识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港澳台及海外学者在这一时期缺乏对工商同业公会的专题研究，笔者也未发现有份量的相关研究论文。

90年代以后，同业公会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资料整理方面尚十分欠缺。目前仅上海、北京、苏州等地档案馆所办馆刊时有摘录，有的编有资料集但过于零碎，还不足以资系统研究之用。（24）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档案馆推出了上海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档案缩微卷，并公开发售。据介绍，该缩微卷共有13万幅页面，字数在3000万以上，共分10大部分，涵括上海银行商业同业公会自身的组织流变、与政府的金融与经济关系、下设机构及会员银行的发展与活动等各方面内容，对研究近代上海金融史乃至整个民国经济史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25）

二、研究主题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从民国至今，历时悠长而进展缓慢，但经不同时期诸多学者的探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初期，学者关注的主要是同业公会的历史渊源及其行业管理功能，后来扩展到对其性质、与政府之关系及社会功能的探讨，讨论逐步深入，由经济推至政治、社会层面，在主题的选择及观察视点上都有所拓展。以下将围绕主要的研究主题，介绍各家观点。

（一）同业公会的产生与发展及其与会馆、公所的关系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历史渊源是中外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传统的会馆、公所是同业公会产生的重要历史渊源，这一蜕变过程发生在晚清民初，因而多将同业公会的产生与传统行会在近代的演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李华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清末民初，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北京的封建经济结构逐渐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北京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北京的行会组织，也相应地起了某些变化，有不少行业的资本主义同业公会组织在清末民初相继成立。“这些资产阶级同业公会，其中有一些是由封建行会组织转化来的。（26）宋美云认为同业公会系指由同行业组织起来的经济集合体即一种同行业的自律性机构，是由各行业公所演进而来。（27）陆兴龙也对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演进过程作了研究。（28）吴慧将团行、会馆、公所视为商人组织发展的三个时期，她虽因选题时段局限于清代而未涉及民国时期的工商同业公会（29），但就其论证而言，其所指的公所已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行会，而属于同业公会的前身。郑鸿笙在1925年就对同业公会、会馆、公所之渊源及关系有所论述，他指出公所会馆系“基于社会之进化及工商业发达自然集合而为一团体”，而同业公会则是依据政府颁布之法规而成立的“社团法人”，此外，公会法颁布以前“所设立之各业公会与公所名异而实同”。（30）他显然过分高估了公会法截源断流的作用，而忽视了行业组织变迁中的过渡性。

对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产生原因的分析则是大同中存小异。黄汉民认为旧式行会性同业组织的守旧、封闭与垄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崛起以及民国时期市场环境的混乱是同业公会等“新型行业管理机构”兴起的重要因素。（31）虞和平分析了晚清时期传统行会的转型与蜕变的原因，指出近代中国工商业行会的组织发展和性质变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直接相关。因此，尽管行会是一种传统的工商业团体但是它在鸦片战后的大量出现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却反映了中国传统工商业者力图适应世界资本主义挑战，抵御外资侵略，争取自主的一面，从而赋予这种传统团体以现代化的使命。（32）他所说的“近代中国工商业行会的组织发展和性质变化”实际上是指同业公会形成的过程，而资本主义化和抵御外侵则是其经济上的动因与外部因素。彭泽益先生利用美国学者甘博（S.D.Gamble）和步济时（J.S.Buigess）等人对北京行会的调查资料，对前清旧有的手工业商业行会在同业公会组织形式下的演变状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同业公会在对会员的控制、内部雇主与雇工关系等方面都不同于行会，是“转化中的行会变种”（33）。李德英则强调了政府在工商同业公会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她重点讨论了1929年以后成都同业公会的发展状况和特征，认为随着1929年《商会法》和《同业公会法》的颁布与实施，以及政府对传统行帮的改组，同业公会“不仅在数量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在性质上也逐渐从‘传统’向‘现代’过渡”（34）。不过对于法令在同业公会发展中的实际效力则存在不同的评价，徐鼎新指出工商业团体统一改组为公会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完成的，但这种改组既包含有已发生趋新演变的同业公所顺理成章的实际性过渡，也包含有因袭传统较深的同业公会的表面上的“改名换姓”。这种情况的存在造成了上海各工商同业团体间近代化程度所实际存在的差异。（35）

