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学历程
○ 蔡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您是北美汉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为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与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但您的著作一直都以英文形式传播，国内学者了解得并不多。今天，我想趁这个机会请您谈谈您的学术理念、方向和研究方法。我注意到，您的研究经历了从欧美文学到比较诗学，再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转向，能具体谈谈吗？
● 关于这个问题，要首先回顾一下我走过的学术历程。1977年，我考上中山大学英文系本科，1979年成为学校英美文学首届研究生，进入了英美文学的研究领域。那时候，我对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很感兴趣，常去中文系邱世友老师家谈论文学。80年代初，中国比较文学刚刚兴起，我的硕士论文就选了一个这方面的题目，探讨华兹华斯山水诗和中国古典诗歌，着眼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古典诗歌里情感交融的观念。在研究这个话题的过程中，我对西方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开始产生兴趣，研究视野从文学扩展到哲学。论文写完后，很受好评，我就用这篇硕士论文申请到了美国麻省大学的奖学金，于1984年来到美国深造，开始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我在1987年通过了麻省大学的博士资格考试，同时又被普林斯顿、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学校录取，都给了全额奖学金，当时，我主要在申请比较文学专业，没有考虑中国文学。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教授在这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建议我申请中国文学。他跟我谈我个人的学术研究、职业规划和当时整个的学术动向。他说，美国现在正在兴起中国文学研究，我有在大陆培养起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素养，又在麻省大学得到了很好的西方文字理论熏陶和完整学术系统训练，非常适合汉学这一领域。高老师的话对我当时的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我从欧美文学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 80年代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状况究竟怎样？
● 在50年代，美国只有个别大学设置和中国有关的课程。中国文学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60年代的事情。60年代起，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研究真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许多主要研究型高校开始设置关于中国文学、历史的教职，成立了不少的东亚研究中心和系所。到了80年代，一批来自不同背景的研究者给中国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一批植根于中国文学和历史的研究者来到美国。我在高老师的指引下，一步步走入了汉学研究的殿堂，形成了自己的学问追求的核心理念，摸索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同时，在接下来的研究里，我的阶段性学术兴趣虽然发生过一些转变，但无论是中西比较诗学、中国美学、中国文论，我的注意力始终都在中国古典文学这个大的模块之内。
○ 大陆来的学者是不是对中国文学的情感更浓厚？
● 有不同的视角，我们的写作比不上母语是英文的学者，但阅读的文本毕竟是母语，困难会少一些。所以我们和西方学者是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我在普林斯顿对国学下了很多功夫补课，不光是文学，还有哲学、经学、佛学等。我后来主要从事诗学和文学批评。我觉得研究汉学不能仅满足于用英文写作，把中国学者研究的东西介绍出去。做学问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和视角。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 您一直在北美用英语进行写作，有人认为：英语很难表达中国古代文论里那种细微的多义性、模糊性，您对此怎么看？
● 对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不能妄加评论。以我自己而言，用英语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怎样把西方传统里完全没有的概念命题用英语诠释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对做学问而言，如果你能发别人未发之言，这也是机会。中国人写文章碰到一个复杂的概念时，常常绕着圈子，一带而过。而英文写作则必须把概念梳理界定清楚，做出明确的表达。所以，研究者必须阅读大量文献，去揣摩这些概念的意义，推导出其发展的脉胳，最终得出结论，也就是有了自己的观点和视角。当挑战与机会并存的时候，接受挑战，就有了研究成果。
二、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
○ 我想您的经历对于广大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是很有启迪意义的，您刚才提到学术研究追求的核心理念和研究方法，您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 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首先是必须有学术创新。做学问的人，无论是从事何种领域，都要有创新的精神和能力。没有任何创新处，最好不要写文章，以免浪费自己和读者的宝贵时间。这样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但这是我从导师的教诲中领悟出来最重要的学术理念。凡是读过高友工教授《唐诗的魅力》和《美典》等著作的人，不管接不接受他的观点，都会觉得耳目一新，被他的学术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所吸引。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耳提面命，学术创新的理念自然就深深铭记在心里，成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这么多年来，我基本做到没有创新的文章不写。对学术创新的追求贯穿了我整个的学术研究过程，无论是专著、编著、单篇论文，都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我有一些学术观点可能会片面或偏激，值得商榷。但不管正确与否，这些见解都是自己的心得体会。有的学者经常苦恼于找不到课题，没有自己的观点。对于我来讲，新的观点不断涌现，并且很快能达成框架。但是我写作的速度却很慢，因为怕文献会出错，论证不够严密，所以务必大量阅读、确认文献的正确性。
