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被尊为大师的人，到了晚年都会受到这样的诱惑：写一本“凝结毕生智慧”的、宏大叙事风格的“传世之作”。他身边的学生、仰慕者、出版商等等，会对他说：“只有您才写得出这样的书”、“这是您的义务”、“您理应为我们的世界留下一些东西”……，诸如此类的甜言蜜语，很难让一个老头经受得住——哪怕是一个非常睿智的老头。
我一直很喜欢看这种书，尽管我这样做的动机并不纯洁，我通常抱着某种“坐山观虎斗”的心态，想看大师们如何展示毕生绝学。
通常，睿智的大师们修炼到了晚年，早已臻于正大平和的神仙境界，岂能轻易让自己陷于“虎斗”的窘境？但是，如果书真的写出来了，而且出版了，那读者就要比较，所以对大师而言，考验还是难以避免的。
现在，大师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上场了。
威尔逊和牛顿、爱因斯坦
他的《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被认为是凝聚了他毕生智慧，有着极为宏大的抱负——重启启蒙运动中的知识统一论。而且这种抱负被向上追溯到费曼（R. P. Feymman）、爱因斯坦和牛顿。
这样的追溯，真有点居心叵测，顿时就将威尔逊置于险地了。
我们知道，大师晚年写宏大论著，通常总要有自己的专业知识作为支撑，就好比亚历山大大帝纵横天下，也总得有个马其顿王国作为出发的根据地。如果因本书而将威尔逊置于某种和牛顿、爱因斯坦一脉相承的传统中，那么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马其顿，都是公认的“精密科学”——物理学，而威尔逊的马其顿，则是相对不那么精密的生物学。
如果我们继续延用“马其顿”这个比喻，那么至少在理论上，物理学就好比希腊的重装步兵，甲坚兵利，阵形齐整；而生物学看起来就有点像啸聚山林的游击队，装备参差，队形散乱。这样的比喻并非完全出自我的个人偏见，有些科学大师也有此意，例如史蒂芬·霍金就是这样——他在回忆录《我的简史》（My Brief History）中居然说：“对我而言，生物学似乎太描述性了，并且不够基本，它在学校中的地位相当低。最聪明的孩子学数学和物理，不太聪明的学生物学。”
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在这里比较霍金和威尔逊谁更“聪明”——其实将威尔逊和霍金作个比较，倒是比将威尔逊和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提并论要更为靠谱，也更有意义，不过这且待下文。这里我的意思只是说，如果将威尔逊比作某一位亚历山大大帝，那么我们应该知道这位大帝统帅的军队并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重装步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远征世界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技艺。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威尔逊这位亚历山大大帝，他在知识世界的远征成功吗？他打下了多大的江山？
平心而论，威尔逊的征服欲望，比起牛顿和爱因斯坦来，非但毫无逊色，简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难怪，“启蒙运动中的知识统一论”在牛顿时代尚未问世，到爱因斯坦时代又已经过气了。
不过威尔逊虽然雄心万丈，却仍然相当有节制。对于驻马远方的另外两位大帝——牛顿和爱因斯坦，威尔逊明显心存敬畏。对于他们身后的马其顿王国，他小心翼翼不去犯界，因为他知道那里有重装步兵，不是他的军队敢与争锋的，所以他在全书中几乎从未谈到天文学和物理学。
但是除此之外，威尔逊大帝就横扫千军长驱直入了。
我仔细阅读本书后的判断是：威尔逊的远征还是相当辉煌的。不过我在这里当然不可能写一部《亚历山大远征记》，所以只能拣威尔逊远征中的重要场景略举数例。
对后现代痛下杀手
威尔逊基本上持科学主义立场——这样的人在科学家群体中很常见。所以威尔逊相信可以“利用科学的某些特性来区分科学和伪科学”。这些特性包括如下四点：再现性、精简性、测量法、启发性。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第一点，“再现性”其实就是实验的可重复性。不过威尔逊的上述信念实际上是相当朴素的，因为科学哲学家们通常认为，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划界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威尔逊当然也不会手下留情。在“德里达的诡论”一节中，他对此痛下杀手：“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者，是一群聚集在黑色无政府主义旗帜下打转的背道者。他们挑战科学和传统哲学的基础，……而最狂妄的建构主义主张，‘真的’真实世界并不存在，人类心灵的活动之外并没有任何客观的真理。”在“寻求客观真理的标准”一节中，威尔逊坚信：“在我们的大脑之外，存在着独立的真实世界。只有狂人和少数建构主义哲学家，才会对它的存在有所质疑。”。不过他的这种观点，如果和霍金《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中“依赖图像的实在论”相比，也是相当朴素的。按照威尔逊的上述界定，霍金也将进入“狂人”之例。
