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中国金融》2016年第10期，此处由作者授权爱思想网发布
稳健，是公众、监管者对商业银行的期望，也应该是银行自身追求的目标。但是，银行在实际经营中，很容易滑向稳健的反面——激进，以过度承担风险为代价追求短期的利益。为何会这样，怎么才能防止或减轻这个问题，《变革与稳健——银行监管和银行转型的思考》（以下简称《变革》，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出版）和《断层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英文版，中信出版社2015年中文版）两本书，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断层线》的作者拉古拉迈·拉詹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2013年出任印度央行行长，此书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对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变革》是银监会研究局原副局长张晓朴博士的论文集，其中有多篇分析了次贷危机及之后的金融监管变革。两书的共同特点是视野开阔、思考深入，对银行经营和金融监管的实践都进行了剖析，对今天中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银行业的特性使得稳健经营并不容易
银行业（一些特征也适用于非银行金融业）是一个独特、复杂、充满矛盾的行业。
银行业的独特性源自其经营对象的独特。它是唯一一个以货币（一般等价物）为经营对象的行业（表面是经营货币，实质是经营风险），因此造成银行业在很多特性上和其他行业都非常不同。例如其他行业生产的商品（包括服务），通常都有使用价值（自然属性）和价值（社会属性）两种属性，有所谓“性价比”（性能/价格，抽象来说是使用价值/价值），而银行的核心产品——存、贷（可推广到投、融资活动，银行通过资管、投行业务也在参与）、汇，虽有快捷、可获得性等服务质量指标，但多数客户最关心的是价格（投资者希望利率越高越好，融资者希望利率越低越好、手续费率越低越好），价格就是最重要的“性能”。风险定价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但这种核心竞争力又很容易伪装，在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时候，打价格战似乎是最容易的竞争手段，极端情况就成为庞氏骗局。因此在其他多数商品基本都实现了市场化定价时，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则慎之又慎。
关于“互联网思维”的争论颇多，信息时代的基本经济规则、商业模式和工业时代相比发生了诸多深刻的变化，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笔者认为，由于银行业的独特性，哪些“互联网思维”适用于银行业还需要思考。比如“免费策略”对银行业是否适用？“免费”有三种来源，一是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如文档、影像资料的复制），二是双边市场对不同客户的交叉补贴（如以广告客户补贴媒体受众客户），三是不同产品间的交叉补贴（对同一客户，有的产品收费有的产品免费）。如果都不是，“免费”可能是出自市场占领目的的“烧钱”，不可持续。存、贷款的边际成本都不可能趋近于零，也就很难产生“赢家通吃”的效应。
银行业的复杂性在于，金融活动是一种跨期交易安排，银行是一个配置社会资金资源的行业，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外部性）巨大，而这种影响作用短期又难以看清。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效果好坏、银行经营的好坏、对社会影响如何，都难以立刻甄别，风险有隐蔽性、滞后性。个体效率的最优不等于整体、系统性的最优。银行应该支持实体经济，但如果太多信贷资金进入一个本应获得适度信贷支持的企业、行业，就可能造成此企业、行业的过度负债或扩张太快、产能过剩，出现“合成谬误”。银行信贷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带来金融危机。
银行业的矛盾性集中体现在“三性”的对立统一上。《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可以理解为，稳健的银行就是较好地平衡、兼顾了“三性”，而激进的银行为了短期的“效益性”，则会以牺牲“安全性”和“流动性”为代价，会损失长期的“效益性”。
所有企业都会追求盈利，而银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产品”是和货币有关的服务，衡量业绩的标准（“赚钱”）和经营的对象（“钱”）有同一性。股票市场的压力更刺激了上市银行的短期行为。《变革》中写道：国有金融机构刚通过改革解决了长期被诟病的“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又走向过于追求短期利益的另一极。金融机构上市后要持续面对投资者、分析师的排名、比较和褒贬，在强化市场监督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鼓励了短期行为。拉詹指出，“如果激进的银行确实清晰可辨，那么为什么危机前市场不对它们进行惩罚呢？在危机的前一年，即2006年，在危机中表现最差的四分之一的银行的股票收益比表现最好的四分之一的银行高得多。因此，市场似乎是鼓励风险偏好行为的，在危机前其股价一路飙升。”股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是有局限性的，经常也是短视的。经营激进的银行比稳健的银行，在风险暴露之前，会表现出更好的盈利，带来更好的股价和更高的薪酬。激进经常是在外部竞争、股价压力下，以及薪酬激励的内在动力下难以避免的选择。2007年7月花旗集团CEO普林斯对银行业的囚徒困境有过形象的比喻“只要音乐还在继续，你就不得不继续跳舞”。
