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外交与中美缓和
南和志
我主要讨论20世纪70年代中国石油外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是中美两国关系缓和的年代。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到1979年1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七年之间，两国的非官方关系逐渐发展，特别是贸易关系。70年代中美贸易总额几乎从零逐渐增加到20亿美元左右。中美两国曾有很多学者研究过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的过程，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过其中一个重要的产品——石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是“石油穷国”，石油供应基本上依赖苏联的援助。苏联的石油技术和工程师对克拉玛依、独山子等油田的勘探和开发起了较为关键的作用，但是在1960年后，苏联突然撤回所有的技术援助。中国当时除了从匈牙利、罗马尼亚、东德、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国家以及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有限的石油技术之外，基本上依靠本国自主的能力开发石油能源，石油政策自此体现了中国在外贸上的“自力更生”政策。此后，中国连续发现了大庆油田（1959年）、胜利油田（1961年）和大港油田（1963年）等一系列大规模的油田后，石油业迅速发展。1978年石油日产量已超过2000桶，但因为伴随着人口的增加，消费量也同样大幅增加，所以此时的出口量还是微不足道。然而，这些统计数字并没有正确地反映中国石油对其外交的重要性。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导致了全球性的石油危机，石油来源大部分依赖中东地区的西方国家面临了由此导致的各种经济困难。与此相反，中国的石油生产则一直在稳步增加，而且根据1969年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来看，在中国的东南海地区可能存在世界储量最大的海上油田。所以，在当时的外国人眼里，中国突然从“石油穷国”变成了未来的“石油大国”，甚至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把中国看作另外一个中东。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日商人陆续来华，迫不及待地与中方进行石油进出口合作。
然而，冷战时代的中国对外石油政策十分复杂，所以中国对美国石油商人要求出口石油的回应始终并不积极。中国一方面对北越、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石油，表示对他们反抗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支持，希望由此减少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影响的同时，加强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也对很多非共产主义国家出口石油。例如，中国从1973年开始向日本出口石油，虽然出口量并不多（约为日本一周消费量的五分之一），但这减少了日本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能源开发的必要性，打击了苏联用外资开发石油，避免石油生产量下降的能源政策。同时，中国为了加强国际影响，向香港地区、泰国和菲律宾等亚洲地区出口石油。在尼克松访华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对美国商人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比如，1973年5月驻美联络处建立后，主任黄镇（前驻法大使）对很多美国企业家如是说：“中国石油业很有希望，将来可以对美国出口石油。”中国确于1975年底邀请多家美国石油企业来中国商议石油出口的相关问题，虽然最终并未达成合作共识，但是事实表明，在1976年4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导致邓小平下台之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石油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然而，1974年2月毛泽东开始主张三个世界理论，这个理论把世界各国划为三个世界，美苏两霸属于第一世界，拥有财富和核武器；日本、西欧和东欧等美苏两霸的同盟国属于第二世界，拥有略少于第一世界的财富和核武器；其他国家，就是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属于没有财富和核武器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因为受到第一世界的压迫，所以要紧密团结，对抗美苏两霸的影响。对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来说，石油不仅是经济产品，也是反抗美苏两霸的政治武器。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谴责美苏两霸在第三世界疯狂地进行扩大影响的竞争，削弱各个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压迫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他表明支持中东产油国对西方国家禁止出口石油的决策。同年10月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也在联合国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政策，视其为历史性的、正义性的斗争。在1974年中国第一次试水海洋勘探船时，这一成就被看成是对美苏两霸控制世界石油能源的有效打击。早在1970年中期的中国国内政治局势也影响了中国的石油政策。“四人帮”开始批评邓小平等现实派支持对西方国家出口石油的决策，认为石油是中国自力更生的象征，把它卖给外国是忽视人民利益的卖国主义行为。1976年7月李先念与美国商人代表团交谈时表明：“中国对美国出口石油的可能性很小，中国虽然在继续开发新的油田，但是不会借助于外国”。
中国此时虽然不再对美国出口石油，但是对美国的石油技术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从1972年起中国开始进口西方的石油技术，特别是海上勘探技术。李先念和李强等领导人，甚至毛泽东本人都承认当时的中国石油技术落后，如果开发海上油田，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中国进口了挪威、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海上勘探技术与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各种海上石油勘探设备，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在进口石油技术时经常把日欧企业放在技术水平世界最高的美国企业之前，引起美国商人对两国关系进展缓慢的不满。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等新领导人立即逮捕了“四人帮”，进而出台了新的经济政策，后被称为“洋跃进”。其目的为更快地进口西方的先进技术，包括石油技术，以便加速经济发展，早日实现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争取在20世纪结束之前赶上并超越西方国家。1977年5月华国锋在大庆油田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赞扬大庆石油业的领导人和工程师，说他们在“洋为中用”的思想下勇于引进外国技术，并且宣布要在1985年以前建设十来个“大庆油田”。与此同时，尼克松、福特政府企图减少美国对中东产油国的依赖，但因为各种国内经济原因，他们的能源政策基本上没有取得成功。所以，70年代中期后，美国的石油（技术）企业越来越重视中国，开始对中国出口各种先进技术，包括海上勘探设备，谋求开发中国海上油田，盼望将来分享其成果。虽然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一直没有得到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中美的技术合作却由此徐徐展开，比如两国石油工程师与官员的互访，加深了双方关于石油业的了解与认识。
