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教授曹天予的新书《权力与理性 – 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自序

自由主义在当代世界中的霸权地位毋庸置疑。在经济政治领域，自由主义主导的理论方向和政策实践，在西方世界和绝大部分其他地区，都占有统治地位。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一社会科学中的主流框架，其理论预设也基于自由主义的信条。即使在生命意义（终极关怀）、文学艺术价值等道德文化领域，流派虽多，基本取向也大多源于自由主义哲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思想文化的交流亦日趋广泛深入，自由主义霸权在全球迅猛扩张，更加巩固。当前，几乎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思想流派，无论是各种形式的前现代保守主义（从伊斯兰到孔夫子），还是后现代的各种左翼思潮（从话语理论、解构主义到新共产主义），能对此霸权提出真正严重的挑战。唯一的例外是马克思主义。

从19世纪中叶到中苏分裂的一百多年间，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兴社会思潮及相关的革命实践，对自由主义的的冲击是全面的，一时大有摧枯拉朽取而代之之势。然而苏东易帜之后，势头尽失；一些自由主义者甚至失去了对其进行批判的兴趣：整整一个时代已然消逝。

但历史的"狡智"却仍会捉弄一代代的人：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滑铁卢，使不少青年、民众，乃至政治家、决策者和相当多的资深经济学家，又想起了马克思。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并非易事。根本性的问题是：何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还原论、目的论、阶级斗争为纲？类似的问题对自由主义也存在：自由主义就是新自由主义吗？多少接受些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是否就意味着否定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弄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自由主义，确切把握当代思潮就会有困难。这本小书是作者2015年夏天在上海大学系列讲座的整理稿，主旨是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中，通过对比观照，勾勒这两支思想体系及实践意义的基本点和相互关系。希望为那些对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感到困惑的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思想冲突、把握时代脉搏的宏观视角和简明框架。

自由主义以其“理性”特征而傲视迷信传统、崇拜权威的保守主义，敌视耽于“空想”借助“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蔑视陶醉于碎片化、犬儒主义的各种后现代思潮。而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其基本点正在于指出其"理性"的现实依托乃是资本主义的阶级权力，从而必然导致自由主义的理性走向其反面：即非理性。因此用"理性与权力"作为书名，虽然它不能总括全书内容，却至少点明了两大思潮间一个重要的纠结点。

目录

001 一、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Marxism and Liberalism in the World History

029 二、唯物史观和社会契约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versus Social Contract

053 三、经济理性和阶级权力 Economic Rationality or Class Power?

090 四、自主个人和政治权力 Autonomous Individuals and Political Power

113 五、个性扩张与人类解放 The Expansion of Individuality versus Human Emancipation

137 参考书目 References

139 附录一：提问与讨论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s

167 附录二：我看当代价值对话 My views on the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ver Values

179 后记 Epilogue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及其关联只有放在世界史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为什么？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在游牧、农耕时代或奴隶、封建社会不可能出现自由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资本主义和工厂无产阶级）才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其贸易扩张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殖民主义，使西方发现了其他地域另类文明的存在。

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亚当•斯密及其苏格兰的朋友们，已经在探讨文明的演变模式。比如，人类社会是否有一个从狩猎到农耕、再到工商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他们试图把文明社会空间上的差异等级化，之后再把这一等级差异转换为时间序列中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发展阶段。

顺着这一思路，康德提出了"普遍史"，而黑格尔则更明确地发展出"世界史"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即蒙昧与启蒙之间，偏见与理性之间，停滞与进步之间，依附奴役与自由之间的二元对立。

世界史的概念之所以对自由主义极其重要，就因为若没有这一概念中蕴含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自由主义作为现代精神体现的断言，即它作为启蒙的产物、理性的体现，推动历史进步、引领人类走向自由和解放的断言，就会失去依托。马克思本人亦起步于激进自由派。他的学说是对激进自由主义的根本性发展、否定和扬弃。从世界史的角度，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可视为启蒙和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两者间既继承又否定之辩证关系的历史基础。