不少学者以具体的个案来考察行业组织向同业公会过渡的内在机制与外部动力。王翔对苏州丝织业“帐房”及行会的演变有系统而详实的研究。他以云锦公所向铁机公会的转变为中心，考察了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在近代的嬗变。他指出：云锦公所的“旧式行会色彩日益淡化，逐渐由一个封建性行会组织过渡为一个资本家的同业组织”。而苏州丝织业资产阶级团体意识和组织能力的加强、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进步则是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成立的重要原因。（36）魏文享虽然赞同王翔的观点，但他同时强调，政府与商会的大力提倡与督导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37）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恶劣、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与掠夺的需要也是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反面促进因素，而由传统行会“复合结构”解体导致同乡会与同业公会的分别发展也是因素之一。（38）在后一点上，徐鼎新也做了相关研究。他在对上海的工商会馆、公所和同业公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后指出：上海的同乡团体含有一定程度的同业组合的因素，而同业团体中又形成若干地域帮口。开埠以后，上海同乡团体发生了分化和组合，同业团体的变化则表现为新型行业团体的出现，到20世纪初，会馆、公所等传统组织少数深化为纯同乡团体，而大多数改组为同业公会。（39）日本学者幼方直吉也得出了类似结论。（40）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来源不外乎原有组织的改组与新组织的建立。陆兴龙认为，从20世纪初上海商界中行会性会馆公所逐渐向资产阶级组合的同业公会过渡，加速了商业企业的近代化过程。到二三十年代后，行会势力已十分衰弱，民间的同业公会则迅速増加。除了外商之压迫和政府之倡导外，近代经济发展促使行业之间的分工细化以及新型行业的兴起也是重要的因素。（41）

工商同业公会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宋钻友认为上海的同业组织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海开埠到1904年《商会简明章程》颁布；第二阶段从1904年到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第三阶段从1929年至1948年。该文从五个方面考察了同业组织从传统商业会馆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42）魏文享的阶段划分与此基本相同，但是以1918年《工商同业公会规则》颁布以前为同业公会的萌生阶段。这两种划分方式实际都强调了政府法令在同业公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43）王德宽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工商同业公会的改组和发展情况做了简单论述。（44）王羊勺对贵阳工商同业公会的发展阶段、行业分布、组织设置及与商会之关系作了简单的概述。（45）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肯定了传统行会或会馆、公所向工商同业公会深化的历史进程，认为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或“行业组织形态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除上引文外，朱榕对上海震巽木商公所向木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从震巽木商公所到上海特别市木材同业公会的演变“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易，而是反映了上海洋木同业组织逐步走向近代化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46）。曲彦斌对中国行会的源流及制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从清末至民国，“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传统的工商业行会基本上实现了向资产阶级同业公会转化的改革。这是一次质的转变，是一种应予肯定的进步”（47）。

（二）同业公会与商会以及同业公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商会研究者关注行业组织的演变主要是基于同业公会是商会的组织基础。大多数学者认同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这个基本观点，但在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及影响方面仍存在不同的看法。宋美云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角度指出，各行业公会构成了天津商会垂直领导的多种行业的组织网络。从组织控制角度看，天津总商会与同业公会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沿官方规定和实际调整的合力方向形成的组织控制关系”，相对于总商会而言，“同业公会是一被控系统”；“相对于同业公会”，总商会是控制系统。但控制机制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刚性控制，而是联盟意义上的双向信息流柔性控制。（48）李德英认为同业公会是商会的最基本成员，没有各同业公会的存在就不会有商会。同业公会与商会互为条件，同业公会是商会成立的必要条件，商会是同业公会的归属和更高阶段。但“由于同业公会与传统行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业公会的传统特性比商会浓厚许多”。（49）魏文享认为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与商会共同构成了公会的外部组织系统，二者在功能上既有趋同性，也有一定的区分，商会的行业构成也会影响到商会的政策倾向。（50）既然商会以行业组织为主要构成，那么行业组织由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的过渡对商会又会产生何种影响？马敏、朱英指出：“商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旧式行会组织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旧式行会渐趋更新的结果。商会与行会“并存互赖的局面也是以会所为代表的旧式行会不断解体更新，逐渐发展成近代意义的同业公会作为前提和基础的”。（51）实际上反驳了视商会为旧式行会集合体的观点。虞和平进一步指出，分化演进中的行业性团体显然已不是传统行会，而是“过渡中的行会”，体现了“资产阶级行业性整合的进步，而且为商会成立后的全阶级整合打下了基础……是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形态发展的一种表现”，以支持其以商会整合为资产阶级形成标志的观点。（52）