○ 那么，古典文学研究怎样才能做到学术创新呢？
● 研究者首先必须大量细读原文，选定研究领域中意义重大同时自己又能驾驭的课题，接着，寻找研究该课题的最佳切入点，摸索出各种有效的分析策略和方法，然后再运用这些方法论证解答课题的方方面面。从博士论文开始，到后面的学术写作，我都是沿着这思路进行研究。以我的第一本书《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为例，我攻读博士的专业是中国古典诗歌，主要在汉魏及六朝时代。在这几百年间，五言诗取代了四言诗，成为统治整个文坛的最重要文体。所以，我决定寻找有关五言诗的课题。从刘勰、锺嵘开始到现代，五言诗的研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还能有什么重要的课题等待后人发掘呢？带着这个问题意识，我通读了五言诗作，检阅了大量中文、日文、西文的有关论文专著，终于有了值得自己深入研究的课题：汉魏晋五言诗演变的内在机制。这样的研究框架，没有任何现成的范例可以参照，就有了“新”的可能。
○ 所以，您不断的学术创新源泉其实来自问题意识，进行大量的文本细读、分析和思考。这是个苦功夫。那么在找到了前人所未言的学术增长点之后，您一般会使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去阐述这个“新”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您的研究方法，您会怎样总结？
● 那就是微观与宏观、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宏观是对历史整体、对一段时期的理解与把握。宏观不能浮在空虚的概念之上，它要落实在具体的作品上。宏观和微观又涉及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不同的方面。所谓历时性就是要纵观历史，共时性就是要考察特定时期的文本里方方面面间相互内在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组概念之间的关系。《汉魏晋五言诗演变的内在机制》是我最早开始使用这种研究框架的批评实践。这是一个必须要宏观和微观兼顾、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相结合才能完成的课题。谈“演变”，无疑是历时的研究，必定要在宏观的视野中审阅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作者和诗集，勾勒出五言诗发展的轨迹。论共时性的“内在机制”，自然要探究每一组诗歌作品的文类、主题、形式的特征以及三者的内在关系。对演变过程所作宏观的、历时的研究可称为“纲”，而对文本微观的、共时性的研究可称为“目”。研究五言诗演变的内在机制，就是试图把“纲”和“目”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纲举目张。这种纲目结合的研究框架，显然是没有任何现成的范例可参照的。因为纲目分离似乎是古今学者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共同特点。虽然到了20世纪之后，古典诗歌的宏观和微观研究都有长足进展，学者们积极努力地把宏观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但这一努力并非十分成功有效。现在的文学史和诗史体例基本是先按朝代划分出大的章节，然后从章节中按照作者和作品时序分子目录。这个框架也非常好，但比较机械死板。因为这种框架下的作品细读就会局限于以诗篇论诗篇，难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展现历时发展的动态。
○ 所以，为了打通诗谱之纲与作品细读之目之间的联系，您必须首先打通时空，建立历时与共时的联系。
● 对。这本书里，共时的“目”是作品文类、主题、形式，从这三大“总目”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历时的演化之“纲”，将这些内容按照四种表现模式——戏剧、叙述、抒情、象征的发展来讨论。这是我最早进行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研究的尝试。
○ 微观与宏观、文本细读与理论阐述的结合的确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您在《比较诗学结构》一书也采用了这种研究思路，在中西比较诗学的范畴内对中西诗学体系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解读，是美国汉学界有关中国文学理论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这本书的宏观篇集中讨论了中西方诗学的宏观结构，微观篇探讨中西方诗学发展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具体理论。这是中西比较诗学中一个很有意义的创新和突破。
● 我即将出版的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专著《语法与诗境》也是以这样的思路来研究的。
○ 能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吗？
● 这本书的内容早就在我脑袋里了，但因为很忙，一直没有动笔。到了2014年，我去复旦大学做讲座，一共八讲，逼得我把书的主要内容先用讲义写出来了。这也是个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相关照的话题。在微观部分，我致力发现汉字的声音、韵律、结构这三者如何互动，产生不同的美感。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不同在于声音和意义节奏的汇合。我写这本书最早的原型来源于在美国给学生编的一本教材《怎么读懂中国诗歌》。在这本教材的最后一个总结章节，我试图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做一个自己的诠释。我认为：汉字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影响正是它的节奏。汉字节奏导致节奏与句法的汇合、意义停顿和声音停顿两者的汇合。这种汇合对汉语、以及诗歌句法和结构产生巨大的制约性的影响，让中国诗歌走向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不同的中国诗体里面有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节奏能承载不同的句法，不同句法的应用会造成相应的结构。这三者相通互动，从而造成纷呈多样的艺术境界。因此，我通过分析语法来展现诗境产生的原因，同时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诗论的论述进行对话。这种研究就是一种体现出宏观与微观、共时性与历时性结合的结果。
