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战争记忆是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来源于战争的历史事实，又不完全是历史事实的再现。二战结束70多年来，日本总是片面强调受害经验，回避加害责任，在战争记忆上呈现出“受害者记忆”的特征，这与日本作为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和加害者的历史事实相违背，也与战争受害国民众的战争记忆产生较大错位，同时导致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大障碍。因此，研究当今日本的战争记忆是如何选择和建构的，思考战争加害国的日本与战争受害国的中国、韩国等如何才能重构和共享更接近历史事实的战争记忆，就显得越发重要了。
［关键词］日本人 战争记忆 受害者 记忆共享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二战结束70多年来，中日之间“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问题作为历史记忆被不断生成着，导致两国民众的历史认识产生了严重分歧。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亲历过战争以及在战争年代生活过的人已相继离世，大多数日本人所记忆的战争已经与战争的历史事实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因此，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记忆问题，以及思考中、韩、日等国如何重构和共享更接近历史事实的共同战争记忆，不但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为什么要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记忆
二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学术界有关日本侵华战争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日本发动战争的政治过程、军事过程以及日本的战争责任等问题，对战争记忆的研究尚不够充分。战争记忆研究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记忆”研究，当时大批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客观历史与历史记忆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使得“记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记忆研究对东西方的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记忆包括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民族记忆、社会记忆、公共记忆、民间记忆、官方记忆等多个层面。同时，记忆又与忘却、沉默、抵制、失忆、无意识的压抑、掩饰、谎言相关联。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KarlJaspers)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的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
战争记忆是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战争记忆既有个体记忆，也有集体记忆、民族记忆。同时，战争记忆可以被记忆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或遗忘，也可以被权力操控和建构。因个体经验的不同以及作为共同体的集体、民族在战争中所处的立场不同，战争记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如今，战争记忆研究已成为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补充。我们在研究战争与记忆时，通常会涉及如下问题:谁的战争记忆?战争记忆的内容是什么?战争记忆为谁服务?记忆与权力是什么关系?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如何客观地记忆战争?侵略方与被侵略方即战争的加害方与受害方如何共享战争记忆等。
距离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日本关于战争记忆呈现出受害者感情色彩浓厚、片面与选择性遗忘的特点，战争记忆与战争事实之间存在冲突与断裂现象。日本与中国对战争记忆有着较大出入。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每年八月十五日，在中国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在日本则被视为终战、战败纪念日。在迎接这一天的时候，两国电视播放的画面是不同的。在中国所放映的是抗日战争场面，登场的是残酷无道的日军官兵和与其英勇战斗的农民或士兵;在日本放映的则是东京大空袭，广岛，冲绳，硫黄岛。日本人的感情记忆里几乎没有刻下侵略中国的体验。如果有，也只是在如东史郎那样的退役军官、士兵那里。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已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而且多数人将战争记忆封存于自己的内心不愿讲述。”
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记忆，需要关注以下现象:日本具有侵略战争“加害方”与原子弹“受害方”的双重身份;日本民众既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战时体制下又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和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者;日本国内既有否定战争性质的历史修正主义又有客观记忆战争的和平民主主义;作为个体，有的日本人战时参与战争或支持战时体制，战后又成为反战和平的捍卫者;“本土”日本人与冲绳日本人在战争记忆上出现乖离;战后出生的一代通过历史教科书、博物馆、影视文学作品等媒介获得的战争记忆与战争史实有着较大出入等等。不可否认，由于个体和群体的不同，日本人对战争经验、战争记忆、战争认识也不尽相同，但似乎不能回避的一点，就是战争受害者意识已上升为日本人的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