同业公会与商会的关系随政策及时势的变化而有所转变。郑成林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商会在30年代呼吁政府强制同业公会加入自体的过程有初步考察。（53）1947年10月，几经修改的《工业会法》终于出台。依据法令，各地工业行业的同业公会必须加入新成立的工业会，而不是继续与商业同业公会一起留在商会内。任云兰对战后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建立及其对商会的冲击作了分析。（54）不同地区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的同业公会的关系也是同业公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魏文享认为跨地区同业公会的成立与协作是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外部组织系统除公会一商会系统外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行业市场的形成与培育有着重要的作用。（55）

（三）同业公会与政府的关系

近代的经济及社会性团体与政府之关系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对同业公会的研究显然也不能回避这一问题。

李德英认为，同业公会对政府存在较大的依附性，这是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最大的特点之一。一方面，同业公会需要在政府的支持下运行，另一方面，政府亦需要同业公会作为政府与商民之间的桥梁，成为其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不过，政府力量在客观上对推进同业公会的现代化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二者之间既有依赖，也有冲突。（56）张忠民认为政府从制订工商业同业团体的法规、法令，到实行地方行政部门的具体监管，使“上海的工商同业团体完全被纳入了国家法规控制的轨道”。（57）宋钻友指出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同业组织现代化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为新式同业组织的推广和传统同业组织的嬗变提供法律依据；依据法令，督促新式同业团体的推广和传统商业会馆公所的改组。（58）黄汉民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政府的授权与管理有利于加强同业公会的权威性。（59）

同业公会与政府之关系也涉及同业公会的性质。小科布尔在其著作中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上海银行公会与政府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有所论述：“南京政府完全不理会这些资本家通过上海总商会和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所表达出来的意见，事实上反而极力把这些商业团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60）魏文享认为：同业公会虽然要接受主管部门的领导，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执行财经政令，但同业公会从根本上讲仍是资产阶级的行业自治组织，而不是专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同业公会在与政府的交涉中立足于维护商利，发挥了一定的能动性。（61）彭南生以民初上海工商同业公会为考察重点，对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在对政府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建言立论，主张南北统一，反对军阀混战，反帝爱国运动等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性与参与性。与辛亥革命前相比较，商人的政治参与已由个人行为转化为集体行为，同业公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并超越了晚清以来商会的政治保守性，其自主性、独立性进一步増强。（62）

但在国民政府的不同统治时期，二者的关系显然也具有不同的特点。胡光明认为，在国民政府覆亡前，商会、同业公会、工业协会及工业会等经济团体逐渐成为反动政权加强经济和社会控制的工具，而缺乏独立性。（63）马军的研究却显示上述断言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行业。在1948年的上海舞潮案中，上海舞厅业资方组织—舞业同业公会不仅团结同业，而且与“敌对阶级”的劳方工会组织暂泯恩仇，对南京政府颁布的“禁舞令”进行了有组织的抗争。从请愿到集会，从募捐到宣传，最终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冲击和捣毁了上海市社会局。虽然抗争最后以舞业同业公会被政府暴力封门而告终，但同业公会在舞潮案中表现出来的与政府对抗的勇气和能量仍不容忽视。（64）

（四）同业公会的行业管理及社会功能

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组织，实行行业管理、维护行业发展是其首要职能，大多学者都认为规范同业经营行为、开展商情和行业调查、指导同业生产是同业公会的重要职责，但在对其成效的评价及社会功能的分析上则存在一定分歧。

徐鼎新从开展调查研究，协调产销关系，监督商品质量，解决原料供给，沟通与政府关系，调解同业及劳资纠纷等六个方面对近代上海工商同业公会在各个时期行使的经济职能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近代工商同业团体己摆脱行会的封闭性，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杠杆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阶级利益，其经济职能表现出资本主义竞争机制的特征。（65）季铭出于为经济改革提供借鉴的目的，对上海粮食同业公会与交易市场的关系作了研究，认为同业公会对于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及维护是上海粮食市场得以规范化发展的重要原因。（66）马长林分析了上海金融界银团机制，认为在金融银团的建立及其运作过程中，银钱两业同业公会始终是至关重要的组织与依靠力量。（67）魏文享认为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行业管理效能包括内治行为和外联功能，前者立足于行业内部管理和发展，后者则主要体现于对公会与商会、政府关系的处理，公会与公会关系的处理，劳资纠纷的处理等多方面。但是，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复杂性、政治力量的干预、行会缺陷的遗留和行业组织功能的有限性都使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存在着“向度”与“限度”的矛盾。（68）丁长清立足于国家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的角度，认为对市场而言，国家政权是第一调控系统，而包括商会、同业公会、商业会馆公所等在内的工商业团体则构成第二调控系统，其作用在于规范市场的日常交易规则、贸易行为，平缓物价，缓和金融危机。（69）

