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玄先生的百岁大庆时，来参加朱师百岁庆典的人应当说都是怹老人家的学生，都是后生晚辈。我又想，不仅仅是70后、80后或90后，即使是我这样历经沧桑的八十三四岁的老翁，要想读懂恩师一玄先生这一代人的这一部人生大书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常说的“阅读人生”，可能更重要的是，先把我们前辈的人生多多阅读，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朱师是带着辛亥革命的余温呱呱落地的。在近一百个岁月中，怹横跨了五个时代：民国、抗战、国共内战、建国，一直到划时代的改革开放。花开花落无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朱师在人生旅途中行走着，成长着，也成熟着，在他身影后面留下一道道踪迹，有深有浅，汇聚一起，竟是一部大书。而朱师却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迂回曲折的学术生涯。百年奋进，既受到学界精英的认可，同时也受到后生晚辈的尊崇。这一切让我们这些后生体悟到，人，只有经历磨难，才能成长和成熟，走上真正的人生之路，而学术只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
于是我想到了，恩师一玄先生对我们的意义这个极具启迪性的话题。朱师在小说史料学的系统工程上的巨大贡献，可能是我们每一位精神同道的共识，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朱师对我们的意义，但是我认为这可能是属于学术知识上的吧。而我更想从我所亲炙的那些历史记忆中勾稽出朱师对早期南开大学文学院，对南开大学中文系再到南开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一直到朱师的小说戏曲研究室的情结，谈谈我心中朱师对我们的意义。
我觉得我们没有在朱师百岁庆典上恭维一番他的功德。朱师可不是中华“文曲星”，也并非什么奇才异响、绝世逸群的国学大师。他只是一位既平凡又伟大的人民教师。因为他把毕生之精力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奉献给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和他始终心系的小说戏曲研究室，我想这就够了。因为他以人们不可思议的韧性，战胜了从青壮年就患有的肺结核，更以不可思议的坦荡胸襟顶住了所有的政治挤压和难以言传的精神迫害。这一切的一切就在于他对自己人格精神与信念的坚守。正是因为他坚持了下来，于是他才是胜利者，于是才笑着在我们中间了。
1950年9月我入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习，朱师当时属于青年教师行列，记得张怀瑾先生担任系秘书，至于朱师我记不清担任什么工作了。所以开始我并不认识朱师。但是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故事在我们刚入学就上演了。当时，北院唯一的校医是任大夫，按惯例，入学第二天就是体检。我只知道新生男同学都要经过任大夫仔细地通体检查，不知是因为年龄尚小，还是因为全体新生都要被一位只比我们大二十来岁的女大夫一一检查，所以回宿舍后，男同学只是互相开玩笑，倒也没有过多“害羞”。可是很快我们就从师兄处了解到任大夫就是朱师的夫人。所以我们新同学是先识师母，后拜朱师的。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一经拜师，我的人生就奇妙地和朱先生联系起来了，这里有两件事对我来说是改变命运的关键。一件是我入学刚刚一年我的师兄白化文（当时叫白迺桢），就转学到北大中文系了。我和白兄联系后也想转到北大。说实话，一年下来我有点想家，又搭上我有个女朋友在辅仁读书；二是后悔自己轻率地只想出来闯一闯，所以没报北大。而当时的南开大学北院似乎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热闹，全院学生只有一百单八将，除了美丽的和平湖很诱人外，我觉得自己不适应在天津的生活。白兄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真的为我奔波了一番，北大同意我转过去。关键是我要在南开大学提出申请。经师兄指点我找到了朱先生，应该说这是第一次正式谒见恩师。