同时，研究战争记忆有助于日本厘清战争责任。日本学者山田朗认为，“15年战争的‘战争责任’大致分为三种:第一，日本作为国家意志遂行战争，迫使国民奔赴战场;第二，指导层对国家意志的形成以及军队战略的作战方式拥有影响力;第三，可以说，支持扩张战争政策的民众对战争也有责任。”如果只看到国家层面的战争责任而忽视国民自身的战争责任，就会导致对战争的无责任。日本首先要厘清本民族内部的战争责任，日本与被侵略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形成公正和理性的战争认识。因此，要厘清日本的战争责任，就不能仅仅是记忆、咀嚼和回味本民族在战争中的悲惨境遇，还要了解和体察被侵略国家民众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惨痛经历，这样才有助于形成比较客观的接近历史真实的战争记忆。
人们谈及战争记忆、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的时候，德国经常成为日本值得借鉴的一个参照物。二战后，德国对战争、对历史的反思真正触及了民族的灵魂，其背后不仅有政界对纳粹大屠杀的深刻反省，还有学界对民族良心的持续拷问，也有普通民众对历史罪行的激烈批判。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文特克认为:“在日本，很多人对战争期间的种种加害罪行没有深刻反省，却利用美国投下的原子弹让自己成了受害者。德国把灭绝犹太人的事实根植在国民的认识中，而日本从来就没有形成这样的记忆共识，日本的历史认知严重碎片化。”一个民族不仅应保持对历史的敬畏与尊重，还应保持对历史的反省与批判，这样才能从历史中得到真正的教训。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倘若日本一味地强调其战争受害者地位，不能以真诚的态度反省战争，与被侵略国家在战争记忆上冲突和摩擦就不可避免，实现和解的那一天就会遥遥无期。
战争记忆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正如中国学者步平所言，“随着体验过战争的老一代的逐渐逝去，中日两国的民众都需要共同面对新的问题的挑战，那就是在进入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关于战争历史记忆的逐渐淡化。对于完全没有战争经历的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所谓的战争记忆都有‘空洞化’与‘抽象化’的倾向。”战争记忆关系到如何对待我们民族自己的历史，关系到如何看待与我们历史纠缠在一起的他民族的历史。同时，战争记忆又与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曾经的战争加害国如何卸下历史重负，通过反省、自赎，获得受害国的宽恕并达成和解，对日本国家的发展道路，乃至对东亚的和平、稳定都至关重要。
二、日本人战争记忆的主要特征
（一）片面的受害者记忆
当今，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记忆是片面、扭曲和中断的，呈现出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战时物质生活的窘困、家庭破碎、亲人离散、东京大空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等，构成了日本人对战争的主流记忆。日本人牢记着两个与战争有关的日子，一个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所谓“终战”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8月15日在日本通常被称为“终战日”，这一表述回避了“战败日”、“无条件投降日”的字眼，同时也回避了那场战争所承载的罪恶和教训。日本学者藤原彰认为，“8月15日作为战争的纪念日，是从被害者的立场上倾诉国民的感情。于是这一天就被称为终战纪念日，意思就是说，由于天皇的‘圣断’才结束战争取得了和平。……所以日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战争是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的战争，没有认识到日本对朝鲜和亚洲许多国家来说是加害者。”每年的8月6日，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悼念原子弹爆炸中的无辜牺牲者，日本各大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广岛的“受害”，构成一个战争“受害者”的想像的共同体。这一天，很少有人去探究战争是谁发动的?日本军人在海外战场都做了些什么?为何日本会遭到原子弹爆炸?如同“安息吧!过去的错误将不再重复!”这句刻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纪念碑上的碑文，主语是谁?谁犯的错误?为什么会“被爆”?均被故意隐去了。
战后，日本出现了大量描绘战争的残酷以及给日本人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甚至出现了在世界文学界独树一帜的“原爆文学”。在日本历史博物馆中，几乎没有展示过揭露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等加害行为，一味突出日本民众的战争受害状况。一些西方学者曾尖锐地批评日本人片面的战争受害者记忆。英国学者布衣(Ianburuma)曾批评道: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广岛是太平洋战争的巨大“象征符号”，日本人所经历的苦难，“都能浓缩到这个近乎神圣的字眼‘广岛’里面。除了民族与国家的殉难这一象征意义外，广岛也是绝对罪恶的符号，常常被人们拿来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沃尔夫冈•施文特克也指出:“北京郊外的卢沟桥事变或者珍珠港事件在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中并未占据显著位置，反倒是冲绳、广岛和长崎留下了深刻印象。简而言之，在日本，受害者的角色比罪犯的认知要强大得多。”
记忆具有主观性和身体性的特征，因此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对战争年代遭遇的苦难以及丧亲之痛有着深刻而痛苦的记忆，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当个体身体体验的战争受害记忆上升为日本人的集体记忆乃至民族记忆，一味沉浸在本民族的受害情绪中，甚至以战争受害者自居，对被侵略国家民众的伤痛和感情缺少体察，甚至漠视、轻视、无视，显然是错误和危险的。
当日本人的战争“受害者意识”被固定化以后，中韩两国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省和道歉，要求对劳工和“慰安妇”予以道歉和赔偿等要求，对此有相当数量的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在内的日本人难免产生反感和抵触心理，其意识深处潜藏着这样的逻辑:作为战争受害方的日本为什么要对战争反省、忏悔和道歉?