一些学者也肯定了同业公会在保护民族经济、抵制外货倾销方面的积极作用。吴奋对1931至1952年间的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的组织和功能作了考察，从他的研究看，在民国时期，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在促进保险业务进步、维护保险正常经营、抵制洋商公会的压制、呼吁政府的重视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解放初期，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促进业务发展和公私合营方面。（70）李华认为，“由于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是进步的阶级，因而同业公会的着眼点，即是以反帝反封建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商同业公会是起着进步作用的。”（71）除经济方面的职能外，朱榕还乐观地认为，同业公会的民主化组织形式与处理各项事务的公正程序有利于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精神和平等观念的养成，“公会既是基层资产阶级民主生活的训练场所和养成所，也是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生成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培养基和催生素之一，其在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进程中所占的地位和影响力，实际可能远远超出了它在经济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72）。黄汉民肯定上海市的同业公会在开拓国货市场、推广优良品种、开展质量和价格监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同业公会不仅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还有利于推动城市的经济进步，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培养民主化精神。（73）

（五）同业公会的性质及其特点

判断近代同业公会的性质有着不同的标准，这有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同业公会在近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黄汉民立足于同业公会的运行原则及其宗旨，认为上海工业同业公会领导机构由民主推选产生、经费独立、以为同业服务为宗旨，因此此“同业公会完全是民办性的同业团体组织”。（74）气也有学者主要从同业公会的构成及其功能来分析其性质，魏文享通过对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行业管理效能的分析，指出“公会已不属于行会的范畴，而属于丝绸业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行业自治与管理组织（75）。王翔通过比较同业公会与旧式行会在章程、构成等方面的区别，指出晚清苏州的云锦公所是由旧式行会向资产阶级同业组织转化的过渡组织，由此演变而来的纱锻庄同业公会和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是一个“与旧式手工业行会组织截然不同的工业资产阶级同业组织”，是资产阶级组织的成熟形态。（76）李德英认为同业公会的发展反映了显著的二元经济特色，是一个二元经济的结合体或者说是传统与现代因素的结合体。（77）彭南生指出：同业公会是具有开放性、自愿性、民主性的资本家阶级同业组织，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转化，标志着工商同业组织近代化过程的基本完成。（78）以上介绍的相关主题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同业公会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而且也为今后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现状分析与发展展望

从总体上看，已有的研究在选题上仍很狭窄，大多仍拘于同业公会组织本身，而对它与行业经济、城市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内在联系研究不够。对一些基本性的问题如产生原因、组织构成、管理功能等的研究存在同质化和模式化的倾向，探讨的深度广度还不够，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还未形成讨论与对话。

选题的狭窄不仅反映在课题本身，还鲜明地体现在时空范围上。就行业而言，主要集中于丝织业、银行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而对其他传统行业或新兴行业的同业组织缺乏关怀，具体的个案研究还不够。已有同业公会研究主要集中于清末到抗战之前，对于抗战时期同业公会的异动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汪伪政权下同业公会与经济控制以及抗日战争胜利直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过程中同业公会的角色及其特点都缺乏研究。就空间而言，主要集中于上海、苏州、成都等大都市，而对广大中小市镇和偏僻地区的同业公会的情况缺乏足够的重视。另外，近代商会及同业公会的建立和发展与外国在华经济团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从已有的研究看，对于外国在华的商会、同业公会以及国外同业公会的研究基本缺失，对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较少总结。总之，不同时段不同地区（包括国别）不同行业的同业公会都会有各自的行业特点和发展轨迹，而绝不是模式化的或完全相同的。

在研究方法上，普遍存在总体论的倾向。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运用了典型法或举例法，亦即李伯重所言的“选精法”与“集粹法”。按照李伯重所言，所谓选精法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而所谓集粹法则是“在对发生于一个较长时期或/和一个较大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将与此现象相关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出来，加以取舍，从中挑选出若干最重要（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集中到一起，合成一个全面性的证据，然后以此为根据，勾画出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全貌。”（79）在商会研究中这类现象已十分严重。（80）这种取径几乎完全忽视了行业、地区的差别，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所获得的研究结论颇值得怀疑，只要找出相反的例证就可把所得结论推翻。