20世纪70年代末期全球局势突变，由于苏联在中东、非洲等第三世界的挑衅行为，美苏关系的缓和局面破裂，导致更加激烈的军备竞赛。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在石油产地附近扩大自己影响力的行为，会威胁到美欧日等国家的石油供应，中国领导人也有此类观点，屡次警告美国政府官员苏联有扩大政治影响的野心。同时，因为苏越军事同盟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邓小平于1977年7月再次上台后，立刻开始了新政策，其内容为比以前更积极地引进美国先进技术，与美国共同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此时，石油给新的中美战略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70年代的中国，虽然进口了诸多外国技术，但是一直拒绝用任何合资的方式开发海上油田。这个政策是中国现代史的教训。当时的领导人认为，如果允许外国企业在国内开发能源，很可能导致领土主权受损。然而1978年5月中国突然撤回之前的决定，邀请四家美国石油公司向中国派遣代表讨论共同开发海上油田的可能性。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震惊了美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他们认为中国的新领导在“自力更生”和“引进外国技术”之间没有看出任何矛盾。中国的新石油政策也确实表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愿意与美国开创战略性的能源合作关系，以便开发海上油田，牵制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其实，这个新石油政策是中国石油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过去开采了过多陆地油田，中国石油生产量的年增幅在1978年和1983年之间下降到百分之五，国内最大的大庆油田生产量的年增幅也在1981年到1985年之间下降到百分之十。中国虽然进口了很多外国的技术，但还是缺少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这些因素也让70年代末期中国石油生产和消费的局势越来越紧迫。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康世恩也承认，中国邀请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到中国开发海上油田是经济上的需要。中国海上油田的新政策推动了中美战略合作。1978年10月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访问了中国（他同时是尼克松、福特政权的国防部长，因为反对美苏缓和跟基辛格发生冲突，后被开除）。此人一直主张美国要靠近中国，共同对抗苏联的威胁。他在北京与中国石油产业之父余秋里副总理进行了会谈，共同谴责苏联在中东、非洲地区的领土野心，并且对于加深两国在煤炭、核能等各种能源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共识。余秋里对施莱辛格说：“石油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由此表明，石油不仅是中美经济合作的关键，而且是两国战略合作的重要环节。因为当时的中美两国还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他们没有达成具体的石油合作意向，但是美国石油企业跟中方已开始深入讨论海上油田的开发问题，所以中美两国之间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合作关系。1978年11月21日中国和美国公司（The Coastal States Gas Corporation）签订协议，来年向美国出口石油360万桶，相当于美国一天总消费量的六分之一，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基本上没有起到任何实际效果。这个数字虽然很小，但是在政治上的意义却很深远。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卡特和邓小平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的能源合作也开始迅速发展。中美建交前后，很多美国企业跟中国企业达成了各种技术合作意向，其中最有意义的是1979年3月中国石油公司和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ARCO）签订了两国之间的第一份海上油田开发协定。后来其他美国公司也签订了相同的协定，自此中美海上油田开发合作持续到1985年左右。此时因为世界石油价格下降，美国石油公司失去了对中国海上油田的投资动机，但是能源合作象征了中美同盟的开始。1979年2月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美国基本上没有抗议，同年12月苏联侵犯阿富汗后，中美两国一起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在中国的眼里，美国从冷战时代的死敌变成了新冷战时代的同盟。
总之，中国石油并没有挽救美国的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而美国人想象中的中国大量出口石油的现象也并没有出现。但是，中国石油确实挽救了一个东西，那就是中国自己的“四个现代化”：1979年1月伊朗革命引起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让世界石油价格再次大幅上升，虽然中国石油生产量和出口量的增长幅度越来越小，但是石油出口额达到了中国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以上，给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引进外国技术的政策带来了极大的财政支持。一言蔽之，中国石油对中美经济关系的贡献或许是有限的，但它对中美战略合作关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外交转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夏亚峰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他关于国际政治的思想不断在变化。毛泽东在1946年提出“中间地带”理论，主要是根据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以及他本人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理解。毛泽东希望建立一个反美统一战线，以便在国共内战中打败国民党。到1949年，为了抵消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毛泽东宣布“一边倒”的政策，寻求与苏联结盟。