（二）被建构的受害者记忆
“记忆并非一个不变的容器，用来盛装现在之前的过去，记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事物，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它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如何建构战争记忆是一个尖锐、敏感的话题，同时关涉到权力的作用、社会变迁、文化导向，以及遮蔽战争加害者的主观愿望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战争加害者的记忆被抹消或选择性地忘却，大多数日本人已习惯置身于受害者的立场去记忆战争，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来反思战争，思考战争责任，这与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大行其道有关，同时也受到历史修正主义的影响。日本政要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一些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历史修正主义者、右派媒体人一直抵制对那场侵略战争的否定性评价，不断抛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否认、抹杀或故意淡化强制劳工、三光作战、从军“慰安妇”、731细菌部队、日军遗留生化武器等战争遗留问题。而反映日军加害行为的客观叙述，却被扣上了所谓“自虐史观”、“反日史观”的帽子。针对一系列历史修正主义的动向，山田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慰安所和慰安妇的相关话题，已经是铁的事实，但对历史修正主义者来说，却认为这是有损日本人荣耀的事，将是否存在强征的问题矮小化，将问题的存在本身也试图隐藏起来。”由此可见，权力在日本人战争记忆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沃尔夫冈•施文特克所指出的，“自民党的政治领袖、文化领域的官僚和国家媒体的一部分在当前组成了一个意见垄断集团，他们出于政治的目的把历史加以工具化利用。”
靖国神社内游就馆中的解说词和展板内容所代表的所谓“靖国史观”，将侵略战争的爆发归咎于美英的“挑衅”和“压迫”，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粉饰为帮助亚洲摆脱白种人的殖民统治，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标榜和宣扬日本军人的“战功”和为天皇尽忠效死的“武士道”精神，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将被处死的甲级战犯视为受战胜国迫害的殉难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一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右派保守组织，以及藤冈信胜、西尾干二等一批右翼学者。这些组织和学者编辑出版了多部宣扬、美化、掩饰日本侵略战争的书籍，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该书强调那场战争是日本把亚洲从欧美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否认日本军队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痛苦与灾难，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从军慰安妇”系商业行为，并呼吁建立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另外，《“自虐史观”的病理》、《教科书没有讲授的历史》、《污蔑的近现代史》、《国民的历史》等书籍也宣扬这一类观点。
一个民族的历史大多是通过历史教科书建构、记忆和传承的。2001年，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该教科书蔑视亚洲，将统治韩国殖民地正当化，主张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历史事实都是伪造的，肯定和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学者子安宣邦认为，在历史教科书中将“侵略”战争改写为权益防卫的不得已的军事“进攻”，这种国家对教科书检定的行为是国家一方发动的对过去记忆的“变换形式的再生”，是要谋求对过去的“重提与再叙述”。
安倍当局深知重塑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性。2015年是日本战败70周年，早在年初安倍晋三就设立了专门委员会，为起草战后70周年谈话做准备。8月14日，“安倍谈话”发表，虽然迫于国内和国际社会要求日本正视历史的呼声，安倍在“谈话”中使用了“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等字眼，但模棱两可、遮遮掩掩、闪烁其词的态度令战争受害国的民众感到“安倍谈话”缺乏诚意。“安倍谈话”发表当天，日本外务省就删除了官网上有关“村山谈话”等前任政府对战争“深刻反省”、“由衷道歉”等内容的网页。
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历史修正主义者、右派媒体人妄图通过淡化和模糊战争责任，将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定格于原子弹爆炸，混淆战争的加害与受害的关系，将受害作为日本人和其他战争受害国人民共同拥有的经历。在他们眼里，供奉着二战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既是体现日本近代以来为国“牺牲”者的人生价值的场所，也是消解丧失亲人痛苦记忆的设施。小泉纯一郎首相曾在参拜靖国神社时说，因为有了“战死者们崇高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日本”，这句话令我们质疑他是要以“国家荣誉”和“牺牲”来取代日本人作为战争加害方的负罪感。高桥哲哉在《国家与牺牲》一书中针对小泉的这一说辞予以批判:“通过颂扬战殁士兵‘崇高的牺牲’，把这种牺牲作为‘敬意和感谢’的对象予以美化，会产生某种重要的效果，那就是会产生一种掩盖、抹消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惨状、在战场上阵亡的惨死和不快的效果。”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在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这组辨证关系中，大多数日本人选择了“历史失忆”，这既是一种选择性遗忘，也是一种作为加害者自我保护性的遗忘。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很少有日本人提起战争中对他国的侵略行径、大屠杀、惨案，似乎战争仅仅意味着广岛和长崎的“被爆”、日军战俘在西伯利亚的惨痛经历。这种选择性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战争加害方企图逃避和推卸战争责任的一种主观愿望。学者藤原归一曾指出，“日本国民并非是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而遗忘了战争，而是因为不愿看到某种东西而早早地闭上了眼睛”。在战争历史真相面前，选择性记忆和遗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剥离自己与罪恶的关系。