我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并提出要求，朱师似有点惊讶，沉吟一会儿，只问了我一句话：你当时报的第一志愿是哪个学校？我说南开中文系啊！这时朱师又说了一句，这得问问系主任啦。我刚刚入校时，系主任是西南联大调入的桐城派散文大家彭仲铎先生，后来听说，中文系闹了个“宫廷政变”。我们这些傻学生也不清楚底里，记忆中后来是邢公畹先生代理系主任。这横插一笔是说，不久朱师接见了我，明确告知我，经领导研究，凡第一志愿报南开的不予转学。一锤定音，决定了我四年的南开中文系的学习生活。后来和北大朋友聊起这件往事，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到北大，未尝不是好事，像你这样的性格，很可能是反右时期的“当代英雄”（按：北大在1957 年时，中文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办了个刊物，名字就叫《当代英雄》，后来因言获罪，很多年轻教师和研究生被打成“右派”，或开除党、团籍）。我忘记了当时听这话之后的反应。转学的事也许是让我郁闷过，但朱师却有过一次令我终身难忘的鼓励的话：“在什么学校读书关键还是自己，你会有出息的。”
1952年，全国教育改制，学习苏联，进行有名的“院系调整”，记得当时中文系党员很少，何林师、公畹师虽然都很“进步”，但都不是党员，教师中，似乎朱师是仅有的几位吧，所以他担任系助理，在系主任李何林先生领导下，掌管系里方方面面的事情。
转眼到大四了，毕业志愿书上我明确填的是：一是报社记者，二是文艺工作者，第三志愿则记不得了。很快毕业分配确定下来，我竟然被留系做助教。乍听之下，我极度不安，我明白自己的性格：心浮气躁，做学问不踏实，又不懂循循善诱，再加上几年学生生活，政治运动频繁，所以自知底子太薄，绝不是做教师的料。而让我更加不安的是，朱师正式宣布我是留在古典文学教研室。当时我真的傻了。说句实话，在四年学习过程中，自己清楚古典文学学得并不怎么扎实，所以毕业论文是在系主任李何林先生指导下写的《论解放四年来的长篇小说》，那是对我四年读书期间阅读长篇小说的心得所作的一次小结。从兴趣角度来说也是偏重于当代文学。因此，一听我留在了古典室，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恐惧，竟然在分配宣布会上流了眼泪。
后来还是朱先生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才使我有了些许信心，现在能记下来的有这样几点：一、你留在古典室是经过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考虑再三才定下来的，所以你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二、你留下来是让你接下许政扬先生的历史系中国文学通史的课，许先生好回来加强宋元文学史教学力量；三、为了正规化，教研室要配备秘书，你要腿勤手勤，你要做好孟志孙先生的助手。最后，朱师像抖包袱似的告诉我：我们已经商量好，你刚刚毕业就独自担任一门课，是急了些，所以经许先生同意，今后他担任你的指导教师，所有教学和科研问题，你都可以找他帮忙。坦诚地说，朱师的这一点照顾，才是给我的一粒定心丸。这一过程，我在回忆许师的《书生悲剧》的长文中曾有过详细的叙述。
我当学生时，共听过朱师的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文学史明清段的长篇小说，一是专题课《水浒传》研究。文学史部分，明代的四大奇书朱师讲得最为详尽，学生关注的《金瓶梅》评价，朱师以惯有的严谨态度对这部小说作了肯定的评价，给我们的印象也最深。作为后话，1976至1978年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简编》，《金瓶梅》一节，在谁都不愿写、也不敢写的情况下，就是请朱师执笔写就的。
其实真正给朱师招灾惹祸的是他讲的《水浒传》。我不会记错，“院系调整”后，南开中文系在各大院校中率先开了很多门专题课，这些课多是讲授者在多年研究心得的基础上开设的。当时就有李笠先生的《杜甫诗论》，华粹深先生的《红楼解读》等。为什么朱师讲《水浒传》偏偏惹下了大祸呢？其实很简单，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强调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所以也就径情直遂地把《水浒传》图解为农民起义的史诗，而且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定位。