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背后的机制如何，也就是说，如果把法律作为一个实践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工具，那么，如何让法律起到这样的工具的价值，在社会学看来，不仅仅是法院（司法机关）的职责，也不仅仅是政治的问题（行政机关的指导），还有其它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教育的问题等。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表征在于治理工具的现代化，虽然法律是治理社会“好东西”，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让法律治理走向现代化，这是本文所关心的。也只有在法治现代化之后，社会暴力才会受到限制。

众所周知，当前的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社会暴力，比如说前不久发生的“兰州小商贩把城管捅死”、“村民抓住小偷后私下严刑拷打”、再比如我们所看到的，校园里的几个学生围着一个学生，对其扇耳光、撕衣服，甚至将女性的肉体等暴露在外面，且她还被打成面红耳赤，可想而知，这是多么恐怖的暴力形式，而拍摄打人视频的人又不懂法律、不懂尊重他人权利，将其上传至网络。可谓是损人不利己。

其实，这些惯用的手法，尤其是利用道德羞辱等手段，在历史上也不少见。比如说以往的“裸体游街”、“涂黑脸”、“戴高帽”等。问题是，道德的暴力和肢体的暴力，到底应该如何治理？

左和春认为，人性中存在暴力，从原始社会就开始具备，群居的人类需要靠暴力的方式解决生存的问题，尤其是维护自己的地盘、抢夺食物等。我们的传统社会，也有“人性善恶”的讨论，并且还有人说人性内部其实“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那么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如何防止恶对善的“胜出”？

在传统的年代，我们常常说，做人要做“真君子”，这是从道德与人格上去教化人类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随着人类的演进，社会越发的文明，人们除了做到自己的“善”，在解决问题方面，还要考虑通过谈判而不是武力来对暴力加以解决，此为社会之进步。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并不是所有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都会这样（可以和平谈判解决）。社会的某些机制依然还是缺乏对暴力的遏制。

怎么办？

第一，在社会结构方面，法治的治理，尤其是现代化转型时期需要将其排在首位。法律不能够成为高挂在“庙堂”之上的文本，不应该让“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关系，小案才看法律”。如此，它需要对所有人的行为都有限制的作用，使每个人都平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谁越轨，谁就接受法律的惩罚。且，不因政治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法律适用的不平等。

第二，在社会文化方面，培养人们心目中的法律意识，要进行法律的相关教育，这对于一个人遵守法律秩序、维护合法权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学习基本的法律知识，领略文明的法治环境，培养公民的法治思维，是一代一代人需要努力的方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所以渐进式的改革法治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在社会运行方面，人们的交往和行为离不开法律的指引和规范。如果把社会的每一个部分的运行，固定在一个既定的“框”内，那么，对于判断行为是否失范，则法律是可以完成的。如此，无论是企业/单位，还是弱势群体等，都可以找到一定的安全感。并且，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把权力的关进制度的笼子牢笼里”，让权力在“笼”里运作，是非常重要的。

在本文看来，法治的现代化，其实说到根本，是在于执行、落实和完善，对现有的法律进行遵照，对没有制定的领域，尽快着手立法（比如网络暴力如何判定，如何处罚等？）。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减少人情和行政的干预，是我们目前法治社会所需要做到的首要任务。

所以，再反过来看上文中所说的，依靠道德的管理来限制个人或群体的行为，往往还需要法律来发挥更大的力度。进而，当设定的规范和制度通过上行下效的方式严格遵守时，则会构建出一个健全的、法治的“文明社会”（共同体/滕尼斯）。

进而，当社会转型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当文明的社会被建构起来以后，社会暴力必然也会减少。因为暴力的使用者会考虑法律对其行为的处罚，同时他们也有了这层法律意识。所以，法治现代化对解决社会暴力的问题，无疑是最有用的。

定稿于2016年11月25日晚

作者王楠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法律硕士；刘晨为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兼职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