○ 您曾经在一次课堂上提过“有理论入，无理论出”，请问怎样理解这个理论的“入”和“出”之间的关系？您是怎样在众声喧哗的文论话语中，找出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揭示文学的不同形态和特点的？
● “有理论入，无理论出”，讲的主要是使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方法。对我而言，首先要接触不同的理论，因为不同的理论适合理解与解释不同的文学现象与命题，没有哪种文学理论可以诠释所有的议题。常州派词学大家周济认为，作词要“有寄托入，无寄托出”。意思是：作词时，词人脑中得先有一个想表达、想寄托的东西，可以是时事政治，也可以是个人情感。但词人在写作时，这种寄托似有似无，化成一种美的意境，此为“无寄托出”。我把这原则拿来运用在对文学理论的运用上，改为“有理论入，无理论出”。首先，研究者要了解、熟悉、吃透各种理论，而后把它们消化，形成一种视野，一种分析问题的锐利眼光。这时候，你的眼界就宽了，自然而然，在一个文学问题上，你会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
○ 所以，“有理论入，无理论出”，本质上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野。
● 对，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理论的设想和材料的运用论证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人的脑袋不可能是空白的，必定有自己设想的观点、要解决的问题等，但是研究就要尊重原始材料，原始材料要求推翻自己观点的时候就要推翻，该修正的时候就修正。运用理论的过程其实也是研究者与理论之间一种互动的过程。
三、古今对话和重建中国文论系统
○ “历时性”“共时性“这样的术语来自西方结构主义理论。中西学术研究范式一直各有其风格。近年来，在比较文学领域里，特别是海外汉学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地，研究成果基本是一边倒。大部分解读都是用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国内很多学者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西方的话语言说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学术规则都与中国本土的学术现实和学术传统脱节，是削足适履。我一直很想请教海外汉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您在做中西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是怎样看待“中”和“西”之间的关系的？
●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的目的是求“通”。而达到这个“打通”，则大大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通变论与西方现代文论的结合。前者为研究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后者则帮助和改进了这一理论框架，使之更丰富充实。从西方结构主义理论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我看到中国传统通变论注重宏观谱系，但忽略具体文本分析研究的偏颇。因此，我把文本细读作为研究的重点，以这作为建立宏观谱系的基础。同时，“模式“的概念来自西方古典文学理论，运用“模式”的概念，我观察到各个具体诗人、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并用戏剧、叙事、抒情、象征模式加以总结。而其他的西方文学理论，如口头表演和书写文化、读者接受、象征主义等理论等，则有助于开辟各个具体文本研究的新途径。这就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
○ 在您看来，这个“体”和“用”之间，应该有怎样的标准和关系呢？
● 如果一部学术著作的结构框架可称为“体”，其研究具体问题的方法可称为“用”，那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作之“体”应该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中。而其用，则中西皆可，两者可酌情使用。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我在国外用英文写作，面对英文的学生和读者，自然要涉及到中学和西学的定位。我的论文选题必须来自中国传统，诠释和解答也需回应源自中国传统的议题，对这些议题提出新观点，作出新的结论。这就是我说的“中学为体”的意思。文章的总体、选题，研究的内容，应该是中国文化传统本身的议题。西学的“用”则是为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带有传统中华文化传统特色的文学理论，也揭示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些普遍规律。然而，传统文论批评术语的模糊性让今天的研究者有时很难界定一个术语的明确定义，也因此，有些现代学者批评中国文学批评笼统模糊、没有条理，倾向于推崇明确表达意义的西方文学理论。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 这涉及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古今对话。我们需要考虑古今对话为何重要、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古今对话有何意义等问题。我们搞古典文学必须重视古今对话。古今对话就是古代理论家、评释家与现代批评家之间的沟通。就我自己的研究来讲，借助现代理论推绎出来的好多论断，古代人早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只是用了比较直觉的印象的语言来表达。对此，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佐证；第二，古今的研究者也各有盲点，都有因时代局限而没有涉及到的地方。这种互证互释就是古今对话。