正是银行业的这些特性，使得稳健经营对银行来说并非易事。而能够坚持稳健的银行，如富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因其在金融危机前能坚守原则、经受住诱惑，而在危机中获得了“奖赏”。
美国和中国银行业的尾部风险
拉詹认为，美国银行激进的重要原因是存在赌徒心理，认为“尾部风险”不会发生（即发生概率很小，一旦发生影响很大的风险，可以认为是系统性风险。美国次贷危机前的尾部风险主要是大规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违约、市场融资枯竭的风险），即使发生政府也会采取措施救助（美联储会释放流动性的“格林斯潘期权”，正如《断层线》中嘲讽的“有政府做后台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因此激进地承担“尾部风险”，在风险暴露前，将承担这些风险获得的收益认为是自己经营能力所得。“内生于现代金融系统的对于出色业绩的追求和政府不愿意坐视（由于）金融部门的崩溃造成普通公民陷入困境，二者结合起来造成了潜在尾部风险的产生和周期性的代价高昂的后果。”
拉詹对美国银行业承担尾部风险问题的分析，也许颇具普适性，银行通常会将系统性风险不会发生作为一个经营前提，认为如果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则政府会介入。政府的介入“扭曲市场规律，从而在事实上促使市场支持风险行为”——也就是说，银行的“激进”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潜在担保造成的。
中国银行业的尾部风险是什么？目前来看，可能是对国企的债权，包括贷款和债券投资。根据财政部的统计，2015年末，国企平均资产负债率66.33%，负债总额79万亿元（包括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应付账款等）。2015年末中国银行业的各项贷款余额99万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为69亿元，国企贷款所占比例缺乏数据，但可以推测占比较高。根据银监会统计，全国有10家以上法人银行同时授信的企业就超过6200家，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国企。对民营企业的信贷决策，是完全基于借款人个体情况，根据是财务报表分析等作出的，偏于审慎；而对国企作出信贷决策时，则通常会抱有“国家会兜底”的心理，偏于宽松。这种看法也并非缺乏依据，可比先例就是2015年开始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虽有利于化解债务风险，但对过去不向县级平台、债务负担沉重的平台投放贷款的银行来说，并没有体现出审慎经营的优势，反而是过去大量发放融资平台贷款的银行，过去一段时期获得了高利率，未来的风险又消除了（虽然通过置换利率变低了）。当前，债市国企违约频出，“国企信仰”有被打破之势，从长期来看未尝不是好事。只有借贷双方在贷款违约时都遭受损失，才能促进审慎的信贷文化。但是，同时需要加以完善的是国企违约后的惩戒机制。
稳健经营是银行不变的追求
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对中国经济稳定举足轻重。《变革》指出，虽然资本市场在存量资源配置、跨区域风险分散和促进创新等方面具有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无可比拟的优势，但也不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2015年股市的动荡和中国P2P的发展乱象都表明，在中国目前的法治和信用环境下，直接融资尚难以成为打通投融资、发展财富管理和普惠金融的主要力量，银行业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银行业改革和监管的重要目标仍是稳健经营，避免激进的银行行为造成潜在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银行要做到稳健，需要坚守原则和底线，对各种政策和市场风潮，作出独立的判断。很多政策理念的提出有其道理，但政府鼓吹、政策鼓励、大众狂热交织在一起就容易形成泡沫。比如过于强调“居者有其屋”理念、住房自有率高的美国和西班牙都出现了住房市场泡沫以及由此引发金融危机，而并不强调住房所有权、住房自有率较低的瑞士和德国则没有这一问题（加拿大没有像美国那样出台众多鼓励住房贷款的措施，但住房自有率和美国接近，也没有发生住房市场泡沫）。各种科技进步造福了全社会，但每种技术的兴起经常都伴随着投资泡沫，科技公司更迭快，银行贷款给新兴科技公司需要谨慎，投资更要慎重，视资金来源性质，以不同的体制机制保证投资决策。银行作出跨期的金融决策，需要“瞻前顾后”，以历史经验为基础，前瞻性地判断未来趋势。过度乐观就容易犯激进的错误；过度悲观就会丧失新的机会。“病树前头万木春”，永远会有丧失竞争力的企业和新兴有生命力的行业，需要银行去识别、退出或进入。银行需要有“保守主义”精神，警惕颠覆常理的东西。例如对没有足够的盈利能力、还款能力的个人和企业的贷款（如美国次贷危机前给无工作、无收入、无固定资产的“三无人员”发放的“忍者贷款”），不符合信贷原则，任何创新也不可能使它成为正确的。对于近年的融资方式创新，银行需要判断哪些是真正的创新，哪些只是障眼法，名为去杠杆，实为加杠杆，并没有实质性地降低债务风险。风险经理们“常常被视为不理解新范式的老朽”，但真正高收益、低风险，或者说为参与各方都创造价值的“新范式”也许并没有那么多。富国银行坚持一条：在发放贷款前，要问自己，这个信贷决策对客户和对富国都是有意义（make sense）的吗？所有银行都需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坚守住经营原则和风险底线。