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以便与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称这些国家为“人民间接的同盟军”。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试图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到“文革”期间，中国实行全面的激进外交，在国际上既反帝，又反苏，还要与各国反动派斗争，四面树敌，搞得十分被动。从1966年到1969年，没有一个国家与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此外，中国与将近三十个国家出现外交冲突。到1969年春，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苏联发生边界流血冲突。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领导集团威胁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毛泽东这时才不得不寻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从美国方面来说，1969年入主白宫的尼克松也致力结束越战，希望同时改善与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然而，毛泽东一生是个“造反派”和革命家，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龙头老大改善关系，他是很不情愿的。因此，从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一直到他去世，毛泽东内心十分纠结，他一直在（与西方）缓和与 （支持世界）革命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毛泽东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初衷，是要实现他的“联美制苏”的战略。但他很快发现，美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目的不是为了“联中制苏”，而是为了同时改善与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以便给越南人施加压力，迫使越南人按照美国人的条件结束越战。到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苏联，美苏缓和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到1973年，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已经很不满意。是年11月，基辛格以美国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访华。在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基辛格提出中美军事合作和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的动议。周恩来在没有事先得到毛泽东许可的情况下，表示可以考虑。基辛格走后，北京出了“大事”。根据《周恩来年谱》等记载，毛泽东在听了翻译唐闻生和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的“不可靠”汇报后，认定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⑤11月1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开会时，针对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说了这么一段话：不要受美国人的骗……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基本一切不要，所谓基本上，就是不跟他搞什么军事同盟那一套。现在做生意买得也太多，我是点了头的，罪魁祸首是我。这回勾结美国，罪魁祸首又是我。⑥从11月21日到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扩大会议，展开了对周恩来上纲上线的全面批判。周恩来在会上被扣上了“卖国”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成为众人批判的“靶子”。周恩来几乎被打倒，遭到他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⑦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小题大做？恐怕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毛泽东对中美缓和的成果不满意，美国人没有按照他设定的步子走，没有和他结盟抗苏。毛泽东开始怀疑他最初做出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决定。他内心纠结，在革命与缓和之间摇摆；其二，西方媒体将中美缓和的成果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毛泽东要借此敲打周恩来。
到了1974年，毛泽东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其目的是联合各国的“当权派”，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以便对抗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主要是苏联）。无论是“一边倒”、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还是“三个世界”，毛泽东一生所追求的是结束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外交，恢复中国在世界民族中的应有地位。他一生坚信，中国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楷模。
从这个理念上来讲，邓小平和毛泽东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上，他们却有很多的不同。邓小平16岁就去法国留学，一直到23岁从苏联回国。在他实际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邓小平也很乐于去国外访问，喜欢与外国记者交谈，接受采访，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邓小平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比较了解，懂得经济刺激的作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原理，以及将中国融入全球自由经济秩序的作用。他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接轨，要实现国富民强。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改善中美关系，将中国逐渐向西方开放，客观上为邓小平在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缓和的大门，邓小平在70年代末要实行改革开放将会遭遇更多的阻力和困难。