首先，二者都立足于理性和进步的观念，都追求自由解放。马克思的最高理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理性、进步和自由的理念虽然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解不同，但启蒙的种子是一样的，两者同根同源。

其次，如果说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等持有肯定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的立论是既肯定又否定，那么作为对资本主义的不同表述，这两种立场和理论之间在对立之外，又相互渗透，存在着明确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最明显的表达，就是拒绝保守派或浪漫派从各种前现代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应于资本主义以市场经济活动为中心，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的个人进入市场、做出自己理性选择的合法性。而保守派则信守既定的、超经济或非经济社会秩序的约束：要求尊重传统（即浪漫化了的传统社会共同体及乡规民约等）、服从权威，反对自主个人和利己主义。他们认定自由主义要为市场社会中泛滥的、被贪婪和恐惧驱动的行为负责，并进而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中的商品拜物、个人异化等等自有深刻的批判，但他的出发点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体，而不是任何前现代宗法、乡绅或小农式的共同体。对于后者，马克思与激进自由派一样，揭露其中以共同体的名义而实行的剥削和压迫。自由派反驳保守派对资本主义的反动。但只要稍许翻看马恩全集，就会发现，两位作者对浪漫派、保守派的尖锐抨击，远远超过了最激进的自由主义者。[1]

当然，这类抨击只是马克思主义双重批判的一部分。其更重要的部分针对自由主义本身，但与保守派对自由主义的否定不同。后者理论的基础概念是具有自然而然的终极正当性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正当性被用来反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历史正当性，即任何前现代的正当性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为现代的正当性所取代。

马克思认为，自由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半途而废的，并未真正贯彻到底。因为既然正当性有历史性，循世而变，那就不可能存在任何自然或终极的正当性。自由主义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和资产阶级的"自然"正当性，来代替新老保守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和正当性。

所谓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通常指涉由贵族上层作为共同体代表的政治伦理秩序，并无平等、温情可言。中国的例子，以儒学倡导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理想为最。然而自由主义所认同的新的、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与旧的、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同样与真实的历史无关。

从马克思的视角，自由主义就其依托于理性和进步而言，有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一面；而就其放弃历史性思维、在"个人"和"理性"等理解上回归抽象的形而上学而言，则必须否定。其中的关键，在于自由主义者抽象的、原子的"人"的概念：古今中外一模一样的个人；人皆共有的一模一样的理性。"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诉诸的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谓演化和进步的载体，只是作为原子个人的加总，缺少现实的经济阶级关系或真正的历史内容。

再次，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继承而又否定、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从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世界史"理解的异同中，表现得最为清晰。黑格尔，作为自由主义通向马克思主义的中间环节，把世界史看作是理性史，或精神通过自我意识抵达自由的过程。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统一的、目的论的世界史观，但却用现实的生产力发展史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史，取代了黑格尔的精神发展史。马克思历史思路中的一般图式是异化解放。即人类本来处于自然状态，后来因为劳动分工而异化，出现阶级、剥削、压迫等等；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极端异化，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个图式因袭了黑格尔；世界史的统一性，对马克思而言正如在黑格尔那里一样，就体现在"异化解放"之中。

不过马克思在具体处理历史过程时，并未简单地套用这个图式：他充分考虑到了政治和文化的作用，也考虑到偶然性的作用（因为历史倾向与自然规律不同）；马克思晚年强调不确定因素，强调机遇和斗争的重要性；在人类全部历史活动中，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活动，把经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看作为渗透一切、贯穿始终的历史基本动因。这就突破颠覆了黑格尔原有的世界史框架。

如果说世界史的统一性源自资本对全球社会经济关系、全球人类活动的整合，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世界史语境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会以全面整合人类各个活动领域的、整全式思想体系的面目出现。就其本性而言，两者都是普世的。所谓普世，也是普适。就自由主义而言，其理想是历史终结于市场经济和代议民主；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其目标则是经由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而实现人类的解放。