○ 能具体举一个古今对话批评实践案例吗？
● 就举对“以意逆志”所作的分析为例吧。“以意逆志”四个字，是孟子解《诗》时提出来的，一直为中国文学批评界所重视。为什么各门各派，有不同主张的批评家都认同这个概念呢？我在《岭南学报》复刊号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这个原因。我认为：“以意逆志”一词，之所以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正是因为中国古代汉语作为不带形态标记语言，因此具有无限丰富的模糊空间。历代以来，中国传统批评家不断地挖掘利用“以意逆志”，以其中“意”“逆”“志”三字的语义，及四字之间句法的模糊性，以求重新阐发孟子的论断，进而为各自的文学阐释找到理论根据。所以，只要今天的批评家愿意耐心地将中国批评术语的使用放到具体历史情境下加以考察，必然会发现：术语的模糊性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长处所在。“以意逆志”这样的关键术语模糊多义，正为历代批评家提供了相互对话、碰撞、竞争、推出各种新理论的宝贵空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有宏观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及严谨科学的态度，进行考证、分析、推断、阐释，来推动这个古今对话的进程。
○ 古今对话关注的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传承。我们在进行今天的文论建设的时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一是对古代理论的继承，另一个则是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古今之间，中西之间，各种文艺理论批评究竟有怎样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前沿话题。您致力于“打通”的批评实践，并取得了很有意义的成果。但也有学者认为中西之间不仅要打通，还要进行互释。即：不但能用西方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也要能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来诠注西方，以达到中西文学理论之间的平等对话。那么首先，就要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最终重建中国文论系统。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个话题？
●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自己的研究和集体的努力。我正在用英文写一本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专著，努力将中国批评的精髓介绍给西方。重建中国文论系统是国内学者一个很关心的问题。怎么样建立一个能与西方相抗衡的一套新系统？这似乎已成为国内学者心中一种强烈的焦虑。很多学者都有努力，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汉学界的。只是，这个话题已经讲了二十多年，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个让人信服的系统。 刘若愚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框架，把一些相似的中国观点套进去，这样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但这种尝试很可贵。因为在西方，很多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望而生畏，其根本原因正是术语的模糊不清。同样一个术语在不同语境，会有不同的意思。这种难度会造成越来越少的西方学者愿意深入中国古典文论。刘若愚做了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他用一种西方学者能理解的方式解释中国文论传统，让中国文学批评引起西方注意，具有开创之功。
○ 那么，怎样才能让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重建中国文论系统不流于理论的探讨和口号，实实在在地成为有效的文学批评和文本实践？
● 首先要有一个基本认识：重建中国文论结构，必须源于自己的传统，不管是文学传统，还是理论传统。在具体操作上，怎么样用中国传统话语系统来介绍中国文学批评，这是一个挑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厘清概念。中国术语表面模糊不清，但你如果仔细研究，同一个术语概念命题在不同的时间和语境意义是不一样的，有丰富的多义性。但因为中国文论本身的概念、术语、范围易发生改变，研究者必须整理这些术语多义性的发展，看它们在不同视角、传统和文本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以此为切入点。通过阅读文本、逻辑推理，关注一些重要的命题、概念间有何种关系，它们在历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不断被重新诠释的过程。中国术语含蓄，语义丰富，实际上这是一个优点。同样一个术语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而术语概念的转换正是一种文学思想的变化。从先秦开始，到六朝文学批评形成，然后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里，关键术语概念在不同时期主要批评家手里怎样产生演变。在词的多义性里他们是取哪一种含义，来阐发什么样的概念。这样可以展示关键术语概念内在的历史演变。研究者如果厘清了这种关系，中国文论的系统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
四、超文化理想和中西文学交流
○ 中西文化交融的互通和互释是国内学界希望达成的目标，希望我们的理论能诠释西方，达到平等对话。但这首先就意味着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您做的就是古代文论到现代文论的转换。您不是从理论上推理论证，泛泛而谈我们该怎么转换、有没有转换的价值和意义，而是脚踏实地地做实证，这非常可贵。我想，正是基于您对学术创新的孜孜追求，对中学与西学之间“体”和“用”的体会，对各种文学理论的熟悉与吃透，才提出了中西比较诗学中非常有意义的三个概念：内文化、跨文化和超文化。请您简单地谈一谈这三个概念。
