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年抗战   浴血长空

 1、创建空军军官学校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后，有了一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陆军，还想建立一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中心的空军。

1928年11月间，南京中央军校成立航空队，招收当时在校的第六期学生，录取七十余名，以张静愚为队长，厉如燕为副队长。由于没有校所，缺乏设备，一直未正式上课。尔后从德国购来三十多架教练机，于1929年6月将航空队改为航空班，初具学校规模，派黄秉衡为主任，厉如燕为副主任，进行飞行训练，毕业以后成为空军的重要骨干。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最初是毛邦初负责筹建的。毛邦初是蒋介石的内侄，善于长途飞行，一度为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蒋介石请美国政府帮助建设空军与美国签订合同，并聘请美国顾问，选定毛邦初为中央航校实际负责人。蒋介石先派毛邦初至日本看操（蒋介石要重用某人时，常常先叫他到日本看操、学习。）

毛邦初从日本回国后，蒋介石即命他选定一个适宜的空军训练基地，并指定在南昌、洛阳、杭州三处选定其一。毛邦初以为杭州靠近上海补给容易，又是蒋介石的家乡所在，可以吸收浙江青年参加空军；且笕桥有两处旧营房可以利用，又有个简易机场，稍加修缮即可扩大使用，附近有乔司，翁家埠、可修成辅助机场。由于上述理由，经蒋介石批准，将航空学校设在杭州笕桥。

经过一番整修扩建，于1931年春正式成立中央航空学校，派毛邦初为副校长，代理校长职务，蒋坚忍为政训处处长兼校长办公厅主任。蒋坚忍系黄埔军校四期肄业，北伐时参加军队政治工作，擢升少将宣传处处长，浙江奉化人，系蒋介石的堂侄。教育处处长是钱昌祚，江苏常熟人。航空学校设有秘书室，飞行科、教授科、机械组、照相组、电讯技术组、气象组、体育组、学生总队、入伍生队、图书室、管理科、经理科、医务科、会计科、附属工厂、掩护营、步兵三个连、重机枪连、子弟小学、顾问室，组织十分庞大。全校官佐学生与机械士计三百多人，掩护营官兵近六百名。美国顾问室十四人，飞行教官十人，总顾问裘育德。  

学校正式成立后，即开始招收第一期学生一百名。大部分是由南京中央军校八、九期学生中挑选的，一部份是高中毕业的学生，经过严格学科考试和体格检查被录取的。

毛邦初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远见，在负责航空学校基本建设中，承建的公司赠毛一座小洋房，他又爱好玩乐，每逢周末常自驾驶飞机至沪游玩，因此学校有些散漫，缺乏朝气。蒋坚忍能力较强，会说能写，就私下将毛的情况反映上去，蒋介石便将毛邦初靠边，派陆军将领葛敬恩为航校代理校长。

葛敬恩为人胆小，世故很深，不敢放手整顿，无法打开局面，表现消极有辞退之意。校内毛邦初与蒋坚忍两派势力之间矛盾日深，葛面对这种复杂情况，难以应对。

有一次李瑾侯对周至柔说：“百福，机会来了。空军正处在初创时期，非常稚弱，但非常重要，有很大的发展前途。目前蒋介石对空军建设非常重视，宋美龄亲自抓。航校校长毛邦初，虽然是蒋的亲属，但是个无能之辈。宋美龄瞧不起他，他与宋美龄不能扭在一起，你若能进去，不久便会超越他。要入手空军，必先学习英语，出国考察，回来就好办了。你若能进入空军，只要把蒋夫人拍牢，不怕不能飞黄腾达。”

蒋介石认为航校必须派一得力之人好好整顿一番，于是经陈诚举荐，与夫人宋美龄商量后看重周至柔，便下令调葛敬恩为浙江省政府委员，派周至柔负责航校工作，先去欧美诸国考察航空。

   1933年，周至柔先赴欧洲，在德国、意大利考察了半年，后又到美国考察了数个月。周至柔在国外考察时，无论在德国、意大利都用英语与对方交谈，他对随从们说：“若不能说英语，老外对我就要低看三分。”历时一年多，在那里周至柔学到了欧美两洲创建空军的经验，得出我国空军建设必须首要解决两个问题：一、如何培育人才，二、如何自行生产。提出“教育为建军之根本”的方略，于1934年回国。

周至柔回国后，他以考察所得，写成考察报和空军建设计划书，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逻辑严谨，行文精美的“考察报告”.蒋介石看后满意地微笑说：“周至柔真是我们浙江的才子啊！”

周至柔说：“我建议，应将中央航空学校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这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中国空军。航校之教育制度以美国式为篮本而加以改订，一切招生，考试，管教，行政以及空地勤务等等，均以欧美之标准相彷佛。”

蒋介石感到满意：“好的，那就任命你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空军上校教育长，由你主持空军学校的训练事项。”校长由蒋介石自己兼任，实际上教育长负责校长工作。

周至柔在中央航空学校开学典礼上作就职演说：

“同学们，大家听过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这飞天神话是我们中华民族腾飞之梦，这个传说距今有4000多年了。在人类向往追求航空，航天的漫长历史探索中，古老的中华不仅是梦飞最早的民族，也是最先一展双翅的国度。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公元19年王莽广募贤才，攻打匈奴。当时有一个青年称自己能飞，能从空中侦察匈奴的行动，王莽闻听，立刻召见了他，并让他当面一式。于是那人‘用大鸟翮为两翼，缚其两臂，头与身皆着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而坠。’

明代有个叫万户的人，制作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木架子，架子后面装上47支当时最大的爆竹，然后将自己绑在架子前端的座椅上，叫人把47支花爆同时点燃，他自己手持两只大扇子用力的煽动空气，想借助爆花定向爆破时产生的推力和扇子所鼓起的升力飞上天空。结果却是十分惨烈的，随着一声巨响和浓烟滚起，勇敢的万户连同他的飞行器一同粉身碎骨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企图乘火箭飞行的人。继万户之后，清朝初年，苏州出现了一个制造飞车的能工巧匠，他的名字叫徐正明，据《苏州府志》记载，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经过近百次的失败摸索，终于用重量轻，韧性好的竹篾制成一架带旋翼的飞车，飞车内设有机关，人坐椅上，以两足击板上下，机转风旋，疾驶而去，离地尺余，可飞越港汊。

外国最早制造的螺旋桨飞机，就是根据我们儿童玩具竹蜻蜓原理制造的。现在我们落后了，不但不能制造飞机，连修理飞机也困难。

1909年9月旅美华侨冯自如制成中国第一架飞机后，1911年飞机开始传入中国。

1913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创建了第一个航空教练所。

1924年，广州市东南的大沙头，国民革命政府在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思想的倡导下，在此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校，名为广东军事飞机学校，4架木制的寇狄斯霍克飞机，零星购得5架仑桶装汽油，便是航校的全部设备。

广东航校的国共两党党员携手并肩学习，航校第一期学员大部分来自黄埔军校，10名学员中就有4名共产党员，他们随同教师长官，一边作战，一边训练，东征西讨。

1925年6月瘦狗岭战役，广东航校出动4架飞机，从大沙头机场起飞出动轰炸，炸死滇军叛敌师长赵成果，叛军失去斗志，两万余人缴械投降。

1925年9月，革命军攻阳江，打离州，克廉州，航校飞机皆临空助阵，把军阀邓本殷部赶下大海，逃亡琼州。

北伐战争打响了，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北伐军杀声正酣，天空中马达隆隆，几架标着“中山’机徽的飞机出现在战场上空，炸弹投向军阀吴佩孚的军队，敌军措手不及，东逃西窜，哭声连天。北伐军士气大振，一举拿下汀泗桥，接着攻克贺胜桥，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

周至柔接着说：“假如我们没有飞机，就要被人家欺辱，因此我们急迫要建立强大的空军，增加国防力量，大家抱着航空救国的壮志，来到航校学习。

从今天起，中央航校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以前我们航校空而不军，人心不振，纪律松懈，学习质量差，毕业出来的学员不是空军战士，而是普通飞行员。‘严’与‘公’是航校的座右铭。我们要崇尚精兵主义，务求严格，凡不合规定者皆未稍予通融。从今天开始，你们必须时刻记住：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路上相遇时，下级要先举手敬礼。训练和外出，一律穿上军服，扎好皮带，扣好风纪扣，必须要有军人仪表。学校每天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实行早晚训话制度。节假日要先检查内务，内务合格后方可外出。外出者由汽车接送，不按时回校者要给以批评，批评不改者要受处分，再犯者从严，直至开除。”

周至柔威而不怒，却令出如山，全场鸦雀无声，接着说：

“国家花在我们身上的银元，堆砌起来比人还高，为的是要我们歼灭日寇，保卫祖国。我们只有用生命方能报答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怕死，就不配当飞行员。

我们空军军官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忠勇——精诚——德性——纪律’。

“今天是2月26日，是我们航校的纪念日，三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派来二十多架飞机，企图把中国空军扼杀在摇篮里。石邦潘和赵明甫不畏强敌，视死如归，以一抵十，结果一死一伤，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现在，每个新入校的学员，都要到赵明甫的墓前，向两位英雄宣誓。”

全体师生来到赵明甫之墓侧。随后教官喊道；“立正！”全校师生举起右臂，紧握拳头；“我们的身体和飞机，当与敌人的飞机或军舰同归于尽！”

大家跟着喊；“我们的身体和飞机，当与敌人的飞机或军舰同归于尽！”嘹亮的口号响彻校园天空，表示了中国军人视死如归的决心。

接着全体师生高唱《航校之歌》；

得遂凌云志，空际任回旋。

报国怀壮志，正好乘风飞去。

长空万里，复我旧山河。

努力，努力！莫偷闲苟安，

民族兴亡责任待我肩！

须具有牺牲精神，

凭展双翼一冲天。

此时航校的编制大致如下；教育长办公室中校主任蒋坚忍，少校秘书周铭湘、蔡竹屏，校长室中尉本级书记项蓝荪、秘书吴全清，教育处处长晏玉琮，飞行科科长曹文彬，驱逐组组长刘超，轰炸组组长王叔铭，侦察组组长陈嘉尚，教授科科长孙英，气象台台长刘衍淮，编译组组长姚士宣，体育组组长徐汝康，学生总队队长龙韬，图书馆馆长柴树潘，政训处处长蒋坚忍，上尉秘书周僖，政治总教官张绍午，训育科上尉科长徐鹤林，编辑科上尉科长沈开寰，管理科少校科长李瑞彬，经理科少校科长屠宗根，医务科少校科长冯邦勋，会计科主任何觉，十二工厂中校厂长王承黻，外勤科少校科长李疆雄，机械士队队长曾梦华，以及机械组，照相组和入伍生总队。

地勤部队编制是；掩护营上尉本级营长王光，中尉本级营副李峰森，第一连中尉连长方耀，二连中尉连长胡牧球，三连中尉连长胡某，机械连中尉连长何畏。每连辖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士兵十五名，全连官兵约一百四十余名，按编制满员。步枪是沈阳兵工厂制造的七九口径，轻机枪三至六挺，重机枪是马克沁式的。军官按空军待遇，士兵都按陆军待遇。一个上尉营长月薪二百元。掩护营是担任笕桥航校、机场、弹油库等处的地面警戒工作，兵力分散，都是一个班一个排地单独执行任务。该营军官全是黄埔军校三至九期的毕业生。除营副和方耀是周至柔的旧部下外，均是蒋坚忍安排进去的，大多参加复兴社组织。虽然都系军校校友，门户之见却甚深。

中央航校在洛阳设立分校，调上尉领少校衔的王叔铭为主任。抗战前分校的教育方式与本校不同，由意大利空军顾问负责教育，不采取淘汰制，凡是来学习的人都要把他们教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意大利顾问回国，洛阳分校就并入本校，都采用美国空军教育方式的自然淘汰制。

自1933年至1935年冬，周至柔任教育长期间毕业了两期学生，即第三、四两期。每期入校学生为一百名。毕业时不超过七十名，其余的都淘汰了。

从第五期起扩大招收飞行学生一倍。分甲、乙两个班，甲班学生一百多名，均系黄埔军校八、九两期的毕业生；乙班是从报考的高中毕业生中录取来的，也有一百多名。第六期是1936年招生的，共两百多名学生，也编成两个队。第五期学生毕业于1936年，第六期学生毕业于1937年。而37年招收的第七期学生只有一百多名，方耀任第七期学生队陆军少校队长，1936年广东陈济棠的航校学生约一百名也奉命并入第七期学生队。

飞行人员的训练方式，分初级、中级与高级三个阶段。初级飞行用美制井利特飞机，它马力小速度慢。有两个座位，一个教官一个学生，先由教官驾驶，再叫学生驾驶，考试合格升入中级。中级一般用美制道格拉斯的型号，马力很大，速度较快。学生掌握技术后考试合格升入高级。高级飞行要分科训练，分驱逐、轰炸、侦察三个科。高级飞行技术为急上升、急下降，螺旋、急旋回、横滑、横转、翔转等七个科目。

周至柔十分重视航空教育，并著书立说。1936年4月，作为当时国防教育丛书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国防与航空》一书，即是周至柔考察欧美等国航空事业回国后所作。在《国防与航空》一书中写道；战斗的方式有二，突近与退邂。驱逐机要获得胜利并免遭袭击，不得不以攻击为唯一的出路。攻击方式，第一步搜索敌机，第二步为突进接近敌机，第三步则瞄准命射。实际作战以单机战斗为原则，但也应当顾及同僚，取得协作，以制胜敌机。1940年，周至柔又编著了《世界空军军备》一书，作为国防科学丛书，由青年出版社出版，重在了解当时世界空军概况。这两本书是当时中国空军军事学术研究的高峰。

航校用的美制驱逐机叫霍克卫，每架要十五至二十万美元。轰炸机是美制的道格拉斯。侦察机要飞得快飞得高，还要学会空中照相，凡技术合格身体也好的就可以毕业，不及格的就淘汰。这种美国式空军教育代价太高，据说国家培养一个普通学生成为飞行军官，要花一万银元。

在笕桥时，航校的教练机经常有三、四十架，这些飞机使用日久需要检修。小毛病送交归学校领导的航委会第十二厂，大修送杭州中央第一飞机制造厂，该厂为中美合办，厂址在笕桥机场东北角。名义上是中美合办的飞机制造厂，实际上是飞机装备厂。从飞机发动机各个部件，甚至飞机上的帆布与木材均从美国进口。飞机装配好了，经试飞合格，即交航校使用。人事方面，中美双方都有，厂长由中国人担任，主要技术人员与顾问为美方人员，重要问题得顾问点头。抗战初由邢契莘任厂长，邢系浙江嵊县人，留美学生，与美国人合作很好。但大权都操在美国人手里。空军的制服比起陆、海军的制服要漂亮，夏服用白卡机布，硬边军帽，中央是青天白日党徽，党徽周围绣有金黄色的飞机，不穿制服时则着西装系领带。冬服则是草绿色毛料华达呢或哔叽，领章上也绣有飞机模型，两肩佩肩章，以资区别官阶。

机械士是空军地面上的技工，阶级在官与兵之间，他们负责飞机起飞前的准备及降落后的检查工作。机械士的待遇也很高，最低的机械士每月饷银二十五元，最高的一百二十元，工作一年后还可额外发给一百二十元。

航校每期学生都有类似同学会的组织，取名为“通信人”。“通信人”的负责者由学生推选，负责学生之间的相互通气，所以“通信人’的负责人就成了学生中的“头”。

航校也重视学生的体育运动，编制上有体育组，请了一些体育运动教官来教学生，有足球、篮球、排球和田径等项目。航校的北边是运动场，每年要定期举行体育比赛。

1934年5月,军事委员航空署改组为航空委员会,蒋介石亲自兼任委员长.至1936年,航空委员会变动机构,周至柔任主任,宋美龄任秘书长,空军管理指挥体制趋于完整.5月,航空委员会划定全国6个空军区,先成立第三军区司令部于南昌,指挥湘、鄂、赣、闽等省区的空军机关，部队和场站。

周至柔到航校时，给校中一般官生的印象较毛、葛两任为好。他轻车简从，只随带秘书、书记、副官和卫士等五人，其余人事一概不动，以安定人心。学生中，有一部份是军校各期学生，有些是从普通学校招考而来。除了飞行训练，讲授有关飞行学科外，学生总队陆军军官教授学生一些必要的陆军军事训练，逐步纳入军事化。他到校时以“公、明、勤”三个字相标榜。他向全校师生宣告：“不勤就无以明，不明就谈不到公，不公就难以兴利除弊。”

周至柔新官上任三把火，开始作风也颇有一手。一开学，他派出一个参观团，去上海等地考察中外有科学设备的机关、医院、学校、军舰等的科学管理方法。由秘书蔡竹屏，管理科长李瑞彬，经理科长屠宗根，飞行科长曾文，教授科技长孙瑛，训育科长徐崔林和学生总队付阙渊7人组成。参观考察回来后，建立了人事档案制度，印制官佐学生手冊，设立航空子弟小学，办起航空新村，推行官兵园地劳动，建立无人收票的电影场等等。

所谓除弊倒是个棘手的事，矛头首先对准毛邦初。原来在建筑航空学校大礼堂和航空新村时，承包工程的郑文礼，偷工减料的情况十分严重。经建筑工人的揭发，牵涉到航空学校的几个高级头头，如副校长毛邦初和经理科科长屠宗根等，都有从中勾结舞弊的嫌疑。周至柔马上组织一个工程复查审核委员会，以校长办公厅主任兼政治训练处处长蒋坚忍为首，把全部的施工用料，逐一丈量核对。查核结果，当然是漏洞百出，不会离开当时政治局面下营私舞弊老一套的。一时校内空气十分紧张，承包商郑文礼逃匿无踪。那时毛邦初已被派出国考察，其余有嫌疑的官佐，都栗栗自危，全校拭目以待，试看这个大贪污案将怎样发展。不料“雷声大，雨点小”，所谓建筑大舞弊案，竟以一纸空文，以“通缉郑文礼”不了了之。

毕竟毛邦初是蒋介石老家的郡帶子弟，就是经理科长屠宗根，也是宋子文方面的有来头的人。老于世故的做官人，是不肯所为过甚的。而且这样一做，纵然不彻底，亦已取得上面的信任，提高下面对校长的威信。目的已达到，也是恰到好处。再加上周至柔私生活比毛邦初严肃，夫人是旧式糟糠，自己没有狎邪之行，他自己又学会了飞行，又懂英语能同外国顾问直接交谈，可算一个“无懈可击”的校长。

是年6月，发生“两广事件”。但不久广东空军投向中央政府，两广事变失败，中央空军力量进一步加强。 空军编制为9个大队，30个中队。第一、第二、第八大队为轰炸大队，第三、第四、第五大队为驱逐大队，第六、第七大队为侦察大队，第九大队为攻击大队。一大队大队长刑铲非；二大队大队长张廷孟；三大队大队长王星垣；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五大队大队长丁继徐；六大队大队长张有岳；七大队大队长陶左德；八大队大队长谢恭；九大队大队长刘超然。空军九个大队共编有飞行人员620名，机械技术人员230名。拥有霍克、可塞、容克、道路斯、波音、羊城、复兴等各式飞机314架（全国飞机总数600余架）。飞行人员加上在校培训人员共计3000余人。机场262处，直属航空委员会的机场站，计有空军总站10处。

航校每期学生毕业时，均举行隆重的仪式，蒋介石作为兼校长也多次参加毕业庆典，宋美龄也来参加。蒋介石到杭州参加首届学生毕业典礼时，对航空学校的一切教育设施，都表示满意。第六期毕业典礼就是由宋美龄主持的。在毕业庆典上，学校还邀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参加并讲话（他的儿子是第三期学生，因公牺牲的）。

周至柔在会上说：“各家长贡献子弟为国牺牲是有无上之光荣。各位家长願将自己生养的疼爱的子弟贡献给国家，作为国牺牲的准备，这是极光荣的一件事。因为一个人要想忠孝两全，原属不易。我们贤良的家长，都能洞见国家民族之危亡，已至岌岌不可终日之时。无国便无家，无民族便无个人。家庭与个人之存亡，其关系犹小，而国家民族之存亡，其关系则大。各位贤良的家长能够权衡轻重，不惜将自己钟爱的子弟贡献给国家，为国家效命，这种事实，将在历史上是最有光荣的。希望家长勉励子弟尽忠报国。我们想到，总校长曾经对于这一点举过一个实例。就是宋朝岳飞的母亲鉴于宋室衰微，金兵南犯，大丈夫若不及时奋起反抗，将来宋室一定要被金人灭亡的。于是勉励他的儿子去救国家，她又惟恐时过遗忘，故在岳飞背上剌了“精忠报国”四个字，使其至死不忘。岳飞本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再经他母亲这一番勉励，早将他的生命贡献于国家，后来岳飞终于成了震古铄今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总校长认为这个史实，是很值得我们慕仿的，希望各家长也能勉励子弟们，和岳飞的母亲勉励岳飞一样。……”

庆典结束后，学校还请家属们游览杭州的风景，并赠送土特产龙井茶和丝织品等。自迁昆明后这些仪式就从简了。周至柔负责领导航校的三年，是航校培养飞行员最多的时期。

1936年夏，蒋介石令航委会主任陈庆云与航校教育长周至柔对调。周至柔提升为航空委员会主任，成为全国空军的最高统帅。陈庆云广东人，美国航校毕业，在航空界是老资格，为人老实，办事能力不很强，不是蒋的嫡系。但蒋介石却利用陈庆云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的私人关系，想把黄光锐拉到南京方面来，因此任陈庆云为航校校长，而不是教育长。这个校长也是挂名的，经常往来广东和香港。不久黄光锐率领广东空军几十架飞机投奔南京，蒋介石论功行赏，调陈庆云为空军第一集团军指挥官，任黄光锐为中央航校空军上校本级校长，以丁纪徐为空军上校本级教育长，其他无大变动。

2、慧眼识人才  重用高志航

1937年8月14日，杭州笕桥上空，中国空军打响了抗日空战的第一枪。当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首开纪录，击落一架日本三菱96式陆攻轰炸机。他成为中国空军在抗战中第一个击落日机的飞行员，由此在中国抗日史上记录下了浓重的第一笔。

具有中国“空军战魂”之称的高志航，1908年5月14日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三棵榆村，原名高铭久，字子恒，家贫务农。母李氏，生兄弟六人，姐妹两人，铭久为兄长。幼年时期在家务农，9岁入学，13岁远离家乡，考入奉天（沈阳）中法中学。1924年，高志航于奉天中法中学毕业，目睹了日本人在沈阳的飞扬跋扈，横行肆虐和地方军阀只顾混战，不问民疾惨境。

高志航放弃了报考大学，投笔从戎，转而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就学期间，东北扩建空军，他因为身体、成绩、法语均优，便立志去法国学空军。但时任东北当局教育长郭松龄将军认为他身材不够高，不能出国，怕给中国人丢脸。

高志航生气的说：“法国人也不全是高个子，并且我也学过法文，同时我决定将高铭久名字枪毙了，更名为高志航，决心出国学习航空，以便将来立志杀敌报国。”

当时，郭松龄军长的夫人在座说：“你有这样的好学生，一定要派他出国留学深造，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个英雄人物呢！”在郭松龄夫人的鼓励下，高志航于同年到法国学习两年航空。赴法前，张学良将军接见他，特将其名正式改为志航，以示身负航空救国重任，要保卫祖国，成为空战英雄。

1925年11月，高志航与东北航空署派出留学飞行的同学18人经过法国牟兰纳航空学校严格的体检后，开始学习飞行。完成初级教育毕业后，又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学习驱逐机专业，毕业后又授军士军衔前往南锡的法国陆军航空队第23驱逐团见习。在留学期间，高志航刻苦学习，在短短的1年间便练就了高超的飞行技术，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官也感到佩服。

高志航终以优异成绩，于1927年1月学成归国。回国后，编入东北航空司令部飞鹰航空队，张学良将军为高志航授少校（陆军衔）军衔，时年19岁。此时他正当年轻，壮志凌云，刻苦锻炼飞行技术，力求精益求精，每次演习均获奖励。然而，不幸在一次演习中因座机机械故障，降落时右腿骨折。在南满医院治疗时，右腿稍有弯曲，对驾驶飞机有障碍，后又到哈尔滨医院作第二次手术，将骨头打断重接。因此右腿比原来短了一分。为此他设法右脚穿后跟高一分的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他的飞行驾驶技术不但没受影响，反而比以前更进了一步。因此当地人都称他为高瘸子飞行员。

1930年东北军整编后，按照张作霖遗训，东北军为了早日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航空人员，聘请了日本陆军航空队军官进行训练，其中就有后来在中国战场被击毙的“驱逐之王”三轮宽。高志航进入驱逐班学习，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东北军有飞机300多架，山西阎锡山有20架左右，山东韩复渠有10架左右，南京国民政府有100架。而中国军队却在“不抵抗”政策之下，一枪不发，拱手将东三省出让给残暴的日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高志航几次欲架机起飞打击日寇，但是得到的指示却是“不抵抗”。次日，愤怒的高志航前往北平向东北空军代司令张涣相请战，答曰“没办法”。高志航在沈阳目睹日寇横行，惨杀同胞，他耻留敌占区不做亡国奴，为了国家存亡，民族自由，高志航舍别妻女，只身化妆进入山海关，投靠他在山东韩复渠驻济南机场的同学聂队长。但聂对他说：“你在这里有危险！”让他立即南下，介绍到南京航委会报到。后经一起学习飞行的老友邢铲非介绍前往国民政府军政署航空队任职。

1932年1月29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蒋介石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一人。然两害相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做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一人获罪之比。余早有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有何所惜哉！”随后通电全国:“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我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有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在蒋介石感召下第十九军、第五军将士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奋勇抵抗，浴血奋战，，迫使日军在30多天攻势中屡战屡败，使东京四易其帅，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1932年3月3日在联合国紧急要求下，中日双方同意停战。“一、二八”抗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与世界强国打了个平手，震动了日本，国内外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抵抗都一致肯定。

1932年春，高志航到南京报到后，由于飞行事故，他没有参加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1.28”淞沪事变。为了继续飞行，他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这比他在东北空军中的少校军衔，地位差了许多，而且由于国民党中一贯的山头派系间的排挤，他天天过着到时吃饭，按月发饷，可就是不给工作，只让他在后勤部做零星工作，更谈不上让他飞行。为了实现他的卫国英雄志，高志航坚持不肯离开。

1934年，中央航校举办四国航空特技表演交流，英、德、意等国派飞行员来表演，参加表演的中国飞行员都不如他们。不在表演之列的高志航看后主动要求上天，航校不得不让他试试。高志航驾驶的飞机，在空中做了许多特技表演：上升、下滑、急转弯、翻滚……他的飞行特技远远超过前面的外国飞行员。在场的观众见后无不瞠目结舌，连陪同的中外官员也为之叹服。蒋介石看了后非常高兴，连连拍手叫好：“好、好、太好了！”

蒋介石对周至柔说，把我的“天窗号”飞机奖给他吧！

航校学员中要求他出任飞行教官的呼声越来越高，周至柔听了高志航的自我介绍以后，惋惜他被毛邦初埋没了两年，周发觉后立即起用。将高志航提升为第八大队大队长，开始执教中央航校驱逐机班，后来又提升为空军教导总队少校副总队长。自此，高志航重新开始了他的飞行生涯，他非常感激周至柔百乐之恩，常对人说：“我最崇敬的就是周至公，他廉洁奉公，无私无偏，唯才用人，就事论事，是个好官，我们要听他的话。”

在重新回到飞行岗位后，高志航竭尽全力培养飞行员，教育他们要养成良好的飞行作风，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谨的训练作风。高志航对学员的要求近乎苛刻，他经常向学员灌输：“第一，我们训练要严；第二，我们搏斗要狠；第三，我们动作要快……”“空中作战必须分秒必争，谁首先抢占优势高度，谁就稳操胜算”.