既然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资本主义自兴起至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作为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表述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岂能一成不变？

今天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与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的工业资本主义，早已面目迥异。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一系列问题的理解，与原创的马列主义也已经相去甚远。相应地，20世纪后期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以及罗尔斯（John Rawls）的政治自由主义、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平等自由主义、和哈贝马斯的人权自由主义，其问题意识、论证策略和面对现实的解决方案，与洛克、斯密、康德、密尔等人的经典自由主义间亦形成巨大差异。

然而，作为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流派，无论怎样演变，都万变不离其宗，保持着变化中不变的内核。脱离内核的思想，就不再属于原来的体系了。例如，把对自由的言说纳入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视野，就突破了自由主义的界限。或者，在生产方式的讨论中，为发展生产力而拥抱资本主义，也越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规范。

在简短考察自由主义的演变之前，先要检验它理论上的出发点。

讨论自由主义哲学，肯定要提到的思想家，一位是康德，一位是密尔。康德讲自主（autonomy，或自律）的个人；密尔讲个性。自主是根本性的:人只有不被任何外物所钳制，才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个性也非常重要，是人生最宝贵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并发展个性；个性压抑意味着人生的缺陷或不完整。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强调的自主性，指涉独立于任何特定社会关系的个人，因而是抽象、普世无差别的原子个人。

自由主义这一预设的现实基础是什么？从起源论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康德的原子个人，不过是16至18世纪开始出现的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他必须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他人或共同体，否则就不可能自由进入市场。他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资产，对无产者来说即其劳动力，并且对该资产拥有控制权或处置权：他有权在市场中自由地交换自己的资产，包括出卖自身的劳动。自由主义以自主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为要，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市场主体也必然追求各自的利益，即肯定是理性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独立的、拥有资产的、理性的原子化个人，是历史的主体，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尤其他还是人类道德准则、伦理生活的根源和载体。只有尊重自主的个人，法律、政治、及其他一切制度安排才有正当性。这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此后的一系列发展，从无形之手、社会契约，直到晚近的理性选择、公共选择、新政治经济学[2]，乃至"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基础上的哲学社会学说，即使不都是自由主义理论预设的体现、应用或推广，其间互为援手、相得益彰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在理论上，这个出发点隐含着一个悖论、一个撕裂自身的内在矛盾。如果原子个体的基本背景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而市场活动的目的只是追求没有特殊性的一般等价物（钱或权力等一般交换价值），那么密尔认为至尊的宝贵的个性岂不与个人的基本活动完全脱节？当然，可以说脱离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子个人的个性，实际上本来就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个性，它与追求没有特殊性的一般交换价值的基本活动，倒也不失互为前提、互相建构。

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却意味着一个不可接受的后果，即接受一种无道德、个性缺失的文化，或道德文化上的虚无主义。[3]由于个性对艺术至关紧要，市场，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以及自由主义者的原子个人的市场活动，不相容于艺术。任何真正的艺术家（不仅浪漫派，也包括现代派）也势必对市场、对资本主义怀有深刻的敌意。自由主义内涵的道德虚无主义，受到前现代保守主义的严厉抨击：我们有共同体，有自己的特性，有对父母、邻里和祖国的义务和承诺等等很多构成个性的特殊关怀；但自由主义者，除了体现在钱和权的空虚的一般等价物，别无所有。这一批评击中要害。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艺术和文化繁荣的真正土壤，必然在市场之外真正追求个性的自由人创造活动的领域。

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自由主义演变的几个主要阶段。

19世纪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是自由贸易。自由派认为，自由贸易再加上法治，社会进步就有了保障。为什么法治那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人身安全、私有财产和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他们那时还顾不上民主，关心的主要是后来伯林（Isaiah Berlin）所述的"消极自由"。即政府除了制定交通规则一类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即充当守夜人）以外，对个人的人身、财产、言论等自由和其他不伤及他人的活动，一概保护而不得干涉。

