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从陈伯达郑州会议挨批说起
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召集史称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会上陈伯达被指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实行产品交换”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陈伯达时任中央《红旗》杂志主编，有党的理论家、经济学家之称谓。其会上被批，作为大跃进开始纠左的一个具体事例与典型，被记入各种史书与文章，广为人知。如李锐《怀念田家英》一文写道：陈伯达“这位‘经济学家’赶时髦，抢浪头，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谬论，遭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指责。”（《战地》，1980年1期）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卷9）1958年11月2日条记载：“毛泽东在会上批驳了陈伯达等人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然而，二十多年过后，当事人陈伯达，在晚年回忆中打破沉默，对郑州会议挨批一事提出不同说法。认为自己蒙受冤屈，无辜挨批，所谓“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实行产品交换”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陈伯达道出事情背景与原由，会议前夕他受毛泽东指派到河南遂平县调查了解人民公社化情况，听当地一会计说，他们本地用沙子到武汉换机器，大家把这称作“产品交换”。便将此事说给毛听。却“毛主席一听，马上插上我的话说：“你主张‘产品交换’，不要‘商品交换’了？”就这样，陈被冠以主张“实行产品交换，取消商品交换”的帽子，会上受到批评。陈申辩说：“其实，我从来没有主张过什么‘用产品交换代替商品交换’。我没有说过一句这样意思的话，更没有写过一句这样意思的话。我只是闲说了那个会计的说法，并没有表示我主张什么。”（《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163）
陈伯达说此话时，毛泽东故去已十年，距陈自己离世不过两年。作为秘书和属下，在主公身后说出隐情，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对逝者的一种尊重；而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上的落败者，在受尽屈辱和牢狱之灾之后，在生命的垂暮之年，不再存有荣辱之念，也就不再需要遮掩与讳饰，所以说出真相，还原历史，以证清白，当是对人世的最后交待。
那么，因闲话遂平会计说法被“张冠李戴”，受到批评，是毛泽东误会了陈伯达吗？当然不是。毛主陈随，二人共事二十余年，陈伯达什么人，他说过什么，想说什么，毛泽东最清楚不过，岂因陈的一次闲说而误会。毛泽东不过是巧为利用，借题发挥而已，目的乃是为政治需要，树一活靶，作为矢的，用以批评、纠正人民公社化过中出现的错误认识与危险倾向。
八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高潮，全国一片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景象。与此同时，不少地方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出现强行抹平队际差别，实行平均分配，破坏等价交换原则，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财产的“共产风”现象。这种共产过渡的激进思想党内高层也有所表现。
薄一波披露，五八年九月间，中央一负责同志在江、浙两省调研，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文件，规定：公社社员吃饭不要钱，所得工资报酬，一律存在公社，发给存折，不计利息；社员消费需要，由公社统一购买，统一分发，或由社员凭存折到公社门市部选购。无论统一分发或自行选购，均采用转账方式，实行非现金结算，以便减少货币流通范围和杜绝资本主义。这位负责同志还建议毛主席在国庆前后宣布全国吃饭不要钱。文件草案虽说未被毛主席和中央采纳，但已用省委的名义发给一些单位，流传很广，形成影响。在一些地方，非现金结算成为打白条、无偿调拨农民财产的借口之一。（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页753）
薄一波没有透露“中央负责同志”名字，但按现行政治规则，“中央负责同志”，当是常委一级人物。“宣布全国吃饭不要钱”这种天方夜谭的建议，出自“中央负责同志”，听来当然令人感到惊奇。可是要知道，“吃饭不要钱”也并非中央某某个人的独出心裁，异想天开，而是当时党内普遍认同的一种先进说法与政治主张。因浓厚的原始共产主义因素，尤为毛泽东赞赏和钟情。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到柯庆施说上海明年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十分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在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68）到了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更是把它作为人民公社一大特色和共产主义的萌芽，大加倡导与鼓吹：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03——107）
除了主张“吃饭不要钱”，毛泽东还提出恢复供给制：“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出处同前）
所谓供给制，乃是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其实质内容就是吃饭不要钱；实行产品调拨，取消商品生产，为其另一种表现形式。
所以，可以看出，“中央负责同志”前述调研行动，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北戴河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的快速反应与得力执行。只不过，从一地一社的实践尝试到全省全国的建议推广，这一步跃进得实在太速太过，速则不达，过犹不及，且适得其反。此中折射的乃是传统政体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一屡试不爽的政治定律。这还仅是中央层面的表现。到了下面，更有甚者。
湖北某乡党委书记10月底在全社大会上宣布，一周后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会一散，社员上街即“共产”，拿空了商店，就到别人家里拿，你家的鸡，我家抓来吃；我队的菜，你队可以挖；更荒唐的是，有人问：老婆算不算自己的？公社书记吃不准，回答说要请示上级。（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始末》页192）
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与担忧。毛泽东当然不好批评“中央负责同志”，也不能说“吃饭不要钱”的主张不行，但又必须指出纠正愈往下愈走样，且愈演愈烈的“共产风”。如此，老夫子陈伯达只好受点委屈，充当“冤大头”，做回“替罪羊”了。
11月5日，听到地方大员汇报一些城市出现挤兑银行，抢购商品，怕废除货币，毛泽东当即说道：“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数日后“毛泽东针对陈伯达的错误观点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区别，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165）
通过对陈伯达的批评，毛泽东旁敲侧击，含蓄地点醒党内高层，同时大张旗鼓，明确指出、纠正“实行产品调拨，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认识与倾向（“实行产品调拨，取消商品生产”和“吃饭不要钱”二者本质上同出一门，同是供给制的孪生子，若论影响危害，后者恐怕更大。大跃进演变为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人因此而死亡，“吃饭不要钱”亦即“公共食堂”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抓小放大”，未能及时认识到这一点，是大跃进悲剧的原因之一。），使北戴河会议以来一路狂奔的公社化开始有所节制，放慢步伐，让急剧膨胀的运动空气有所压缩，并开始降温。
从会议效果而言，毛泽东达到了最大化的政治目标。然而，这种效果的最大化却是通过一种巧妙的手段所取得，它的背后是陈伯达个体人格与尊严的最小化。陈伯达受到批评，感到大家都不敢与他接近，一时压力山大，甚至产生离开中央到地方工作的想法，几十年过后说起此事仍意绪不平，心有耿耿，用了“欲加之罪”来形容（《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163），足见受伤之深重。用某种巧妙而不可告人的手段达致政治效应的最大化往往被视为高超的领导艺术而受到追捧。但问题在于，包括追捧者在内，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更别说愿意自己被这一领导艺术化一回。
那么，如果不使用这种手段，没有这种“曲折”过程，是不是政治上就不够威力，不够艺术了呢？比如是次郑州会议，不编排陈伯达，没有这一无中生有的“虚拟”靶子，是不是就不能指出、彰显错误认识的存在，达不到效果呢？未必！但至少，历史上就会少一次冤屈，多一份清正。
2017/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