他还特意要求学员们的动作要快上加快，甚至严格到要求学员平时也不得闲散漫步，行走时都要快步如飞。对于空中的飞行动作更是严厉要求，只要他认为这个动作不合格，就要重新做，直到他满意为止。

一次，高志航带领学员在做升高演习。有一学员，没有达到要求的高度就降下来了。高志航问：“你飞了多高？”他说：“飞机马达有异声，恐怕有故障，所以我降下来。”高志航跳进机舱，发动机器，仔细听了一分钟，接着一推操纵杆，飞机象火箭一样冲向天空，一跃就是六千公尺。降下来后，他说了声：“上去！”当时，这个还有点怯懦的学员，也终于完成了当天的飞行任务。

在打靶实战训练中，高志航对部下提出了“百发百中’的最高要求。有些学员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口不敢言，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微笑。于是，高志航每天在他们训练结束时，接过成绩最差学员的飞机，一连三个中午不休息，打出了三个“百分百”.高志航把全队学员集中起来，在队前丢下三个布满弹洞的靶袋，说了声：“解散！”二话不说，回头就走。从此学员们无人不服，他们都知道，要做一个合格的飞行员，尤其是战斗员，不苦练是不行的。这就是后来称之为“高志航第四大队的风格”。

高志航还十分注意学员的思想修养，在对学员的训话中，高志航这样说：“我常对你们讲，我们要胆大心细，不怕死。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有父母妻女，但是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敢拼命，不肯牺牲，那中国还有救吗？一旦当了亡国奴，那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生命做什么？所以我才要求大家拼命，督促大家苦练，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作战时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我们的子孙不会变成亡国奴！”在他的培养和带动下，笕桥航校学员在抗战烽火中涌现了大批优秀人物。

1934年春，高志航晋升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辖第21、22、23中队。

1935年，高志航被派至意大利参加国际航空订货会，并考察航空一年，在外国他时刻不忘为中国人争气。在飞行表演中，他驾驶一架意大利菲亚特驱逐机做特技表演，他上天之后，突然急转弯，俯冲向下，侧飞，仰飞，混飞……在飞行表演中的精湛飞行技术，赢得了观众的赞扬，观众们热烈鼓掌。也征服了酷爱飞行的墨索里尼，让蔑视我中华无人的意大利人惊叹折服。墨索里尼看后称赞不已，说：“不可思议，这样技术的飞行员在意大利，不，在整个欧洲也是数一数二的。小伙子，希望你留在意大利，为意大利服务，我将给你最高酬金和最好的职位。”

高志航说：“不，谢谢阁下的夸奖和抬举，不过，我是个中国人，我的职位在中国，我只愿做一名中国军人。”

归国后，高志航担任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协助总队长毛邦初工作，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所有飞行员。他要求严格，指挥周密，使大多数参训飞行员的飞行、空战、轰炸技艺都得以提升。而且高志航还尤其注意训练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能，培养他们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驱逐机部队的坚强后盾。后来的抗日空战战果也证明，这些经过了严格训练的各中队长、分队长表现尤其突出，成为对日作战的中坚力量，相当大一部份战果是由他们完成的。抗战中涌现的击落敌机13架的刘粹刚，官方最高记录11.5架的王牌柳哲生、击落7架日机的王牌董明德、先后担任第四大队大队长的李桂丹、郑少愚、副大队长乐以琴，第三大队大队长罗英德等多位空战英雄都是由高志航培养出来的。他对在抗战前提高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快速达到迎接全面对日空中作战需要所作的贡献难以估量。

3、 创办敢死教育  身先士卒

周至柔在航校期间，创敢死教育并以身教。当时空军教育，因成立伊始，设备简陋，安全性差，习飞之时，常常发生血淋淋之悲剧。有的人机俱毁，有的折骨断肢，有的成了空中火人；真所谓血中生，血中长。难怪毛邦初惊人的训录学生：“你们是来学死的……”。

周至柔铁面无私，严格治校的作风，引起了学员们不同的反响，有人敬他，有人怕他，当然难免也有人对他不满。校内政治派系斗争剧烈，尔虞我诈。毛邦初是他的死对头，背后放风，引起有些学员在背后议论，说他是步兵出身，不谙航空技术，只能是外行领导内行。人家把这话学到他的耳朵后，他听到反而哈哈大笑说；“我开餐馆，自己不懂烹饪，不会掌勺，厨师当然看不起我。我身为校长，如果不学会飞行技术，怎么能领导航校啊！我立即去学习驾驶飞行技术。”

此时，周至柔年已届三十五、六，照理已不大适合学驾驶飞机，但他是身授敢死教育，校长以敢死精神来领导，学生们又是报国怀壮志，哪有不“敢死”去接受教育。

于是周至柔拜教官为师，经过半个月的苦练，在识风向，辩航标、试风力，寻航道、摆航距、入航道、上升、下滑、转弯、降落、滑翔等十多门考试都合格，于是取得了单独飞行的资格。

周至柔对学员们说；“驾驶飞机全靠胆大心细，注意力集中，动作敏捷，记住一句话‘起飞靠一杆，落地蹬三舵’就好了。”大家评论他，在这种年纪，于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中外航空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从此航校上下对他是无人不钦佩与信服。

一天，天气特别恶劣，笕桥机场上空浓云密布，地面上白雾弥漫，教官提议今天训练暂停。但周至柔不同意他说；“不行，战争贵在出奇制胜，尤其是空战，不但要比本领，更要比意志。”说罢，他毅然起飞，大家也跟着一起起飞。

学员们都不敢升高远航，唯独他仍象往常一样，凌空高飞。

结果周至柔迷失了航向，他误把宁波镇海当作笕桥机场。但降低观察，只见东边是汪洋大海，西边是弯弯曲曲的海岸线，找不到可以降落的场地，飞机一直在空中盘旋，汽油将尽，怎么办？突然他发现右上空出现了一架双翼黄翅教练机，一边打弧圈一边降低高度，原来是教官寻着他，特地飞来给他引航，这才把他领回笕桥机场，航校全体师生几乎都在机场上迎接校座的平安归来。

当周至柔钻出机舱看见那么多人都来为他脱险而祝贺，他哈哈大笑说：

“我本领不过硬，差点儿送了命。你们可得要学活不能学死啊！”周至柔后来曾多次架机驶往上海，在沪杭间来往。

周至柔认为，空军教育是决定空军建设成败的关键。空军教育有两大要素：一是精神，二是技术。从战略上要培养“攻击精神”，周认为：攻击精神即是为国献身的牺牲精神。在战术上，要有创意战术思想；即“为人之所不敢为，能人所不敢能”，强调“训练重在实战”。他之所以在恶劣的天气下敢于飞行，就是凭着这种精神，以身作则教育战士。

周至柔在航校三年，培养出三百多名飞行员，他们在全国各地表现都很出色，蒋介石授给周至柔四等宝鼎勋章和三等云麾勋章。

4、献机祝寿

1936年夏，周至柔擢升为中央航委会第一主任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蒋介石自兼航委会的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实际上是周行使职权。

有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到杭州检阅中央航校的学员，毛邦初和周至柔照例陪同。每走到一个学员方队前，毛邦初都要带头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学员们就集体跟着喊“蒋委员长万岁”，表现得相当热烈。

紧跟在蒋氏夫妇身后的周至柔，一看宋美龄的脸色有些不对，立即举起右手喊了一句“蒋夫人万岁！”学员们不知所以，也跟着喊：“蒋夫人万岁！”

蒋介石、毛邦初对周至柔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甚感诧异，而宋美龄却喜形于色，微笑着连连向周至柔点头。

一天周至柔和宋美龄一行到重庆机场检阅，当入场时，周至柔发现宋美龄的一只鞋带拖在地上，假如另一只脚正踩在鞋带上就会跌倒，他马上蹲下去，利落地将它系好，看到他如此巴结人，别人都笑着不语，以为他太卑躬了，连宋美龄也脸红了，而周至柔却若无其事地，一点也没有羞愧之情。事后有人讽刺他吃软饭，周听到后不屑一顾，说了句双语话：“我是吃夫人的饭，做领袖的事。”

对于蒋介石，周至柔当然是更要竭力讨好的，1936年10月是蒋介石五十寿辰，从是年春季开始，周至柔便开始挖空心思地琢磨如何为蒋介石祝寿。当时蒋介石正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他认为如果人们为自己大规模祝寿，这显然与新生活运动的“简单、朴素”原则相悖。于是，蒋介石主动提出，不要搞祝寿活动。

头脑机灵的周至柔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向何应钦，陈诚等人提出；“委员长主张大力发展空军，何不藉此机会搞个献机祝寿活动，用筹来的款子以委员长的名义购买飞机，一则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支出，二则又符合新生活运动的宗旨，可谓一举两得，不知诸位意下如何？”何应钦和陈诚等人都拍手叫好，一齐赞同。

1936年5月6日，在周至柔的一手操办下，“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何应钦任主任委员，陈诚、孔祥熙、周至柔等任委员，着手筹备献机活动。何应钦明确通知各省市，只要献机，不准送其他礼品。

于是，各省各县各行各业，都参加了这个“献机祝寿”活动。富裕的省基本上做到一县一机，即每县捐出可购买一架战斗机的现洋十万元。一些大厂矿和银行更是掏出几十万元认购“祝寿机”。此次活动，共收到捐款655万元，可以购买68架战斗机。

10月31日上午9时，南京明故宫机场彩旗飘扬，人如潮涌。各界人士数万聚集到这里参加盛大的献机典礼。会场中央是一架飞机的巨大模型，主席台两侧挂着大幅对联；

 百万集腋，千万成裘，万里外寄悃输诚共敬领袖；

 四十誓师，五十寿辰，十年间宵衣旰食独尊国家。

主席台的横額写着“蒋公寿辰献机典礼”。

典礼开始，何应钦代表蒋介石郑重宣读各界捐款的68架飞机名单时，全场响起一阵雷鸣般掌声。随后由周至柔精心策划的飞行表演，将典礼活动推向了高潮。

周至柔派空军最优秀飞行员高志航为领队，驾驶新购买的美制战斗机，在南京上空编组成“中正五十”的字形，观众们仰头观看。热烈欢呼。周至柔此举果然赢得了蒋介石的欢心，事后蒋介石向别人夸奖说，周至柔有心计，会办事。

对这笔655万元的购机款如何使用，让周至柔绞尽脑汁。一天他向宋美龄提出；“夫人，我们的飞机全部都是国外购买的，大部分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甚至日本。由于世界各国航空工业发展迅速，一种新型飞机问世后不久，很快就会被另一种更新的飞机取代。如此，如果采取一种飞机数量过多，淘汰后只能充当教练机，势必造成浪费，采购过少，一旦发生战争，将无法应付。”

宋美龄听后反问；“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周至柔便顺势提出自己考虑成熟的方案；“夫人，我们是否可以象征性地定期购买少量比较先进的飞机，把其余大部分购机款存放在香港外国银行里生利息，一旦需要时取出，还可以多买几架飞机。不过，此事关系重大，卑职不敢擅自做主，还请夫人定夺。”

宋美龄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她马上表态说；“这件事你尽管去办，就说是我的主意好了！不过，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免的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周至柔也并非是阿谀拍马不学无术之徒，对于国民党空军的训练和组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空军教育十分重视，认为空军教育是决定空军成败的主要因素，要建设空军首先就必须培养航空人才。

周至柔在《国防与航空》书中写道；空战与陆战大不相同，天空是广阔无垠四无掩蔽。当我机与敌机相遇，互相格斗时，胜负决于俄倾，我不毙敌，必被敌所毙。在此死生存亡之际，尤须一心不乱，沉着应变，精密周到，冒险敢死，所谓胆欲大而心欲细，抱着牺牲的决心，运其巧妙的智谋和技术，才可以转危为安，战胜强敌。

并说，空军是青年最优良的学校，飞行是培养青年志气胆识，坚毅与振奋精神的最良工具。由此可见空军岂非青年人最优良的学校而何？我们必须要特别加强空军，我们的国防才能巩固，我们才可以把敌人驱逐出境。光复那蒙上了耻辱的大好河山，所以空军是救国的复兴民族的是负有至高至大的责任。

关于空军教育和训练，周至柔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他在一次空军高级将领会议上说：“空军教育因素有两条最为主要；一是技术，二是精神，两者皆以战斗为宗旨。精神的有无与锐钝，它决定了最后的成败。空军飞行员需要的精神是‘智、仁、勇’三者兼备。”

周至柔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在《空军教育之本质与我人今后之要求》一文提出：“在我们空军里，教育与训练常常是分开来讲的，好像教育是属于学校方面的，训练则是属于部队方面。就本人的意思，认为学校实施‘管’、‘教’与‘训’固然是教育的一种方法，但离了学校在其他处所，譬如在队列、在办公室内，也仍然离不了教育的范围。一个军的所以建立，首在‘明耻教战’；可是无论是‘明耻’工作，或是‘教战’工作，无论是政治的或是技术的，都应该以教育的手段求得教育的成效；而教育的手段应是不拘‘时’、‘地’不断施行，教育的成效应是不拘‘平’、‘战’不召而自致。军事教育实为一个军事集团无往而不在的生活素，而部队训练仅仅为军事教育的内容之一。由此可知教育的范围广，训练的范围小，我此刻所说的教育就是指大范围的教育，部队的训练必然的包括在内，这一点请大家不要误会。

5、空军前敌总指挥

1936年周至柔被蒋介石任命为航空委员会主任后，即从事充实和改组工作。航委会辖五个处与十七个科，增设了秘书处、军法处、军医处等。过去航委会所属单位的警卫工作，由所在地部队兼职帮助，周认为必须建立一支空军警卫部队，成立特务团，后又扩充为特务旅。空降部队原有五个大队，1936年两广空军投蒋后，扩编为八个大队，加一个空运大队。每大队有作战飞机二十七架，共有飞机两百多架。空军地勤方面，只有简易设备的机场叫飞行场，比此高一级的叫航空站，更高一级叫空军总站。有中美合营的第一飞机制造厂，设在杭州。中德合营的第二飞机制造厂，设在南京。这两个厂，名曰制造，其实是装配厂，一切部件均赖进口。还有飞机修理工厂，空军教育方面，当时有杭州中央航校，南昌空军机械学校，南京空军教导总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航委会初具规模，以一个独立兵种面貌出现。

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战役之后，日本和其他列强就在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沿线12个车站地区驻有军队，其目的说是要保护使馆和陆海交通线的安全。日本为指挥其驻军，在天津建立了司令部，开始叫“北清驻屯军”，后改为“华北驻屯军”，直属日本军部。1936年，“华北驻屯军”改名为“中国驻屯军”，编制扩大为一个混合旅，并在丰台派驻一个大队（原来丰台未驻军），频繁地举行军事演习，滋事挑衅，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反共，共同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实施兵谏。

“西安事变”来得如此突然，作为空军最高机关的航空委员会，自是最早得到消息。周至柔的态度虽然有些紧张，却还镇静，没有听到他发表什么主张和议论，只私下对秘书蔡竹屏等谈到时说：“你们看，这件事将会到怎样的结局？”在他每次去参加中央重要会议时，他在会上讲了些什么，他事后并没有提到过，也没有表露过他主张或主张和平等具体意见，只是对秘书们谈会议上的形形色色：如戴季陶在捶胸顿足，大发神经，高叫“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何应钦怎样表示沉着的“忠心”。黄埔系的骄子们又是怎样高喊：“轰炸，打！”桂永清的教导师不要任何人的命令，星夜开赴河南……而周至柔自己，好像他的只是在替宋美龄、宋子文和端纳顾问等准备飞机而已。

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早已借抗日名义，调去了几个空军大队驻在洛阳，由他亲自指挥。这时洛阳方面派出飞机开始轰炸的消息来到时，却带来了出奇的情况。说是在轰炸潼关杨虎城的部队时，由于陆军联络不确实，竟误炸了蒋军自己的队伍，两个营全部完蛋。追究责任，周至柔以空军统帅的身份，受到严厉的责难。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乘飞机回南京还抱着瘸腿，周至柔率航空委员会全体官佐到机场欢迎。大校场的机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蒋介石由宋美龄扶着下机，向前去迎接他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深深一鞠躬。蒋介石离开机场后，一般欢迎的文武百官先散了，只留下少数人等候着下一架乘坐张学良、宋子文的飞机。当张学良以兵谏主角，协议对手一方，一变而为上门的阶下囚的消息传播时，周至柔也没有发什么议论，似乎他在航委会里内心充满着无数疙瘩和矛盾。

1937年6月6日，中国冀（河北省）、察（察哈尔省）、平（北京于1928年至1949年9月称为北平）、津（天津）驻军最高长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缓和气氛，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一次联欢宴会，邀请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和中队长（连长）以上军官参加，第二十九军团长以上作陪。每桌三四个日本军官，四五个中国军官。宋哲元和松室孝良各讲了几句外交辞令，宴会开始。酒过三旬，几个日本军官兽性大发，竟以助兴为名，拔出战刀，张狂挥舞，实际上是以其武士道精神，给中国军官一个下马威。真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中国军官对此已有准备，岂能吃他这一套！只见几名中国军官交换一下眼色，离开座位，很有礼貌地向“客人”行一个军礼，大声说；“请看我们表演！”说罢就跳到场地中间，或打拳，或耍刀，或表演武术，动作娴熟，整齐而有力，其余的中国军官则起立齐声高唱黄族歌:“黄族应享黄族权，亚人应种亚人田；切莫同种自相残……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紧张的气氛如箭在弦上。宋哲元和松室孝良眼看再“表演”下去，势必酿成大乱，赶紧宣布宴会结束，各自散去。一场“联欢”,差一点变成了”鸿门宴”。

北京西南方的卢沟桥建成于公元12世纪，是一座美丽的大型石拱桥，举世闻名。驻丰台日军经常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开始一个月、半个月一次，后来每三五天一次；开始是空弹演习，后来则实弹演习；开始是白天演习，后来则夜间演习。日本旅团长还特意由天津到丰台视察和指导演习。在卢沟桥以东不到200米的宛平县里，由中国第二十九军七十三师（师长冯治安）一一零旅（旅长何基丰）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第三营（营长金振中）驻守，严密监视日军的行动。有时，中国驻军也开到城外演习，让日方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挑衅是有防备的。日军为威胁我军，有时竟故意冲到我步兵警戒线以内，试探我军反应。在北平城内的日军，有时也在东单牌楼和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以沙袋筑垒，架设机枪，如入无人之境，进行巷战演习。

1937年7月6日，日方更无理要求通过我军驻地宛平县城到长辛店进行演习，遭我方拒绝。日方坚持要通过，我方坚决不允。双方在芦沟桥两端对峙10个小时，日军才撤走。

第二天，即7月7日，日军再次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约11时，宛平县城以东一阵枪响，守军立即警觉起来。一小时后，日使馆武官松井给我方军政当局打来电话，竟反咬一口，说枪声是从宛平县城打出来的，日军演习部队当时正从芦沟桥经过，在枪响后失踪一名士兵，很可能是被宛平驻军挟持，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我方驳斥了松井的谰言，严词拒绝日军进城。松井威胁说，如我方不答应，他们就要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我方坚持不能允许日军进入我军驻地。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双方派代表共同进城调查。在此过程中，我方发现日军增调部队正向芦沟桥运动，有包围宛平县城的企图。

7月8日凌晨。双方代表在城内会面，日方代表摆出傲慢蛮横的态度，仍然坚持要日军进城搜查。我方代表指出日方言而无信，据理力争。刚谈几句，城外日军就开始向宛平城炮击，展开了进攻。很显然，日军早已下定了攻城的决心，假装派什么代表，不过是烟幕弹而已。这就是日军制造的卢沟桥事变（也叫七七事变）的由来。也是日本军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

1937年7月11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订立了《陆海军航空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开战之初，就要一举歼灭中国空军主力，夺取制空权。同时策应地面和舰艇作战，进攻华北以陆军航空队为主，进攻华南以海军航空队为主，进攻华中由陆、海军航空队联合作战。陆军航空队投入兵力28个中队、240架飞机，海军航空队投入各型飞机220架。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中队大山勇夫及一名士兵乘摩托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寻衅，守卫机场的中国保安队官兵在劝阻无效后，将两人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无理要求，遭到拒绝。于是，日本陆战队于8月13日突然向上海闸北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淞沪大战由此揭开帷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召集高级将领开会，部署与日军作战事宜。在会上，蒋介石突然提出；“这几年空军建设有声有色，可以在对日作战中一显身手了。周总指挥，你空军有什么打算！”

周至柔将一张早就准备好的“空军实力位置图”和“空军各队实力表”放到蒋介石的面前，请他过目。蒋介石看后，脸色变得铁青，一拍桌子冲周至柔吼道；“空军为什么只有这么几架飞机？市民们反应，‘日机常来狂轰烂炸，有时低飞，连驾驶员的脸都能看到，怎么不见自己的飞机，说把我们捐的钱拿去买飞机的，怎么不见飞机，钱被贪官拿去了吧？’从军事上要求，第一线作战飞机，要保持500架，为什么只有这几架飞机？刚开始抗战，以后仗还能打吗？你把空军经费都搞到哪里去了？”

白崇禧、冯玉祥相继离座，看了看桌子上的图表，各自冷笑一声，又回到自己的的座位上。在此之前，蒋介石总要夸耀自己的空军如何强大，他的政敌白崇禧、冯玉祥也一直以为中央军空军实力不弱。值此庐山高级军事会议上，空军实力之谜被揭穿，图表上标明中国空军只有飞机600多架，其中可作战的飞机仅305架。这个数事怎能不让蒋介石大光其火？又怎能不让白崇禧、冯玉祥等人讥笑呢？不过比这更糟的事情蒋介石并不知道，那几百架飞机都是国外淘汰了的，机型陈旧，机种繁多，维修不易，常常因缺少零件而使飞机“趴窝”。中日两国飞机相比，无论是航速、升限还是航力、武器等方面，日军都占很大优势。如果蒋介石知道这些情况，更不知要气得什么样子了！