在外交事务方面，邓小平致力于改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他希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认为外部世界充满敌意，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因此，毛泽东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主要致力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对国际事务的理解更为精准到位，对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存在能够容忍。毛泽东对西方世界充满怀疑，而邓小平认为为了寻求中国的富强，必须学习和利用西方。⑧邓小平认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不是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可以与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一样富裕和强大。到1985年6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世界大战在最近的将来不大可能发生，世界和平完全可能持续。到1989年，邓小平再次重申“国际形势正在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⑨邓小平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更多着眼于发展中国的国家实力。
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一个最重要的考虑是抗击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这方面，邓小平与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但是到了1977年，邓小平开始考虑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了解日本、南韩、台湾地区依赖美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实现了现代化。他也了解，在欧洲生产的许多产品，专利权在美国人或公司的手中，即使中国能从欧洲获取技术，中国仍需和美国搞好关系。因此，他看到了和美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迈出的第一步。⑩据说，在邓小平1979年1月赴美访问途中，曾对助手（李慎之）说过以下一段话：“回顾过去的历史，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国家，都实现了现代化；而反对美国的国家，经济建设都不成功。我们也要站在美国一边。”11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1979年1月邓小平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访问美国的高级领导人。正如基辛格指出：“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的最后岁月对美关系方面的矛盾政策。中国人对世界革命再也不会念念不舍了。”12
邓小平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得到卡特政府的默认和暗中支持中国将要对越南发动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当美国人提出要与中方共同在新疆建立收集苏联军事情报的情报站时，邓小平表示有兴趣并拍板同意。13我们知道，1958年当苏联人提出要在中国建一个能够指挥太平洋地区核潜艇的电台和中苏共组潜艇舰队时，毛泽东断然拒绝。当时中苏两国是正式的盟国。14邓小平回国后两个星期，中国发动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张晓明教授的研究认为，邓小平决定对越南发动战争，部分原因 “是中国试图在世界事务中提升自身的战略地位，同时加速国内经济改革的进程”。 他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对越南发动惩罚性战争”的决定“也是为了表明中国在对抗苏联扩张中的抵抗作用”。15换句话说，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一条线”、“一大片”联美抗苏的思想。16邓小平希望比毛泽东更进一步。正如基辛格指出的，邓小平的“对苏政策从遏制到明显的战略敌对，甚至是反攻。中国不再满足于就遏制苏联的问题方面给美国出谋划策的角色。中国要积极促成建立反苏、反越的联盟，特别是在亚洲”。17在基辛格看来，“这可看成是冷战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领导人倡议与美国密切合作对抗苏联，中国显得比美国的大西洋盟国更愿意承担风险。18总之，邓小平希望与美国建立一个没有正式同盟体系的事实上的同盟关系。
但是，中美的这个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准同盟关系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美国政府于1979年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里根政府前期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信任。包括胡耀邦总书记在内的中共一些高级领导人认为，中国关于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的估计不准确，过于严重。到1984年，邓小平觉得，中国没有必要和美国站在一起反对苏联。他指出：“我们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任何人建立霸权的企图。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和平的一边。”19
因为中国不再指望依靠美国来对抗苏联，邓小平开始着手修复与苏联的关系。他指出，中苏关系的改善必然涉及第三国，必须消除三大障碍：苏联必须从中苏、中蒙边界附近撤出百万大军，必须从阿富汗撤军，必须停止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到了80年代末，这三大障碍已经逐渐消除。1989年邓小平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的高级会晤，标志着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苏、中俄关系的新开端。在这次会晤中，邓小平回忆说，自己参与了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他坦承：“我们也不认为我们当时说的都是对的。”他倡导中苏双方“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希望中苏两个邻国“发展和平睦邻关系”。20
