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在说“开放”，而它的要义应是“能开能放，双开双放”，这样的社会才有活力。拿这一标尺来衡量中国史，那么，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双开双放、兼容并包、互利共赢的。这一开放基因，历久弥坚，经久弥强，在它面前，任何形式的打击都会转化为对它的淬砺。

中国先民有序交易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老祖炎帝神农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中为市，交易而退”。他是两手抓，把农田作息与物物交易同时作为氏族的基本生活秩序来调理的。老祖黄帝轩辕氏，为便捷地推进人员、物资的流通，创制了最好的承载工具舟车；其时的“披山通道”，显然考虑到了远距离通商；而所创制的甲骨文字，更为信息的跨时空交流提供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决定性手段。夏禹治水，疏通九州河道，为之规划水陆交通联线，统计各州人口、物资，尤其是土特产，这就为九州的内生性市场与外向型市场勾画了蓝图。殷商部族以善于“远距离经商”起家。他们能组织牛马、人员、物资进行跨越黄河的长途大迁徙；他们懂得用贝壳作为交易之等价媒介，走出了“物物交换”的原始模式，不愧被称之为“商”。这一切，正是中华文明开放基因的有效表达。

周初有“洪范八政”之说，把“食货”定义为国家机器的八大职能之首。其中，“货”，专指投放市场、用于交换的商品，这标志着先民商品意识的觉醒。周代形成了严密的市场管理机制，特别是实施了契约管理，凭“质剂”进行公平有效的交易；并开始关注市场资金的流通。《周礼》要求：坊市主管人（市令）要负责对商品作分类管理，依序配置，平衡市价；要负责依法禁止高级奢侈品与违禁品上市；要负责均衡市场供求，招引行商坐贾投入丰富的商品，确保市场有足够的商品流通；按照质量标准检测商品，取缔不合格的行滥货，并明码标价以吸引顾客；要凭契约合同保证商业信用，处理交易争讼；要聘请行业能手鉴别伪劣商品，消除欺诈；要用刑律约束市场暴力、打击偷盗贪占吞并活动。规定中还特设“泉府”一职，运用国家资金平购平销，调剂市场余缺。凡是赊购货物的，还款有法定期限；凡民众向泉府批发货物或借贷本金做买卖的，按国家税率收取利息；凡政府事务所需的财物，可向泉府出据领取；每年年末，总计全年的支出和收入，将结余上交。看来，在中国，商品贸易从来就不是私人的“自由”行为，而处于政府权力的有效覆盖之下。这样严密的管理条文，出现在距今30个世纪以前，表明当时的商品交易已经惊人地发达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人员、物资、信息交流，展现了“国际交往”的形态，各国各地内生性市场与外向型市场互渗共存，故对内对外，都要打开市场，使人员、资金和信息充分流动。于是出现了一批国际商人，可与各国君王分庭抗礼，出现了一批工商业都会，出现了一批农工副业上的名匠。

中外文化大交流的五大波峰

中华文化历来是开放而兼容的，它一直吸纳着异质文明的因子来充实自己，非常善于融铸异质文明成果，在保存自己民族主体性的前提下，完成文化形态的结构性、体制性的根本改观，又反馈于世界。中华文明与南亚、中亚、西亚的古文明一起，照亮了大半个世界。历史上，中外之间一直有着持续不断的交汇与互动，是文化的正态大交流，曾先后形成五大波峰。

第一次波峰出现在两汉之际，标志是丝绸之路。汉代的农耕、水利、蚕桑、建筑等直接关系到芸芸众生衣食住行的基础产业，以及医药、天文、数学等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性学科，都走在世界的前列，都越过葱岭向波斯、阿拉伯地区传去；中国丝绸的西传，促进了中亚、西亚、南欧、北非人生活质量的大提升。中原人则大力引进西域瓜果菜蔬，中亚、西亚各地的雄狮、琉璃瓦、胡琴、苜蓿、葡萄、芝麻、菠菜等，都来到了中土，使中华大地发生了生态景观的“大换装”；正是从汉代起，波斯的雄狮、天竺的凤凰（孔雀）都在中国土地上安家落户，共同营造和谐吉祥。