毛邦初幸灾乐祸地说；“这批献机祝寿所得的巨款想必周总指挥自有去处吧！”

在蒋介石的追问下，周至柔肃立以对：“飞机性能日新月异，单就时速而言，每隔半年，就要提高数十公里。旧式飞机，我们未敢多订购，唯贮款选购新型战斗机、轰炸机，才能应付作战之急需。目前所购美制‘新霍克丗’（HOCK丗）战斗机，与前年上半年所的‘老霍克丨’、‘霍克廿’相比，时速要快６０—７０公里。‘新霍克丗’时速达３５０公里，装备优良，机枪从螺旋桨轴中心射击，命中率极高。再则空中作战，非万不得已，不在城市上空战斗，怕有伤居民，唯有半路截击，才能避免城市的无谓牺牲与损失。”周至柔稍作停顿，眼睛扫了下全场，接下来说：“鉴于如此，我与蒋夫人商量，暂且存款香港银行生息妙计，待需要时随时可取，这也是蒋夫人宋美龄秘书长的主意。”

蒋介石一听到宋美龄的名字，顿时泄了气，感到这主意倒也不错。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一拍桌子喊道；“没有空军，我们也要抗战！”

事后人们评论，这次如果不是蒋夫人作了“挡箭牌”，恐怕周至柔的脑袋就保不住了，由此可见，周至柔走蒋夫人的路线是多么成功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航委会为指挥空军部队对日作战，在南京体育场成立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周至柔为总指挥，毛邦初为副总指挥，张有谷为参谋长。下设驱逐司令部，以高志航为司令，指挥空军三、四、五的驱逐大队；轰炸司令部，以张连孟为司令，指挥三个轰炸大队；侦察司令部，以毛瀛初为司令。其作战飞机都是陈旧而性能甚差的，与日军对比相当劣势。

截止1937年8月14日，日本陆军航空队有飞机1480架，海军航空队约有飞机1220架。日本工业基础较坚实，能够生产各类飞机和技术装备，作战消耗后能及时得到补充。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空地勤人员训练有素，作战指挥关系明确，各项保障有力。日军装备的飞机，性能较好，其中1936年投产，1937年参加侵华战争的96式舰戴战斗机，最大飞速435公里/小时，航程1267公里，以后又衍生了多种改进型，先后生产1094架。而日军96式轰炸机，最大飞行速度372公里/小时，航程1300公里，机上装有四挺机枪，一门航炮，可戴800公斤炸弹，先后生产了1100架。这两种飞机是侵华战争初期日军装备最多的飞机。此外，日军还装备有96式舰戴轰炸机428架，96式舰戴鱼雷攻击机200架等。

中国空军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将各地区，各派系的航空队统一于中央国民政府领导。但其实力有限，飞机陈旧，机型杂乱，性能落后，机种配备失调。中国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从美国购买了霍克II、霍克III、波音—281型战斗机，以及雷莱克A—12型攻击机,诺斯罗普—2E、马丁—139WC型轰炸机，数量都很有限。因为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虽也仿制了部分作战飞机，但其主要部件仍依赖进口。截止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正式与日机交战时，列队的9个大队零五个独立中队，装备各型飞机296架，不及日军的九分之一。其中轰炸机148架，占50；战斗机101架，占34%；侦察机41架，占14%。飞行员620名，能参战的人不足半数，且战斗机飞行员训练重点是对地攻击，更无空战经验。

1937年7月，为了适应抗战作战需要，中国空军领导机构做了必要的调整。在航委会下新设前敌总指挥部，担负空军作战事宜，周至柔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张有谷为参谋长。在前敌总指挥下设：轰炸司令（张延孟）、驱逐司令（高志航）、侦察司令（晏玉琮）。并制定了中国空军“以奇袭敌空军基地，轰炸敌舰船，并担任重要城市之防空为原则”的作战概要。为了对付日军的全面进攻，中国空军首先拟定了《冀北作战计划》。其要点是“先以空军主力奇袭天津、丰台等处，摧毁敌陆军根据地，并相机协同我陆军击破该方面之敌。同时以空军一部担任京杭防线及沿海沿江之侦察与警戒，并对京沪方面之敌仍作紧急时主力转移之准备，以防万一。

6、壮怀激烈的 淞沪空战

（1）“八、一四”首战大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在华北战场全面打响。是时，我中国空军主力北调支援华北战场，8月上旬，淞沪一带形势趋急，为防止敌人攻夺上海，控制长江口，断我后方资源及退路，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作战方案。

周至柔开场白后，对毛邦初说：“毛副总指挥，你是航空界的元老，对空军的状况了如指掌，你对目前这种局面有什么想法？”

毛邦初用干涩的嗓音问道：“你要我直说出来吗？”

周至柔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那好”毛邦初挺起腰板，用手指弹去桌面上的烟灰，“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个仗不好打，我们的飞机，今天损失了3架，明天损失5架，总有一天咱们那些飞机都得报销，倘若近期内再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我看这个空军总指挥部就得关门大吉。”

参谋长张有谷插话；“你们不妨设想一下，等抗战结束，民众知道飞机都在我们手里玩光了，航委会的大门前还不闹翻天了吗？我看咱们还是预先准备证词吧，到时好上法庭开脱罪责。”

周至柔沉下脸；“诸位，你我都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上峰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会把问题向宋美龄秘书长汇报的，但今天还是研讨一下援沪的作战方案吧！”

毛邦初却兴犹未尽，一个劲儿接着往下说；“空军缺少经费，零配件供应不足，航校招生学员太少，飞机的机种格外陈旧过时……”他一口气说出了空军当前存在的十几个棘手问题。

众人听后，鸦雀无声，正在沉默之际，忽然门卫通报：“宋秘书长到！”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走进会议室，在她身后，簇拥着美国空军艾利逊中校、希尔中校和阿康纳少校等。

大家从座位上起立，面向宋美龄表示欢迎。

宋美龄穿了一件银白色的旗袍，领口处别领花的地方，端正地别了一枚兰色的空军徽章。只见她笑容满面，袅袅婷婷地走到会议桌旁，招手向各位示意坐下，放下挂在腕上的小黑皮包，连日的愁云竟从她脸上一扫而光。

宋美龄：“这是杭州发来的电报，杭州也遭日军空袭。”

宋美龄把电文工工整整的放在桌子上，等大家就位后，抬腕看了看表又道：“会议是夜间2点开始的，现在已是7点，整整5个小时了，方案拿出来没有？我的总指挥？”

“这……这……”周至柔有苦难言。但眼下他只得逢场作戏，便又说道：“大家提出很多方案，意见不统一。刚好秘书长来了，不然我们还要请您哩！空军详情您是最了解，大家想听听您的建议。”

宋美龄有些不满意了：“弄了半天你们连方案也没拿出来。基于现实，没有好的方案，应该也有差的方案吧，大敌当前，十万火急，不拿出个方案，人家说我们航委会这帮人只会吃干饭，你们说是不是啊？”

周至柔顿时有些尴尬：“宋秘书长已经说了，把你们的方案和意见都说出来，好不好？”

又是一阵沉默。

周至柔：“刚才，你们还一个个慷慨激昂，现在让你们发言，你们却鸦雀无声了。”周至柔弦外之音，亦表示对他的属下们刚才的发言不甚满意。

终于，毛邦初呷了一口茶，润了一下喉咙，以空军元老身份自居，率先向宋美龄提出了质问：“夫人我不说您心里也最清楚，咱们航空委员会有多少架能用的飞机，您不会忘记吧？”

宋美龄：“邦初，你目前要我怎么办？请你把气话全说出来，好不好？”

毛邦初：“说出来就说出来，别的问题不谈，现今当务之急是缺能用的飞机，我们也知道政府的困难，不要了，按咱们航委会年初报告的数字落实，100架好不好？有了这些飞机，我愿请命带机作战。”

在坐的各位无不佩服毛邦初的这种胆魄，因为他将了夫人一军。大家憋了一夜的闷气，这会儿经他这一炮，感到痛快了，众人暗自高兴。

宋美龄用她那敏锐的目光扫了一周说：“在坐的各位不包括邦初，你们也说说。”

张有谷：“副总指挥的意见也是我们的意见。”强烈地应声附和：“有了100架飞机，日军轰炸我们，我们也可以去轰炸他们。”

宋美龄：“大家没有要说的了吧？如果想说还可以再说；如果没有了，我可说话了。不过我希望我讲话的时候，你们不要打断我。”

周至柔：“大家没什么再说的了，请宋秘书长指示吧。”

宋美龄：“今天的会开始开得不错，要说没有方案也不是真的，你们的意见很一致，怎么说不一致呢？”宋美龄把水杯放下，欠了欠身子道：“大家不是要补充100架能作战的飞机吗？这个工作我已经替在座的诸位想到了，并且也做好了。现在我可以正式告诉大家，这100架飞机和2000万美元的巨款，我已经筹来了。”

周至柔和众人听后，欣喜若狂，用力拍掌，感谢宋秘书长。接着立即商定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将对日作战空军主力由华北急调华东。

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

8月13日14：00于南京航空委员会

（一）    

上海之敌，陆军约7000人，凭借多年暗中修筑之工事，及新集中之大小兵舰约30艘，有侵占上海危害我首都之企图。连日来，敌水上侦察机2架或3架陆续侦察我宁波、丽水、杭州、阜宁、海州诸地，是否有航母在远海游弋，我方正在侦察中。

（二）    

空军对多年来侵略之敌，有协助我陆军消灭盘踞我上海之敌海、陆、空军及根据地之任务。

（三）    

各部队应于14日黄昏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之位置，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四）    

各部队出击根据地如下；

  第九大队    

曹娥

  第四大队    

笕桥

  第二大队    

广德  长兴

  暂编大队    

嘉兴

  第五大队    

扬州

  第六大队第四中队  

淮阴  第三、五中队   苏州

  第七大队第十六中队  

深县

  第八大队    

大校场（第十九中队）

  第三大队第八中队

大校场    第十七中队  句客

（五）    

各部队于明（14日）开始移动，以16:00至18：00到达根据地为标准，其由现驻地各根据地之部队，可就地休息准备。

（六）    

各大队可以大队或中队成队航行，但须避开省会及通商大镇，第四大队可在蚌埠加油。

（七）    

飞行人员可带极简单之寝具。

（八）    

到达后须迅速报告。

（九）    

出动开始时间另行命令。

（十）    

各大队长（第七大队长除外）于14日10：00到京，面授机宜。

（十一）  余在南京航空委员会。

右令

                                     空军总指挥     周至柔

                                     副总指挥       毛邦初

1937年8月14日，江南大雨滂沱。上海地区正值台风过境，风速达300千米/小时的台风，在上海东海面向西移动，华东沿海一带阴霾四合，风速达22米/秒，并降大暴雨。5：30，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命令驻台北的鹿屋航空队和驻千口十县的木更津航空队及3艘航空母舰上的航空部队，在天气好转时起飞，轰炸我国杭州、广德及南京机场。

早晨，李桂丹、刘粹刚、毛瀛初等都率飞行员进入机场。但雨势太大，上海方面也是大雨。总长石邦藩告诉大家说：“今天大家难得有个休息机会，大用警戒了。”刘粹刚说：“好啊，我们到大行宫去吃冠生园，兴亚，我们一齐去……”刘毅夫怕机场有事，不肯去，他们五、六人走了。

过不多时，周至柔来了。一下车就问石邦藩说：“李桂丹、刘粹刚等到哪儿去啦？”石邦藩说：“我看天气太坏，放了假，他们都上街去啦！”

周总指挥虽然是不怒而威，但战时对飞行员们却有一股家人父子般的慈祥，他微笑着说：“今天天气不好，上海的日本第三舰队猖獗地对我陆上阵地猛轰，我想派几位队长，各以单机挂弹，到上海去轰炸日本兵舰，这是出奇制胜，一定会有收获。”

石邦藩说：“他们都走了，找不到啦！”刘毅夫以为周公会生气，但他只是看了看窗外的雨势，便未说话。他向周公敬个礼说：“请主任把车借给我，我到街上去看看。”周至柔看了他一眼，说：“好，你去找找看。”

刘毅夫很顺利地到冠生园把他们找了回来。周至柔亲自下作战命令，命四位中队长，单独到上海，轰炸长江口和黄浦江里的日本军舰，阻挠他们对我沿岸部队的炮击；同时也要对陆军登陆部队扫射。

这次出其不意的突袭，稳操胜券，带来奇效，炸沉了停泊在长江口的日军“出云”号军舰，显示了周总指挥出奇制胜的玄机。

南京航委会召开领导会议上，周至柔下达战斗动员令，面授机宜，部署如下：

第二大队进驻洛阳，监视中原战场。如东战场有情况，立即飞往太湖西岸天目山的广德机场，对上海日军作战。

第三大队进驻句客，警卫首都南京的领空。

第五大队进驻江都，负责监视津浦路和上海方面的日军动态。

第四大队进驻河南周家口，监视中原日军动态，准备迎战。

第一大队进驻南昌，负责空运支援任务。”

其时，中原无战事，周至柔却把自己最看重的高志航放在那里，目的是留作机动，准备在急需之时，把他用在刀口上。但当时高志航摸不透“总座”的意图，内心非常不满，对周说：“总座，你叫我到周家口去睡大觉吗？”

周至柔对他说：“到时候你可别说我不照顾你四大队休息啊！”高志航这才心领会神，直接去了周家口，视察新驻地机场。

南昌空军基地总站在中央餐厅，大摆酒席，为二、三、四、五等四个大队明日要各奔新驻地而设的践行宴会。

当大队长从南京回来，传达了总部的战斗动员令后，这些飞鹰们，一个个磨掌擦拳，欣喜若狂，新老机场都沸腾了。

中央餐厅邀请了刘粹刚、陈思伟、赖逊若、方正裕、李桂丹、王远波、毛邦初等三十多位各队的带队的头头们，欢聚一堂，开怀畅饮。

酒过三巡，总站长向大家朗诵了王瀚的《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大家听后，心情更加激动，李桂丹一跃而起，跳到椅子上，一边高举酒杯，一边大声说：“兄弟们，让我们干掉这一杯，我们要一飞冲天，报仇雪恨，日寇不灭，誓不生还！”说罢，将酒一饮而尽，随手把酒杯“啪”地一声，砸在地上。

“好，好！”大家一齐叫好，也立即干了杯中酒，“啪、啪、啪”地都把酒杯砸在地上。

这真是有荆轲刺秦王的英雄气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临别时，大家互相挑战，彼此鼓励：

“空战中，见高低！”

“不打下鬼子飞机，不再与你见面！”

南京空军指挥部里彻夜灯火通明，航委会在举行紧急作战会议。

周至柔：“第五大队。”

“到。”

周至柔说：“你大队的新霍克，明日凌晨挂五百磅大炸弹飞往上海，轰炸停泊在江口的日军第三舰队。”

“是。”

周：“第二大队。”

“到。”

周：“你们的若斯洛浦挂小炸弹，去轰炸汇山码头登陆之敌，并扫光附近敌人的仓库。”

“是。”

在周家口机场驻地待命的第四大队长高志航，得到南京航委会紧急举行作战会议的消息更加按捺不住了。于是，不等命令到来，就一边安排地勤人员坐船南下，一边向南京打电话，请缨求战。但是电话打了整整一天，总是打不通，眼看暮色降临，小战斗机又无法夜航，高志航急得坐立不安，饮食俱废，对着电话机火冒三丈，暴跳如雷。

突然，高空传来一阵沉闷的“雷声”，他大叫一声：“飞机！’

便直奔机场。

果然，一架大福特从天而降。这是国外航空公司的飞机，它从汉口往洛阳运货，在雷雨中迷失了航向，因见到周家口机场的灯光，便降落下来。

高志航一跃而上：“命令你立即改飞南京。“

外国飞行员，畏难怕险，死不答应：“NO!NO!这不是我的任务。”

高志航怒目圆睁，大吼一声：“我是大队长，我要去南京参加航委会的作战会议，这是命令！”外国飞行员与其说是被吓倒，不如说是被高志航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便不再拒绝，立即起飞，高志航亲自导航。

南京航空指挥部会议室里，周至柔想调主力第四大队来南京，以备不测之需，可是电话同样打不通。正在焦急之际，高志航赶到。

高志航：“报告，第四大队长高志航到。”

周至柔立即向他布置任务：‘当前上海最大的威胁，就是“出云”号为旗舰的日本第三舰队。它不仅用大炮配合陆军在虹口战斗，还不断地掩护和运送后续部队在上海登陆。因此我要你大队到杭州笕桥待命，准备干掉这第三舰队。”

高志航：“是”

高志航接受任务后，连夜发电报给副大队长李桂丹：“

“明天你立即率队飞杭州，命曹士荣驾驶我的座机IV-1号并命他沿江飞行，向地勤航船投通讯袋，命其改航南京。”

电报发完后，高志航怕耽误时间，贻误战机，自己准备提早由南京直接去杭州。高志航对随员说：“我们立即去杭州。”

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二十一中队长李桂丹激情昂扬地对队员说；“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终于从昨天（8月13日）开始了。大家准备好地图，午饭后出发。飞行过程中，如果天气恶劣，就采用梯队队形而不用V字编队。如果梯队队形也无法保持的话就采用单机纵队，万一与大队失散成为单机，也务必于今天到达杭州。”

13：00李桂丹队长率第二十一中队离周家口机场东去，全中队9架霍克III在李桂丹中队长发出的升空信号指示逐一起飞。上升到1000米高度后向位于杭州与周家口中间的芜湖前进，第二十二、二十三中队也先后由队长黄光汉、毛瀛初率领起飞，只有第二十三中队的曹士荣驾驶高大队长的爱机IV-1号霍克III按照命令要求，单机向长江下游飞行，寻找应该投掷通讯袋的补给船。

   8月14日凌晨2时，南京航委会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

             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

8月14日2：00时于南京航空委员会

一．    

敌舰昨晚在吴淞附近，向我市府炮击，其大部兵舰约10余艘，仍麋集崇明岛东方海面。在公大纱厂附近，敌有构筑机场，为其空军根据地之模样。

二．    

本军命令：1毁灭公大纱厂敌之飞机及破坏其机场。2.轰炸向我射击及游弋海面之敌舰。

三．    

第二大队由航校霍机掩护，以一队轰炸公大纱厂附近敌构筑之机场，以二队轰炸吴淞口向我市府射击之敌舰，吴淞口若发现敌舰，应向麋集崇明岛附近及敌舰轰炸之。

四．    

航校霍机6架，应掩护第二大队之轰炸。

五．    

第二大队及霍克队，以9：40到达目的为准，其出发时间、高度、队形、航线，由大队长定之。

六．    

第五大队（28中队），先集中扬州，携带500磅炸弹于本日（14日）前7：00准备完毕，向长江口外敌舰轰炸之，以午前9：00到达目标为准，其出发时间、高度、队形、航线，由大队长定之。

七．    

第三大队自本日（14日）晨起，秉紧急警戒状态，担任首都之防空。

八．    

第六大队仍不断侦察海面，特须侦察敌航空母舰之行踪。自拂晓起，应以一机自苏州经启东出海，向东飞40分钟，方返苏州，以避开长江口外敌军，确实侦察敌航空母舰时，则加大马力返回，迅速报告。

九．    

本日（14）出动之空军，以达成轰炸任务为第一目的，切忌与敌机遭遇在空中作战，应注意之几点如下：

（一）第五大队如遇敌机，应绕行以轰炸为主，轰炸后如遇敌机向我攻击，亦以极力避免空中决战为主。

（二）航校掩护机只求使第二大队达成轰炸目的，不可挑起空中战斗，如敌机向我掩护机攻击时，应采取吸引敌机速离我轰炸机之手段，如敌机向我轰炸机攻击时，当采取攻势，以牵制之，使我轰炸机安全脱离后即设法归返。

各驱逐机在离地之前，遇敌机来袭时，应在地面拉脱炸弹，立即起飞作战，以掩护友机之起飞。

十．    

14日开始轰炸后，应迅速准备连续轰炸，至敌舰炸毁为止。

十一．  通信、油弹、卫生等，均利用各根据地原有之设备。

十二．  余在南京航空委员会。

  右令

                                              空军总指挥  周至柔

                                              副总指挥    毛邦初

第二号空军作战令发出后，14日清晨7时，第35队5架由笕桥机场起飞的轰炸机，轰炸了敌军火库公大纱厂。

8时40分，第二大队副队长孙桐岗，率“诺斯罗普”轻轰炸机21架，从广德轰炸机基地起飞，于9时50分至10时5分袭击了敌军司令部、海军货栈、公大纱厂、汇山码头等处，于10时10分轰炸了吴淞口敌舰。

9时20分，第五大队长丁纪徐率24架“霍克III”式战斗机自扬州起飞，途径南通附近江面，炸中敌驱逐舰1艘。

下午2时20分24中队长刘粹刚率机3架从扬州起飞，3时40分，轰炸了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兵营，并与7架日机展开激战，副队长梁鸿云的2410号座机，被击毁光荣殉国。同日下午2时45分，25大队长胡云如率3架机轰炸了虹口日军司令部。

2时40分至3时40分之间，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桐岗再次率轰炸机21架飞沪，于4至5时再度轰炸了上午攻击的敌军事目标。

2时40分，第35中队长许思廉率机3架飞沪，轰炸敌公大纱厂军火库。

3时50分，刘领赐率“霍克III”式6架从杭州起飞，袭击了上海敌军驻地。

8月14日中国空军正式投入作战第一天，主动出击8次，使用飞机76架次。

李桂丹接到高大队长的电报，等密码翻译好，已经是14日上午10时了。他立即发布命令：“小胖子曹士荣驾驶大队长座机，执行投通讯袋任务。同时命令各中队以九机“V”形的梯队跟他前进，如果云雾浓重，则改为单线追踪飞行。”

高志航也在这天中午到达笕桥。午饭后，他正和总站长邢铲非交谈昨晚南京会议的情况，突然传来空袭警报：“青田上空发现敌机。”

原来日本海军“特设航空队”的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官沪家道太郎大佐根据下午台湾海峡、温州地区天气状况将好转（台风外围）的气象报告，命令袭击我笕桥机场、广德机场。驻台北机场的鹿屋航空队司令石井义大佐逐以两个96式重轰炸机9机编队，每机携带250公斤炸弹2枚，于14时50分，由新田小佐和浅野小佐分率飞向杭州和广德。开始，两个编队保持联系，飞过台湾海峡和温州上空，在浙江金华东南永康上空分开。当敌机路过我福建上空时，我地面防空哨所听到云上敌机声，速报“大量敌机架数不明，方向10-4（即由4点钟方向往10钟方向），东南——西北向飞行，”随即曹娥机场又报告敌机来袭，此时正值四大队机群由周家口飞抵杭州。

接着丽水又发来：“丽水上空发现敌机。”

金华也发来：“金华上空发现敌机。”这分明是日寇驻台湾的远程轰炸机，来轰炸笕桥机场的路线。

邢铲非准备发警报，要疏散机场的飞机和人员；高志航不同意，他指着手表，沉着地说：“别慌啊！敌机很远，飞到这里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四大队在这半小时内，一定能赶到。”

邢铲非不无忧虑地说：“四大队即使能赶到，可周家口赶到这里得四个半小时，即使能赶到，恐怕油也耗得差不多了吧！”

“不！”高志航满有把握地说：“霍克三容油量大，又有副油箱，可飞四个半小时，打这一仗足够了。”

果不出所料，四大队比敌机早几分钟飞抵笕桥，李桂丹第一个降落。刚着地，飞机还没停稳，只见高大队长与笕桥总站站长邢铲非在起飞线上急打手势，划手跳脚，大喊大叫：

“敌机就快到了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飞出击。”

他知道敌机将到，有仗可打了。不由得大叫一声“好嘞！”向大队长打了一个很潇洒的手势，扭转机头，腾空而起。

分队长谭文，队员柳哲生、王文华、金安一也跟随机长起飞。

分队长王远波，队员张效贤、刘署藩和龚业梯停在停机线上等待紧急加油。

正在着落滑跑的后续第2、3分队也重新复飞。

随后到达第23毛瀛初中队也同样落地就起飞。

分队长郑少愚及后续队员，见“副座”落地又起飞，知道事出有因，也紧跟着升入高空。接着曹士荣驾驶高志航的座机IV-1号也降落了。高志航跳上自己的座机，一加油门，在水花飞溅中拉起机头，飞机像怒吼的神鹰，直冲霄汉。

于是，四大队全部飞机，跟着机长，在雨云上空盘旋。

下面是浓云密布；上面是晴空万里。

他们“埋伏”在上空，等待敌机的到来。

我机群深入4000米高空后，没有找到敌机，才发现敌轰炸机投弹已经降到云层下面，然后重新穿云下降。出云后立即发现敌机正在杭州湾上空疏开其队形，这是敌带队长机为其僚机各自搜取轰炸目标的行动。