在解决国际领土争端的问题方面，邓小平于1984年首次提出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1984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中，“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新思路是邓小平首先向菲律宾领导人提出的。1986年6月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访华，邓小平提出：“南沙问题可以先搁置一下，先放一放，我们不会让这个问题妨碍与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1988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访华，邓小平再次阐述这一主张。他说：“从两国友好关系出发，这个问题可先搁置一下，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21遵循邓小平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中国领导人在其后十多年间，解决了除与印度、与日本在钓鱼岛以及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沙群岛的领土纷争之外的一切边界问题。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主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要炫耀实力、不当头。早在1980年5月，在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时，邓小平提出以下原则：“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党、各国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22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不少第三世界国家感到十分困惑，他们希望中国能扛起抗击美国霸权主义和抵制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大旗。西方不少媒体称中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中心”、“第三世界的领袖”。邓小平头脑非常清醒、冷静。他在1989年9月提出了中国应对东欧巨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国际事务中的二十八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1990年12月24日在与党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江泽民、李鹏等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永远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中国绝不搞霸权主义。中国永不当头。”23邓小平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中国能继续发展其综合国力。在邓小平看来，中国还需要50—70年的时间，才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4邓小平所确定的政策，为中国随后二十年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到21世纪初，中华民族实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崛起和腾飞。邓小平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提升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非关系的年代分期
马佳士
我这次演讲的内容主要是基于我和大卫•希恩合写的著作《中国与非洲：一个世纪的交流》。我将书中与中非政治相关的部分挑选出来，重新进行梳理和整合，撰写了一篇论文，目前正由《二十世纪中国》杂志审阅。
这次演讲，我希望达到以下一些目标。首先，我想要厘清1949年以后中非关系史的大致脉络，提出一个简明的年代分期，涵盖50年的时间。我强调中共处理中非关系的方法和目标的演变，阐明与此同时体制机制发生的改变；其次，我会谈一下了解中非关系的过去，对于解读当下中共外联工作的意义。下面我先讲述年代分期。
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4年。我将这一阶段称为“中共政治外联的起步”（ the birth of the CPC political outreach）。事实上，这一阶段可以一直延续至万隆会议。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关注国内问题，没有多少资源可以用于对非洲的政治外联。同时，非洲也没有多少组织或机构可以支持中共在非洲的活动。但是，在这一起步阶段，有越来越多的这类组织或机构被建立起来，有多位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访问了中国，1953年来访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国大党）总书记沃尔特•西苏鲁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一时期的中国对于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进行接触是很有兴趣的，只是当时非洲并没有多少机构可以与中共对接。接下来是万隆会议。在会议中，周恩来坐在埃及代表的旁边。这种座位的位置关系很有象征意义。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中国正是利用与埃及的友好关系作为门户，进而影响整个非洲大陆的诸多政治组织。在最近一次对万隆的访问中，习近平出席了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第二阶段是1955年至1965年。我把这一阶段称为“亚非时期”（the Afro-Asian period）。这是中非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期，在多方面奠定了当前中非关系的基础。1954年10月《世界文化》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需要帮助正在蓬勃开展的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呼吁中共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参加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并在这一框架下积极推动了这一政策路线。周恩来是这一亚非拉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在万隆会议上，以他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和即将独立的苏丹、加纳的代表团进行了外交接触，并建立了外交关系。可见万隆会议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还非常贫困，在经济上还不具备条件投资中非关系，援助这些国家正在进行的与欧洲殖民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中国强调自力更生。这不仅体现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正确，同时也为其有限的对非经济援助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影响深远的成果是建立了一批各类型的统一战线组织（united front groups）。其中有群众组织、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团体、非洲友好组织和团结组织。中共以开罗为基地，通过这些组织开始了在非洲的政治外联工作。这一政治外联起始于已经有许多独立国家的北非地区，随后进一步深入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组织全部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他们的章程都写明要受党的领导，服务于党的目标。不少组织之间存在重叠的架构。比如，共青团国际联络部与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国际联络部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事实上在谁领导这些组织的方面，有很多都是重复的。1960年4月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简称“中非友协”）来统一领导和管理上述各类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某一个非洲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中共会成立一个单独的友好组织来专门负责这个国家的工作。