威尔逊对于各种“后现代”理论颇多讽刺，他在题为“向后现代主义致敬”的那一节中说：“无论如何，我在这里要向后现代主义者致敬。作为当今狂欢乱舞般的浪漫主义参与者，他们使文化变得更加丰富。”他指责后现代理论“对理性思考造成危害”，而他说应该对后现代主义持“正面看法”的理由则是“它解除了不愿接受科学教育的人的困扰”、“它在哲学和文学研究上创造了一个小规模的产业”等等。
和神创论阵前联欢
对于威尔逊大帝来说，进化论当然不仅在他的马其顿王国版图之内，简直就应该是他的后花园。但是进化论偏偏是长期争议不绝的理论，这无疑成了威尔逊的某种软肋。看看万有引力或相对论，问世至今几乎从未遭遇过争议——这正是物理学可以被比喻为重装步兵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威尔逊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相当出乎我的意料，在本书中，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威尔逊大帝，居然对于进化论的死敌——神创论，采取了手下留情的态度！
在“进化与神迹”一节中，威尔逊正面陈述了进化的基本理论，并且表示：“这种非人类所能掌握的力量，显然塑造了我们今日的形象。由组成分子到进化过程，生物学的所有面向都指出相同的结论。”可是接着他却又说：“尽管冒着带有防卫色彩的危险，我仍有义务指出，许多人宁愿采取特殊的神创论来解释生命起源，包括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引用美国国家民意研究中心的报告数据，说有23%的美国民众反对人类进化的观念，还有三分之一“意见未定”，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美国公众对进化论是反对或怀疑的。
这还不算，威尔逊接着又进一步表明他的个人立场：“我生于新教徒众多的美国南方，在强烈的反对进化论的文化中成长，所以对这些想法也有同情和妥协的倾向。这么说吧，只要你相信奇迹，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许上帝真的创造了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这样的论述，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以前恐怕只能在转述被批判对象的“谬论”时，才有可能接触到一二。
对中国有独特见解
关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威尔逊很自然地参考了李约瑟的著作。威尔逊说古代中国人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是不可分离的，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中国科学研究的焦点，始终摆在对事物的整体性质以及事物之间和谐而具阶级性的关系的研究上。……而不像启蒙运动思想家所体认的那样彼此分立且持久不变。结果，17世纪就出现在欧洲科学中的抽象过程和解析研究，却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
不过威尔逊对古代中国人思想方法的描述和归纳，倒是颇有可取之处。他猜测说：“中国学者不相信在万物之上存有一位具备人类特质与创造特质的神。在他们的宇宙中，并不存在理性的造物主。”他认为古代中国人满足于描述外部世界的运行规则，却并不追求普适原理，是因为“既然不迫切需要普适的原理（也就是神的旨意）这样的观念，也就无需寻找它们了。”
考之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情形，威尔逊的上述说法确实是可以成立的。
威尔逊与霍金、阿西莫夫
晚年在重大问题上选边站队，似乎成了大师们的义务或表征之一。比如霍金的《大设计》一书，堪称他的“学术遗嘱”，里面讨论了若干带有终极性质的问题，诸如上帝、外星人、外部世界的真实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霍金都明确地选边站队表了态。霍金如此，威尔逊也不例外，他也在外部世界的真实性、进化论和神创论等重大问题上表了态。
霍金还没有表露过要在知识世界进行亚历山大式征服的雄心壮志，威尔逊却是明确表态要追求“大融通”的。他在本书中对“融通”的定义是：“经由综合科学的事实和以事实为基础的理论，创造一个共同的解释基础，以便使知识融会在一起。”这在当代无疑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追求。
威尔逊的“大融通”追求，又让我联想到另一个也有“大师”之誉的人——阿西莫夫（I. Asimov）。40多年前他写过一部《阿西莫夫科学指南》（Asimov’s Guide to Science），几乎涉猎了自然科学的所有方面。但阿西莫夫此书是传统的“科普”作品，他扮演的角色是导游，而不是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征服者。
导游通常没有危险，还能够借此饱览名胜风光，而征服者是有风险的，万一“兵败”就有点惨了。威尔逊对这一点倒是有心理准备的，在第一章“爱奥尼亚式迷情”的结尾，他引用了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的话：“让我们试试看，在太阳将我们翅膀上的蜡融化之前，我们到底能飞多高。”这真有一点悲壮誓师的味道。
载2016年6月23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