高志航一看手表，知道时机已到，就摇摇机翼，率队俯冲下来。

一穿过云层，他就看见了这些满身涂着迷彩，腰间和两翼都涂着红膏药的大家伙。他一带机头，对准一架丑八怪俯冲下去。

狡猾的敌机立即上升，钻进云中隐蔽起来。高志航正在纳闷，对方却已爬到了他的头顶，机枪正向这里瞄准。

高志航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不慌不忙，猛地一拉机头，迅速占据了有利位置。日机也毫不示弱，迎头冲来，高志航则架机全速撞向对方，眼看就要与日机同归于尽，吓得对方赶紧躲避，就在这一刹那，他“咬”住了敌机的尾巴。高志航对准后座的机枪手，用百分百的打靶绝技，双枪齐发，两条火龙猛射敌机，枪声未停，敌机后座的机枪手的脑袋，早就扑倒在机枪上面了。于是高志航就像调皮的猫，在追洞外的老鼠一样，紧跟在他的后面，一枪不发，紧紧咬住不放，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对准右翼油箱，只几发子弹，就听见“轰”一声，这三掕重工业的精制品，便炸成了一团松散的烟火，侧旋下坠，同时由于着火引发仓内炸弹全部空中爆炸，这庞然大物顿时成了碎片，纷纷落在海宁西区的钱塘江畔。高志航首创记录。

21中队李桂丹升空后，觉得笕桥云层过低且厚，不易发现敌机，就领着柳哲生、王文华两架僚机，飞向乔司机场上空。他们怀着为赵甫明烈士报仇的宿愿，认真搜索着。就在这时，他们突然发现右前方有一个涂着墨绿色迷彩的双发动机双尾翅的日96式轰炸机。他们三人联合，居高临下，轮番攻击。敌人也不示弱，后座机枪手不甘心坐以待毙，拼命还击。但终于敌不住我三个人的猛烈火力，李桂丹一梭飞弹，随即中弹着火，坠火于乔司机场附近，为赵甫明奉献了最好的祭礼。

在返回笕桥途中，又碰上一架敌机，被柳哲生击落。

22中队分队长郑少愚追上浅野编队，一直追到钱塘江曹娥机场附近才截周获到一架，敌机油箱中弹，带着浓烟向东南方向逃窜，后坠落在台湾高雄外海上。

此时中日战机搅成一团，日本飞行员吃惊地发现，中国飞机性能还不如他们，攻击却凶猛异常，这简直是一场“空中拼刺刀”。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魔鬼航空队，在这时也手忙脚乱起来，就连几个“王牌”飞行员也仅有招架之力，被追得醉汉般拼命地摇恍着逃命。

随着“轰！轰！”几声闷响，又有两架日机被打着，凌空爆炸了。

高志航打落两架敌机，李桂丹和柳哲生各打落一架，郑少愚击落一架，余下一架不知是谁打的。总之，战绩是“6比0”。我人机无一损伤——只有金安一，因只顾战斗，没发觉红灯警报，最后油尽，飞机滑翔下来，到不了机场，落在稻田里，他的脚擦破了一块皮，其他人都安然无恙。

15：40空战结束，激战共半小时。

办公室人员向记者发布信息：“八一四”来袭的敌机，系台湾新竹的木更津航空队。当日飞出13架，竟无一飞回。除击落在杭州湾6架外，其余可能因飞机被我们打伤，而坠落东海；亦可能被我机追击，慌不择路，天黑迷航而失踪。实际上“八一四”的战绩是“13比0”。

战斗结束，天也黑了。

这些飞了万里航程，又激战了半小时，已经饿了一整天的飞鹰们，凯旋归来，下了飞机，却没有饭吃。

因为空战激烈，四大队27架飞机同时油罄，不得不同时降落，加油后，又飞起战斗。这一来，地勤人员就忙不过来了。所以总队长就叫所有人员，包括伙夫、厨师都来帮着加油、装子弹，因此晚饭还没开始烧。

邢铲非急得向这些英雄好汉们连连道歉：“因为伙夫，厨师都来帮忙，加油、装子弹，因此饭菜还没烧好，请你们稍等，稍等！”可他们打了胜仗回来，高兴都来不及，哪有功夫发牢骚啊！大家都沉浸在这胜利的欢乐中，又是叫又是笑，每人都有许多话要说。

但是人毕竟是以食为天的，停了一会，仍不见开饭，大家的肚子就真的造反起来了。

“肚子饿杀了！打了胜仗回来却没饭吃！”

“饿杀了！饿杀了！”大家走进厨房都嚷了起来。

“别吵！别吵！总站长要为你们大摆庆功宴，现在菜还没烧好，再过一小时就有吃了。”食堂人员向他们解释。

“实在饿得慌，没办法，有冷菜冷饭填填肚子也可以。”

“是啊，先给点什么吧！”

他们不顾大队长平时严格的军纪教育，也不听总站长苦口婆心的好言劝阻，一个个冲进厨房，捧出冷饭冷菜冷馒头；又闯进机场商店，提出啤酒、汽水，“一、二、三”都吃饱了，庆功宴办好却没人吃。

黄昏，高志航接到南京的嘉奖电话，又从天目山下的二大队那里得悉，日本航空母舰已到黄浦江畔。高志航不忘总指挥要他消灭第三舰队的任务，立即向全队下达命令：

“明天凌晨四时起床，挂重磅炸弹，去黄浦江干掉第三舰队的航空母舰！”

大家一听，心里好像烈火烹油，兴奋的连觉也不想睡了。

但高志航接着又说：“为了明天的战斗，我宣布：不准外出，一律集中在俱乐部，立即躺在地板上睡觉！”

这一下，总站长就更尴尬了。他为了招待这批勇士，一直忙到现在，结果摆在那里的庆功宴无人吃，现在铺好的一张张床又无人睡。

邢铲非说：“大队长，请你到我那里去，咱俩摆酒对樽，我的房间让给你睡。”

高志航正色地说：“总站长，谢谢你的好意，可我们四大队从不分官和兵，大家都是兄弟。”说罢回到俱乐部，在离门最近的地板上和衣躺下。

劳累了一天的中华飞鹰们，皆和衣而睡着了，一个个进入了梦乡。

突然，笕桥机场大门口轰闹起来，有上千位老百姓要冲进门来，大门口的卫兵已增加到一个班，还是阻拦不住。原来，他们是自发组织的慰问团，是杭州那么多的单位、团体，再加上一路上自愿参加的，还有为好奇跟随来来看热闹的百姓，足足有上千人。他们今天第一次看见自己的飞机，把日机一架又一架地打落下来，实在太高兴了。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七年来，这些目中无人、横行无忌的日本飞机到杭州扫射，害苦了中国百姓，每次警报拉响，防空洞里，人们纷纷议论：“难道我们中国就这样完了吗？”想不到今天竟能看到我们的飞机犹如下山的猛虎，出水蛟龙，真是龙腾虎跃，既灵活又凶猛，打得敌机东倒西歪，狼狈逃窜。真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大树了我们飞行员的威风，从而确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因此他们多么想看一看这些英雄的风采啊！

他们抢购完杭州那么多的花卉店，请高手用鲜花做出各色各样的花环，他们要代表全市百姓，亲手把它们套在这些小伙子们的脖子上，让我们的英雄显得更美。他们向副食品店买来最名贵的糕点，又从水果铺购到最上等的水果。他们背着、抱着、扛着、拎着、捧着，步行了十几里，来到了笕桥机场。他们要向这些保卫祖国的飞鹰们，表达全国人民的感恩、敬仰和热爱之情。

但是机场的卫兵，无论如何不准他们进。这叫他们怎么受得了啊！他们竟要冲门卫，非要见到四大队的英雄不可。最后总站长邢铲非只得从实相告，说明原委。他说：“四大队的飞行员们，足足飞了一整天，又刚刚打完仗，精力都消耗的差不多了，现在都已睡下了，因为明天他们还要去完成更艰巨的战斗任务。如果你们真正想爱护我们的勇士，就必须安静，以免把他们吵醒。”这番话，说得在场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了。

大家屏声静气地站着，既不说话，也不往回走，只看着手中的慰问品，束手无策，站在那里直发呆。

最后有人提议：“我们还是把慰问品交给门卫好了”。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于是大伙一涌而上，把三十几只花环，都套在值班门卫的头上。

门卫一边笑一边说：“请别这样，请别这样！”大门前留下的慰问品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慰问团的真情爱戴，使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动的热泪盈眶。

这就是当时名扬四海的“八、一四”中国空军以弱胜强的空战大捷。这一胜利消息经各地电台、报纸报道，立即传遍全国。

南京中央航空委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周至柔更是兴奋不已，发表演说，勉励空军再接再厉，继续发扬英勇战斗精神。

周至柔说：“今天我们中国空军经过半个小时的空战，击落来侵敌机6架，而我人机无一损伤，首创六比零的辉煌战绩”。

当时许多外国记者不相信中国空军能击落日机：“吹牛！日本空军这么厉害怎么会被你中国人打下来呢？”周至柔亲自陪同记者去观看被击落的日机残骸，他们才心服口服。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知道，德国空军1939年9月1日突袭波兰时，波方第一线军用飞机500架，未及时起飞即被消灭。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开战当天，1811架苏机被德军击毁。1941年12月7日，日机偷袭珍珠港，仅用一小时50分钟，就击沉、炸伤美国战舰各四艘，击毁美机188架，炸伤63架，驻岛美机损失70%。

日本陆海军依仗它拥有优势的空中武力，认为中国空军不堪一击，因而骄傲轻敌。但中国空军飞行员具有中华民族反侵略的光荣传统和爱国热情，他们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团结奋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根据既定的作战方针，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英勇迎战。开战之初，战果辉煌，创造了“二战”时期反法西斯各国空军中交战之初罕见的成绩，为抗日战争史谱写了一曲初战大捷的凯歌。

“八、一四”空战是中国空军抵御外国侵略势力，在空中打响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空军史上空中作战的先河。这一仗，告诉了中国和世界人民，中国空军在世界空中战争的舞台上，开始有了自己的表演。因而，从历史意义上讲，“八一四”空战是一个里程碑，它揭开了中国空军作战历史的第一页。

从政治意义上讲，“八一四”空战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凭借其强大先进的各式作战飞机在我们领空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在敌人如入无人之境的疯狂气势下，我抗日空军不怕鬼，不信邪，奋起迎敌，取得了首次空战击落、击伤敌机6架的辉煌胜利。这是在敌强我弱，空中优势一边倒的条件下取得的胜利，大大地长自己的志气，灭了日寇的威风。

这一胜利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日斗志和信心，在以后长达八年的全民族抗战中，激励着有志之士为民族自由、存亡而不懈奋斗！

8月14日，中国政府在《中央日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准备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

8月14日之夜，中国空军发布第三号作战命令，要求前线部队全力出击寻歼敌舰，并配合陆军扑灭上海市内所有日本侵略军。

              空军作战命令第三号令

8月14日24：00于南京航空委员会

一、 敌陆军在公大纱厂、天通庵内外一线与我陆军对峙中。敌海军兵舰30艘，仍麋集崇明岛以东。据报敌航空母舰两艘，于14日20：00，一在黑山列岛，一在青岛附近。我陆军于明（15）日拂晓，向虹口六三公园之敌攻击，期一鼓夺取敌之根据地而歼灭之。

二、 本军于明（15）日拂晓，向虹口六三公园之敌攻击，并寻觅敌之航空母舰而击毁之。

三、 各大队之任务：

(一)第二大队受航校霍克机队之掩护，以虹口敌陆军虞队司令部及军事建筑为目标，以至焦土为止。

(二)第五大队（第28队）第一次以虹口敌司令部为目标，尔后以公大纱厂、大康纱厂及杨树浦之裕丰纱厂、大康第二纱厂、同兴纱厂、上海纺织纱厂及电厂。

(三)第四大队待侦察机第一次报告，专对黑山列岛北航约在马鞍列岛一带之敌航空母舰而爆灭之。

(四)第九大队协助陆军攻击虹口附近之敌炮兵预备队，防空兵及步兵重兵器等，猛烈攻击之。陆军已协同于第一线布标示幕，攻击方向为箭头布板。

(五)第六大队之第3队，以一分队监视敌之行动，第三队主力及第五队进接协助陆军轰炸虹口方面与我军对峙之敌陆军，第四队用三机编成，搜索青岛方面敌航空母舰之位置及行动。第10队以虹口敌兵营为主，杨树浦各纱厂为副，第一次出击后，可在长兴加油。

(六)航校暂编大队霍克机，务必与第二大队协同，确实掩护。第一次6：30，同时达到目标，并消灭在上海上空妨碍我任务之敌空军。可塞机队，以三机编队（长机装无线电，两机在后掩护之），侦察黑山列岛方面航空母舰之位置与行动，用无线电报，先通报杭州之第四大队。达机队及其余可机队，协助陆军攻击虹口方面之敌陆军为主，以虹口敌建筑为副目标，并与嘉兴张发奎主任联络。

(七)第三大队守护首都之防空，全部紧急状态，特注意拂晓。

(八)第28队，拂晓起移驻南京，任首都防空。

四、任何飞机，不得经过苏州河以南之租界。

五、各部队第一次轰炸，应于明（15）日6：30，达到目标，以轰炸四次为准。

六、根据本日（14）日之经验，由大队长决定炸弹之种类，最好多带烧夷弹。

七、驱逐机在离地之前，遇敌机来袭时，应于地面拉脱炸弹，迅速起飞奋战。

八、各大队可相机变换飞机场，概定如下：第二大队在安庆；第三大队在乔司。

九、各大队战斗之后，除迅速以电话报告外，应补其笔记报告。

右令

                                       空军总指挥    周至柔

                                       副总指挥      毛邦初

当年《航空杂志》报道：“日本海军轰炸机空袭杭州，企图消灭中国空军摇篮笕桥航空学校。中国空军奋起抗击，以辉煌成绩首战告捷，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一四”一役既出，全国军民备受鼓舞，无不以此激励斗志，奋勇杀敌。”

1939年9月，读者向《航空杂志》投书建议，将每年8月14日定为“八、一四”空战纪念日，并作为“空军节”庆祝。后来国民政府就将这一天定为空军节。

（2）、“八、一五”再捷

8月15日，日军先后派出60余架分批空袭南京、杭州、嘉兴以及曹娥等地机场，予以报复，并寻歼中国空军。

凌晨时分，日机34架分批借着夜色掩护，夜袭杭州。

谁知凌晨四点，四大队的飞鹰们，就按时起床，吃好饭，挂起大炸弹，正欲起飞，突然警报响起，东西方有三十多架敌机向笕桥机场扑来。

原来这次空袭是日本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他为报“八一四”木更津航空队全队覆没之仇，命令东海的航空母舰，连夜驶进黄浦江，要它在次日凌晨，倾巢出动，想一举歼灭这些在笕桥刚打了胜仗，庆功酒喝到半夜，还醉倒在床上的四大队飞行员们。却不料第四大队枕戈待旦早有迎敌准备，还想炸沉停泊在长江口外的日军航母“龙骧”号。不料正在挂弹准备出发时，空袭警报响了，四大队21架霍克丗只好卸下炸弹，升空迎战。

高志航大队长发现他的飞机在昨天空战中被击伤，遂换上撩机龚业俤的飞机。上天后发现由于台风影响，云高约1000米，能见度较差，为了防止飞机发生碰撞，高志航大队长决定带队飞至钱塘江南岸，在杭州市与笕桥之南，堵截来袭的日机。

四大队22中队飞行员张光明首先发现敌机。他立刻摇晃机翼，通告其他人，爬升抢占高度优势。很快，敌机便逼近了，这时可以辨认出为4架大型双翼机，张光明从后方逼近敌长机，迅即开火，顷刻之间，敌长机便着火下坠。

就在张光明击落敌长机的同时，驾驶2204号机的分队长郑少愚也击落了还没有来得及散开的敌撩机。另两架敌机片刻后也在钱塘江上空被我击落，此一战斗过程，仅约3分钟。原来，这次来袭的4架大型双翼轰炸机，为木制结构的三掕B2M2、B2M1双翼89式轰炸机，其防御火力非常低下。

不久，89式轰炸机9架，成V字队形，从西南方向向笕桥机场飞来。虽然天已经放亮，但笕桥上空云层仍然很厚。敌机是从云下飞来的，极易发现。高大队长发现后，立即跟踪追击，将其领队敌长机击落。跟随这架长机的两架僚机，象无头苍蝇似的乱飞。其余6架敌机继续从西面窜入机场上空，仓皇投下炸弹后加速向东逃逸。这时我军飞机尾随追击，机枪齐发，2架日机先后被击中，燃烧下坠。掉队的两架敌机则从南向北打算重新进入机场，立即又受到我机攻击，全部中弹坠落，轰然爆炸。9架敌机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内，就被我全歼。这场战斗，打得干净利落。

李桂丹率领的21中队，在云下发现一队日机，立即展开攻击。他率先冲入敌群，将领队长机击伤。另一架敌机自知不妙，拼命钻入云层想逃逸，柳哲生包抄过去猛烈开火，敌机冒烟钻入云层。柳哲生正拟回航迎击另一架敌机时，飞机汽化器被击中，被迫在乔司机场降落，事后检查飞机共中17弹。

李桂丹发现另外3架敌机向曹娥方向逃去，他猛拉机头加速追了上去，在距敌机300米时，两挺机枪齐发，日机被击落在曹娥江口。另外两架日机见势不妙，加速逃跑。李桂丹穷追不舍，日机钻入云中，他就在云层边缘向前追赶，伺机歼击。这时，他发现23中队分队长郑少愚在左下方追赶一架日机，便赶去助战。李、郑两人冷静迎敌，从后方逼近日机，连续射击，敌机的射击手还来不及还击便凌空爆炸。

此役，根据后来的统计，日机共被击落、受损18架，伤亡惨重。而我机无损失，只有高志航大队长右手受伤入院治疗。

高大队长下了飞机来到总站长办公室，鲜血已浸透飞行衣。他对邢总站长说；“我去一下杭州城有点事要办，千万不要让队上人知道我受伤，以免影响士气。”按他自己的想法，到医院只要包扎一下即可回队，岂知经医生检查一定要动手术。这颗子弹打在右肘的转弯处，无法操纵驾驶杆更无法作战，他只好住进了杭州广慈医院。

消息传出，各报刊出他英勇事迹及照片。全国各地的慰问电象雪片一样飞来，蒋介石亦来专电，汇来疗伤费大洋一万元，并派专机接他到后方安全地带疗养。

日军在偷袭杭州的同时，“加贺”号航母于05：30陆续起飞3批飞机，其中16架94舰爆俯冲轰炸机以苏州为目标，但是由于雨云所限，只好南飞前往乔司、绍兴一带，但却误到了曹娥上空。在这里的是装备寇蒂斯A-12许来克（SHRIKE）来攻击机的我空军第九大队，本来计划于06：30轰炸上海虹口日军，刚从笕桥飞到曹娥，正在等待装载炸弹的时候，日94舰爆突然临空。我方毫无警戒，只好强行起飞，但多架许来克在紧急起飞中由于曹娥场地条件太差而受损，只有5架升空。他们立即爬升到日机同一高度，这时，94舰爆已经开始俯冲了。不知日本人是狂妄还是呆板，丝毫不顾我机照样保持俯冲轰炸航线。攻击这样的活靶子对于本是攻击机的许来克也不是难事，顷刻之间便有3架被我王广英、魏同芳、李文韶击落。其余敌机终于反应过来，掉转航向四处逃窜，另有一架在逃跑中被我击伤。曹娥之战日军再度告负。

8月15日下午13：30，日军木更津航空队分批向南京进袭，这是日军对南京第一次空袭。事实上，早在上午，从“加贺”号起飞的13架96舰爆攻击机就已经过来了，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没有找到南京而返航。下午，木更津航空队出动全部20架96陆攻直接从日本九州出发，夸海远袭南京。

当96陆攻到达苏州上空后，南京防空司令部发出警报，驻守南京的第三大队、第五大队进入警备，此前我四大队和笕桥航校暂编大队已经接到了空袭警报，率先从各自的机场起飞截击日机。

暂编大队的霍克三从嘉兴起飞后，发现嘉兴西南方向有敌机8架成左梯队以600米高度向杭州前进，便尾随至太湖上空。暂编34中队长周庭芳率领王志凯首先攻击，敌机立刻变换队形升入云层。周庭芳判断敌机一定是前往南京的，也不再尾随，带领机群抄直线飞往南京。

当敌机逼近南京东南句容机场时，我三大队17中队起飞拦截。三大队是专门用于拱卫南京的部队，其中8中队使用的是意大利菲亚特CR-32战斗机，7中队为霍克III，17中队为当时中国空军最精锐的波音-281，这3种型号在当时都是性能优良的战斗机。由于波音281是电点火，因此很快上天，黄泮扬中队长率领当时在句容的5架波音-281紧随日机之后赶往南京。

就在17中队赶回南京的同时，在南京大校场的18中队菲亚特CR-32和剩下的3架波音也起飞了，正当日军4架96陆攻以菱形编队进入大校场上空投弹时，从句容赶来的波音机也到了，黄新锐分队长最先发现敌机，立即从左后方攻击最后一架96陆攻，日机编队马上集中反击，但是抵不过黄新锐的猛攻，他在飞机发动机停车前便击落了这架96陆攻，然后再滑翔降落。

从南京起飞的3架波音-281在秦家柱分队长带领下，正好截住了第二批到达的96陆攻，他们也击落了1架敌机，而第八中队的菲亚特CR-32机群则紧追返航的敌机。这时，暂编大队和四大队的霍克三也分别赶到，在句容上空击落一架，又在溧水县上空把一架96陆攻打得凌空爆炸。

8月15日木更津航空队偷袭南京不得，逃跑中又发现油量不足，无法返回日本基地，只好于19：20在朝鲜济州岛降落。除了被击落的4架以外另有6架也受了重伤，只好进厂大修。此战号称“皇军精锐”的木更津航空队就受损一半的战斗力，而我军仅有5架受损。

8月16日，日军不甘心失败，派20余架飞机偷袭各地，我空军三大队是广东空军北飞后整编而成，其中有象黄泮扬、陈瑞西、黄新锐等一批祖籍广东的归国华侨，他们的爱国心切，技艺精良，在大队长蒋其炎的率领下升空截击。偷袭南京的敌机群在句容上空被打得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一个个变成火团坠地。另一批敌机轰炸扬州，我军第五驱逐大队副大队长马庭槐率队长刘粹刚、胡庄如、董明德起飞迎战。董明德人长的矮小，可是他作战特别勇敢，在天长县上空，击落一架敌机。16日一天，日军又被我军击落8架。

经过8月14-16日3天激战，日军才发现我中国空军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20日，日第三舰队下令次日实施拂晓突击，由木更津航空队攻扬州、徐州，鹿屋航空队攻九江。

又是一个坏天气，轮到毛瀛初队长在大校场警戒，他以为不会有警报，也不会出任务，于是他向石邦藩参谋长请了短假上街看朋友去了。刘毅夫记得他头天晚上他说过：“嫂嫂（毛邦初夫人）的妹妹来啦，对我很有意思，明天有机会我得去中央饭店看她。”于是刘毅夫对他附着耳朵笑着说：“祝你美事成功，吃你喜酒！”

真巧，这天周至柔又冒雨到了机场，他又想派飞机去突袭上海，可惜找不到毛瀛初，于是找到了刘毅夫。说明来意，刘毅夫又向他借座车，一到中央饭店楼下，老远就看见毛瀛初倒背坐在临街的窗台上，刘在大街上大叫：“阿毛，快下来，有要紧的事。”

毛瀛初跑下楼，刘让他上了车说：“周主任又到机场啦，让你带队冒雨去突击上海日本兵舰哩！石总站长已命令人挂弹了，今天挂的都是100磅小炸弹，带了一个油箱，准备让你好好过瘾。”

这次突袭，又旗开得胜，周总指挥出奇制胜的战术又一次验证。

1939年1月10日，周至柔在《从此次抗战检讨空军教育之成果及其缺陷》一文中，总结劣势空军之作战战术道：“此次抗战，无疑是劣势空军对优势空军之作战。由于历史、财力、军需工业诸因，中国空军先天的不能与敌人作数量上之抗衡，此盖人尽而知，无待赘言。在此绝对劣势之下而欲奋战取胜，惟一补救之道端在以寡克众，然后以寡克家；在理论上为可能，在实际上则万难。第一、欲以少胜多，自当避免消耗而多行奇袭。顾夷考其实，姑不论防护要区欲避免消耗而情格势禁，即运用奇袭，亦非少许兵力所能奏效……以少克众，既为我空军抗战必由之路，而排除万难，绝处求生，端頼优越之攻击精神；以至坚投至大，以惟心制惟物。朔战争之原属乎意志气概之争衡，亦唯坚定吾意志，发扬吾气概，以争取最后之胜利……有旺盛之攻击精神，再益以卓越之战斗技术，中国空军之出路，其在以质胜量乎？”