同样，在史料的运用上，也存在孤立静止看问题的现象。历史现象反映的只是表象，而历史的真实却是潜流；历史发展是变动的，而历史的资料却是静止的。如何由表象探得潜流，由静止寻求变动，关键在于史料的取舍标准与研究的视角。在同业公会研究中，由于静止的资料易得，变动的资料难求，许多研究者在论证同业公会的性质或是宗旨、功能时，往往倾心于引证同业公会的章程、政府的法令等等，这些固然对同业公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章程的执行和法令的落实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关的会议记录、来往信函、纠纷处理等则是活的史料。遗憾的是，大多研究未运用这类史料，这也是一些问题难以深入的原因所在。

概念模糊也是许多研究者易犯的毛病。经济史研究的是过去的经济事实，而“经济事实的领域首先就是由经济行为的概念所限定的那个领域”。（81）在近代，由于新旧中西杂糅，一些概念内涵复杂。况且，一般的概念都存在一个“层累”的问题，既包含所求的历史的本相，也包含不同时期研究者“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归纳或演绎甚至误读，如果不加鉴别，就易为假象蒙蔽，难以探得隐情。会馆、公所的概念由来已久，有的指称同乡性，有的指称同业性，到晚清时期，有的会馆、公所发生了演化。到《工商同业公会规则》颁布后，在一定时期内同业公会与会馆、公所并称于世。公会的称谓早已有之，但公会与后来严格意义上的同业公会则有着很大的区别。行会、公会、同业公会的概念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在研究中存在以西方行会比附中国会馆、公所的现象，但名虽相同，内实大异。若单纯以概念为标准贴标签，定新旧，而忽视了对其指称的分析，则难免“为名所累”，于实无益。

也许由于商会与同业公会存在紧密的联系与相似性，因此，一些研究者不自觉地落入了商会研究的窠臼。商会研究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先验的框架，有的可能对同业公会研究有所启发，有的则不一定适合同业公会的实际。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商会研究中，论者往往以“近代性”与“传统性”来涵括商会与行会的关系，认为商会是近代性的商人组织，而会馆、公所则是传统的落后的。（82）这种二元视角被一些研究者借用或移植到对会馆、公所与同业公会关系的研究上，经过史料的“填充”，便得出同业公会是近代化的资产阶级同业团体会馆、公所是传统的组织的结论，而对于过渡中的会馆、公所和变动中的同业公会则置之不理。在同业公会与政府关系、同业公会的民主性及政治参与等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的“同质化”的现象。这显然不利于同业公会研究的发展与深入。

针对同业公会已有的成果与弊端，应该如何推陈出新，扬长避短，知难而进，是所有研究者都应该深思的重要问题。笔者谨在此提出自己的一得之愚。

（一）资料的发掘与整理

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料的发掘，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在如此长的时期内未取得重大突破，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资料整理不够则是一个重大原由。以各地各时期各行业同业公会档案之富，而未见一本专门的资料集出版，的确是不正常的现象。据统计，上海市档案馆收藏各同业公会和综合性工商团体的档案达5万多卷，包括430个以上的同业公会的档案全宗，涉及银行业、钱庄业、纺织业、机器厂、百货业等大小行业。1918年成立的银行公会一直持续到1952年结束，30多年里共形成了700余卷档案，钱业公会档案也达700多卷，有不少行业自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档案全部齐备。可以说这是研究近代行业史和经济史的宝藏。（83）除上海外，天津、苏州及各地方档案馆也有丰富的同业公会档案。

报刊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除《申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综合性报刊外，《商会月报》、《华商联合会报》等报刊也载有各方面的资料。许多行业同业公会还办有会刊，以为会员交流信息、研究商情提供空间，这些会刊也成为同业公会研究的重要资料。如上海银行公会创办的《银行周报》，汉口银行公会创办的《银行杂志》，北京银行公会创办的《银行月刊》，上海钱业公会创办的《钱业月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创办的《火柴月刊》，上海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创办的《进出口贸易月刊》，上海仪器文具商业同业公会创办的《仪文》等。

可以说，同业公会的档案资料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应远胜其他，加强资料整理不仅能促进同业公会本身的研究，而且对于整个近代经济史、政治史、城市史的研究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拓展主题，延长时段，发掘新的领域