与此相比，黑格尔，虽然也生活在19世纪，却要更为高明。主要表现在消极自由之外，他还特别强调每个公民享有参与公共生活的自由，和担任公务员参与立法的平等权利。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市场经济需要法律的规范。如果立法权被一部分人、即特殊利益集团所垄断，那么由此产生的法律势必向该集团倾斜，很难为市场经济提供适当的保护。因此，黑格尔力主的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进入立法过程，就超出了19世纪自由派主流"消极自由"的眼界，而进入了"积极自由"的领域。这一主张，随后成为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这一资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被激活，并得到不同形式的运用。其背景是一个历史过程：19世纪的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又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而破了产。1929年开始，西方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如何应对？于是有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两者的共同要点无非是国家干预经济。30年代的新（政）自由主义与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保障的是积极自由（如充分就业）；后者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彻底的消极自由。

在二战以后的冷战时代，本来被自由主义者冷落的民主被提上日程。动力是冷战中要抢占道义制高点。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昭示了苏联的极权制度，而自由世界却是民主社会。在全世界推进民主，以民主为号召与苏联模式对抗，是冷战自由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西方二战后的许多举措和演变，也只有置于冷战的情景和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不过民主，无论倡导者的本意如何，在逻辑上或客观上，都为争取积极自由打开了大门。自由主义的两位重要代表，哈耶克和波普尔，始终坚持消极自由，坚决反对国家干预和民主事业；认为政府在守夜人职责以外的任何举措，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和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这一派的自由放任主义在西方长期被新政自由主义冷落，处于边缘地位，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强势崛起。

70年代开始，最重大的变化是世界经济步入了新一波全球化。全球化时代的自由主义，有什么新的特征？最显著的，是此时自由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大潮，它鼓吹人类生存各个环节全面商品化（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从而加速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异化。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主义的语境中，出现了对民主福利国家新政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进行道德法律论证的种种努力。后者最有影响的代表是罗尔斯、德沃金和哈贝马斯等人。[4]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着眼点不同，关注的问题也很少交叉；在社会政治光谱中一左一右，有时甚至南辕北辙。应该怎样理解自由主义内部的这种分化和脱节呢？

先看新自由主义。它是与作为经济历史过程的全球化密切关联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生长点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时代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基于雄厚的金融资本和高度发达的科技、通讯和运输能力：（1）生产过程得以充分分解，在全球范围内就地激活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使之因地制宜合理分布；（2）跨国资本能够利用金融手段，通过四通八达的公司链条，对散布全球的经济活动进行整合。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资金、技术、管理、劳力和资源）激活和有效配置（国际分工），使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从而反转过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据。

但是这一分解整合过程的顺利进行，又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二是经济活动每一环节的所有要素，都可经由市场契约的形式达成整合。这些条件的充分满足，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本要求：即自由化（去监管）和经济活动在私有化和市场化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全面商品化。依托着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某种"经济理性"[5]，新自由主义顺势把市场原教旨主义从经济领域推向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教育、卫生、住房、养老、生态乃至政治等领域，从而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与新自由主义者不同，道德理想主义者直接关注的，是经济之外的伦理、法律和政治等领域。罗尔斯认为，公正应该是法律、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建构原则。按照他体现公正的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社会基本结构（私有财产、市场等）尽管可能导致不平等，也不能改变；一个重要的保留是，只有能使处于社会中最不利地位的人得到好处的不平等，才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罗尔斯在为资本主义日益恶化的不平等辩护的同时，也为新政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留出了余地。德沃金的平等自由主义则更为激进。他不但要求人人机会平等，而且将机会平等延伸到平等的对待。当然最为激进的或许是哈贝马斯。

他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用2010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来支持自己热烈拥抱积极自由的人权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不能仅停留在基本生存的水平，而是应当保障每个人，作为体面的公民，有足够的物质和其他条件参与社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些道德理想主义者，沿着普世人权的内在逻辑，可以说已经走得相当远：他们所建立的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伦理学说，摈弃了先前主要基于功利考虑的自由主义，许诺人人享有积极自由的充分权利，从而成为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与新自由主义争夺道义高地的主要竞争对手。

