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蔡定剑教授是我最敬仰的学者之一。2002年我发表《论人大制度创新》一文，就拜读过先生《中国人大制度》一书。我出版《给农民以宪法关怀》(2003年12月初版、2010年3月再版)时曾想拜访先生，请其赐教，惜未能如愿。在近年出现反民主思潮后，先生出版《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为民主辩护。2010年9月1日我首次参观延安，归来后写成此文。现特以此文纪念为中国宪政民主奋斗不息的蔡定剑教授。先生虽已逝，宪法应长生。
2010年11月26日
陕北延安，70多年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和青睐。在革命战争年代，延安是热血青年向往和奔赴的理想革命圣地;在改革开放时期，延安又是国人接受传统教育的基地和红色旅游胜地。延安的宝塔山、延河水和窑洞让人流连忘返，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和恢宏的英雄气概使人感慨万千。去过延安的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属于自己体验和感悟的延安，而延安给我印象最深、让我思考最久的却是它光辉灿烂的民主精神。
民主是延安精神的灵魂。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中，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的主要内涵常常被概括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实事求是、联系群众、服务人民等方面，这种精神当然值得继承和弘扬。但是，在笔者看来，民主才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与灵魂，是延安留给中国人最可珍贵的财富。如果我们忽视或看不到民主这个延安精神的灵魂，那既是对延安精神的掩盖和扭曲，也是对延安精神的贬低与背离。
在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要过公共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对于什么是政治，孙中山指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政治大体上就分为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专制政治宣扬君权神授，统治者垄断公共权力，公权力不受制约，民众在专断的权力压迫下处于奴役状态;民主政治则主张人民主权，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受制于人民，公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监督，民众的个人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每个人才能享有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从专制政治发展到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智慧和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
自从秦始皇建立皇权专制政治制度以降二千多年来，中国人民处于专制政治的钳制之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朝代更替，都没有跳出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治框架，因而也就无法跳出张养浩感叹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性怪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再局限于专制政治框架内的改朝换代，而是致力于为中国人民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争平等、争幸福，最终在神州大地上建设一个全新的民主中国。
民主是延安的崇高理想。延安时期，民主已成为党的普遍信念和明确目标。著名政治学家俞可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争取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福利，就是解放全人类，就是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虽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但党的革命理想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1944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时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他认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的基础上。”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访问延安，他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不仅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想，也是延安的生动实践。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下，延安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推行民主实验的政治特区。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边区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首府延安。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 共产党把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党执政时期实行民主政治和廉政政治的典范。尽管当时边区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许多老百姓都不识字，但边区政府仍然满怀自信地推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从1937年至1946年，陕甘宁边区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民主选举，1937年5月至12月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参加选民占总选民的70%以上; 1941年9月至12月的第二次民主选举，参加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 1945年3月至1946年3月的第三次民主选举，参加选民平均占选民总数的82. 5%，最高达96%。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无党派中的左翼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了最广泛的民主。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46年访问延安后，对延安的民主政治建设印象极为深刻，她在书中写道:“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发现人们对他们的选举赞不绝口”，“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延安人民文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积极推行既体现普世价值的现代民主理念、又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民主政治建设，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民主政治建设的丰硕成果。延安也因此享有“东方雅典”的美称。
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毛泽东自豪地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及其他解放区是“民主中国的模型”。
正因为党在延安大力倡导民主、真诚实行民主，延安才成为人们向往的革命圣地，成为中国的希望所在。民主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根本所在。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日益走向成熟，民主的光芒熠熠生辉，它增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也照亮了古老中国的未来。
延安的民主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主的伟大试验。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更有理由和责任实行广泛的民主，让全体中国人共享民主发展的成果。但由于我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加上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党执政以后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既有成就，也有严重的教训。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使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和严重倒退。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邓小平还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对那种“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承认：“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为此，他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系统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为此，他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着力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官僚主义、特权现象等问题。1986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改革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10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繁荣来说，仅仅追求经济增长是远远不够的。在19世纪90年代被美国超越之前，中国在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拥有4亿人口的大国，却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败于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2500名英国士兵之手。从此，中国开始了100多年的屈辱史。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曾经取得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超级大国的辉煌地位，但它却在没有任何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一夜之间突然解体。这似乎印证了列宁生前的告诫：“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建设虽然也取得明显进展，但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明显滞后，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由此造成贪污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群众权益受损、群体性事件增多等种种社会问题。
2010年8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温家宝总理考察深圳并强调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毫无疑问，经济建设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一个国家如果只懂得经济建设而忽视政治建设，不懂得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发展民主，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会涌现出杰出的企业家，但不可能有伟大的政治家;这个国家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但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民主作为人类发明和实行的弊端最少的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的必然选择和根本保障。正如中国在改革之初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一样，现在，中国也可以设立延安政治特区，积极探索民主政治的发展之路，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建设与发展。70多年前，在国民党执政的不利条件下，共产党在延安成功地实行了民主;70多年后的今天，在共产党执政的有利条件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民主建设持怀疑态度。今天，在发展民主政治上，我们应当有一个让人们对国家的发展增强信心的时间表。只有真心实意、脚踏实地地推进民主建设，我们才能顺利地实现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承诺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实行“普选”的政治承诺。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从当年的延安民主试验中吸取经验、智慧和勇气，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前人未竟的民主事业，实现党的庄严的民主承诺，全面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使十多亿华夏儿女在民主中国的家园里共享自由、幸福和尊严的生活。
2010年9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