 8月21日，凌晨我前线各机场发出警报。05：15，扬州的第五大队发现不明飞机6架以340米高度由西而来，由于第五大队本准备出动轰炸日本地面部队，因此多数霍克三上都挂着炸弹，只有少数飞机可以紧急起飞。当前3架日本轰炸机进入机场后先用机枪扫射地面，然后才投弹，第五大队的V-4、V-5两架指挥官座机被炸毁，3架96陆攻肆虐完后，向东逃离，但不知为何，有1架96陆攻又折返回来了。此刻五大队已经有6架霍克三升空，那架返回的96陆攻正好被驾驶2501号的刘依钧撞上，他从300米距离上开始攻击，但才打出几十发子弹就卡壳了，刘依钧脱离后在空中排除故障，然后再次攻击，终将这架96陆攻击落于六合、仪征之间。

追击的25中队董明德副队长与宋恩儒在泰县赶上了敌机，他们各选定1架从后下方开火，打靶一般击落了日机。董自己也受伤迫降。当地老百姓临时搞了一个担架，冒着酷暑，把他抬到扬州医院，表现出全民团结抗日的伟大精神。日军的第一个编队吉野小队全军覆没，第二编队3机在慌乱中通过扬州机场，连弹都不敢投便高速奔东而去，驾驶2404号霍克三的袁葆康追击到如皋上空将其中3号机击落。由于木更津航空队的再次折兵，吉野小队尽数被歼，日军大为震惊，承认这次行动失败，并推论出96陆攻不适合于黎明攻击。

这两次战役，旗开得胜，空军总指挥周至柔大大犒赏飞鹰们，每个小伙子都喜气洋洋的。

8月16日，日本鹿屋航空联队大佐石井义，剖腹自杀，向天王谢罪。日本第二航空司令惊叹道：“今日之中国，非他日之支那也！”

民国二十九年（1940）8月14日，“八一四”纪念日，周至柔在《永生的“八一四”》一文写道，壮士们冲冠一怒为的是什么？甲午（1894）四十多年以来，海面上根本没有我们的份儿，还抢去了台湾、琉球诸岛，筑成一道隔水的围堤。陆地吧，内蒙、东北的辽、吉、黑，山东半岛、福建省，明明是祖宗传给我们的土地，田园廬墓在焉，而他们却暗中想定是他们的殖民地。家长们，学校教师们时常告诉他们的小东西，说：“你们要吃好水果吗？支那有！福建就有最好的桔子和龙眼，山东的梨、桃、林檎也比日本的甜得多。”是日本人，听了这话，没有一个不垂涎三尺。强盗式的教育，培养了法西斯式的武士，纵使他们去侵略、掠夺。从前专制时代，皇帝压迫人民太厉害了，大家便揭竿而起，拿无数人的性命换他一人性命，这就叫“革命”。

现在压迫我们的是一群鬼子，鬼子照例是不能做我们的主子的，而且目前的鬼子，不但要独佔海洋，不但要夺取从前想定的那些陆地，而且切实的想包括我们国境以内的存在于陆海空间的一切。

二十八年“八一四”，那时候的局势确乎就恶劣到这般地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壮士们茹毛践土，作遊生息，离不开中国尺寸土。他们又是早已献身于国家，忘了小我，把“为国杀贼”当作是平生的心愿与无上的光荣。辰光终于来到“八一四”这一天，勇士们雄心迸跃，壮怀激烈！把敌机一架又一架打落在长江、钱江两岸，出了一口恶气，为国争光，为后启之秀竖立了光辉楷模。永生的“八一四”，“八一四”精神万岁！

1937年的上海淞沪抗战，由于中日双方力量悬殊，最后国军不得不放弃。

日本科技发达工业基础坚实，武器先进，投入兵力多。当时日本能每年生产飞机1500架，性能先进，当时海陆军航空队共投入飞机2700架；而中国工业落后，仅有飞机不到300架，还是向外国进口的，且飞机陈旧，机型杂乱，性能落后。日军有航空母舰2艘，军舰80艘，装甲车数十辆；而我军仅有军舰2艘，为了防止日军军舰沿长江溯流内侵，不得不将其自行沉没堵在长江口。日本的兵力从再初的7000人，后期增至9万人；而我军连最后投入蒋介石嫡系部队共5万人。开始国军士官及上海民众迫切要求抵抗，而政府忘想通过英、美、法、意大利等外国力量进行调停，求得一时之安。停战期间恰巧给日本带来调运大量兵力和物资战略准备时间，后来撕毁停战协定，狂轰滥炸上海市区，上海繁华街道、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政法学院均被炸毁。最后蒋介石把陈诚部队调来，并亲自冒着被日军高射炮击落的危险，乘飞机来沪督战，其夫人宋美龄亦亲临前线慰问伤兵，被敌机炮弹击伤。然大势已去终无力挽回战局，为考虑减少上海市民损失，不得不弃城撤离。

 7、 保卫南京空战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日军侵占上海后，趁势分三路向南京进犯。至１２月５日，已形成对南京三面包围态势。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９月中旬，日军组织了以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三竝贞三为指挥官的，专门攻击南京的空袭部队。９月１４日，三竝贞三下达命令，明确规定，轰击目标不分军事、政治、经济各机构和医院民房，达到迫使中国军民以恐怖为目的。１９日，日机分两批出动，计有舰载战斗机２２架次，水上侦察机２７架次，舰藕湔ɑ?玻讣艽危?玻罚芳艽尾渭恿硕阅暇┑目窈淅恼ā?

１９日以前，轰炸目标的重点是中国空军基地和地面中国守军的军事设施，目的是寻求与中国空军的主力决战。１９日后，攻击目标转向我政治、经济、文化、医疗等设施，并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也不放过，南京大屠杀实际上由９月１９日开始。

中国空军驻防在南京、句容各机场的驱逐机共２１架，由毛瀛初、胡庄如两位队长奉命率队升空迎战。在日军驱逐机的性能优于中国空军飞机的劣势下，中国空军奋起还击，南京上空发生空前未有的激烈空战。战斗中击落日机１架，击伤４架。我方损失飞机多架，２名飞行员为国损躯。

９月２０日，日空军出动舰载战斗机６架次、舰载轰炸机２７架次、舰载攻击机１１架次，水上侦察机１３架次，分两批次对南京狂轰滥炸。

９月２２日，日空军出动舰载轰炸机３０架次、舰载战斗机１１架次、舰载攻击机６架次、水上侦察机１４架次，分３批对南京狂轰滥炸。

９月２５日，日空军调集各种飞机多达９４架次，对南京的空袭大屠杀达到顶峰。计有舰载轰炸机５２架次、舰载攻击机１０架次、舰载战斗机２０架次，水上侦察机１２架次。轰炸后的南京满目废墟，尸横遍野，惨绝人寰。

日军对南京的大轰炸，一周之内，出动了飞机２９９架次，分１１批，几乎一天遭到两次轰炸。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其他设施普遍遭到破坏，轰炸手段极其残忍；南京下关长江边上散布着千座安置难民的草棚，也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轰炸后，中外记者记下了目睹的惨况：“血肉横飞，景象奇惨，而收容难民数千人的草棚，为炸弹引火燃烧，浓烟直冲云霄，四周远在千里之外犹能见之。”这种惨绝人寰的强盗行径，使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在这次南京大空袭中，日军除了寻找中国守军的军事设施大肆轰炸外，还把重点的轰炸目标圈定在人口稠密的城南地区，设在该地区的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社总部、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市卫生局、医院及各部门均遭到破坏。甚至连外国人没在南京的使馆、哈瓦斯（Havas）通讯社、海通（TIansocean）通讯社和合众社均未逃脱这场灾难。对于日空军的暴行，中国空军不畏强暴，奋起英勇抗击，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击落击伤日机多架。中国空军第二十四中队长刘粹刚在空战中机智勇敢杀敌，屡歼敌机，功勋桌著，被誉为“中国的红卫士”。

在日空军的狂轰滥炸下，中国守军的军事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12月7日拂晓，日本陆军开始攻击南京外围，中国守军奋起抗击，但火力不能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

9日，日军占领光华门外的大校场和通光营房。

10日，日军向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紫金山等地进攻，光华门两次失陷又被中国军队夺回。

11日，经过激烈争夺，华严寺于午夜失守。

12日，日军再次猛攻雨花台，并炮击中华门以西地区，并开始攻入城内，中国守军伤亡严重，开始陷入混乱状态。守军司令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决定在午夜全线突围撤退。

13日，南京沦陷，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便开始了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书中提出：“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人人敌忲，步步设防，则四千万平方里国土之内处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８、迁校昆明

南京失守，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

1937年秋，航校由杭州迁至昆明巫家坝。巫家坝位于市南郊，与市区相距六、七里，是原云南航校旧址，此处有两座旧营房，可供两团人驻扎，还有飞机场。经蒋介石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商量，又拨东边一座营房供航校使用。航校西面是昆明湖，东北是丛山，中央是个大盆地，气候温和四季如春，是适宜飞行训练的好地方。

周至柔对学校教育方面进行了整顿，特别是对技术人员和学员、官生有新的要求。他对航校首先提出“空而不军”的批评，他说“过去的航校，只能做到‘空’之一字。一般学员、官生以为只要能飞就算了，连一点军队的气味也没有。今后应该既要‘空飞’，还要‘军事化’才好。所以他认为“航空学校”这四个字的招牌也要更改。迁址昆明后，把“航空学校”改为“空军军官学校”。周至柔为教育长，陈栖霞任教育处长。洛阳分校也从柳州迁来与本校合并，分校主任王叔铭升任教育处副处长。

1938年5月，武汉大空战失利，航委会改组，再调周至柔任航校教育长。周平时应酬不多，喜欢下围棋、打网球。当时航校地面警卫军队由航委会特务旅二团六营负责，周至柔接任教育长后，建立了一个学校直辖的特务营，令方耀为特务营中校营长，原属第六营主要军官均回航委会特务旅。此时学校面貌亦有了新的变化；增设了一个高级班（在校本部），负高级飞行技术训练全责。少校本级主任为陈嘉尚，杭州人，黄埔军校第六期与航校一期毕业，此人工作负责。后来成立中级班，调陈嘉尚担任主任，高级班则由张之珍接任。张系山东人，黄埔六期与航校一期毕业，曾在意大利学习航空，也是一个工作尽责，生活朴素的人。

初级班设在祥云县云南驿，主任为少校徐康良。在校学生有七、八期。第七期学生于1938年在昆明毕业，第八期学生于39年毕业，第九期以后学生绝大多数人有两个学历，即军校与航校。

 教育处中校副处长陈栖霞，浙江青田县人，是一个老资格的空军，因与学校负责人意见不合而调走。继任者为中校本级副处长邢铲非，东北人，东北航校毕业，不久升任桂林空军第四路司令。学生总队陆军少将总队长王秉戊，东北人，讲武堂与陆军大学毕业。管理科少校本级科长王可赞，山东人，黄埔军校第六期与航校二期毕业，曾在英国学航空。

航校设有粹刚子弟小学，吸收学校教职员士兵的子女入学。刘粹刚是航校二期毕业生，抗日战争时任空军中队长。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被誉为“四大天王”的优秀飞行员之一。生前曾拥有击落敌机11架的官方记录。因战功被国民政府授予七星星序奖章及二等宣威奖章，在驰援娘子关途中以身殉国。刘粹刚烈士殉难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下令奖励刘夫人许希麟女士大洋一万元，并追赠刘粹刚为空军少校军衔。为了纪念刘粹刚，在航空委员会批示下，内迁至昆明的空军子弟学校，改名为“粹刚小学”。由刘粹刚遗孀许希麟女士任“粹刚小学”第一任校长，政治部由徐鹤林任上尉本级主任。全国解放前夕许希麟女士去任往台湾。现在台湾的空军军官学校子弟小学，仍叫“粹刚小学”。

国民政府与意大利合作，在南昌东郊建立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在工厂西边比邻的还有航空委员会为清华大学投资建造的风洞。这是世界上当时著名的最大的风洞之一，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还大50%。

第二飞机制造厂从南京搬来昆明，厂址在离市区西边十几里的山坑里，是中德合办的，航校飞机需要大修均送该厂。特务营少校营副为贾贞元与金保民。该营辖十二个步兵连，两个重机关枪连与一个通讯排。每一连士兵有一百四十多名。全营官兵两千多人，轻武器从苏联运来，官兵照陆军待遇，薪饷不打折扣，担任空军学校、机关、仓库的地面警卫。

此外，还设有训育组、学生队、机械士队。初、中级班均设有美国顾问室，掌握学生飞行技术训练。在笕桥时每个学生要飞足一百小时才能毕业，到昆明提高到一百二十小时，大权基本上操在美国顾问手中。

航校还设立了测侯训练班，这是学校气象台代航委会在昆明办的短期训练班，其目的是为了在云南全省建立预报气象与防空监视线。由学校气象台台长刘衍淮负责（德国留学生。获博士学位，夫人是德国人）。每期招收初中毕业生学生二十至三十名，受训时间为三个月或半年。受训期满由气象台拟定分配名单，航委会统一分配，分别派往各地工作。待遇照航委会规定，比普通行政人员要好，此测候训练班办了两期即停止了。

还有“大鹏书报社”，资金由学校军官佐自筹，每一期为一百元。书报社任务，一是印刷书报刊物，二是师长在市区开了一家书店，出售书报刊物，三是向沦陷区采购物资。此书报社是航校政治部政治教官毛以亨创意的。毛是法国留学生，获博士学位，在校内担任国际形势的讲授，是江山人。书报社向沦陷区采购物资运到广西时，以学校的名义出面，可以减少关税。1941年军委会下令停办。

这时，新成立了几所空军学校。空军参谋学校，校址设在成都。目的是培养空军参谋人才，提高空军军官的指挥水平。招收空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且有一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军官，录取后原职薪金照发。教育内容是空军的战略与战术，政治课程主要讲授《三民主义》与《蒋介石言论集》。1948年冬，校长为上校徐康良（后去台湾）。

空军通讯学校，校址也设在成都。目的为了统一培养空军通讯人才，招收高、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周至柔认为军事的四大要素为迅速、确实、祕密、肃静，这四个条件，在空军通信勤务上更为绝对的重要。一、“迅速”为成立通信兵种的重要理由。二、“确实”为通信服务的必要守则。三、“祕密”为空军通信人员的第二生命。四、“肃静”不但为良好军风纪表现，也就是为达成迅速、确实、祕密的基本条件。抗日胜利后此校迁往南京，由空军上校方乾钧任校长，方后来去台湾。

空军入伍生总队，抗战时设在四川铜梁县，1939年时由陆军少将王秉戊为总队长。凡考航校飞行的学生，都须经过入伍生总队接受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然后再由入伍生总队送入航校。

钱大钧撤职后，航委会特务旅副旅长兼一团团长吴雄飞也离职。提升第一团团长高赢为少将副旅长，第一团团长由范麟上校充任。由于空军地面警卫力量的增加，1940年奉命成立第四团，杨仲平任上校团长，第四团成立时在成都集训。杨是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后去英国学军事，是周至柔的联襟。

1943年，昆明空军军官学校迁到巴基斯坦的拉哈尔，该校特务团归并于特务旅，番号为第五团，调第一团团长范麟任团长。特务旅兵力分配大致如下；一个团在甘肃与陕西两省，一个团在湘、桂、黔三省，一个团在四川，一个团训练。武器全是我国自己造的，步枪是中正式的；高射炮都是二公分的小口径。干部绝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但大多数军官缺乏作战经验。特务旅的前身是特务大队，该大队是由家乡教导总队提拔去的，所受的训练均是新式的，重视器械操与射击教育。

1939年3月，中央航空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是年周至柔调回航委会，仍任主任。

1939年5月，在成都召开空军军官会议，蒋介石亲自出席，会议提供一份大队长以上人员的详历。发言时蒋介石不单对照材料听，还用笔记，充分表现他对空军人员的重视。

会上周至柔说：“中国空军制胜之道，一在士成其人的力量，二在器材成其物的作用。人既尽其力，物又尽其用，任何困难必将克服，任何功业必可完成，此理甚明……”

此次会议揭露了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的贪污案，蒋介石当即宣布撤职查办，调周至柔升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教育长由张有谷升任。张早期在昆明学习飞行，与云南军政首脑有私交。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恳，与他相识的人很少有说他坏话的，由他当教育长，可以减少中央与地方的摩擦，这时航校特务营扩充为特务团，于7月1日正式成立。方耀为上校团长。中校团副为金保民，少校团副贾贞元，第一营营长为党维清，第二营营长为洪锦城，第三营营长为和雅典，第四营营长为宣志纯。扩编为四个步兵营，二个高射机关枪连，还有军士连、通信排，特务排，全团官兵三千多人，步枪是苏联制造的六八口径，轻重机枪是我国自制的。初级班与中级班各派一个营担任地面警卫，其余均在昆明巫家坝。

9、 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中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此，苏联不仅在道义上同情支持中国抗日战争，而且开始对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在这阶段，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远远超过美国。苏联先后派出援华顾问300余人，在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机关，各军兵种、各战区帮助工作，其中成都战区航空大队即有苏军顾问7人。这样，聘请俄语翻译，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

此时，周至柔同乡好友李瑾侯的胞弟李敬永是1925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苏联留学5年，周至柔即叫他在空军充当俄语翻译，但宋美龄提出反对，说李敬永是共产党员，靠不住。这分明给周至柔难堪。周斩钉截铁地说；“李敬永是我同乡，他兄长与我是生死之交，他有什么差池，由我负责。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全民抗战，人才奇缺，用他不用他等他的业务考核后再做决定。”当时李敬永正好在周至柔家，周至柔接电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周放下电话对李敬永说，宋美龄想安插另外一个人，我说必须经过考核才行。通过考核，李敬永当然合格，终于被录用。后来苏联人回去了，李敬永调任空军通讯器材修造厂任厂长，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李敬永任教育部专家办公室主任，高寿。他回忆时说；“当时要不是周至柔的魄力，我在空军是站不住脚的。”这一事，足见周至柔的“刚性”.办事有原则，连有“航空之母”之称的宋美龄也不怕她。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的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此，苏联不仅在道义上同情，支持中国抗日战争，而且开始对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这些援助一直持续到苏德战争爆发。

1937年底，中国空军所用的战前积聚下来的美、意、德、法等国飞机，经过三个月的对日作战，损失惨重，所剩无几。这时，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四队战斗机和两队轰炸机在沙阿诺夫将军率领来到中国。首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随后在武汉保卫战中予敌重创。1938年4月29日，根据预先制订的计划，四十个苏联飞行员驾机在汉口以东三十公里上空痛击已很疲惫的日本飞机，击落三十九架日机中的三十六架。苏联空军志愿队还在归德、广州、南海等地进行多次空战，还为中国培训空军人员。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先后派出援华军事顾问300余人，在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机关，各种兵种，各战区帮助工作，其中成都区空军就有苏军顾问7人。与此同时，苏联还派遣空军志愿队约2000人来华参战。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2月，先后向中国分批提供了1235架军用飞机，在华参战的苏联空军人员编制曾一度扩充到4个大队。抗战前期的多次空中战役中，都洒下了苏联志愿飞行员的汗水和鲜血。许多苏联空军将领如：日加列夫、库里申科、赫曼诺夫、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和波雷宁等人都为中国的抗日事业作出了贡献。

1938年12月23日，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0架轰炸机袭击日占台湾松山机场，共投弹280枚，炸毁日机40架、营房10栋、机库3座，焚烧大量航空油料等物资。

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英勇作战，缓解了当时中国空军力量暂时空白所带来的危急状况，打破了日机横行一世，垄断制空权的被动局面，并迫使日军前线机场后撤约500千米。抗战中，为了协助中国作战，苏联志愿队先后进驻南昌、广德、武汉、重庆、凉山、成都等地，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有200多名官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

据苏联公布的战史资料，从1937年12月在南京上空秘密参战，到1940年从各地机场撤出，共有700多名志愿队队员直接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战役。苏联志愿队在中国的浴血奋战以及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日军民的无私援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危急的时刻，给予了中国人民莫大的帮助！

国民党航委会航政处副处长陈栖霞在《我所知道的周至柔》一文中写道：“当‘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南京未沦陷之前，苏联就大力支援我们，秘密地从新疆方面，陆路进口大批军用物资。使用十辆大卡车（当时叫羊毛车），运的是什么东西？讳莫如深，外界鲜有知者。飞机则完全由苏联飞行员飞来，直接参加作战。当时我是空军北正面支队司令，划给我的作战地区是万县以东至信阳以北除甘肃一省外，所有黄河两岸统归我指挥区域。照理说应当将这内中情形对我说明，据我所知道的当时苏联飞来的有两种飞机，一是ES式战斗机，一是CP式轰炸机。轰炸机都直接从兰州飞到汉口、南昌等地去了，只有两个驱逐大队经过洛阳降落加油的。但都是在飞机要经过的头天晚上，才给我一个密令，叫我好好照料，做好防空情报工作，加好油随即飞向南京去了，始终没有拨一架飞机给我使用。”

并说，这时空军总指挥部尚在南昌，航委会已退到汉口。有一天我听说周到了汉口，我在电话中得知他同意面商要事，待我飞到汉口机场，他正要飞返南昌，我即当面向周要求，请他调拨部分苏联飞机到北方作战。他说：“我也指挥不动他们。”并问我：“有啥办法能对付他们？”我反问：“总指挥也指挥不动他们作战吗？”他没有回答我。当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之后，接着就有沂口之战，那时候我正在太原，周恩来先生也在太原。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接到朱总司令从前方来电，说八路军在阳明堡机场烧毁了日机20多架，我把这个消息电报周至柔，他没给回电。

为了向中国运送航空装备，同时也为苏联志愿队配备飞机，备件，保持其作战能力，考虑到空中转场的危险性，苏联政府后来决定把战斗机分解后用卡车沿苏联政府特地命令紧急修筑公路，近万名苏联筑路工人在艰难的条件下用很短的时间在高山和沙漠中修通了一条公路。第一辆卡车于1938年4月出发，至月底到达哈密，将首批62架战斗机运抵中国，随后苏联技术人员在哈密装配好飞机并试飞。然后飞往兰州。整个过程要花去18-20天，但这样比起危险的空中运输要稳妥得多。从此，苏联志愿队的备件、弹药等补给状况得以明显改善。

除了协助中国空军作战外，苏联志愿队还竭尽全力协助中国飞行员尽快掌握苏联飞机的作战飞行技术。中国在许多城市（兰州、成都、凉山、老河口、绥宁等）开设了飞行学校和航空维修学校。这些学校有苏联顾问直接参与教学。有时战斗部队的飞行员会驾驶新的或者修复的飞机来到航空学校的机场为学员们做空中演示。苏联志愿队的多位高级指挥官都在战斗之余专程前往到兰州指导中国飞行员学习。在苏联志愿队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和空军军官学校的飞行员们逐步掌握了苏制飞机的性能特点，使得中国空军在1938年-1942年间一直以苏制飞机为主力进行作战。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苏联空军、防空军在战争头几天就损失飞机5000余架，损失惨重。由于苏联陷入了空前的危难之中，自顾不暇，故难以再援华。苏联政府逐步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苏联空军志愿队最后一批成员也于1942年撤离中国。

据不完全统计，苏联空军志愿队于1938年至1940年5月间在中国共作战20余次，有战果的战斗15次以上，总计炸毁日机114架（含中国飞行员共同作战的战果），炸毁战舰、艇14艘。炸伤7艘，炸死炸伤敌军400余人，这只是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中国作战的部分战线和贡献。建立在南京的航空烈士公墓里，有236名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中。为了永世缅怀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英雄业绩，1955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汉口解放公园修建了一座烈士园陵，16名武汉保卫战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葬于此，并竖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

2005年5月9日，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柯安富在南京凭吊了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柯安富等人向纪念碑和烈士碑敬献了花篮和花束。他说：“

今天是个特别的节日，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纪念二战结束，俄罗斯人民也在庆祝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为了获得这个胜利，俄罗斯和其他很多国家的人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很荣幸今天在这里和你们向伟大的苏联勇士敬献鲜花。”

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始建于1932年，是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为纪念所属在北伐以及淞沪抗战中陈亡的空军飞行员而兴建的。1985年，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落成。纪念碑的附件，有30块由独立的英名碑组成。这些高3米的黑色花岗岩石碑上，用中、俄、英三种文字镌刻了自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3000多名航空烈士的英名，其中中国870名，苏联236名，美国2186名，韩国2名。

 10、武汉大空战

1938年6月10日，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大规模空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西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四个半月。会战由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联合实施，它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作战，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的限制，暂时搁置。