第二次波峰出现在六朝之际。随着“五胡”的内迁与天竺佛教文化的引进，致使汉化与胡化相向而行：少数民族接受中原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礼仪文化、法纪规范；扬弃落后习俗，提升自身的文明素质，学汉语、用汉姓、起汉名，实现了汉化；汉族人则从起居坐卧入手仿照胡人，进而学习其音乐、舞蹈、雕塑、绘画；进而又接受梵语梵文的启示，将汉语分清四声，制定平仄格律，为此后的文章写作、古典诗词曲赋及联语的创作，提供了独具民族风味的路径。换个角度来说，这也是胡文化的高度“汉化”，它在六朝大分裂大动荡时局中强化了中华文明，特别难能可贵。

第三次波峰出现在隋唐之际，标志是长安和洛阳成为国际大都市，武威、扬州成为中外商货集散地；西域胡商遍天下，日韩来华的遣唐使、留学生络绎不绝。中国造纸术西传，经中亚西亚北非进入西南欧。此时，佛教中国化并走向民间，全面渗入到中国各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中。连佛经的诵呗方式、宣讲手法、佛陀故事，也启动了中国中古俗文学的兴起，使唐人的社会文化水平和社会认知能力获得了整体提升。世界各大宗教在中国土地上竞相发展，中国人的开放包容与欧洲中世纪的疯狂血腥镇压异教徒恰成对比。事情就是这般地奇妙：那么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因子，不但没有威胁到中华文化，反而强化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事情的奇妙还在于：正是对异质文明的吸纳，增益了中华民族的光彩。

第四次波峰出现在宋元之际。其突出表现是：宋舶西航，直抵波斯湾，又通过阿拉伯商人影响到东地中海地区，让威尼斯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样的巨舶才可以穿洋过海。此时，东南沿海涌现一批对外通商口岸，天城、广府、刺桐，名震天下，且形成了番商聚居区。阿拉伯文化东传，天文、医学、数学之经典得以在中国出版流布。玉米、花生、棉花、甘薯、烟草、占城稻等农作物入华，引发中华大地生态景观的第二次“大换装”，满足了此后倍增的中国人口的衣食之需，支持了巨额的对外贸易。

第五次波峰出现在明清。其突出标志是郑和下西洋、“天学”入华以及“中国潮”席卷欧洲。“中国潮”的作用力远及于两河流域、南洋、西洋，直至地中海周边与欧洲内陆。

这股“中国潮”从明中叶开始，直至清代康雍乾嘉时期也未曾衰竭，它让欧陆各家王室、广大士绅和普通居民，都躬承其惠。当时，中国的产业文明成果如丝绸瓷器家具建筑；制度文明成果如朝廷约束皇权、体现民意的谏官制度；行政文明成果如体现公开公平原则、竞争择优原则的科举制度；学术文明成果如孔子的政治伦理学说、老子的道生万物思想，与释、道的宗教哲学等，在欧洲思想界、学术界引发了巨大震撼。先进的西方思想家从中吸取了不少精神营养。仅仅东方“异教徒”高度发达的制度文明、社会文明的存在与被发现本身，就使处于中世纪黑暗而严酷的宗教统治下的欧洲人猛醒：在没有“上帝”的地方，同样有文明的理性光辉，而且更为灿烂！无可否认的事实激发着欧洲人对神学体系的深刻反思，欧洲人之所以能冲决中世纪宗教统治的严酷罗网，从漫漫长夜的黑暗中走出来，“中国潮”在其中起了巨大的冲击助推作用，发挥了吸引示范功能，这是无可否认的。在两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东方文明在欧洲大陆一直是享有崇高声誉的。

截至清中叶的中外交往都是正面推进的，是和平、双赢、兼利、有序的，双方都没有相互报以殖民掠夺和炮舰威逼。虽有倭寇肆虐、海盗横行穿插于其间，但从未成为哪个国家的主流意志和国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