问题的选择不应受到固有观念或框架的束缚，而应根据历史演进的脉络，不断推陈出新，从不同侧面揭示同业公会在近代的多重角色。

同业公会的兴起及发展方面，有些已提出的问题还需要加强与深化，如关于行会、会馆、公所、工商同业公会概念的界定与源流演变。有些问题则仅涉及而未深入，如同业公会的产生与近代职业工会的兴起，同业公会与同乡会的关系、同业公会与传统商帮的联系与区别、同业公会在不同时期的形态演变等等都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同业公会与商会及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行业史和商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不仅要关注同业公会与商会之间的组织联系，也要关注同业公会在商会的构成及运行方面的地位与影响，二者在职能方面有无分工？同业公会与政府之关系也还需要深入探讨。企业——同业公会——商会——政府之间是怎样一种组织关联？它们是怎样互动的？政府对不同同业公会的组织、性质及功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对同业公会的经济功能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不能仅以章程规定的条款来机械地理解同业公会的经济功能，而要观察其具体的活动及表现。诸如同业公会的规范与管理对企业的影响怎样？工业同业公会与商业同业公会在行业管理上有何区别？行业内部的成员构成及同行业之间及不同行业间同业公会的协作情况如何？这对行业市场及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同业公会与近代商业网络的形成有无联系？各行业各地区同业公会的具体情况如何？等等，这些问题的考察都有益于我们了解同业公会与近代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认识近代行业管理制度的形成及其特征，进而深入认识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

除经济功能外，同业公会还具有怎样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同业公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如何？不同行业对政治的态度如何？同业公会与地方势力或地方政府又是怎样的关系？在抵制外货及民族主义运动中，不同行业的表现有无差别？

同业公会研究也需放开历史的视野，关注中外、古今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扩大时空范围。诸如中外同业公会的组织性质及功能差别，外国在华同业公会发展情况，同业公会在解放后消亡的原因，20世纪末同业公会再度兴起的现实因素，近代同业公会与现实同业公会的异同等方面，均应加以探讨。在地区和行业的选择上不能仅关注上海、苏州等大都市，也要关注县及乡镇不仅要关注影响大的新兴行业，也要关注影响小的传统行业。

（三）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在史学研究中不可空言理论与方法，但决不可忽视或没有理论和方法的自觉。要克服已知的弊端，另辟蹊径，必须坚持实证与理论的结合。

坚持实证研究，在研究中注意地区、行业、时段的不同特点，充分注意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与多变性，避免落入商会研究的窠臼。如在同业公会与政府关系问题上，由于各行业的发展轨迹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其银行业在行业认识、活动能量等方面有着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优势，因而在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近代银行制度的建设等方面表现出更高的行业自觉和影响力。而对于偏僻地区的手工业同业公会而言，它很难对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政策产生作用力。商会对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性”也要结合行业进行考察，由于行业利益的冲突或其他原因，商会内部不同行业在不同问题上的看法可能会不一致。从这个角度讲，商会作为资产阶级整合的观点是否应有所调适呢？

实证的态度也包括以动态的观点去理解变动的社会。同业公会作为一种经济团体，其演进与蜕变都有一个过程，而不是瞬间与绝对的。正如商会研究一样，“大凡为了提高商会的地位而有意贬抑会馆的地位的论说都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无论会馆，抑或商会，都是社会变迁中社会组织建设的反映，其中势必有一些不同，但决不是泾渭分明、毫无传承与共通之处的”。（84）在同业公会研究中，片面的抑此扬彼、以新抑旧或以部分代整体都是违背历史研究的根本精神的。只有坚持实证的研究态度与方法，才能真正认识不同行业同业公会的共相与个性。从这个角度言，加强具体地区具体行业的同业公会个案研究是当务之急。

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促进研究的深入。同业公会虽然主要是经济团体但其组织和功能都比较复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如何有效地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将同业公会研究推向纵深，仍是一个艰巨而充满希望的挑战。一方面，不能对引进的理论方法泥而不化，另一方面也不能因商会研究中的已有弊端而因噎废食，要结合行业及地区的特点，扩大视野，进行多线程、长时段的分析与论证。桑兵教授言，“时下一些学人对本行现状多有不满，或归咎于故人，或借鉴于别科，于是赶超前贤，跨越学科之学甚嚣尘上，至于如何超与跨，无非以立异为创新，在本学科以不知为无有，在他学科以不懂为新奇”。（85）愚以为此言并非从根本上反对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而是批评以跨学科为目的或捷径的“掩耳盗铃”之辈，至于因“对本行现状多有不满”而“借鉴于别科”以求推陈出新者则更无可厚非。马敏认为要防止借用西方概念食洋不化的问题，“更理想的办法是直接从中国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某些概念，确立某些关键词，从而真正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这样，“或许有望形成'以我为主’的理论解释框架”。（86）这些都提醒我们对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或模型的应用要慎之又慎，不能因以此注彼，而导致肢解或误读了本土的历史。由此看来，从“中国历史本身抽象出”本土“话语”的愿望，决非空言想象或是单纯推理可以确立的，而是不可须臾脱离具体的研究对象。