1938年4月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同时实施武汉会战，在制定徐州会战计划时，即“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并把将来进行武汉作战也考虑进去。”5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决定了在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决定如此重大作战的理由是：“攻战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统治中国。”

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日本政府研究国策的智囊团——绍和研究会，在提出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一文中称：“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党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结合点，和两党合作的锲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

日军认为，只要攻占了武汉，控制了中原大地，就能使中国屈服。所以早在1937年9月中旬，日本海军航空本部就策划了空中袭击武汉三镇的详细计划。9月24日，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14架三掕96式陆攻机首次空袭了武汉，飞行高度2000米，并投下大量炸弹。26日，上海的《字林西报》根据路透社记者从汉口发来的专电，曾作过如下报道：

“……第一次空袭就把（武汉的）五井庙一带变成了陈尸场（五井庙是武汉人口密集的平民区，这里不仅没有军队驻扎，而且远离兵工厂，……这个地区的街道只有6英尺宽，路边破旧的棚屋已坍塌，就像撒在地上的一堆纸牌。居民和路人都被活埋在里面，救护组把到处乱摊着的尸体集中成堆，更可怕的是，砖石下面有时伸出一只手一只脚，在无力的摆动着但由于这些砖石很重，没有适当的工具是无法搬动它们的……。记者在街道拐角处仅仅站了10分钟，就看到抬过去120多具伤残的躯体。有的人还在可怕的呻呤着，有的人已经断气。最令人不忍心看的是担架上的死婴。已死的和快死的混在一起，大多数受伤者的伤口流着血，一丝不挂……儿童的死亡数量非常大。大概是因为轰炸时他们多数都待在房子里……”

这次空袭中，汉口被炸死51人，在医院里又死去22人，重伤194人，轻伤270人，在汉阳被炸死129人，重伤156人，轻伤194人；在武昌被炸死2人，炸伤1人。武汉三镇总共死伤1019人（这个统计数字仅限于空袭后第二天的数据，还未包括埋在建筑物下的受难者。）

1938年初，周至柔下达战略部署，四大队开始布防于武汉周边。同时，苏联自愿航空队也陆续进驻南昌和武汉附近，使武汉的防空力量大大增加。

1938年2月18日，上午10时，日本轰炸机12架在2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分别从南京、芜湖两地机场起飞，沿长江向武汉一路奔袭而来。

12：45，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飞行员们终于得到了确切的警报。

下午1时许，驻守汉口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22飞行队(队长刘志汉)的11架伊-152双翼战斗机在四大队李桂丹大队长率领下于汉口机场起飞，和第21飞行队的10架伊-16式单翼战斗机，也在10分钟后由董明德队长率领从汉口机场起飞，与此同时，驻守在孝感机场的第23飞行队（队长吕基淳）的8架伊-15战斗机也同时起飞。第21飞行队首先在汉口机场的西北方与敌人的10架飞机遭遇，并立即投入战斗。随后，第22、23飞行队也在武汉上空展开激烈的空战。

这场恶战大约进行了12分钟，我军以击落敌机11架，己方仅损失5架的代价大获全胜。敌第十二航空队的护航编队指挥官金子隆司中尉饮弹坠机身亡。

李桂丹是我方第四大队历任大队长中最年轻的一位（23岁），不幸牺牲。他生前先后击落敌机8架，曾获三星星序勋章和七等云麾勋章各一枚。与此同时，飞行队长吕基淳上尉、飞行员巴清正少尉、张效贤中尉、王怡少尉和李鹏翔中尉等人也为国光荣捐躯。

2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庆祝空军胜利》的短评，该短评指出：“前日敌机侵袭武汉，我空军奋勇迎战，打落敌机11架，这不仅是武汉防空的一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整个军事上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事实表明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勇气和牺牲决心，也是以劣势的军事技术战胜敌人的优势武力的信号。”中国共产党办的《解放》周刊发表了题为《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评论，盛赞这次空战中，中国空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同日下午，武汉各界纷纷发起祝捷大会，并在汉口商会举行追悼大会。公祭殉国的五位空战英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第18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陈绍禹、叶剑英；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武汉代表邓颖超、孟庆树亲临致祭。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在当天的挽联上写道：

     武汉踞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战绩；

     滂沱挥同胞之泪，丧我良士，九霄风雨招英魂。

陈诚送的挽联是：海外播英名，御气排云，争显龙城飞将勇；

               天空奋神武，粉身报国，何须马革裹尸还。

于右任用行楷书写的挽联为：

               英风得天地；壮气作山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第18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罗炳辉等送挽联一副，文曰：

    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

    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献身抗日的空军英烈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之情。

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挽联是：

                  精忠神勇

青年救国会在缎面上用锡箔贴出一个个飞机组成的挽词：

                  忠义凌云

湖北省学联用一布屏写着：

                  成仁取义

《新华日报》社送的挽联为：

                  忠义凌霄

此外，祭堂内摆满了花圈，其中有毛泽东及朱德、彭德怀两位总司令和西北妇女代表邓颖超、孟庆树所送的花圈。

祭堂上挂着大横幅，上面写着：“义薄云天”四个大字。

公祭大会上，由巴清正烈士的亲属致词。曰：“我们是东北人，东北失去后，巴清正就立志救国，16岁时他就谎称18岁，考进航空学校，所以他现在实际年龄只有21岁。我心痛的是他太年轻了，应该为国家多出几年力，我们现在只希望早日收复东北，回我们的东北去！……“

与会各界均含泪盈眶，痛悼异常，当时挂有黑纱飞机5架，环绕武汉上空以示哀悼。1938年2月21日，武汉各家报纸刊载《公祭空军烈士—蒋委员长属僚痛悼国殇》、《李丹桂、吕基淳浩气长存》。

21日，武汉各界近万人上街参加了“庆祝空捷、追悼国殇”的游行集会。

《新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特讯：庆祝空捷、追悼国殇，两万余民众空前大游行，全市哀祭忠勇飞将军。并刊登题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两封“向空中英雄致敬”的致敬书。

同日，《中央日报》也以《公祭空军烈士》为题，报道追悼活动。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解放周刑》还发表了《英雄的中国空军万岁》短评，赞扬中国空军飞行员精忠报国精神。

周至柔在会上说：“李桂丹是第四大队历任大队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年仅有23岁,辽宁新民县人。他飞行技术高超，从1937年笕桥首次空战告捷起，李桂丹先后击落敌机8架，高志航殉国后李桂丹升任笫四大队长，他的牺牲，为中国空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生前曾获三星星序勋章，和七星云麾勋章各一枚，牺牲后追赠少校，家遗有老母。”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诞辰之日，又叫“长天节”，中国抗日军民则因其为日本侵略者的统帅，称之为“鬼王节’,日本海军航空队为了向天皇献媚，计划于“长天节”当天对武汉再次实施空袭。我方谍报人员早已事先洞察其企图，所以中国空军决定将主要兵力事先部署在武汉周围，准备以较优势之兵力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与此同时，苏联援华志愿飞行队也秘密转场至孝感机场，待机行事。

29日14：30，由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小园少佐率领的27架96式舰战和由棚町少佐带队的18架96式陆攻轰炸机，合计45架敌机气势汹汹沿长江一路进发，向我武汉猛扑而来，企图轰炸我空军基地和汉阳兵工厂。我空军从汉口王家墩机场派出19架伊-152战斗机，加上从南昌赶来的苏联志愿飞行队的45架战斗机，合计64架，进入迎战状态。

14：45，敌96式战斗机抢先窜入武昌空域，当即遭到我军第四大队空中健儿的迎头痛击，他们一改常规的“咬尾巴“战术，而是正面阻拦，这就是说要与敌机对面相撞，同归于尽。

武汉上空烟雾弥漫，遮天蔽日。只看见弹光闪闪，笼罩着大地，空中飞机左右穿梭，上下翻滚。只听见马达隆隆，枪声咯咯，震耳欲聋。中日双方100多架飞机，在武汉上空，杀得难分难解，震得武汉三镇天摇地动。

武汉三镇300万军民不顾自身安危，纷纷上街，引颈东望我机群迎战的空域，以示声援。

经过半小时的激战，我方共击落敌机21架，其中轰炸机10架，战斗机11架。此役，我军受损战斗机12架，伤亡5人。

在“4、29”空战中，我国空军健儿表现最为英勇的是第四大队第23中队飞行员陈怀民。年仅21岁的陈怀民驾驶着刚刚从兰州接收来的伊-152战斗机，直插敌战斗机群中央，仅5分钟便击落1架敌机，于是，敌5架96式舰战立即围攻陈怀民，他的座机中弹后，驾驶伊-152撞击日海航第二联合航空队飞行员高桥宪一所驾的96式舰战，与其同归于尽。龟山佘山为之动容，滔滔扬子江为之痛哭。

陈怀民撞机后曾经翻身出舱准备跳下，却不幸伞衣被烈火燃着，自3000米高空坠落，直插江心……

许多百姓闻讯后，坚持在江中反复打捞多时，直到6月初，遗体才从淤泥中浮出。人们从他的飞行服里找到一块怀表和烈士生前留着准备给母亲作日用开销的一块大洋。陈怀民的母亲用儿子留下的降落伞，缝制了一条被单，始终带在身边，欲教孙子永志不忘。

当时的航委会，周至柔曾特地派出5名代表前往位于汉口市前花楼马安里10号的烈士家中进行抚慰。烈士之父陈子祥先生为有这样英勇的的儿子而自豪，他慷慨陈词说：“怀民之死，颇得其所，惜其为国，尽力太小。”烈士的母亲，则每日以泪洗面；夜夜扶门盼儿归。陈怀民牺牲的那天，母亲特地买来4只儿子最喜欢吃的柑橘等他回来，不想母子却竟成永别！

被陈怀民烈士撞死的日本二等飞行兵叫高桥宪一，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封来自他家乡的书信，这是他的爱妻美惠子充满厌战情绪的家书。美惠子给其丈夫高桥宪一的信中这样写道：

“……做了飞行员的妻子，总是过着悲凄的日子，所以我时而快乐，时而悲痛，内心深处是在哀泣着。……家里人无限挂念着你。因为如此，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光是想死并不是名誉的事（编著注：因为高桥一度想到过自杀），我是祈求着你十分小心地尽你的职务……”

报社将美惠子的信刊登出来，以示日本人民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

烈士陈怀民的胞妹陈难（空战前原名陈天乐）据此含泪于5月31日给报界写了一封“致美惠子的信”。信中以活生生的事实，严正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并以中国人民宽大的情怀（后来她们之间还建立了通信联系）。一时间，此举成为战时的一段佳话，并在中外许多媒体中进行广泛传播，演绎出一则中日人民共同声讨法西斯罪行的生动故事。

在陈难给美惠子的长信中有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

“……正如你信中所说，‘想到已经有许多人是无辜地牺牲，不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高桥也无辜地牺牲了。受到贵国军阀的欺骗，无故地来侵略中国，战死了。这些在你们是没有代价，没有光荣，而仅仅有痛苦的牺牲。这使活着的你是会加倍的伤心，这将成为你和贵国一般与你同命运的女人的永远不能磨灭的创伤……”

“我是厌恶战争的，但我们中国人为抵抗暴力而战，这种战争，是维护正义和人道的战争，是值得歌颂的战争，这意义完全和贵国不同。如果贵国军阀对于中国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将参加到更猛烈、更强化的斗争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也绝没有一个人会屈服。

我家里的父母和大哥都非常深切地关怀你，如同关怀他们自己的孩子一般，不带一点怨恨。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友好地握着，心和心相印着，沉浸在新鲜的年轻人的热情里。我们有理由可以为这个信念而努力……祝你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此次空战是自抗战以来，中苏空军联合作战中击落敌机架数最多的一次。次日，冯玉祥将军赋诗一首以纪念这次空战，他在诗的后半部分这样写道：

                 尚有飞将因机伤，

                 猛冲敌机同落地。

                 前生承认同归于尽，

                 壮烈牺牲神鬼气。

                 合计打落21架，

                 残敌零星狼狈去，

万众欢腾大拍掌，

庆我两次大胜利。

青年空军诸将士，

赤胆神威真无比，

气概壮山河，

百战皆胜利！

6月1日，中国共产党借《新华日报》一角，呼吁发起全国性的航空救国（购机）募捐活动，并要求优秀青年踊跃加入空军，以实际行动回答日寇狂炸。

6月28日发表在《新华日报》的短评说：“自战事中心移至长江以来，我英勇空军成了阻止敌舰西犯，保卫大武汉的主要力量。……我飞将军英勇的战斗意志和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正可以与碧流长空，共垂不朽！……全国同胞应向殉国的飞将军与整个空军表示最大的敬礼！并且学习空军英雄们的精神，去参加他们贡献了自己生命的事业，用我们的血肉结成保卫大武汉的长城。”

1939年2月5日，中国空军第十中队中队长刘福洪率4架轰炸机，对日军所占山西运城机场进行袭击，投弹40枚，炸毁日机10架。

1939年10月3日和10月14日，苏联志愿队在中国空军协助下，两次空袭日占汉口机场，共炸毁日机150架，车辆40余辆，弹药3万箱，油库一座，炸死、炸伤日军530多人（其中飞行员60多名），空战中还击落日机3架，己方仅轻伤一架。

 11、 重庆保卫战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四川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是抗战中日本侵略者轰炸的重点所在。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陆海空航空部队遵照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当时中国首都重庆进行“航空进攻作战”，开始了长达五年半惨绝人寰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从1939年至1941年轰炸最猛烈的两年半中，日军总计对重庆轰炸218次，出动飞机9500余架次，投放了包括细菌弹在内的各类炸弹21593枚，炸死、炸伤市民达240000人。重庆和成都两大城市，遭受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地野蛮轰炸，无辜民众死伤累累，实乃惨烈。

和二战中遭受轰炸的许多西方国家城市不同的是，重庆、成都的军事设施并不多，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交通枢纽，但日军依旧对其野蛮的轰炸，其直接目标之一，与南京大屠杀一样，就是大量杀伤无辜居民，以达成屈服我抗战意志的目的。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国家战事性质的战略轰炸，第一次依靠空军实施战略轰炸，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和平居民界线的“无差别轰炸”。重庆大轰炸历史之长，危害之烈，贻祸之深，世所罕见。

1939年5月3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三航空队派出2个中队21架三掕96式陆攻会同14航空队3个中队24架96式陆攻共45架飞机进袭重庆，于13：17进入市区上空投弹，这是敌海军航空队对我重庆的第一次大规模轰炸。虽然我空军飞行员忘死拦截，但日机还是突入重庆市区投弹，重庆最繁华的陕西路和商业场小十字一带的21条街中，有19条几乎被炸成废墟，房屋店铺熊熊燃烧，市民的残缺尸体到处都是，长江沿岸二里长的贫民窟木板房被炸起火后，火借风势向南延烧，南区繁华路化作血泊大海。

5月4日，日机27架再次空袭重庆，通过先前核实3日轰炸效果的侦察机报告和照片判读，日方决定更加广泛的使用燃烧弹并将进入轰炸区的时间改为傍晚、黄昏。此时，广大市民正处于下班高峰期，或全家正在吃晚饭，稍微再晚点，则有不少人外出前往商业区，此时突遭轰炸，必然导致人群慌乱不已，造成巨大杀伤。从另一方面考虑。中国空军随着长期消耗，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飞行员越发不足，故日军选在黄昏时进行轰炸，也有避开我机拦截，减少受损的考虑。日军对此次战术称为“簿暮攻击”，这一变化，对我重庆防空造成了巨大威胁。日军借助黄昏落日的掩护，成功突破我防御，在重庆多条繁华街道上空投下大量燃烧弹，引起的巨大火灾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由于我方战斗机拦截不及，敌机得以临空投弹，造成我重大受损和伤亡。5月3日、4日两天的轰炸中，我重庆市区房屋被毁4889余幢，大火持续燃烧整整3天不灭，重庆市民死亡6278人，比德国、意大利在西班牙格尔尼卡的轰炸造成死亡人数还多1654人！后者在西方社会曾引起强烈反应，但日军对中国人民的这次屠杀却很少有西方人知道。

5月9日，日机轰炸了英国驻华大使馆，在随后的轰炸中，又多次“误炸”美、苏等国驻华使馆。英、美、苏等政府均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停止对平民的无差别轰炸，但人性泯灭的日寇置若罔闻，继续轰炸。

1939年，周至柔又调回航委会。经过整训，这时国民党空军作战部队又编为七个大队，一个独立中队，另有四个苏联志愿大队，共有飞机215架。是年12月中旬，桂林行营命令所部向侵占昆仑关的日军发起总攻。空军以柳州、桂林为基地，派第四大队驻桂林，负责控制制空权，配合陆军行动。12月17日，周至柔在桂林用电话向柳州机场下达作战命令：“我陆军均已就位战斗发起线，明早八时半发起总攻，我们的飞机要在八点半以前到达昆仑关上空，掩护陆军作战。”12月28日凌晨6时，中苏两个大队的全部飞机在柳州机场试车、试枪完毕，准备在7时30分起飞，由于柳州飞机场接到情报电话：“日本飞机分三批向柳州方向飞行”柳州飞机乃于7：15提前起飞至昆仑关上空。一小时后，敌轰炸机由桂林返回，周至柔亲自挑选的柳州空军地面指挥官刘毅夫命令立即对敌进行拦截。结果，郑少愚等打下敌轰炸机6架。29日与30日，柳州空军又数度飞往昆仑关上空，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直至中国军队攻克昆仑关。

1939年日机共出动865架次，分34次轰炸重庆，投弹1897枚，炸毁房屋4757幢，炸死市民5247人，炸伤4196人，我全年实施防空作战85次，出击轰炸30次，击落日机30架，地面炸毁日机100架，作战中我受损飞机54架，各类牺牲飞行员374名。

1939年5月7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重庆之屠杀》一文说：“日机向重庆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投弹，死者几乎全为平民……如此大规模之屠杀，实为前所仅见。经过这次轰炸之后，日本也许晓得此种手段，不特未能屈服中国，且只增加中国之抵抗意志。”

蒋介石说：“中华民族的正气，自古以来，都是在遭受异族侵略时迸发出来的，任何残忍暴行都不能使我们屈服。”

进入1940年后，日寇大本营陆军部队认为零散的重庆轰炸不能收到真正效果，必须配合地面上进攻，才能彼此促进。5月1日，敌11军发动了宜昌战役，次日，大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自今日起实施空中进攻作战。”这次行动的代号定为“101号作战”。由“中国舰队”参谋长井上成美中将和第二联合航空舰队司令官大西泷治郎少将和陆军第三飞行团长远藤三郎中将三人共同指挥。会上，井上成美中将还向与会各部队指挥官宣称，要认真实施“101号作战”，借此一役像当年（1904年）对马海战一样，“决定日本的命运”.

1940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南开中学原定的运动会照样于5月6日、5月7日举行。著名教育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幕式上慷慨陈词：“敌人想威胁我们屈服，我们偏不怕他威胁！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要照规定的去做。我们要干到底，顶到底！”。著名实业家重庆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胡子昂说，敌人企图以轰炸毁灭重庆，纯属梦想。

大轰炸后许多报社及其设备被毁。5月6日，重庆各报坚持出版，出了《联合报》。1940年6月30日，重庆市临时参议院通电：“七十万重庆市民早已准备以最悲惨最沉痛之精神，接受敌机轰炸……吾人自各守岗位，屹立不动，尽心竭力地支持政府持久抗战之国策直至最后胜利而后己。”

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在日机狂轰烂炸下，定重庆为陪都，更有重大意义。1942年英国大使恭薜穆爵士称赞重庆：“自日本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重庆’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意志与决心，亦是联合国家所有振奋之精神象征。重庆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重庆之民气仍极高涨。”

1940年5月，日本陆海军关于101号作战的协定签发后，5月中旬，投入此次空袭作战的日机共计297架，是日军对我进行的最大规模空中作战。

重庆《大公报》1940年6月13日二版记载：“12日12：00许，敌机总计154架，窜入渝空，我空军布锥形之阵，迎头痛击敌机，敌四散逃逸，我军尾随追击，于南充以北击落敌机1架；于忠县上空击落敌机2架，坠落于汝溪镇；于万县上空击落敌机2架，坠落于瑞池场；我空军另一部在市空击落敌机2架，一焚毁于南田，另一坠落于涪陵南部；余敌狼狈逃窜，我空军健儿英勇奋战……此役我空军共击落敌机7架”。

1940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党报《新华日报》发表《向空军致敬》专文，对中国空军的英勇抗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这半个多月的敌机狂炸中，重庆的市民，经常在烈焰硝烟中过生活，敌人的烧夷弹虽然摧毁了部分同胞的房屋，化成了灰烬，但是烈焰烧不了广大市民对日寇愤怒之心。今天全重庆的市民无论男女老少，大家没有一点沮丧，反而增加了兴奋的情绪和紧张的工作精神，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感谢空中的英雄，他们视死如归，奋勇杀敌的精神。因此，我们要特别代表重庆的市民，全国抗战的民众对英勇作战的空军将士致崇高的敬礼！”

周至柔代表空军前敌总指挥部，对击落敌机的空军战士颁奖。

6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隧道惨案。是日正值下班时节，日机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空袭长达3个小时之久，5个多小时才解除警报。拥挤的人群纷纷就近涌入位于繁华市区石灰市，磁器街，十八梯之间的较场口防空隧道，以至比最大容纳人数6555人超员1倍有余。日机久久不去，在严重超员和长时间的“疲劳空袭”下，由于隧道内避难人数超过容量，加之通风不畅，洞内氧气稀簿，人群向外挤出，不料隧道的门是向内开的，拥挤的人群无法控制，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避难民众窒息，践踏伤亡的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关于“大隧道惨案”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据当时埋尸体来计算，死亡人数在12000人以上。其中仅运往朝天门的尸体就有4000多具。6月7日，蒋介石下令，所有负责当局难辞玩忽之咎。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着即革职留任.