中非之间的高层外交也在这一时期有很大的发展。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率团访问了非洲十国，毛泽东也会见了许多非洲革命领袖。在李敦白的书中，他提到自己曾多次作为毛泽东的翻译，参与其与非洲革命领袖的会晤。他描述了这些会议场面，特别是毛泽东对非洲革命者和他们的革命运动表现了极大的支持，随后这些高层外交的主题迅速演变成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可见反苏在这一时期的中非高层外交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对非基层交流方面，中国主要是通过位于开罗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尽可能地向诸多非洲解放组织提供物质援助，输出革命意识形态。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是中共向这些非洲解放组织输送经济援助的主要管道。不久，这场亚非运动很大程度上被中苏关系破裂所影响。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了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内部分裂，使得团结组织到1964年就基本停止运作了。但是，中共依旧尽可能地发挥团结组织的效用，努力使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导国家，使中国革命成为非洲解放运动的“范例”。另外，在这一时期，中共也对许多非洲革命组织提供了武器装备上的援助，以支持非洲的革命运动。
第三阶段为1966年到1970年。我称之为“毛泽东主义人民外交”时期。这一阶段处于“文革”高潮的大背景下，使外国人认可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我这里有几张图片。一张是非洲朋友在阅读毛主席的著作，一张是非洲朋友在仰望毛主席。这些是仅有的关于非洲统一战线组织的邮票，是“文革”期间在中国印制和流通的，反映出毛泽东主义人民外交的目标，是希望用各种方法让外国人认可中国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支持一些从主流的解放运动组织中分裂出来的、更加激进的、规模也比较小的组织。在一些个案中，中国甚至支持一些以反对已经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政府为目标的革命组织。中国援助这些组织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而非他们能否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对非洲的援助在变得更加革命化的同时，也变得更加难以成功。但是，在这一时期，由于所有的驻非大使都被撤离（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这些统一战线组织的意义得以显著增强，它们事实上成为了当时北京与非洲联系的唯一通道。当中国在对非外交政策上不太成功的时候，这些组织在这一时期的中非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毛泽东主义人民外交政策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在那些非极左的国家中变得不受欢迎。因此，毛泽东主义人民外交不是一次成功的运动。同时，中国人也越来越对非洲感到失望。他们感到非洲人很无能：无论中方给予非洲多少援助，他们都不可能真正赢得战斗。总之，中非双方开始互相对对方失望：非方觉得中国在非洲的所有活动基本上都是服务于自己的需要；而中国方面感到非洲人是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革命的。
第四阶段为1971年到1977年。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政策经历了向务实思想的转变。当中共在国内政策上变得越来越倾向实用主义，我们看到中国的对非政策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向。这些是对内宣传的海报。虽然只相距三年，我们可以看到宣传内容的巨大差异：一个是完全基于意识形态的宣传，一个是基于务实思想的，宣传医疗保健、农业机械化。当然这是由于1970年召开了北方农业会议。这一务实思想对中国的对内政策意义重大，同样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开始争取和所有非洲独立国家合作，无论是比较“右”的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还是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中国甚至愿意和非洲的反社会主义政府合作，比如和美国控制下的安哥拉临时政府合作。一句话，中国变得非常务实，在战略上甚至是过度实用主义和反对苏联的。
第五阶段为1978年到1999年。这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中外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基本上领导了中国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外联。这一时期中共的对外政策是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差距，无论对方在政治上是多么令人不满，中国都愿意与其进行交流，并通过促进双边关系，来满足中国的利益。正是在这一时期，当前中国对外联络工作的理论和特点开始形成。今天中国的对外联络更加活跃，范围也更广，涵盖了更多的组织，而中联部只是其中之一。我们看到许多这一时期外联的方法和手段今天依旧在使用，比如培训（中国对南非国大党的培训）、党际交流（2000年后设立的管理中非关系的新组织：中非合作论坛）、媒体峰会、高层外交和礼品馈赠。这些都是中共之前在对非外联中使用过的方法，它们被加以改造，在经济援助额度和手段、方法方面增加新的内容，并得以沿用至今。
中非关系未来的走向会如何，值得我们持续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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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C. P. Fitzgerald， Revolution in China，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1952， p. 266.
②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载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③同上，第48—49页。