可是就在1953 年，朱师却论证《水浒传》是写市民反抗斗争的小说，即“市民说”。当时我们这些学生也就这么听下来了，有好几位同学还是力挺朱师的观点的，因为朱师是用细化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一一把三十六头目的出身跟脚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从而得出了“市民说”的结论。今天看来，“市民说”可以说是先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的表征。但万万没想到，这么一个“市民说”竟然成为四年后“反右”斗争时期朱师的一条大罪状。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闻。这当然也是后话。
朱师对我这个长期在他身边的学生，确实多了几分器重和信任。在1955年高教部积极学习苏联时，我国各高等学校也搞起了“工作量”制，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统计工作，当时作为系助理的朱师就是全盘负责这件麻烦事的。他当时极缺帮手，除教务干事宋绍武先生以外，他就把我拉去做助手。我们中文系当时办公的地方是在大屋顶的生物系楼上。我们都是利用晚饭后时间进行统计工作，每天工作几乎都要到深夜。那时朱师就善于梳理各种表格，经朱师累计式统计，粘贴的表格能有六七尺长。当然我也知道，时间花费不少，却几乎没能一一付诸实践。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时一过十一点钟，朱师总是催促我和宋绍武先生先回家，一切收尾工作都是由朱师一人完成。
还有一件貌似小事，我却认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像一切年轻人一样，不会满足看删节本《金瓶梅》的，好奇心与性意识使然，我极想了解《金瓶梅》那被删去的两万字到底是怎么描述的。我知道朱先生有一部没删过的《金瓶梅》，我曾担心他也不会借给我看，直到后来，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了一个我想写一篇研究 《金瓶梅》的文章的理由。一天晚上到朱师家，请求他借这部书给我看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先生二话未说，坦然又慷慨地立即从书柜中把书拿给了我。我完全不懂版本，只记得这是一部木版大字本的《金瓶梅》，插图绘制得极为粗劣，但我仍如获至宝，仅用几天时间就通读了全书。还书时，朱师好像问了我一些问题，现在几乎全忘了，思量起来不外是问我有什么研究心得吧！现在想来，未免汗颜。
建国后，我在南开大学经历了1950 年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1951 年的教师思想改造，1952 年的忠诚老实运动，1953年的“三反五反”，1954年的批胡适、俞平伯，1955年的批胡风和肃反运动，1956年的向科学进军。不过1956 年是政治生活的转折点，周总理作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知识分子终于有了抬起头来的机会，但是万万没想到1957 年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帮党整风，不到一两个月形势急转直下，毛公开提出“阳谋论”，“引蛇出洞”，到处揪极右分子和右派分子，以及准右派，近百万知识分子被打入另类。正是在这场急风骤雨中，中文系邢公畹先生、朱一玄先生被打成了“右派”。我们这些反“右派”的“积极分子”，并不深知党内的细情，批判朱师的罪行竟然是这样两条：一是朱师在《人民南开》发表了一篇给后勤工作提意见的文章，我记得极为分明，朱师嘲讽锅炉房的开水炉里从不是开水，只是60 度老白干；第二条罪行就是前面提及的，即朱师论述《水浒传》时提 出的“市民说”。这两条，今天看来，真不知怎么会构成“右派”的罪行，人道是“因言获罪”，而朱师的“市民说”也竟成了“因学获罪”了。当人们翻阅《宪法》第四十一条时，我们的感情太复杂了，无论是《宪法》中说的保护言论自由的规定，还是毛泽东清醒时说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几乎都被扭曲了。今天还可以指出，57年的反右运动在中国真的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头，即不能批评任何大大小小的当权者，一旦你出于善意的批评也会遭到灭顶之灾。