同业公会是一个诞生很早而发育很晚的研究领域它既是企业史、行业史、商会史的延伸与发展，也是经济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综合与交叉，其中蕴含着近代社会经济的丰富变量和内涵。相信经过更多学者的努力，这一领域会有更多优秀成果问世，也能由此推动近代史研究的整体进步。

原文刊于《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张莉同学提供稿件。

参考文献：

1、即使不证诸档案文献，工商同业公会在民国时期的普遍存在也可由各地文史资料中的有关回忆文章证明。据笔者统计，这类文章中直接与同业公会相关的就达50余篇，地区则上至通都大邑，下至乡镇集市。虽然对“回忆录”需三思而后引，但这起码反映同业公会在民国时期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参见李永璞主编《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1960—1990）》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2、如宋美琰《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行业管理问题》，《经济研宄》1995年第8期；李宇龙、吴健中《构建新型的监管体系：关于组建我国商业银行同业公会的思考》，《上海金融》1997年第8期；李修义《同业公会是实行行业管理的一种好形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9年第5期、《同业公会若干问题初探》《管理世界》1989年第5期。现在同业公会的建立己很普遍。

3、参见吴刚《“入世”与行业协会创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4、近代银行业同业公会的建立在当时受到特别的重视，不少经济界人士从促进银行业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近代同业公会建立的必要性。如士诰《银行公会效能之发挥》《银行杂志》第1卷第2号，1923年11月；陈行《我国银行公会与近代银行发展之关系》，《银行杂志》第1卷第16号，1924年7月；以及汉口《银行杂志》社在该刊创刊号（1923年11月）上所登载的《汉口银行公会创设之经过》。

5、如全汉昇的《中国古代的行会制度及其起源》，《现代史学》第3卷第1期，1924年1月；《中国行会制度史》，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

6、《国闻周报》第2卷第19期，1925年5月18日。

7、青年书店1947年版。

8、章开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此文最早刊于《辛亥革命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此后，章开沅又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序》（马敏、朱英著，巴蜀书社1993年版）及《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序》（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文章中多次呼吁与强调社会群体研究的重要性。

9、如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中国行会史料集编辑按语选》（《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王翔《晚清苏州丝织业“帐房”的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10、类似著作有“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丛刊”《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这几部著作大多为叙述历程而不是研究问题，但对于揭示各业同业公会的演变及其功能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11、（台北）《台湾银行季刊》第23卷第3期，1972年8月。

12、〔日〕今崛诚二：《河东盐业同业公会的研究》，（东京）《史学杂志》第55卷第9、10期，1944年9、10月，第56卷第1期，1945年1月；《近代开封的商业公会——崩溃过程中的封建社会的形势》，（东京）《社会经济史学》第18卷第1、2期，1952年1、2月；〔日〕幼方直吉：《帮、同乡会、同业公会和它们的转化》，（东京）《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1951年第3期。

13、〔俄〕阿维那里乌斯：《中国工商同业公会》，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6—128页。阿维那里乌斯对会馆、公所以及同业公会仍是混而言之，未做严格的界定与区分。

14、〔法〕白吉尔：《上海银行公会（1915—1927《——现代化与地方团体的组织制度》，《上海研究论丛》第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Liu Kwang-ching，“Chinese Merchati Guilds:An Histoiica l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88,Vol.57,No1.