● 首先，这三个词是我杜撰的，代表三种视角。“内文化”，我使用的英文单词是intracultural，前缀intra是指各自内部的独立和关联。所以，“内文化”视角首先看的是中西诗学植根于各自文化传统的的独立性和整体性。而“跨文化”是要冲破单一传统的局限，学会从另外一个传统角度来审视自己的传统。“超文化”视角则是要克服文化比较中各种各样的偏见。在诗学比较中，极端的中西文化相似论和中西文化差异论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将中西文学视为彼此平等、可以相互诠释、相互阐发的不同传统，从而丰富加深我们对文学的普世本质和意义的认识。我个人治学就经历了内文化与外文化不断的互动。首先，出国之前，我在外语系学习欧美文学，对西方内文化方面就有一定的训练。我到美国攻读中国文学博士，这个过程又进一步提高了我对中国内文化的自觉，把之前直觉的了解变成理论的把握。然后，我用英文写作，面对使用英文的读者，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典文学，这自然必须跳出两种文化的视角，站在一个更高点去观察分析。我的治学研究都是沿着这个路径，一直在关注内文化与跨文化这两个视角的互动，来发现新的方法，争取研究上的突破，以达到超文化的视角。汉学研究本身就要求研究者对两种不同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出跨文化视角是一种必然。
○ 从“内文化”到跨文化，再到“超文化“，层层递进，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路径。您刚才提到中西文化相似论和中西文化差异论，这两种趋向是怎样表现的？
● 中西文化相似论在东方和西方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西方，一直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类似于西方文化，人们试图证明中国文化是一种早于西方文化的原始文化，因此应当从属于先进的西方文化；同时又有人致力于从中国文化中找到西方的观念、概念和价值标准，以此证明西方文化的普世性。而在中国，这种文化相似论体现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试图将中国文化早于西方文化当做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证据。一句话：西方有的一切，咱们东方早就有了。另一种则努力证明西方很多观念、价值和机构的雏形，中国古代都有。而文化差异论伴随的核心则是指责另一种不同于自己的异质文化缺乏在自己文化中的核心观念、价值和体系，这种差异论的危害是容易为公然的种族歧视提供理论支持。在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我们能看到这种文化差异论和相似论的很多反映。
○ 怎样才能在研究中避免这两种倾向呢？
● 那就是建立真正的跨文化视角。在我看来，首先是要在差异与相似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平衡，不一味求“同”，亦避免一味地求“异”。其次是把注意力关注在中西文化很多共有的课题上展开比较研究。同时，我们要在中西方思想史的大视野作中对比较的结果加以评价。要用“超文化”的视角，来正确评价其相似和差异性，不单纯夸大任何单方面的文化特征。
○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在学术研究中用“超文化”的视角，来进行正确评价，不单纯夸大任何单方面的文化特征？
● 首先，西方文学批评中常用的理论框架不适宜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因为它们是植根于不同的哲学和文化传统，是为探索西方文学自身的特有课题产生的。这种直接套用，会将中国古典文学沦为诠释这个“体”的材料，恐怕连“用”都谈不上，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不可取。“超文化”视角意味着学会尊重、欣赏和学习其他文化，建立一个兼容并包的美好世界。这个视角把所有的文化和民族都看成是人类自我完善的过程中的参与者，它是一种文化理想。然而，努力形成这个视角，即使达不到完全的“超文化”，在靠近的过程中，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个体文化之间的“同”与“异”。
○ 只有追求超文化理想，才能真正走近它。
● 对，只有心存理想，才能脚踏实地。我一直觉得这种理想主义是我们能够事业有成的一个基础。
○ 理想与现实之间，常常有巨大不可逾越的鸿沟。您会怎样去跨越这鸿沟，切实推动中西文学交流的发展？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
●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办了两本杂志，一本英文、一本中文，在上面推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美国刊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杂志太少了。另外，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与我正在合作为哥伦比亚出版社推出一套中国文学作品阅读教材，目的就是要让西方的学生看到我们中国古典文学，能感兴趣。其中一本《如何读中国文学批评》，我打算自己来做。把中国文学批评带到美国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课堂里，争取能够培养出一些将来能够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生，我觉得这非常有必要。年轻的时候选择中国文学的原因纯粹是对自己文化的一种热爱，想要报效抚育自己成长的国家和文化。那时，我从来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会有今天这样重要的地位。我更没有想到，我能够跟国内的学者合作，得到这么多支持。这说明中国地位的提高，经济的巨大进步。我们当然很开心，也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时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跟整个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同步的。中国怎样与世界进行更好的沟通与交流，这应该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研究汉学的人觉得自己是有一种使命感的。怎样超越个体文化的局限，通过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加深我们对共同人性的理解，也让世界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我觉得这是个一生的课题。
【蔡宗齐、何敏：《跨文明研究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月刊》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