人们还要问，在中国的某些大大小小的领导者为什么总不懂在做错了事后要向受害者道歉呢？我们的朱先生在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也是属于证据不足吧，所以几年后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然而到了“文革”时，朱师仍然是当作“摘帽右派”被批判。我在“文革”时就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头目，可是不到两个月就被平反了，那时我们也不懂得要回名誉损失费，只感到一点点解脱而已。而在革命群众眼中，我们仍属“另类”。我们的领导者不善于也不懂得赔礼道歉，有一点是从伟大领袖那儿学来的，他不是就在一次扩大会上，明确表示“我是不会下罪己诏”的吗？一个领导者一旦凌驾于人民之上，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恐怕走的都是这么一条路。朱师研究了一辈子的《水浒传》，怹老人家不是也像发配沧州一样到农场劳改去了吗？从朱师过去走过的人生历程来看，与其说是他个人命运，倒不如看做是中国扭曲了的政治生活在他身上的投影。人们不禁呼吁，政治体制多么需要变革啊！
当批评他人时，我其实首先反思自己过去的一切，我们那时扮演的不是一般的打手、工具等的角色，我们内心深处实际上是被左倾幼稚病牢牢控制住了，但当我步入晚景时，心灵的忏悔一直在涌动。朱师和我们很多位恩师一样给予我们太多太多的东西，以至于一种奇异的感觉就会在心中出现：你和朱师相处的时间越长，你就会觉得有愧于他的东西越多；你和他打交道的事情越多，你就觉得有负于他的东西越多。我永远不会接受今人的有些说法：“良心是件奢侈品！”当我们自己对照朱先生的德者风范时，我们首先当问上一句：几十年来，他为什么赢得了普遍的尊重，而我们的良知底线又在哪儿呢？
“文革”结束，温暖的春风驱走了严冬的酷寒，把希望带给了人间。在朱维之先生执掌系务工作时，令人鼓舞的是1979 年初南开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正式挂牌。毫不夸张地说：研究室的成立不啻为赋予朱师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我在研究室伴随朱师的八、九年中，他在《水浒传资料汇编》以后的一系列著作，都是从这个时候陆续完成的。同时，我们也真切地看到了朱师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而学术追求正是这个时期酣畅淋漓地得到了实现。
朱师在苦难后的重生，还表现了他的人生智慧。说句实话，任何学者都没有办法超越他自身所处生存环境的制约，这就需要有生存智慧与技巧。朱师终于回归到了一代学人的原点，即与政治保持了一定的知识距离，他绝不再在支持与反对两者之间非此即彼了。他履行的只是学人的学术使命。他善于容忍文化的多样性和治学的多元化。他只是沉潜于他的小说资料的勾稽与梳理中，并作理性的判断。所以他是以治学为己任。于是我陡然醒悟到，朱师真的在痛定思痛后悟出了生存哲学，摸到了治学要穴。他艰难地寻找到了他个人的生存缝隙，坚持学术与人性的渗透，并努力拓宽个人的学术空间，他在寂寞中获得了最高的欢乐。一切验证了朱师的这条探索之路的成功。他不会丧失一个学者的可贵良知，在变数如此大的现实中，坚守住了学术（小说资料）之中恒定的东西，于是我们才更了解在那数十本小说史料和说唱集中，包孕了那么多的人性的光辉和数十年辛苦得来的丰硕的学术成果。
我们一道祝福朱师时，我们看到了这位百岁老人的人生智慧，正是这种智慧，让他赢得了后学的尊重；正是这种智慧，让他从艰辛中重获学术自由；正是这种智慧，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坚守后面的安时处顺，守己律物和神清思澈。
阅读朱师这本人生大书时，我们感受的是爱的宽容和宽厚。诸位精神同道谁不认同先生的宽厚呢？宽厚是豁达大度的处世之道，是待人以诚；宽厚是一种道德追求，是心地善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宽厚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厚德载物，才能少积怨。在今天生活中有着太多的不宽厚的人，我们应以朱师为楷模，宽厚一些，人与人之间才能有和谐。没有宽厚之心，一切都谈不到。
朱师驾鹤西去三年了，但朱师已创造了奇迹：生命的奇迹，学术的奇迹。这就是朱一玄先生这个名字对我们的意义！
2014年9月26日
写于南开西南村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