为了在对美英开战前从中国战场上解脱，敌大本营决定集中在华航空兵力大部，对中国内陆作最后一次毁灭性打击，代号“102号作战。”

28日，日海军飞机108架分5批进入四川，中国空军第四大队9架伊-153和无名大队7架伊-152从双流机场起飞拦截，击落敌机1架，飞行员高春畴牺牲。

1941年8月底，日陆军第三飞行团长远腾三郎中将得到蒋介石将于30日在重庆附近的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的消息，并从离任回国的意大利驻华大使的交谈中，获知黄山官邸的位置，以及有关房屋颜色的情报，遂立刻制定了奔袭蒋介石的计划。8月30日清晨，敌陆军第12、第98战队52架97-2重爆轰炸重庆市区，第90战队的17架川崎98式和99式轻型轰炸云阳，日海军80架96式陆攻和1式陆攻也同时轰炸重庆，一时间重庆上空烟云蔽日。远腾则亲自登上陆军第60战队别府中队长的飞机从武昌起飞。于15：00飞抵黄山官邸。

蒋介石的云岫官邸被炸，幸得蒋介石躲避及时，未被殃及，但卫士2人身亡，4人受伤。两天后，日本在汉口听到蒋介石在孙中山纪念周上的讲话，才得知袭击失败。有趣的是策划这次袭击的日方指挥官远腾在事后认为，日军已经对重庆进行了多次轰炸，却没有催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他最后得出结论：对重庆的轰炸是对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除了陡增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外，不会得到更多的收获，因此远藤三郎中将向上级呈报终止陆军航空队对重庆的轰炸，战后，远藤三郎还投身了和平反战运动。

 12、 驰援台儿庄 -——徐州空战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有了飞机的空军，可恢复了生龙活虎的战斗力。但敌人的空军也增强了，最讨厌的他们远程轰炸机增加了，还有一种快速远程侦察机神风号，几乎每天要飞到四川。我们所有战斗机都无法捉到它，它身后带了大批轰炸机，所以这时的空战也甚为辛苦。幸好周至柔高瞻远瞩，在战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全国各地修建机场，储备油弹，作战时飞行部队才有了天空任我飞的方便。

到大后方的空军部队，首先是第四大队驻重庆的广阳坝，尔后又在歌乐山下修建了一个大型机场，就是白市驿机场。第三大队驻四川中心的遂宁，第五大队驻成都，轰炸大队驻宜宾。后因敌机日夜骚扰，第四大队改驻梁山，但作战仍在重庆时为多。

进入1938年后，我空军和苏联志愿队对日本占领区的轰炸打击并没有减少，我方通过这种轰炸向日本人显示我们的抗战决心，也扰乱敌方的部署，打击其重要机场，尽可能地在地面上削弱敌空中力量。期间，我方多次主动出击，给予敌人以相当打击。

1938年1月2日，苏联志愿队轰炸大队在波雷宁大队长率领下从汉口起飞，袭击刚刚沦入敌手的南京大校机场，一举炸毁地面日机20余架。波雷宁座机被击伤后迫降于芜湖，后被当地群众送回汉口。

3月12日，是南京失陷后第一个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我第五大队第25中队汤卜生队长驾驶1架霍克75战斗机由低空进入南京，在中山陵上空盘旋数周，以表示祭奠。看到我们抗日空军的青天白日机徽在南京上空出现、盘旋，回想神州陆沉，同胞涂炭，就连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也不得拜祭，敌占区同胞不由得热泪盈眶！而日军对我空军飞行员单枪匹马闯入敌营的勇气和技艺也大为震惊，不得不抽调部分兵力加强南京，上海等地防空，客观上也减缓了我前线部队的压力。

徐州是江苏省西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位于黄、淮两河之间，地据鲁、豫、皖、苏四省要冲，为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周围，山峦重迭，河川纵横，在我国军事史上，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军队控制着徐州，北可威胁济南，东可进逼南京，而且保持了中国军事上的大动脉——陇海路，确保郑县和平汉铁路南段的侧翼。

日军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为嚣张，日本华北方面军多次向统帅部提出“为使华北、华中连接起来，进行徐州作战以及对武汉之敌施加威压”的建议。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心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日军先后集中8个师，5个旅，约24万人，于1938年1月下旬开始南北夹击徐州。中国第五战区先后调集11个集团军和军团、64个师，约60万人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份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3月中旬，徐州会战拉开序幕。

3月18日，我空军第三大队第7、8中队共10架伊-152由大队长吴汝鎏率领，从驻地考虑，信阳机场至归德（今商丘）机场，于16：30出击轰炸鲁南滕县、临城、枣庄一线火车站、军火转运站、车队集合场，同时寻歼敌轰炸机。当他们轰炸完滕县一带后在返航途中，我第7中队欧阳森分队长突然发现2个黑点迎面而来，临近后发现为双引擎轰炸机，这是轰炸徐州返航的敌机。

吴汝鎏大队长率先发起攻击，这是第3大队原广西空军班底飞行员投奔中央空军饱受排挤且又经过长期等待求战未果后，首次在空中遭遇敌机。因此个个争先杀敌，唯恐落后，将国恨家仇全部发在双翼上机枪的射击之中。在10架伊-152全力围攻之下，日机毫无还手之力，第一架当空爆炸，第二架起火坠落，正当第三大队的飞行员要结束战斗时，又发现1架双翼日机，分队长欧阳森和李膺勋立刻脱离编队追上去，吴汝鎏大队长则率其余飞机返航。在追击中，日机凭借复杂的黄昏气象条件，发挥自己飞机速度的优势不断低飞，以扰乱伊——152的瞄准，便于逃跑。我方双机中，李膺勋跟丢了敌机，只剩下欧阳森独自尾追，最后还是他艺高胆大，在滕县上空将其击落。这是我在徐州会战中的首次空中作战，便取得了击落3架敌机而自身毫发无损的出色战果。在攻击日机的时候，地面我陆军部队士气高涨，纷纷跳出战壕脱帽挥手，鸣枪示意，欣喜若狂，高呼“空军万岁！”

当我机返回归德机场向广西出身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报捷时，李宗仁对原系广西地方空军的第7、8中队飞行员大加赞赏，说：“就是这两架敌机，天天按时来徐州轰炸，每天早、午、晚三趟，太可恶了！”说完又情不自禁地连叫“打得好！打得好！”我第7、8中队飞行员无不感到自豪。

1938年4月4日，我空军第三大队再次飞临台儿庄日方阵地上空，敌以为是自己空军前来助战，纷纷举旗，掷帽，结果我空军趁势扫射投弹，日军伤亡累累，地面我军无不拍手称快。

4月6日，台儿庄大捷，我中国空军派出数批飞机到济南、泰安、兖州，诸城等地撒下传单，大灭日军气焰。

4月9日，我第三大队又派出伊-152战斗机19架每机载弹4枚前往徐州以北轰炸南下敌军。炸毁敌车辆，辎重不少。日方深感恼火，于是，负责支援鲁南战场的陆军航空队第16战队第2大队1中队中队长加藤建夫大尉请命率队伏击中国空军，将中国空军歼灭于空中。

加藤建夫是日陆军航空队王牌飞行员，战争狂人，他在参加徐州会战前已经有8架击落记录。此人十分狂妄。1938年1月31日，他在护航轰炸机轰炸我洛阳机场时，撒下传单：

中国空军战斗员：

勇敢的中国空军战斗员，其奋斗精神，吾人深表满腔之敬意；吾人欢迎中国战斗员，来我场上空决一胜负。

                                 日本战斗队   加藤大尉

同样的传单还散布到了西安机场，当我第三大队看到这一气焰嚣张的传单后，不肯示弱，立即向驻山东兖州机场的日军回掷了应战书：

日本空军战斗员：

前日接到贵队之战书，欲与本军决一胜负，本队甚为欢迎，吾人也准备领教…….

                                 中国空军战斗队

从此，中日双方展开了前后3次激烈的归德空战。第一次就是上文所说的第三大队首次遭遇敌机创下3：0的战绩。

4月6日第8中队飞行员黄莺在空中发现1架日机在追击我方飞机时，咬住其尾巴，准备开火。但敌机飞行员也非善类，他经验老到，提前发现了黄莺，立刻丢掉前面的中国空军飞机，一个小半径盘旋将黄莺甩掉，可是黄莺的技术也十分娴熟，立刻拉了个几乎90度的切内径转弯再次把住这架日机的尾巴，防止其反扣过来咬自己的尾，经过几番追杀，黄莺终于逼近到日军尾后300米之内，一阵齐射之后，日本飞行员连同座机一起凌空爆炸，残骸坠于马牧集附近，后为我抗日军民捡回，方知这就是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加藤建夫。

周至柔获悉击落战争狂人加藤建夫后，异常兴奋，对空军战士黄莺颁发奖金。

13 、东征倭巢第一击 ——远征日本的精神轰炸

20世纪三十年代是世界航空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科技进步推动着各类飞机性能不断提高。在中国，无论军方还是民间，一直都有志士仁人在谋划利用飞机这一当时新式武器打击我们的死敌——日本侵略者。

1936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了1937年度的《国防作战计划》，在“作战指导要领”中要求空军“准备全部重型轰炸机袭击敌之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城市的军港、兵工厂。以获得我空军行动之自由”.

1937年9月，中国军事代表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时，受到蒋介石的密令——务必购买可以用于轰炸日本的重型远程轰炸机。

自抗战爆发以来，美、英、法、荷兰等国的多名冒险家、志愿者先后来投入中国空军。经过考核，有7名飞行员、4名机械员签订了合同。后来以他们为核心于1937年10月在汉口组织了“外援队”，1938年1月由于原中国空军第二大队第14中队飞机损失殆尽，遂改称国际第14队。我中国空军方面本希望由他们进行远征日本的轰炸，但是外籍队员称这一任务有去无回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要高价报酬，以至无法让我方接受。针对这一情况，航委会决定收回飞机，由中方空勤人员来执行这一任务。恰在此时，编在委员长侍从室的专机飞行员徐焕升上尉自告奋勇地提出由他负责重新组建远征队的具体事宜，并设计从洋人手中夺回飞机。

1938年3月16日，中方制造了一次假空袭警报，命外籍飞行员将马丁139WC飞四川成都。飞机一到成都凤凰山机场，外籍人员离开机场后，徐便立即布置地勤人员抽除飞机上所有余油，派卫兵站岗，任何人不得接近。次日外籍队员回到机场发现这一情况，勃然大怒，甚至拔枪相向。徐焕升只好躲开，次日以书面形式告知洋人自己接收飞机的依据和决心。

信曰：“1938年3月17日，致马丁飞行员们：你们将搭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于两天后顺利返回汉口，那里还有别的任务等待你们，而马丁轰炸机则由本人负责接管，这个命令已由汉口的航委会下达，原来今天下午我正准备到你们的住处告知此一命令，但你们却以粗暴的态度对待我，甚至想要揍我！因此我无法向你们言明此事。希望你们能够心平气和下来，我个人非常钦佩诸位，因为你们协助我国从事抗战，但希望你们不要掏手枪动粗，因为那有违你们善良的本意。现在诸位在此的任务也告完成，其他的工作则在汉口，所以希望各位在那儿工作愉快，并祝幸运！中队长徐上尉”

徐焕升接手飞机后，立即通知在汉口中央公园待命的预先选拔好的第14队人员搭飞机到成都，着手远征的准备工作。

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准备以宁波机场为出发根据地。

马丁139WC的航程虽大，但是到日本后返航途中多半会遭遇日本人的追击，不一定能够在沿海的机场着陆加油。同时考虑到仅靠两机使用炸弹空袭难以取得震憾效果，遂决定改投传单，以宣扬我国抗战意志，唤起日本民众觉醒，同时我徐州会战结束，台儿庄失守，也需要一个重大的胜利来鼓舞国人的斗志，因此将马丁轰炸机的炸弹舱改装为一大型油箱以增加航程。周至柔赶紧将这一东征任务下达给徐焕升，责令徐焕升秘密执行。

经过在成都凤凰山基地一个月的秘密训练，最后决定，由徐焕升1403号机组（徐焕升正驾驶，苏光华副驾驶，刘荣光领航，吴积冲通信员）和佟彦博1404机组（佟彦博正驾驶，蒋绍禹副驾驶，雷天春领航，陈光斗通信员）执行任务，另安锡九、陈衣凡驾中国空军仅剩最后一架HE-IIIAO轰炸机1902号担任后勤支援运输。于是他们便一同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计划在5月中旬选择一天月夜执行远征任务。

1938年5月19日，依照农历月亮将转入下弦，就要进入夜间飞行所需亮度最低限。大家正在着急，14：00，航委会突然接到徐焕升从前沿发回的电报：请示立即执行任务。留在汉口的飞行员接到通知后，马上赶往机场准备，2架马丁轰炸机于15：23由王家墩机场起飞，按照预先计划，先向南直飞以避开长江沿岸日军的耳目，然后转经南昌，衢县，于17：55飞抵宁波东社机场，由于此刻天色尚早，而海岸外还有日方船只游荡，因此，全体人员不做声地进城休息，并在一家饭店共进晚餐。

1938年5月19日23：23，远征队徐焕升队长下令出发，两个机组登上早已准备好传单的1403号和1404号马丁轰炸机，秘密起飞。为了保密，地面上送行的人都没有。起飞后各机迅速熄灭机内灯光，为了防止被舟山群岛日军防空警戒哨发现，机队自宁波出海后先转向南，然后照准日本九州飞行。20日凌晨0：35飞机升空后，徐焕升交代吴积冲发出了第一份电文：

“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徐焕升  皓”

.凌晨2：20，轰炸机飞临日本本土上空，到了九州重要城市长崎，机舱里呼唤起来。作为空军飞行队队长，徐焕升当然知道长崎的分量，这座距中国大陆最近的城市，是侵华日军空军的重要出击基地，里面聚集着军火工厂、海军基地，多少次他们曾发誓，总有一天要把这罪恶的侵略跳板砸烂。如今机会终于到来了。

“准备投弹！”徐焕升发出指令。

黎明前的日本九州岛上的宫崎与熊本两县街头上行人稀疏，只有几家通宵开张的点心店亮着灯。“轰隆隆……”空中掠过一阵惊雷。两架黑色的巨鹰呼啸而下。“飞机！飞机！”不知谁喊了一声，许多新兵涌出房门。

“统统的回去睡觉，这是空军夜训的飞机！”一名少佐大声吆喝着。

一阵狂风掠过，太空中飘动着成千上万张纸蝶，许多日本民众和兵士顺手捞住一迭，打开一看，共计五份，分别为：

中华民国中日人民反侵略大同盟“告日本人民”

中华民国外交协会“告日本政党人士”

中华民国农民协会“告日本农民大众”

中华民国总商会“告日本工商业者”

中华民国总工会告“日本的劳动者诸君”

内容中举出日本鹿地宣夫妇为例，他们因正义感和爱好和平，所以毅然为中国方面宣告，告知日本百姓战争的惨祸，并呼吁两国人民应该携手推翻日本法西斯军阀。传单上写着：“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药矣。尔其诫之！”

“不准抢传单！统统的上缴！”日军少佐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当时日本国内正在为攻克徐州而庆贺，不料突然出现反战传单，太空中飞来中国飞机。

“支那飞机！支那飞机！”人们惊叫着，官兵们拾起传单一看，嘴巴惊得再也合不拢了。这是在日本长崎，不是在中国的华北平原，他怎么能不惊恐万分呢？日本保安部门立即全体动员对辖区内进行地毯式搜索，共拾得传单1520份，甚至还将这些传单的样品交给“王子制纸”八代木工厂进行化验。化验结果，分析出成分并非日本国内生产纸张，并推断是由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造纸厂生产的。也正式证明这些传单并非本地散布而系空投的。日本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5月21日刊出：《支那？怪飞机飞行九州》

日本天皇闻讯大怒：“百多年来，我们东瀛列岛还从来没有遭到外来的侵略。但今天，中国人却打破了这神话。我下令撤销东京防空司令，并传令前线日本空军，全力剿灭中国空军。”

轰炸机编队披着夜色，呼啸着飞过长崎，飞过福冈，飞过熊本、佐世保、左贺、久留米市，飞遍了九州半岛，把100多万份传单，分撒在飞过的地方，并且侦察了日本机场及军港情况，目的是唤醒日本军队与民众的觉悟，展示中国军队的实力。尔后迅速爬高，加大油门向祖国返航。

40分钟后，日军才如梦初醒。九州岛全部停电，地面炮火在漫无边际地轰鸣，漆黑的夜空闪起一道道耀眼的火光，日本人在为东征的勇士送行。

1938年5月20日8：40，1404号机先行经过宁波在江西玉山降落；9：24，1403号机也经临海在南昌落地，这里有担任后勤支援的1902号HE-IIIAO轰炸机接应，一切要顺利的多。所有远征队员都得到通知前往汉口汇合。

11：30两架马丁139WC轰炸机在空中编队后，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地面上人山人海，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罗炳辉等也亲自来到机场迎接。8位飞行员落地后被欢乐的人群抬到了机场总站前，接受大家的欢迎。

机场上欢迎的人群高呼：“中国空军万岁！”“中国抗战必胜！”。当天晚上，武汉各界与航委会为空军英雄们举行了庆功会。

会上，孔祥熙致词曰：“诸位实为中华民族空军历史上创一新记录！

新任航委会主任钱大钧表示：“我们不能因此就骄傲自满，我们中华民族一天不解放，我们的重要任务就一天没完成！《民国日报》记者说：“这具有国际意义的‘东征’，不但表现出中国人民的气魄，也使日本和世界各国人民都看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善良本性。”

中共中央代表陈绍禹表示：“我们听了这个具有国际和历史意义的胜利消息，万分欣慰！

实际上，5月20日凌晨，当两架马丁轰炸机还在返回祖国的途中，我国电台就已经开始对外广播这次行动的成功了。4：52、5：50，武汉、长沙电台先后广播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捷报。5月21日夜，武汉电台又用日语向日本人民播送了这一重要消息，随即全国报纸都用大字标题头条刊出这一消息。

著名的《抗战》三日刊，在1938年5月23日第74期上刊出了邹韬奋先生的《空军远征日本与新的抗战力量》文章；同时该刊著名评论家余仲华在同期的“战局动向”中指出：传单给日本一个警告，百万张传单可以变成百万吨炸弹！又引用英报评论：传单之力，胜于炸弹！

《大公报》也于5月21日以大字标题刊出“空军初次远征日本，在九州各地撒传单。”同时发表《空军夜袭日本》的社论。连日，武汉三镇各界向英雄赠送锦旗、慰劳品和鲜花。锦旗上写着：“远征东瀛扬威海外”。

中国空军远征队队长徐焕升也为《新华日报》题词：

                 新华日报

                 远征纪念

5月22日，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罗炳辉等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前往汉口航空委员会，向英勇的空军勇士们表示慰问，并赠锦旗一面，上书：

           我空军首次远征日本纪念

                   气吞三岛

                 威震九州

中共中央代表团赠送的锦旗上写着：

                   德威并用

                   智勇双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蒋坚忍代表空军特别招待了中共代表，最后周恩来发表讲话：“我们的空军，确实是一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战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中国空军远征日本说明，中国空军有相应的技术水平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中国空军投放纸弹，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奷淫烧杀，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空军也是可以在日本国土扔炸弹的，但因目的是唤醒日本人的覚悟，不随意伤害日本的平民，表明中国军队是仁义之师。中国空军远征的胜利，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骄横情绪。过去日本人认为有能力空袭日本的，只有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他们根本不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轰炸它的本土。这次“纸弾”轰炸给了日本一个惊人的教训。各国报纸都贊扬中国“纸弹”胜于炸弹，是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

中国空军远征日本，不仅得到国内媒体的称赞，也同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称道。苏联《莫斯科新闻》称：“……最惊人的是中国空军成功的发展，创造出许多光荣的战绩，并完成远征日本的艰巨任务，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无疑在将来要充当更重要的角色。”

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精神纸弹’，胜于炸弹，它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极为重大，亦饶有趣味。”

美国《华盛顿邮报》称赞中国为人道远征，“中国空军报复日机之轰炸为散布传单，与日本之文明相较，实令日本置身无地。”

中国空军夜袭日本本土，投下大量传单，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侵犯”的妄言，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国飞机的入袭，大灭倭寇之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斗志和决心，同时也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向匪酋裕仁宣布了英勇的中国人民要把抵抗野蛮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中国空军的战斗力也得以为国际公认，日本空军号称：“四大天王”的，也全部葬身在中国战场。这次远征成功，中国飞行员的能力乃至中国人的水平也得到了国际承认，这对于提升我国际地位也大有裨益。而这次行动的指挥官徐焕升，也因此得以跻身世界功勋飞行员之列。

美国《新闻报》刊登了一幅漫画：一边是中国赴日本撒传单，要求和平；另一面是日本轰炸中国百姓发动战争。并刊登了12名全球闻名的飞行员照片，其中就有率队远征日本作政治轰炸的中国飞行员徐焕升。

美国《生活》周刊指出：“徐焕升是先于美国陆军杜立特少将轰炸日本的第一人……”并将徐焕升列为当时世界12位战功卓著的飞行员之一。这是中国空军战绩为国际公认的一例，也是中国人的光荣！

 14、长空飞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

提起“飞虎队”，人们就会想起它的创始人陈纳德将军，不晓事的人，也许误认为陈纳德是中国人，其实他是美国人。陈纳德将军全名克莱尔、李、陈纳德，于1893年9月6日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科默斯的一个农民家里。少年时期的陈纳德就跟着父亲下田耕作，并帮助继母照顾两个弟弟。尽管生活很艰苦，但他仍旧十分乐观。他喜欢读书，爱好钓鱼、打猎等户外活动。15岁时，陈纳德中学毕业。父亲将身材高大的儿子虚报为18岁，他以不错的成绩直接考入了一所师范大学。完成三年学业后，陈纳德应聘到一所乡村学校当教师。在25岁那年，陈纳德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此时，正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已对德宣战。经过多次努力，陈纳德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名飞行员。

1920年9月，陈纳德在美国陆军航空队任职，成为一个热衷于飞行事业的优秀军官。进入航空界后，陈纳德在当时还十分薄弱的飞行战术实践及理论上，他一直走在前面。他曾经与威廉、麦克唐纳和约翰、威廉森组成“三人空中飞人”特技表演队。1935年，他出版的战术教材《防御性驱逐的作用》，在国际航空界引起轰动。

1937年初，中日之间战云密布，抗日战争即将打响，关于中国面临的战争和平问题，陈纳德在中国的朋友比莱麦克、卢克、威廉森及在中国中央信托公司任咨询顾问的罗伊、霍尔布鲁斯不断的给他写信，谈到中国日趋白热化的紧张局势。陈纳德以迥异寻常的远见认为中日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久，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通过罗伊、霍尔布鲁斯写信给陈纳德，邀请他到中国空军为期三个月的考察。此行使陈纳德在中国天空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谈起陈纳德的英雄壮举，陈纳德将军的夫人，著名华裔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说：“一个美国的飞行教官，现在决定要在亚洲对日作战，这可以说是上天的安排。”

起初，空校的外国顾问是陈纳德和麦唐纳等三四人，飞虎队尚未成立，他们每天也不飞行，只是拿干薪。当时的飞行科长陈嘉尚和一班青年飞行教官都很不赞成顾问，陈纳德就在周至柔面前说中国飞行教官不和顾问“合作”。有一天周至柔把教育处长陈栖霞叫去和陈纳德谈话。周说，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是如何得到外国顾问的帮助的，明治天皇和日本贵族对外国顾问如何尊崇礼遇的，这样做才学到了欧洲人的先进经验，如此这般一大套理。他要求陈栖霞每天飞行教练，要到机场去督率大家和美国顾问合作。陈栖霞回来后，向教官和学员传达了教育长的精神，之后教学质量大有提高。

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纳德开始直接参与空军的作战指挥，制定战争初期的作战计划，拟定作战命令。淞沪会战中，陈纳德亲自驾驶中国政府为他购买的霍克75H战斗机在战场上观察作战，甚至侦察敌情。通过观察、记录、研究和总结，陈纳德获得了详细的日本陆海军航空兵的作战战术，飞机性能的第一手资料。同时通过分析研究中日空中力量交战的过程，积累了双方胜败的经验、教训、特点和规律。通过这些工作，陈纳德逐渐总结出了日军的优点和弱点，并形成了有针对性的战术原则，为日后美国志愿大队的作战打下了宝贵的战术理论基础。

1940年9月，日本与德、意成立轴心国同盟，随即出兵夺取了法国控制下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南进政策做准备。10月18日，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约翰逊，希望美方早日准予自愿人员及飞机来华作战。11月，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和陈纳德赶赴美国，与宋子文一同游说。经陈纳德多方努力，终于得到了美国海军部负责航空事务的次长托马斯、科克兰的支持。后来，又获得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同意。从此，美国对中国空军的援助行动才得以展开。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参众两院通过的《美国军火租借法案》上签字，中国成为可以租借方式从美获取军用物资援助的国家。

1941年4月15日，在几经波折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一个秘密命令，允许美国陆海军的预备役航空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纳入中国空军序列赴中国参战。至10月18日，一共正式聘用289人。这些美国志愿大队的成员每月可以从中国政府领取高額的报酬：地勤人员150-350美元，飞行员600美元，中队长750美元，每击落1架日机奖赏500美元。除此，还可以得到其他优惠待遇。但是，志愿队员如违抗命令、吸毒、酗酒或非公务患病、泄密、诽谤中伤等将被解雇。

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在缅甸东瓜正式成立，由陈纳德任指挥官，下辖3个驱逐机中队。陈纳德对这支200多人，良莠不齐的飞行队伍进行了严格的整训。他把自己在中国所见日本飞机的作战特点，性能等情况告诉队员们，并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飞行、作战训练。他还坚持淘汰一些意志不坚强，技术不过关的队员。

广大华侨虽然身居海外，但他们对祖国一往情深，始终把祖国当作自己的母亲，怀有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广大爱国华侨与祖国同命运，共荣辱。因此，人们常称华侨为“海外赤子”。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大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满清政府的民主革命。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我国东北开始，海外华侨就发起了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斗争活动，踊跃捐款捐物，有些华侨把自己子女送回国内，参军参战。在陈纳德组建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里，就有不少华侨青年参加空军，在兰天与日军作战，血洒长空。为中国空军的建设和壮大，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志愿队移师中国，并在昆明建立基地。陈纳德激动地说:“好嘞！美国志愿航空队行动的时刻终于来临。”

12月20日，10架日军轰炸机飞临昆明，准备轰炸。在陈纳德指挥下，十几架P-40型战斗机直冲蓝天。由于在中国战场上已经久无大规模抵抗，因此日军十分轻敌，其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航，在美机的追击下，纷纷逃逸。结果只有1架逃回河内机场，其余九架均被击毁，日方机组人员有14人被击毙。由于初次实战，美国志愿队的队员们有些紧张。弗里茨、沃尔夫击落两架敌机后，大骂那些军火制造商，以为机关机卡壳了，着陆后才发现子弹打光了。美国志愿队来华后首次作战取得胜利，大部分志愿队的飞行员在落地后都激动的语无伦次了，在地面指挥战斗的陈纳德也留下了激动的泪水。几个月的艰苦训练没有白费，终于结出了硕果。

关于“飞虎队”的神勇，民间有许多传神的故事。“飞虎队”鲨鱼战日寇就是其中之一。据说飞虎将军陈纳德得知日本民族崇尚“武运”，他们把鲨鱼视为神灵，日本人落海，碰到鲨鱼，便远远地虔诚祈祷，生怕神灵降罪，真是又敬又畏。由此，陈纳德将军想到若长空变大海飞机成“鲨鱼’,日机岂有不畏？陈纳德命令飞机修理厂立即在所有的P-40型驱逐机头部，用油彩喷制成鲨鱼头状，机身喷成鲨鱼颜色，整个飞机看上去犹如一条张开血盆大口、龇牙咧嘴的大鲨鱼。