对于当代自由主义内部的这些分化和对抗，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并非经济利益的直接表达；它既受经济现实的制约，又具有内在的理路逻辑。就内在逻辑而言，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原子个人蕴含着普世人权。若视积极自由为个人权利的必要组成部分，那就必然走向哈贝马斯；而如果只认可消极自由，新自由主义即是其逻辑终点。就现实制约而言，新自由主义者也好，道德理想主义者也好，都认同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市场和法治。对立双方的各种言说，都立足于这一共享的资本主义基本结构；因此，它们共享种种局限，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这当然得从马克思讲起。历来，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对马克思有误解。有人说马克思是个空想家：他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改造社会，让人性完美，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愿望不错，共产主义也令人向往，可惜违背了人的本性，是个空中楼阁，实现不了。

马克思是空想家吗？不是。马克思生活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也就是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期。那是一个无产阶级被残酷地剥削和压迫的年代，是贫穷、危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马克思亲身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革命前夕，他主笔、与恩格斯一起写出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是时代的进步，但基于私有制、被追逐剩余价值所驱使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被旨在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

马克思要改造世界。他要改造的，主要不是自然界，而是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当时生活的普鲁士，加上俄罗斯，是他认为最反动的两座封建堡垒：反对民主、反对进步、反对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在与正义者同盟的交流中，具有强烈现实感的马克思明确表示，目前亟须的不是去空想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紧迫的民主革命。当然，作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在其完整的革命理论中又强调，民主革命成功后的任务，是不停顿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鸿沟。后来托洛茨基、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源头正是马克思。

马克思是一位要改变旧世界的革命家，而不是空谈正义的道学家。他的革命理论的出发点，不是对封建压迫、资本榨取的道义否定，而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念：一个统一、有总体趋势的演变过程。但他用对现实经济过程的分析，取代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精神发展史。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聚焦于其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如何导致经济危机，而危机的不断深化又如何使革命和共产主义成为可能。

这样的批判，是基于经济和历史的分析，而不是空想的、基于正义原则的道德抨击。那么，马克思有没有关于公正的概念和理论呢？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很多论辩，但难有共识。原因在于，马克思多次明确否定抽象的公正概念和道德评价，但对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又有不懈的道义谴责。其实，尽管公正不是马克思分析的出发点，但作为派生的概念，至少是其隐含的形式，马克思确曾用来抨击资本主义、激发革命者的仇恨和战斗热情。这样做与他的基本理论并无冲突。[6]

马克思不是空想家，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不是善良愿望，而是历史趋势中出现的一种可能。马克思探讨了这种历史趋势和可能性，据说从恩格斯开始，硬化为历史的规律，即共产主义的实现将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如果真是这样，那还要革命干什么？一代代人等下去就是了。但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其实也不一定符合恩格斯的原意。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1840年代中期开始成熟的。自此其始终不变的内核，就是对自由主义出发点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原子个人。马克思也讲个人：历史当然是人创造的，人当然是一个个的个人；但马克思强调指出，任何个人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原子个人，脱离了社会的鲁滨孙式的个人，只是自由主义者的幻觉。这一幻觉的现实基础，或市场中的个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起点。在古希腊法典中，并没有个人权利的规定。个人产权在罗马法中的出现，标志着共同体财产关系已被市场交换关系瓦解。换言之，历史上自主个人是从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自主个人这一概念本身正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由主义者指认它为历史的出发点，毫无根据。

