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终结论”由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他论证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所共有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欲望，而自由主义作为唯一一个人们可以平等地“相互承认”的制度，完全满足了这一欲望，从而使人类历史终结了。

2.卡尔.曼海姆认为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人们要构建那样一个社会，而在于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人们对乌托邦的憧憬推动了历史车轮的转动。所以，诚然乌托邦是达不到的，但也不能否弃。

3.然而卡尔.波普尔支持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只能通过不断消除错误的方式来完善制度，而绝不能设计一个乌托邦来对照，不管这个乌托邦是不是可行的。简单的说，可以有短期目标，但绝不能有长期目标。

4.从今天来看，波普尔式的渐进社会工程已经成为政治运作的标准之一。波普尔警告说不要问“哪个政治制度最好？”这样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导致乌托邦。然而福山正是回答了这一问题：自由主义最好，因为它完全满足了人类被承认的欲望。

5.福山的论证无疑不够严谨。但我关注的是“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它可以与“意识形态的终结”联系起来：我将要表明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终结，现今这种政治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后果就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

6.上个世纪两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势力间的对立导致我们度过了一个紧张的时期，这首先是历史主义的责任。雷蒙阿隆首先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之后不断有人认为，当苏东的政治体制崩溃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生命到此为止了，而只剩下自由主义这一个意识形态;一个意识形态，也就不能称为意识形态了。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

7.我们不妨以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宣称自己是普适的;由它们主导的两股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对抗，各自推广自己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把一个模式由各别国家向全部国家推广开来，这具有典型的普遍主义特色。然而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完结后，自由主义仍然遭到各种形式的反抗;这种反抗往往伴随着一种观点，即认为自由主义不可能在每个国家都适用。这显然是一个反普遍主义的观点。

8.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反普遍主义又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更高的层次上与一切普遍主义对抗。因此我们很难说意识形态就这样终结了;无论从地区性还是国际性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对抗几乎并没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颓势而改变形式。亨廷顿认为现今应该是文化的对抗;或许如此。然而除非我们能够发现文化作为一种势力在政治中能够创造出和意识形态迥然相异的东西，否则把今天的国际形势概括为“文化的冲突”，可能有几分道理，然而并没有什么意义。

9.否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为了证明下述结论：一旦意识形态终结了，政治就终结了。具体地说，政治将进入类似于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或者说，就意味着波普尔的“渐进社会工程”的普遍实现。

10.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本身将只是作为一种为了实现社会契约上的目标而存在的组织结构而已。我们的观念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将会对不同政治制度间的差异无动于衷;类似于“自由主义”这样的观念将会被人遗忘。无论那时的政治是普遍主义的还是非普遍主义的，“制度”都不会再成为问题。

11.当我们开始比较不同的政治制度时，意识形态的时代就来临了。显然当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等人开始关注希腊城邦制度，尤其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分别写出《理想国》与《政治学》的时期，意识形态就已初现萌芽。罗马时期西塞罗设计出权力制衡的政治运作模式、又发展出自然法的思想，这就意味着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登上了历史舞台。

12.此后的政治学史显然就是学者们争相回答“哪个政治制度最好？”的历史，也是作为政治运作模式的意识形态互相攻伐的历史。这样的趋势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顶峰，核时代不可能再轻言武力，这也就意味着意识形态间的对立实际上主导了世界的局势。

13.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意味着我们不必再去回答“哪个政治制度最好？”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将会失去“政治制度”“政治运作模式”的概念。没有人会去怀疑某个制度的合理性，也不会有人去做制度的比较研究。这几乎就意味着政治学的衰亡，也意味着“政治”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这就是(某种意义上)历史的终结。

14.这样一个局面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呢？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普遍主义的)或多个(非普遍主义的)“最好的”制度得到应用，从而导致政治学的彻底终结，我们应当为此欢呼雀跃吗？

15.即使科学哲学已经证明真理是不可达到的，对真理的追求一直是科学进步最重要的情感动力之一。政治学亦是如此：对政治制度的比较与研究并不会带给我们“最好的”制度(也不会存在这样的制度)，但却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更加合理的政治运作模式。

16.这就是前述曼海姆与波普尔的区别所在：渐进社会工程毫无疑问是对政治实践的成功指导，然而曼海姆实际上表明了“对最好制度的追求”是政治研究的动力之一。历史主义无疑是危险的，但在政治学领域内，我们都在追求乌托邦;“哪个政治制度最好？”并不是一个禁忌的问题。不存在“最好的”制度，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不会终结，同时政治研究也不会结束。

17.最后将本文的观点和福山的理论作一对比无疑是富有教益的。严格的说，福山正是作出了一个历史主义论断：他宣布人类发展的动力只是“获得承认的欲望”，又认为自由主义是满足了以上欲望的最佳制度–他预言了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本文尽管同样认为在某种条件下历史的终结，然而这种终结本身就是乌托邦。事实上，人类发展的动力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变化的，这就意味着历史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可行的。从这个角度看，福山无疑对自由主义持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态度。

18.“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具有多重内涵。它有时指理解世界的认识框架，有时指统治阶级控制社会的思想工具(“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投影”)，还有一个内涵即本文所指的政治原则或者社会秩序的蓝图。意识形态与政治研究相互依附，它恰恰就是我们对“哪个政治制度最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政治研究的核心：它没有正确答案，却代表着人类对更好制度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