在日本政治权力的操控以及错误历史观念的影响和推动下，日本从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加害者”同时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身份置换成了片面的战争“受害者”。在巧妙的概念偷换以及选择性记忆的建构之下，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遗忘了日本是战争的“发动者”、“加害者”、“参与者”，习惯了将日本定格于“受害者”的立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立场和记忆的遗忘与缺失，以及对战争“受害者”意识和记忆的强调和传承，其后果是严重的，与中、韩等被侵略国家民众的战争记忆发生了严重背离。
（三）民间力量客观记忆的努力
二战结束至今，针对否认侵略战争史实、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一些爱好和平的日本人和日本民间组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不但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反思战争，同时也站在加害者的立场思考和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为对抗日本右翼团体和右翼政治家的错误历史言论，捍卫史实和客观记忆战争，做出了积极努力。
这些民间组织数量众多，如以反对化学武器、细菌武器、核武器为己任的“日本ABC企划委员会”，支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索赔的“要求国家赔偿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律师团”、“731细菌战审判运动委员会”，有针对否认南京大屠杀舆论成立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调查南京大屠杀全国联络会”、“南京证言会”，还有支援中国战时被抢掳劳工、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日中劳动者交流会”、“支持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会”等等。有的民间组织深入曾被日军侵略的国家实地调查，搜集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罪行和证据。有的民间组织顶着右翼势力的压力，克服经费紧张等困难，编辑有关侵略战争的资料集，发行简报，举办演讲会、展示会。有的民间组织为阻止各地教育委员会采用扶桑版右翼教科书，发起“让扶桑版教科书采用率为零”的运动。“日本律师联合会”中一些具有正义感和良知的律师不但关注中、韩等亚洲各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还从法律、道义、人力、资金等方面提供了支持。
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在其编写的教科书《新日本史》中记载了日军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为抗议文部省对侵略战争史实的删改，与之打了长达35年的官司。《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是第一个站出来全面采访和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日本记者，也是第一个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完整告诉日本人民的学者。《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等多部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书籍，让日本读者了解到这段被尘封的加害历史。小学教师松冈环20多年来致力于南京大屠杀的民间调查，寻访了250多名日本二战老兵，自费80多次到中国，与300多位幸存者会面，并自编自导了纪实电影《南京，被割裂的记忆》，从受害者和加害者双方的视角再现了那场战争灾难。学者野田正彰在《战争与罪责》一书中记录了对八名侵华日本军人的采访，通过他们在战犯管理所的改造，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们人性的回归过程，挖掘和剖析了他们的战争记忆。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揭示了战前日本每个国民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日本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员，提出日本国民有责任对当初支持战争的行为进行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出版了一批反映被侵略国家民众苦难的调查和研究类书籍。如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编著的《黄土地村落里的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仍未结束》、上田信的《鼠疫与村落———731部队的细菌战与受害者的创伤》、关成和的《被731部队占领的村落———平房村的社会史》、石井弓的《作为记忆的日中战争》等。“将个人的受害记忆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从遭受战争摧残的个人及地域社会的角度分析战争的破坏机制和造成的后果，自下而上、自微观而宏观地解读历史。”这些有良知的日本学者、知识分子、普通民众既有战争受害者的意识，同时又具备战争加害责任的自觉，针对日本人片面的选择受害者记忆而做出了努力。
三、中日如何共享战争记忆
中日作为那场战争的当事者，能否在战争结束70多年后的今天重构并共享战争记忆?可否有超越民族感情和民族国家的战争记忆?如何摄取历史并对待民族创伤记忆?针对日本片面强调受害经验、回避加害经验的战争记忆，如何克服民族国家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局限，超越民族的感情记忆，在中日之间、在东亚甚至在国际社会层面对那场战争形成一种公正、理性的认识?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本文所指战争记忆的共享应包含以下多个层面:日本作为侵略一方的加害者的战争记忆与中、韩等被侵略国家的受害者记忆的共享;日本民众在战时体制下“举国一致”、“铳后奉公”(意为“后方支援”)的体验与东京大空袭、原子弹爆炸等受害记忆的共享;日本“本土”人与冲绳人的战争记忆的共享;采访、挖掘被侵略国家民众受害记忆的日本人与大多数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日本人之间战争记忆的共享。