对个人的理解，原子个人还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对立。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受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和生活方式结构性的制约，包括财产关系、权力体系、以及伦理规范等制约。一切社会现象，作为众多个人活动的结果，也只有通过对有关个人和群体身处其间的社会关系的分析，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阶级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只能是阶级关系。离开了阶级分析，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极大。但他的著述也有偏离马克思之处，这里简单提一下。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热爱自然科学，也受到当时流行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一些影响。本来，马克思的学说，用于分析既有一定发展趋势、亦有很多偶然性的社会历史和经济生活，与具有精确描述、乃至预测和控制功能的自然科学不可等同。然而恩格斯深信，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发现了与自然规律具有同样必然性的历史规律，从而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经典论断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对马克思学说的一系列误解，诸如目的论、阶段论、庸俗唯物论和经济决定论等等，打开了大门。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你想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是恩格斯的名言，后来被列宁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反复引用，以至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历史实现成为定论。但马克思当时并不赞成巴黎公社：革命的时机和策略都不成熟。公社的成员大多是手工业者，几乎没有工业无产者，更没有实行过阶级专政。

第一国际授权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发表声明，但马克思犹犹豫豫，一拖再拖，直到被反革命力量对公社社员的大屠杀所激怒。他激情磅礴的《法兰西内战》所论述的，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他希望的、理想中的巴黎公社。当然，由于全世界的反动派都把公社说成是马克思阴谋的产物，使马克思和巴黎公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巴黎公社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享有无上的道义权威，与此不无关系。准确地说，历史上的巴黎公社并未实行过无产阶级专政，但它的组织和参与形式，在马克思的概括中，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雏形。至于专政与民主的关系，详见后文。

再次，议会道路。马克思之后，恩格斯面临着新的历史环境：由于俾斯麦的"合作主义"政策，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和随后的第二国际，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既然改造和取代资本主义的目标不变，那么它与马克思的本意就并无冲突。何况，马克思生前已经看到比如英国避免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并且恩格斯也并不迷信议会。他有和平过渡和武装斗争的两手准备。应该说，恩格斯的这一立场，是对国际共运的重大贡献。后来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打着恩格斯的旗号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不应由恩格斯来承担责任。

第二国际由于其成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各自支持本国政府，而在政治上彻底破产，被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取而代之。面对大体相似于马克思1848年和1871年面对的战争与革命的形势，列宁的战略和策略实践是从二月（民主）革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迅速过渡；俄国革命的苏维埃模式，继承了马克思倡导的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苏俄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也都与马克思的许多思想一脉相承。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在于落后国家成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而他的主要遗产，是革命政党的理论和实践。列宁与考茨基长期论战。但考茨基的一个思想，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其最成熟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发形成，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却对列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论证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必要性的主要论据之一。

列宁指出，在俄国这样一个特殊的，野蛮、反动和专制的国家，如果没有先锋队的教育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胜利。他进而争辩，根据同样的现实和逻辑，先锋党本身必须由最先进、最有权威的领袖来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列宁这一著名的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学说中，党成为革命实践中最具首创精神的行为主体。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是正确的。并且，考茨基和列宁并不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被动地获得阶级意识，因而要求永久的引导和控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正如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第三条里提出的，环境是人创造的，教育者必须首先接受教育；否则，就像资产阶级启蒙哲学所蕴含的那样，少数精英将永远统治多数群氓。但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出现，又确实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精英集团，甚至领袖专政、个人崇拜，开辟了建制上的空间。这种情况，即后人所谓党的异化、变修，列宁在世时并没有出现。只是从斯大林开始，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生活的时代，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节节胜利的时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对抗的时代。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地位既重要又复杂，备受争议。一方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了一国社会主义。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弊端再多，仍然成功地使一个不存在私有资本剥削制度的落后经济体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成为领导能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力量。

与此同时，他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把马克思主义提升为主导意识形态，而且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推行个人崇拜，背离和玷污了马克思主义。更为严重的是，通过第三国际和苏联党和国家的力量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误解或曲解了马克思的思想。西方和东方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同路人，误以斯大林的说法为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斯大林及其追随者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做出目的论、宿命论和阶段论的解释。马克思有关生产方式几大历史阶段的论说，如他一再强调，只是西欧的特例，而不是普适的万能钥匙。他对历史发展也从无目的论或宿命的理解。