④李放春：《“自己革自己的命”？群众民主、阶级斗争与华北老区土改中的整党整政》，载程洪、张海惠（主编）：《当代海外中国研究二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34页。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转引自李捷：《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载宫力等（编）：《从解冻到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再探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⑦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论述，参见陈兼：《周恩来与1973年11月的基辛格访华》，载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编）：《周恩来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4—1285页。
⑧David Shambaugh（ed.）， Deng Xiaoping： Portrait of a Chinese States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3.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127、289页。
⑩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elknap Press /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pp. 311-312.
11转引自Chen Jian， “China’s Changing Policies toward the Third World and the End of the Global Cold War，” in Artemy M. Kalinovsky and Sergey Radchenko（eds.），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 Conflict， Routledge， 2011， pp. 112-113。
12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p. 349.
13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s Long War： The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1979-1991，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p. 62.
14《阎明复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5—468页。
15Xiaoming Zhang，“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Decision to Go to War with Vietnam，”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3）， Summer 2010， pp. 3-4， 28-29； 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s Long War： The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1979-1991.
16Yafeng Xia， “Mao Zedong，” in Steven Casey and Jonathan Wright（eds.）， Mental Maps in the Early Cold War， Palgrave-MacMillan， 2011， pp. 171-172.
17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p. 348.
18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pp. 340， 354.
19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s Long War： The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1979-1991， p. 196；李媛（主编）：《毛泽东与邓小平》，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39页。
20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p. 613-614；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236页。
21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35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319 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李媛（主编）：《毛泽东与邓小平》，第440—441页。
24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第143页。
李放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Li Fangchu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Li Huaiy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江旷：美国图兰大学历史系（Brain James DeMa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Tulane University）
丛小平：美国休斯敦大学历史系（Cong Xiaop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Houston）
赫艾琳：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Erin Thomas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安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Joel Andrea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戴震：美国西方学院历史系（Alexander Day，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Occidental College）
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Jack Linchuan Qi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韩孝荣：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Han Xiaor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Lingnan University，Hongkong）
南和志：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Kazushi Minami，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夏亚峰：美国长岛大学历史系（Xia Yaf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Long Island University）
马佳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Joshua Eisenman， Lyndon B. Johnso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