银行要做到稳健，风险文化和风险管理架构至关重要。富国银行的理念是，“当我们理解风险时，我们才愿意承担风险，如果我们没有竞争优势或经验有限，我们就避免风险或将风险承担最小化。”而雷曼兄弟将“不想承担风险”当作对人员的批评甚至“极大的侮辱”，最终的结果是自身的破产。要做基业长青的银行，需要以风险管理架构为保障，建立起审慎的风险文化，在创新产品和服务形式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变迁时，真正以背后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作为核心竞争力。《断层线》讽刺了让风险经理向业务部门管理人员报告的风险管理架构，但如何让风险管理人员既具有独立性、不完全听命于前台，又能考虑业务发展的实际、不过于风险规避以至丧失盈利机会，是个困难的平衡问题，各银行对于风险管理人员的汇报路径和薪酬构成仍在进行不懈的探索。
银行的稳健经营也需要外部政策和环境的支持。一是通过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解决国企、地方政府等一定程度上的预算软约束问题，避免银行对风险的低估和过度信贷。
二是优化监管。《变革》中写道：金融监管者面对的多是移动的靶位，始终要在创新与风险之间、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金融监管并非越严越好，过度的管制或监管反而会加剧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而宽松的监管，如2007年金融危机前发达国家盛行的“轻触式监管”，也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断层线》也强调，“由于被监管者会跟随监管者犯错误，因此监管错误的伤害性很大”，监管部门应该实行“非随意决断的、透明的监管”。中国的金融监管需要有更清晰的决策程序，在重要政策出台前经过更充分的公开研究讨论。并非所有意在促使银行稳健经营的政策都能实现政策的本来意图。例如，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确实能限制银行信贷扩张的速度，但银行一个自然的应对措施是加大不占用资本的表外业务的力度，可能会造成一些风险被掩盖。在一些业务领域仅对银行有严格的监管要求，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做这些业务更有利可图，但银行本来有客户、项目优势，就通过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为“通道”来开展业务，实际上也没有降低风险。拉詹批评了通过限制银行从事某种业务（如沃尔克规则，限制自营交易）来降低风险的办法，认为银行在每种业务中都可能选择风险高的（例如在信贷业务中向高风险客户贷款），关注点不应该是禁止某一特定的业务，而应该是如何降低银行的风险动机。政策的效果还需要全方位的评估。
三是深化国有银行改革。有真正从长远、跨期角度考虑银行经营发展的银行家才能保证银行的稳健经营。人才流失是银行面临的严峻挑战。美国金融危机前银行家们过高的薪酬激起了公愤，中国对国企高管的限薪走向了另一极。在限薪前的2013年，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的年薪只是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戴蒙年薪的1.6%，2015年限薪后，仅为戴蒙的0.3%。实际上摩根大通银行在美国被认为是“保守薪酬计划执行者”，贝尔斯登、雷曼兄弟、花旗集团、美国国际集团才是“激进薪酬计划执行者”。尽管“激进的薪酬政策与激进的风险原则以及在危机中糟糕的表现似乎是相关的”，拉詹并不赞同“以向政府官员支付薪酬的方式向银行家们支付薪酬”，因为这样做的话，“银行家们会丧失努力工作或者承担适度风险的动力。在今天的竞争激烈、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官僚化的银行家们不会是现状的改善力量。我们从银行家那里需要的是称职的风险管理，而不是完全的风险规避。”关键还是需要设计合理的、激励相容的薪酬制度。国有银行的部分高管到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机构任职，有利于促进它们的发展，使中国的金融体系更加多样化。但在国有银行仍具有重要的金融稳定职责、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又面临巨大转型发展压力的时候，这种人员流失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国有银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未来可能是加强公司治理、增强银行对高管和骨干人员吸引力的必要措施。
作者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