第二，把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学说简化为所有制决定论。所有制固然重要，但马克思的所有制，指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只是财产关系上生产资料的归属。在马克思的时代，所有权和控制权往往联为一体。

20世纪以后，两者的分离逐渐普遍；在资本与劳动的剥削关系中，控制权甚至远比所有权更为重要。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对苏东模式中的经济制度，也有重大的警示意义：如果劳动者只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没有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剩余的实际控制权，那么名义上的国有化或全民所有制，并不能真正保证他们不受剥削压迫。

第三，在有关上层建筑的问题上，表现出还原论、庸俗社会学或教条主义的倾向。斯大林时代的一大特色，是把政治和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统统看作为经济利益、阶级利益的直接表达或工具，无视它们相对独立、或在某些条件下特殊且强大的能动作用。

第四，苏联国家压倒社会、整体淹没个人的体制，固然是当年严酷的国际环境使然，斯大林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始自青年马克思反对普鲁士书报检查，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泾渭分明。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不仅与资本主义对立，也正是相对于国家主义而言的。他甚至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对市场实行必要干预的，也不应该是国家，而是工会。

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指责马克思是国家主义者，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没有所谓的人民国家。一旦国家为人民掌握，就不再成其为国家，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了。同理，片面强调集体主义，压制个人和个性，或者一部分人以集体的名义"代表"另一部分人，也与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相距甚远。后者体现的，是集体与个人之间融洽而互补的关系，它通过民主协商和自治调节而产生和保持。

相反，片面强调服从关系，使各级政权向人民负责、各类社群集体与个人的融洽关系，都成为不可能。斯大林时代高扬的集体主义，曾经在卫国战争和国家建设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和伟大贡献，但毋庸讳言，它对那时社会生活的沉闷压抑，不能不负相当的责任。

很多人，包括西方的左翼，理解和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去世后，情况有所变化。但明确地把斯大林的说法与马克思的思想区分开来，主要发生在苏东易帜之后。

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史的角度来看，挑战斯大林主义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毛泽东。毛泽东有四大主要贡献。第一，农民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都把农民看作是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保守力量，而毛泽东却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不但可以成为落后国家革命的主体，而且在革命胜利后有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与工人阶级一起，构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是人民民主专政主体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被专政的对象。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苏联长期奉行的以重工业为主、一长制的指令经济，毛泽东主张"农、轻、重并举"、部类平衡、两条腿走路、特别是生产组织中的群众路线。以"鞍钢宪法"著称的工业民主取向、以工农商学兵同步发展的"五七公社"蓝图等等，都是社会主义想象与实践中的重大突破。他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点评，虽然并不系统，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第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革命胜利、敌对阶级消灭以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如何安排，是毛泽东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国家消亡，只是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国内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极端艰巨，国家在过渡时期不仅不可能消亡，还承担着保护新生政权和实现落后国家赶超的重任。

斯大林认为，敌对阶级消灭后，国内不再存在矛盾，国家机器只是对付外敌的工具。毛泽东则正确地指出，即使作为阶级的敌人已经被消灭，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其中有些具有现存或残余的阶级内容，有些则没有。无论什么性质的矛盾，只要不涉及敌对分子，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都要和风细雨地解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中，第一次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一项基本准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反右和文化革命等运动的反面教训更不容低估。

最后，反修防修，防止党的异化变质，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毛泽东的这一远大预见和实践，可以说是列宁的政党学说以后，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中最有创造性的发展。

总之，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思想家和实践家。可惜晚年的他在国际、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往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又把大量内部矛盾敌我处理，导致严重的政治和政策失误。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也损害了他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

1990年前后的苏联解体和东欧易帜，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退潮。但也有一个积极后果，即不再有解读马克思主义、或划分社会主义的任何垄断力量了。曾经的和新近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开始热烈辩论，究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换一种问法：这一模式的终结，是因为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它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孕育着失败的因素？