15、参见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1991年版；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徐鼎新清末上海若干行会的演变和商会的早期形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虞和平《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16、彭泽益：《民国时期北京的手工业与同业公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王翔：《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7、现在不少学者特别是商会史研究者将有关会馆、同业公会的研究视为商会的相关领域，从它们的组织联系及学术传承来看，这样处理未尝不可，但这绝不意味着同业公会须受制于商会的研究模式，它本身也具有成为独立领域的可能性。

18、分别参见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朱英《网络结构：探讨中国经济史的新视野——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19、参见朱英《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会议提交的有关同业公会的论文分别是王翔《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后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魏文享《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发展原因探析》；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研究》。

20、据悉，华中师大和复旦大学有经济史博士选取近代银行公会和保险业公会为研究对象；由朱英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同业公会研究与当代行业规范》正在撰写中；由宋钻友承担的上海社科院社科重点课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中国同业公会研究（1904—1958）也将于2002年结项。

21、《解放前上海粮食同业公会与交易市场情况》，《中国粮食经济》1996年第4期。

22、《中英近代保险关系史研究——中国首家外商保险同业公会（FIAS）和伦敦海外火险委员会（FOCF）考证》，《经济评论》2000年第2期。

23、吴奋的这3篇文章分别是《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时期：1931年10月一1937年10月》、《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保险公会》、《解放初期的上海保险同业公会：1949.6—1952.2》，《上海保险》1993年第12期、1994年第1期、1995年第10期。

24、如上海档案馆人员摘编《旧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评议价格史料》，《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2期；苏州档案馆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这本资料集对研究苏州丝绸业各同业公会的情况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目前所见有关同业公会的最集中的资料集）另在关于苏州、天津的两本商会档案资料汇编中也夹杂有同业公会的史料。

25、参见陈正卿的介绍文章《一部蕴藏丰富的珍贵大型史料集——〈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档案〉缩微卷简介》，《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3期。

26、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历史研究》1978年第4期。

27、宋美云：《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28、陆兴龙：《从行会到同业公会》，忻平编：《民国社会大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9、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0、郑鸿笙：《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国闻周报》第2卷第19期，1925年5月18日。

31、黄汉民：《近代上海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发展与城市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32、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页。

33、彭泽益：《民国时期北京的手工业和工商同业公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34、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市同业公会研究》，“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武当山2000年。

35、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

36、王翔：《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7、魏文享《试论民国时期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38、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918—1937）——以上海、苏州为例》，《近代史学刊》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9、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

40、幼方直吉：《帮、同乡会、同业公会和它们的转化》，（东京）《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1951年第3期。

41、参见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与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

42、宋钻友：《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兼论政府与同业组织现代化的关系》，《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

43、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1918—1937）——以上海、苏州为例》，《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

44、王德宽：《新中国同业公会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工商》1998年第9期。

45、王羊勺：《民国贵阳商会沿革与同业公会之组织》，《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

46、朱榕：《上海木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以震巽木商公所为例》，《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

47、曲彦斌：《行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48、宋美云：《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49、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市同业公会研究》，“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50、魏文享：《试论民国时期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51、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376页；马敏：《马敏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52、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54页。

53、郑成林：《国民政府与商会》，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54、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及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55、魏文享：《试论民国时期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56、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研究》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57、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与发展》，第86页。张忠民在他所撰写的第1章中就同业公会法颁布对行业及企业的影响有所论述。

58、宋钻友：《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兼论政府与同业组织现代化的关系》，《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

59、黄汉民：《近代上海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发展与城市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第174-187页。

60、〔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61、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1918—1937）——以上海、苏州为例》，《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

62、彭南生：《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政治参与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民初上海工商同业公会为考察重点》，《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

63、胡光明：《论国民党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会》，《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64、马军：《1948年上海舞潮案中的舞业同业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65、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

66、季铭：《解放前上海粮食同业公会与交易市场情况》，《中国粮食经济》1996年第4期。

67、马长林：《上海金融界银团机制探析》，《档案与史料》2000年第4期。

68、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1918—1937）——以上海、苏州为例》《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

69、丁长清：《近代商会——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天津，1998年。

70、吴奋：《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时期：1931年10月一1937年10月》、《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保险公会》、《解放初期的上海保险同业公会：1949.6—1952.2》《上海保险》1993年第12期、1994年第1期、1995年第10期。

71、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72、朱榕：《上海木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以震巽木商公所为例》，《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

73、黄汉民：《近代上海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发展与城市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第174-187页。

74、黄汉民：《近代上海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发展与城市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第174-187页。

75、魏文享：《试论民国时期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76、王翔：《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77、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市同业公会研究》，“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

78、南彭生：《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的现代性刍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79、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80、冯筱才在《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商会史研究中过度运用这两种方法所带来的弊端。

8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页。

82、参见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83、冯绍霆：《上海工商团体档案介绍》，《档案与史料》2000年第4期。

84、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85、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绪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6、马敏：《近十年来中国的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