这天下午，18架日本零式飞机从明小方向侵入，袭击芷江。陈纳德令20条青背白肚”鲨鱼”升空迎战。日机此行根本没把P-40放在眼里。他们认为炸毁芷江机场易如反掌，多则20分钟，少则10分钟，便可班师凯旋。正得意时，不想突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是大海？是长空？是梦幻？是现实？只见一群“鲨鱼”摇头摆尾，龇牙咧嘴呼啸而来。日机飞行员个个吓得心惊胆战。“神灵，神灵！”有人惊呼，有人祷告，逃的逃，跑的跑，机群一下子被冲得七零八落。“鲨鱼”显神威，张开巨口，吐出长长的火舌，“有滋有味地吞噬了12架日机，只有6架敌机得以逃生。

1942年初，美国志愿队鏖战东南亚，战绩辉煌。在此期间，志愿队不断对日机场发动袭击，以最小的损失歼敌于机场地面，避免与优势之敌进行空战。

1942年4月17日，中美文化协会在重庆孔祥熙官邸举行盛会，向“飞虎队”赠送巨幅国画“海鹰图”.赠送仪式由孔祥熙主持，到会的有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以及美、英、苏、荷兰等国驻华大使、土耳其代办、印度驻华总代表、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勃鲁斯将军、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代表霍华德，周至柔和国民党党政军代表和新闻界人士等计4000余人。

“海鹰图”由时任中央大学国画教授的许士骐所作，由四幅图合成，上绘海鹰33只，惟妙惟肖。图的右上角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笔题写的“壮志凌云”四字，下书中美文化协会敬赠。

宋美龄在仪式上发表了题为《飞虎、鹰隼传威名》的演说，热情赞颂了“飞虎队”在帮助中国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的光荣业绩。

宋美龄说：“孔会长暨各位朋友：今天我得以中美文化协会名誉会长的资格，代表本会献给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这个纪念品，由霍华德队长代表接受，深感欣幸。没有一个不是怀着爱慕的心情而传诵着“飞虎”的威名。这个纪念品是著名艺术家许士骐先生绘的一幅鹰隼。鹰是你们美国的国徽。而其行动时的庄严、敏捷、准确的英姿，一如空中斗士，可以说是空军天生的弟兄。所以，把这幅画赠给空军美国志愿队尤其来得适当。

再则，鹰在离地高飞，翱翔空中的时候，往往能高瞻远瞩，毫无错误地发现目标。我们空军志愿队也有同样的能力。

据说万千动物之中，只有鹰，不论是否羽毛丰满，都能正视太阳。空军志愿队也是如此。你们正视着日本日薄崦嵫的太阳，同时骄傲地浴着我中国旭日初升、温暖光明的阳光。

因此，你们不仅有了猛虎的威力，现在又增添了空中之王——鹰的诸多特质。

我不想多费时间歌颂你们的功绩，但对于你们战绩的记录，若一字不提也是不应当。记得第一次大战的时候，法国拉斐约德航空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击落了57架敌机，于是声誉鹊起。可是你们空军美国志愿队的战士，在中国作战不到4个月的时间，却击落了200架以上的敌机。

……

今天献赠的这个纪念品与锦旗，将为我太平洋东西两岸大民主国家亲密如同胞手足的表征。我又是空军志愿队的名誉指挥，这些礼物足以表示我中国国民，对无畏无怯的本队美籍空中战士的崇敬与钦佩。我尤其感到荣幸。”

她发表的演说，正值美国自2月11-18日发起募集700万元救助中国的“中国周”,该演讲内容由美国联合广播公司向全美播送。并由美国400余家电台转播，从而促进了援华募捐活动的积极展开。

4月28日，日本空军为了给天皇次日的生辰祝寿，大举出动。是日，“飞虎队”早有防备，将所有能飞的飞机全飞到天空布阵。“飞虎队”的飞机分别在腊戍和曼德勒的途中与敌机相遇。战斗结束，“飞虎队”宣称共击落敌机22架，而自己无一伤亡。

1942年7月4日，美国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飞虎队”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陈纳德本人也由上尉军衔提升为临时上校，9天后又被晋升为临时准将。

1944年3月，美国14航空队司令部里，周至柔与陈纳德协定中原会战中的空军之部署事项。参加人员是；

美国空军司令陈纳德将军、参谋长葛兰将军、作战处长阎尔上校，中印缅总部空军参谋长史特梅耶将军、十四航空队补给司令胡特准将。

中国空军有主任周至柔、参谋长刘国运、第五路副司令蒋翼辅、航政处长陈又超、交通处长沈延世、第三路参谋石隐。

周至柔：“现在敌人有由郑州及信阳南北夹攻平阳路企图，其可能性之理由如下：

1、敌最近因长江被我方空军炸毁舰船甚多，水运补充几失效力，所以，积极图打通平汉路。

2、敌因常德会战失利，把过去惯用之战术，俟经补充后，必定有新的企图。

3、在芜湖之敌116师团已转入武汉，似有发运进攻平汉路之征候。”

谈话至此时，周主任即检出2月11日及2月29日对黄河鉄桥侦察所得之照片，供陈纳德将军参阅，以证实平汉路敌人之企图。周：“这是我方对攻击平汉路空军使用之方案。”

周：“如日军发运南北夹攻平汉路，委员长意见，希望中美混合团，美第十四航空队必要时应全力转移战场，南战场可暂停活动。”

陈纳德：

“一，本战场及南战场不能停止活动，否则敌空军将集中轰炸我桂林、衡阳等空军根据地。

二，最近广州天河机场敌已集中驱逐机百余架，十四航空队及中美混合团驱逐机不能离开桂林。

三，北战场油弹大成问题，约需一个月左右的准备时间方能办到。”

说罢，陈纳德即在图上划出使用之机场：“我认为南郑站补给线太远，最好B-52——中队使用梁山基地，黄河鉄桥以南及信阳以北之铁道线均在轰炸半径之内。

四．十四航空队及中美混合团如以芷江、梁山、恩施为基地活动的话，可以控制并切断长江敌之水上补给线。又：“汉口至信阳之交通线将武汉敌之机场亦可攻击，如敌军不能打通平汉线，其军需品之补给无法解决，敌军必自动撤退武汉。

五．敌人确有攻击平汉路之可能，因敌发动平汉线攻势，可以牵制我空军使用于平汉线而解放其长江之运输。”

周主任问：“委员长希望十四航空队早调二个驱逐队驻成都担任防空，如平汉路敌方发功攻势时，即可推进基地，加入平汉线作战，但此项部队究竟何时可开去？”

陈纳德答：“3月20日可选派一个加强中队驻成都，P-40机25架。”

周主任问：“调成都之驱逐机队，系整个大队调去抑每个中队逐次调去？”

陈纳德：“可按每个中队逐次调去。因为调成都之两大队，一队约为P-40机12架，其人员多由欧洲调来，尚须在卡或在美受训八至十小时之补助训练。”

周主任问：“第三中队究在何时可到成都？”

陈纳德答：“第二、第三中队使用P-25机，其飞行员多已到卡受训，人数大概已齐，唯飞机及零件一部份尚在航运中，预料第三中队在5月1日左右方能抵成都。究竟是否能到，尚无确实把握。”

陈纳德问：“我方第四大队现在P-40机多少架？南郑及安康机场每处配备中国驱逐机两中队是否可能？”

周主任：第四大队现有P-40机45架。

陈纳德：“如南郑，安康各配备中国驱逐机两中队，成都就没有驱逐机担任防空了。”

周主任：“如果这样配备，不但成都没有，就是重庆也没有驱逐机担任防空，现在重庆防空任务系由白市驿的第四大队担任的，将来如梁山、恩施机场各驻驱逐机一中队或两中队，可否兼任重庆之防空任务？？”

陈纳德：“如果将第四大队分驻南郑，安康各两个中队，重庆没有防空兵力也是不妥，我想又十四航空队及中美混合团共派四个驱逐中队，梁山、恩施各驻两个中队。”

史特梅耶将军：不知平汉线日军何时发到进攻？”

周主任：“日军对平汉路攻击，在信阳方面随时可能发动佯攻。至于真正目的之攻击，据本人判断，须至5月1日以后黄河鉄桥完全修复时方可发动。”

葛兰：“鉄桥目标很小，B-25轰炸困难。”

周主任：“A-29机亦不能担任鉄桥破坏工作，最好使用P-40机底空扫射及轰炸。…….

为了向罗斯福总统证明自己“空中进攻”计划的可能性，陈纳德从1943年初开始就和中方一同谋划利用中国大陆靠近日方的前进基地积极出击。阻断日军从南洋经由台湾运往本土的重要通道台湾海峡。中美双方进行了周密计划后，准备对日军在台湾的机场进行轰炸，最终选择了防空薄弱的日军驻新竹海航基地。

为了拥有一个尽可能靠近台湾岛的前进机场，我方谋划了在江西省的遂川建立秘密前进基地。1943年8月，该基地完工，它所担负的任务是这次远征台湾。由于我方保密得力，日军等到新竹基地遭袭击才知道我军在靠近台湾处修建了基地。

1943年11月—12月的常德会战中，中美集中力量共战斗，出动216批1747架次，主要袭击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日军陈地。空战中击落日机25架，击伤19架，炸毁日机12架。1944年4月18日—6月10日的豫中会战中，中美双方共出动飞机312批1918架次，主要袭击洛阳、郑州、陕县、灵宝、宜昌等地日占机场、黄河大桥、日军阵地。共击落日机87架，炸毁79架，炸毁日军坦克和各种车辆1000多辆，炸沉船只36艘。其中中方击落日机32架，炸毁日机11架，己方牺牲飞行员24名。第14航空队还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在常德战役中，中国军队在美机的配合下，坚守城池3个月。日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占了常德，但在这场战役中，日军死伤人数达15000多人，其中许多是被飞机炸死的 。

1944年4月18日—6月10日的豫中会战中，中美双方 共出动战斗飞机312批1918架次，主题袭击洛阳、郑州、陕县、灵宝、宜昌等地日占机场、黄河大桥、日军阵地。共击落日机87架、炸毁79架，炸毁日军坦克、各种车辆1000多辆，炸沉船只36艘。其中中方击落日机32架、炸毁日机11架，己方牺牲飞行员24名。以后在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中，中美方都出动大批飞机，支援地面军队作战，袭击日军前沿机场、交通枢纽、仓库等目标和日军阵地，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到了战争的后期，第14航空队取得了绝对优势。1945年1月17日，16架“野马”式战斗机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日军在上海的机场。当时日军机械师正在飞机上工作，成排的战斗机停在机库前，高射炮阵地上空无一人，美军战斗机立即大开杀戒，摧毁了70架敌机。当时正巧有3架日本轰炸机从台湾飞来，想在此降落，结果也被打成碎片。

至战争结束，第14航空队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日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日军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以上。

由于陈纳德与某些有权势的美国政客长期存在分歧，特别是由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专断和陈腐，和美国陆军部长马歇尔对他的偏见和制肘，在马歇尔的策划下，到1945年7月8日，在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他被迫辞职，第二次退出军界。这一天，正是他来华服务的八周年。他说：“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我唯一的抱负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现在我被剥夺了欢庆最后胜利的权利。”他呈文中国军事统帅蒋介石，请求辞去中国空军参谋长职务。其辞职信写道：“职以时不我与，特呈请辞去中国空军参谋长一职，并略申惜别之忱。职自追随钧座参与抗战，倏经八载。恭蒙极端信任，至为荣耀。回顾最艰巨之时代，钧座以坚定信念昭告所属，正义自得最后之胜利，理所当然。职此次离别，自不敢或忘中国深刻之情感是钧座历年之领导。所惜者，胜利尚未来临前，即行分袂为憾耳。”

但中国人民却对这位传奇将军给予了隆重的礼遇。

1945年8月初，抗日战争胜利前两天，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举行告别仪式。空军前敌总指挥周至柔将军说：“我国政府今天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为这位在8年抗战中为中国人民创造殊勋的忠诚的美国友人送行。中国政府授予陈纳德将军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美国军队授予其二级橡树叶杰出贡献奖章。由于飞虎队员的出色表现，大多数队员均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有10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十字勋章。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亲笔信中写道，美国志愿队的大智大勇连同你们惊人的业绩，使整个美国为之自豪。”

在他向重庆市民告别的那一天里，约有200万民众参加空前绝后的告别游行大会。蒋介石将私人汽车和司机供他使用，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前来欢送、庆贺，汽车在市内被人群堵塞，人们把陈纳德的汽车抬起来，上了人行道台阶，人群推着汽车在重庆陡峭的街道上走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推到广场中心。观礼台上装饰着飞虎队的标志，松枝与鲜花构起一道长虹，台上堆满了赠送给他的宝石、碧玉、漆器、古董和国画，以及各种条幅和锦旗，这是各地民众自发赠送给他的礼物。陈纳徳将军腰缠着他的患难兄弟，第九战区司令薜岳(绰号“小老虎”，陈纳德绰号“大老虎”)赠送的腰带；胸前佩戴着中国政府赠与他的青天白日勋章，将要离开第十四航空队，离开中国，飞返美国，不无满怀遗憾和惆怅。泪水从陈纳德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

一个叫黄仁霖的中国人对他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那么博得中国人的人心。”

陈纳德退役时，军衔是少将。据载，马歇尔曾对陈纳德说：“在我有生之日，我就不让你再晉级！”直到1958年7月8日，陈纳德才被晉升为中将。这是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特别批准的。据陈纳德愛妻陈梅香女士回忆，白宫为此致电相贺，其中云“这第三颗星(标志少将升为中将)十年前就当属于你的。”但十天之后，陈纳德就因病辞世了。

1990年美国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谁是美国人心目中二战期间的欧洲及亚洲英雄？结果艾森豪威尔元帅和陈纳德将军分享了这项荣誉。今天，陈纳德雕像已屹立于美国及中国台北、昆明、芷江、四川等地。2004年7月建于四川成都西岭雪山的纪念碑上，刻有前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题写的“飞虎雄风”四个大字，碑文用中英两种文字组成。中文为32个字——“世界鏖战，神州罹难。援华抗日 ，飞虎当先。痛挞倭寇，壮殉雪原。浩气长存，英灵永鉴。”

15、驼峰航运

自从1942年3月仰光沦陷直到1945年史迪威公路开通之前，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已基本上中断。如何将抗战所需的大批物资、弹药运进中国成为当务之急。1942年7月18日至8月1日，空军前敌副总指挥毛邦初，不畏艰险，亲自架机参加试飞，从云南昆明西行，飞越连绵起伏高山之巅，直达印度，为开通中印“驼峰航线”作出了贡献。于是1942年10月8日，陈纳德在写给美国总统的信件中，就提出开通“驼峰航线”的建议。从昆明经缅甸到印度的航线上，山峰连绵起伏，有如驼峰，因此人们称为“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Hump Course）是由美国陆军航空兵空运部队与中国民航共同为中国抗战开辟的唯一空中补给线。复杂的地形，恶劣的气候，风速超过380公里/小时的西南季风、暴雨、低气压，经常遇到的冰雹、霜冻和以每分钟1000米的速度能把飞机抛上抛下的气流，再加上频繁出没的日本战斗机，使它成为世界航空史和军事空运史上飞行高度大，气候条件恶劣，最为艰险的空运线。驼峰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

在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间，1000多架运输机曾在这条航线上突破日本的封锁，向中国战场运送了物资80万吨，人员33477人次。飞越驼峰是中美两国飞行人员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共同创立的世界航空史上的壮举，它飞越险峻的喜马拉雅山山脉和横断山脉，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空中桥梁。参与驼峰空运的中美双方飞行人员，在气候恶劣、各项保障条件很差并常有日军飞机偷袭骚扰的情况下，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飞越天险，为美国航空兵从中国基地出发对日本进行战略空袭提供了油料、弹药、航空器材及其他军需保障；为中国空军重新崛起提供了飞机和油料、弹药，为中国军队提供了抗日作战急需的物资，还为中国军队人员前往国外接受培训，提高人员素质提供了输送途径。

第一次试飞时，陈纳德以昆明巫家坝机场作为其指挥所。1架C-46运输机在他的指挥下，越过千年积雪的山峰，绕过积雨区，安全抵达印度的利多机场。此后，陈纳德又试图从云南经青藏高原，直飞印度。这条航线上有海拔4500-5000米的高山，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又有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美国王牌飞行员福克斯上校被召至中国。他曾试飞过许多新型飞机，并开辟过多条新航线。但这一次他却没那么幸运。起飞后一个多小时，福克斯驾驶的C-46飞机在恶劣的气候中一头撞到了山峰上，不幸殉难。此后，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及飞行员前赴后继的试飞，C-46飞机的缺陷被逐渐消除，驼峰航线也变得安全起来。

在三年的驼峰航线运输中，空运指挥部共向中国运送了736374吨物资，但其中有1579名中、美飞行员英勇捐躯。中美双方共损失514架飞机，占参加空运的全部飞机的50%以上，其中，美国损失468架运输机，中国空战队损失46架；平均每月近13架。飞机和人员的损失以1943年下半年尤为严重，在6个月内，空运队损失飞机155架，牺牲飞行人员168名。美军曾有人认为驼峰空运飞行的危险性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盟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三年零四个月内，美国空运队共运输物资近80万吨。中国航空公司以DC-2、C-47及DC-3等双发运输机进行驼峰航运，飞机数量最高时达到39架，执行任务约8000架次，航线最高日利用率达8小时50分钟，平均在6-7小时；共运输援华物资5万余吨和运出工业原料为矿砂、鎢、锡、水银、猪鬃、生丝及桐油等出口换汇物资24720吨；向印度输送接受培训的驻印军人员、中国空军学员、改装新机人员及公务出差人员等；向国内运送上述返程人员等共计33477人。除了上述运输行动之外，绝大部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进驻中国战场的飞机及美国援华的作战飞机也都是从驼峰航线飞到中国的。

驼峰航线物资大部分是供应驻华美军，分配给中国政府直接掌握的不多。如1944年驼峰空运量231219吨，其中分配给美军第十四航空队125146吨，占54%；分配给驻成都的美军第二十航空队及其他美军76824吨，占33%；分配给中国军队2924吨，占13%。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是在中国战场对日军航空兵作战，直接配合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正面战场几乎每次大的战役都有第十四航空队参战。正是有驼峰航线运来的作战物资，因此才有从1943年底、1944年初起，中美空军已开始逐步夺得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民心士气。因此，虽然期间也出现过波折，但这种分配办法并不影响驼峰航线对中国抗日战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946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这样写道：“至战争结束，在那条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到处散落在陡峭山崖。于是那里的山谷被称为“银谷”。晴朗的日子里，飞行员甚至可以把这些残片作为航标，循着它们绵延不断的反光，飞完这一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程。”

如果要算一笔账，中国空军向上海的日军投一枚炸弹，则需要从美国国内运输18吨物资到印度喀拉奇。运达国内一加仑汽油，路上运输就要消耗一加仑汽油。一次常规的空战所耗的汽油，需要B—24轰炸机群飞越驼峰3个来回才能完成，难程度真是难以想象。

总之，驼峰航线的空运对支持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驼峰飞行员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英勇牺牲，飞越驼峰天险，打破了日军对中国的围困，运来了对日作战急需的战略物资，架设了空中战争生命线，对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驼峰空运”是世界航空史上的创举。历史将不会忘记驼峰飞行员的奉献，牺牲于驼峰航线的先烈将永远活在中美人民的心中！

驼峰航线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飞行员历尽艰辛，并有不少人因此而长眠在驼峰航线的幽谷之中。他们的勇敢精神和英勇事迹，永远值得人们称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昆明建立了“驼峰飞行纪念碑”，由前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为碑名题额，以纪念在驼峰飞行中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民族存亡而牺牲的中美两国英烈，以及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6、 出席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即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第二年），周至柔跟随蒋介石、宋美龄到埃及，参加中、美、英、苏四国首脑在开罗举行反法西斯同盟会议，会议讨论了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并发表了《开罗宣言》。

周至柔是被派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随员之一，因能说英语，大体上用不着翻译，所以宋美龄认为周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在会上或会议外全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发言和转译，因为宋美龄最能了解蒋介石的语言意思。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开罗举行“太阳升鸡尾酒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未亲自到会，可是代表他们参加宴会的小罗斯福和丘吉尔女儿萨勒到会，其他英美髙级随员多数出席了酒会。

会间中国政府，向美、英、人家苏三国提出：“所有被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州、台湾、澎湖列岛等均由中华民国恢复之”。此提案，美、英、苏三国一致同意，并写入《开罗宣言》。

在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问及中国征兵情况；“据说中国强制征兵，名曰‘抽壮丁’，被征者用绳子五花大绑，以免逃跑，是吗？宋美龄在旁急忙巧妙地译答道；“没有这回事，壮丁所带的绳子是他们便于捆绑私人行李用的。”

罗斯福问蒋介石说；“根据所有中国战区的敌后（指中国沦陷区）游击队全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你说他们并没有对日作战，这恐怕与事实不符，我希望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和共产党协组“联合”政府。”

蒋介石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两党是“有我无你，有你无我”，誓不两立的。”

此时，美国派驻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史迪威向罗斯福打了蒋介石的“小报告”，说蒋的坏话。史迪威认为，国共两党的争斗，国民党不会取胜，那么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将要落空。罗斯福回答道；“蒋介石先生太固执，太自私，一点儿不顾大局……你如果无法与共产党相处，又无法换掉他，那就在三个月内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三个月后，这个指令自动失效。”

史迪威带着罗斯福的绝密指令返回中国。1944年初，蒋介石打算视察中国驻印度军队，史迪威感到天赐良机，制定了刺杀蒋介石的“蓝鲸行动”；由美军军官潜入蒋介石的专机做手脚，当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山脉上空时，发动机会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人不得不弃机跳伞，此时，他们会发现，机舱内所有的降落伞都已坏掉。侥幸的是，蒋介石因故改变视察计划，“蓝鲸行动”没有实现。不久，罗斯福的三个月期限已到，刺杀蒋介石的指令自动解除了。

蒋介石亲美，亲英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国共内战中，蒋介石都得到了来自美英，尤其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但在1945年3月15日，4月13日和4月30日蒋介石的日记中（蒋介石日记原件现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直到2006年3月31日，蒋介石日记(1917-1931年)才第一次对公众开放。得到消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杨天石提前到达美国，第一个见到日记真面目。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胡佛研究院又陆续开放了蒋介石1932-1955年的日记。为此，杨天石又两度赴美，抄录了大批珍贵的资料，于是在大陆的报刊上披露）。大骂美国总统罗斯福“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蒋介石汝不知所有帝国主义强国支持你、援助你，都不会落空的。

蒋介石和罗斯福的积怨，最早始于“史迪威危机”。1942年5月10日，罗斯福在二战期间派往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史迪威不征求蒋介石意见，独自指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印度作战，蒋介石在日记里骂道；“史迪威对我在缅甸军队亦掉头不顾，对余无一请示，亦无一报告，独自径邂印度，此实出于人情之外。”1943年6月28日，史迪威又拒绝将罗斯福的海军兵力表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在日记里痛骂；“此人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

1943年5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宣泄了对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愤怒；“昨日傍晚，接宋子文电称：“二十一日会议中，丘吉尔突称‘西藏独立国’，中国在此获得空军接济之时，不宜对藏用兵……此诚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不仅为流氓，市侩所不为。而亦为轴心，倭寇所不齿。”原来，1943年5月，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应邀参加太平洋会议。会上，丘吉尔突然抛开对日作战的主题，说道；”最近听说，中国集中队伍进攻西藏，使这个独立国家大为恐慌……“宋子文反驳道；”我没听说有这个消息，西藏也不是首相所说的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定条约，都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会后，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汇报丘吉尔的言论。蒋介石勃然大怒。

半年后，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和丘吉尔碰面了，丘吉尔为了讨好中国随员，赠送给中国随员每人一套质地优良的华达呢中山装，以示“中英亲善”。丘吉尔自知蒋介石对他不满，由于蒋介石不懂英语，他就直接向宋美龄挑衅道“蒋夫人，在你的心目中，我是不是坏人？”，宋美龄把“球”踢了回去；”丘吉尔先生，您自己怎样看自己？”。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印度视察中国远征军。丘吉尔指示印度方面降低对蒋介石接待规格，蒋介石大为光火。1944年，当丘吉尔想效仿美国，邀请宋美龄访英并发表演讲时，蒋介石马上让宋美龄以“身体欠佳”为由拒绝了。

杨天石说；“蒋介石和罗斯福、丘吉尔、马歇尔发生激烈冲突的根源之一，是他虽然希望得到美英的支持，但又不愿意完全受制于美英。”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的独立自主的爱国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