要使集体记忆、民族记忆能够流传下来，通常需要借助一些承载物，如官方承载物、组织上的承载物、文化承载物、学术承载物以及其他承载物。具体而言，包括文献、书籍、器物、艺术、纪念碑、象征符号、博物馆以及公共仪式等。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场”(sitesofmemory)的概念，这一承载物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具备物质意义的，如档案馆、博物馆、纪念碑、墓地等;二是具备象征意义的，如祭典、默哀、纪念日等;三是具备功能意义的，如团体组织、教科书等。因此，教科书、历史展馆以及文学作品、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体负有记录、传承民族记忆、战争记忆的职责，应客观描述战争给双方民众带来的伤痛，使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子孙后代了解和反思战争的历史，坚定地走和平之路。
记忆共享需要战争加害方和受害方的共同努力。加害方需要对战争有清醒的认知，对加害行为表达悔罪，达成自赎，从而获得战争受害方的宽恕，双方实现和解。自我救赎的实现需要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超越“国家利益”、对本国历史加以批判是艰难、痛苦的。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社会运动中，日本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与中国、韩国的研究机构、学者、市民团体开展了各种交流、声援和相互支持的活动。例如，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一些市民组织，特别是一些妇女团体大量采访、调查和研究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声援中国山西盂县“慰安妇”幸存者的对日索赔案。日本民间组织在中国各地举办“二战时期日军性暴力图片展”。近几年，中日韩学者及民间团体合作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举办“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研讨会，显示了中日韩三国的有识之士正在探寻跨越国境、共享战争记忆的道路。虽然这些正义的力量和努力还很微弱，其社会影响力尚不足以左右日本政治和国家走向，但我们仍从中看到了希望。只要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侵略战争这段加害历史能够有客观的认识，反思战争责任，日本就有可能走出历史阴影，求得战争受害国的谅解，从而实现民族的自我救赎。
探讨中日战争记忆的共享，还需要两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参与，在东亚构筑开放的对话空间。其实，构筑这样的对话空间并非遥不可及，现在起码已具备了三个基础:一是使中日关于战争的记忆使之具有成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可能性。二是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民间团体在追究战争责任和传承战争记忆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三是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参拜、“慰安妇”问题、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索赔、细菌战诉讼等历史问题已经延伸到现实，并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学者孙歌与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就在尝试构筑这一知识的共同空间，即“知的共同体”。日本《世界》杂志分数期登刊多位学者有关东史郎诉讼案问题的讨论文章，该杂志还刊登了中国学者孙歌的《日中战争———感情与记忆的构图》。中国的《读书》杂志发表了孙歌的《实话如何实说?》、沟口雄三的《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中日学者认识到两国人在“南京”与“广岛”出现记忆的乖离，提出了感情记忆以及如何超越的问题，并达成了如下共识:中日之间应建立一种能包容记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东亚记忆，使中日两国的战争记忆成为东亚甚至是世界的共同记忆，并创造超越国家的东亚历史。
挖掘和公开战争受害方个体的、民族的战争记忆，使其升华为具有广泛认同的东亚记忆乃至全人类的历史记忆，这是战争记忆共享的重要部分。中国政府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这一天各界举行大规模的公祭活动。这是将南京大屠杀上升到人类共同悲剧的高度，以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5年的这一天举行了大阅兵，这是把中国的抗日战争视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在世界范围与人类共识对接。近年来，中国加强了战争受害者的证言、书信、日记等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用史实发言。一系列有关战争记忆的书籍相继出版，如《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伤痕:中国常德民众的细菌战记忆》、《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血火与堡垒———重庆大轰炸采访录》、《“慰安妇”调查实录》等。在日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当今，这些收集和整理工作，将会使日本人及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民众的受害经历，有利于促进日本人修正片面的战争受害者记忆。
中日两国民众共享战争记忆，需要沟通与相互理解。也就是说，在肯定自我的感情和立场的同时，承认他人的感情和立场，在此基础上展开相互批判，把各自国家的记忆上升到更广阔的视野，在“相互缠绕的历史”中创造历史。从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以及日本政治、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尽管战争加害国与战争受害国共享战争记忆的目标还很遥远，阻力很大，但只要两国有识之士加倍努力，目标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注释略）
文章来源：《东北亚学刊》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