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龚丹韵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江晓原，在业内一直以“反技术主义”而闻名。但现代人谁都逃不过被技术裹挟的生活。江老师也用手机，但他的摩托罗拉手机仅能打电话、发短信，他说并没有感到任何不便，也无意更换。然而这台老手机的电池已经买不到了，厂家早已停产。他只能表示，旧手机会用到不能再坚持为止。同样，面对4G的到来，这位饱读科学史、理科出身的教授会说些什么呢？

江晓原坦言他个人对4G相当排斥，但清楚“排斥无济于事”，抵不过发展的浪潮。“当我的手机电池支持不下去，早晚有一天，你也会看到我拿着苹果手机打电话。”但尽管如此，江老师还是表示“想从理论上发点声音”。

“人们的生活其实被这些技术劫持了，却偏偏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劫持，还心甘情愿顺从"劫匪"。”江晓原说，智能手机、移动网络，从理论上而言并非必需品，可以不用。过去的人不用，也没什么。知识获取的速度或许不够快，但更有利于提高思考的深度、记忆的强度。因此如今在国际上，“互联网让人变得更聪明还是更愚蠢”成为一大反思命题。

也有人提出另一个理由：基于互联网的技术更新，让人们的工作更加方便，邮件往来、微信群发，每一项发明都大大提高效率。然而江晓原反问：“工作强度增加后，你的幸福感增加了吗？”过去，领导只要求某事项一周之内完成；现在，可以要求你一小时内完成。工作量成倍增加。

太便捷，有时并非什么好处。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在方便、快速、高效的背后，人的幸福感真的增加了吗？当一个人不想换手机，硬件的更新换代却逼得他不得不换，他没有权利说“不”。当一个人刻意与这些技术保持距离，最终却发现跟不上周围人的生活节奏、跟不上茶余饭后的谈资、跟不上社会交往的频率，最后只能屈服，没有第二选项。这就是一种“劫持”。

江晓原说，这种“劫持”的形式很温柔，很有诱惑，你丝毫意识不到它对你的压力。 4G上网或许飞速，但走到哪儿都要上网干嘛？休息日难道就不能在街头漫步、欣赏风景，非要低头刷屏，时刻对朋友们吃了什么、玩了什么保持关注才行？“问题是，如果不用4G，不用智能手机，就会被周围人说out了。说着说着，你自己也会感到有点慌。”“当亲朋好友都用它办公，对你有压力，你自然会跟上，就好比理性的人不建议你和劫匪翻脸。”江晓原说。显然，这其实只是一种虚荣消费，原本没有这样的消费需求，它是被生产商、被广告开发出来的。

在江晓原的电脑里，用的软件大部分是十年前的，不轻易更新，能用就用。“软件比较好办。然而信息就难办了。”江晓原认为，便捷还会产生无穷多的麻烦。因为有了智能手机，网上无数人不停地发微博、微信，导致垃圾信息充斥。本来一些无用的垃圾信息可以过滤。而现在信息传播的成本几乎为零，似乎传播传播也没关系。于是有人看到菜好吃，拍一张上传，有人看到这个老头很怪，拍一张上传……网络空间充满着“乱丢的信息垃圾”，长远看，于社会文化有什么贡献？

“这和街上随地吐痰没区别。”江晓原说，今天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绝大部分信息并无大用，反而在占据人们生命有限的时间。很多人却不明白这一点。广告商不断强调“我给你最新的信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知道全世界的事情”，这种“幻觉”对很多人特有吸引力。似乎一个终端在手，从重大事件到娱乐八卦无所不知。但事实上，人真的需要时时刻刻被网络包围、被90%以上的无用信息包围吗？真的需要知道那些信息吗？

有一部电影《杀戮》，片中有一位自我感觉很好的生意男，他的生意信息都在手机上。有一次家庭冲突中，太太赌气把他的手机扔在了金鱼缸里，这位“成功人士”居然一屁股坐地上，精神崩溃，嚎啕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毁了，手机完蛋，也就意味着破产。这一片段，隐喻的是手机对人的重要性已经“异化”到了极点。

江晓原认为，这种社会心理的形成，最根本的动力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人的需求。过去几个世纪，科学技术让生活变得美好，于是人们心理习惯正面理解“科技改变生活”这句话。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仍然以为，科技一定在将我们的生活朝好的方向改变，所有科技产品都在引领人类往前走。比如有人提出，未来的教育可以被“网络检索”直接取代。但是江晓原却觉得，当代的一部分科技更新，已经越过了临界点。

什么是临界点呢？“当互联网出现，各种争议至今未曾平息，但现在我们不抱怨铁路，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的技术更新，许多已经不再是人们真正的需求，而是被开发出来去套住人的。”江晓原曾经这样解释过：最初科学技术是按照我们的意愿为我们服务的，我们要它解决什么问题，它就照做。但是随后，它开始不听话了，你没叫它发展，它自己也要发展，你没有某方面的需求，它也要设法从你身上引诱、煽动出这个需求来。最典型的就是互联网。

在科学的纯真年代，科学是不和资本结合的。科学不会从它的知识中获利。“牛顿没有从万有引力理论中获利，爱因斯坦也没有从相对论中赚钱。但是今天，每一个科学技术的成绩都迫切想要和专利挂钩。所以今天突飞猛进发展的技术都是能挣钱的技术，不挣钱的技术就没有人做。”

这一点，他在自己的专栏《科学外史》中也曾如此写过：与商业资本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技术，就像一位工于心计的交际花。她艳光四射，颠倒众生，同时心里却很清楚自己要谋求的是什么。而且她还非常聪明地利用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围绕在她石榴裙下的倾慕者们，许多人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昔日纯真少女的倩影中，他们是真心热爱她，崇拜她，对她有求必应，还自愿充当护花使者……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当代的科学争议中，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一方，总是竭力掩盖这种经济利益，这也是他们热衷于将争议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的重要原因。因为一旦转为“科学问题”之后，经济利益的维度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当下种种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争议，利益维度经常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思考路径。

当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之后，社会资本总会想方设法，推出各种新东西“套住”消费者，让消费者不知不觉买单。这不是科技推动社会进步，而是科技为资本增值服务。江晓原说，影片《黑客帝国》中，男主角有觉醒的意识，然而大部分人并没有“觉醒”。

江晓原感触最深的，是自己博客文章下面的一些留言，许多人对技术盲目崇拜，不容许一丁点批判，“似乎你只要否定某个技术更新，你就是反对科学、愚昧无知。他们说这些话时，还带着优越感和义愤，觉得很惊讶，怎么那么好的东西，居然有人诋毁它。”

然而在科学界，更多的人却开始提到，用伦理法律去规范科学技术，技术并不能凌驾于别的知识体系之上。

载2014年6月16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