显然，苏东模式里确实有很多现象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例如专制和个人崇拜、社会生活的缺少自由和民主、文化领域中的教条主义、以及前面提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乃至背叛。然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责任也很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场在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全面否定，为苏联模式迷信计划、排斥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在缺失民主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又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

这样的制度，长远看来，对经济运行的绩效有很多消极的后果。连同冷战态势强加的军备竞赛，致使苏东集团最终丧失与欧美资本主义竞争的实力。当然，败于冷战并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十月革命之后，苏联阵营和新中国在工业化，工人福利和民众的基本需求，以及用人类发展指数（HDI）衡量的社会政策等方面的成就，都相当出色，远远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亚非拉反帝反殖运动中的贡献、牺牲和胜利，鼓舞了第三世界，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世界史的角度，我们今天面对的严肃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的评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缺陷及其后果，是否意味着整整一个时代已经过去、马克思主义从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任何回答，必须首先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浩如烟海，马恩本人的著作就不下几十卷，如何入手？并且，他们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如国家、民族、人性、公正、经济规律、历史演进、决定论等等，有不少并不自洽的表述。怎么办？注意两点：一是马克思的思想是逐渐形成、发展和成熟的。在这个吸收各种思想资源，对其加以消化、改造、整合的过程中，难免（特别是接触的早期）也接受某些原始文本的影响，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甚至恩格斯等人在思辨哲学、人本主义和实证主义等方面的影响，在自己的思想和著作（特别是不准备发表的手稿）中留下痕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马克思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通常我们理应更重视他后期、更为成熟的思想和表述。此外，马克思的不少论述有其特定的语境。比如，被普遍认作马克思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他对基础与上层建筑间关系的阐述带有决定论的意味。其实，这是马克思为了表明与唯心史观的决裂，特意强调经济的制约作用。离开了这一特定语境，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着充分的估计，全无任何决定论、还原论之嫌。只有把马克思的基本思路与他在特定场合的特定论说分辨清楚，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

在下面几章展开更深入的讨论之前，先列出几个普遍认同的要点：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中的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目标，是自由、民主，进而消灭阶级、走向共产主义，实现人类的解放。第三，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反对形而上学（二元对立、还原论等等），坚持辩证思维。第四，马克思主义的重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雇佣剥削）及其内在矛盾（追逐利润导致生产过剩、利润无法实现和危机）的深入分析和批判。

记住这些要点，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就会比较容易。苏东易帜后马克思主义真的退出了历史舞台？2008年的危机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被危机、战乱、环境和其他无解之局所困扰的资本主义的存在，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从世界史中消失。

唱衰马克思主义的杀手锏是过时论。19世纪马克思主义依托的是工会和大众政党领导的工人运动，20世纪依托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两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基础是工业资本主义，而其社会载体或行动主体则是高度集中因而容易团结和组织起来的产业无产阶级。然而在后工业时代，信息、知识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使产业工人的数量急剧减少，生产单位大量分散。这些变化，似乎彻底摧毁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社会和阶级基础。[7]

那么，在世界史和全球化的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基础究竟何在？支持它的社会力量到底是哪些？回答可以分为两部分。

首先，产业工人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有极大的扩张，亿万无产化或半无产化的农民工正在形成经典的工人阶级。即使在已把制造业大量转移出去的发达国家，产业经济向信息知识经济的转轨，也并没有改变资本控制、剥削和压迫劳动的基本事实。产业工人虽然减少了，但从事整个社会生活再生产的劳动者，从传统蓝领到各行各业的中下层白领，从司机门卫邮递员到保洁工护士教师，仍然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

按占领华尔街运动些许夸张的说法，他们是人口中的99%。所有这些劳动者，仍然遭受资本的控制剥削和压迫。他们对自己异化了的生存条件和状态，深感不满，亟欲改变。这些劳动者，虽然岗位各别、工作地点并不在一起，但由于电子媒体（手机网络）的存在，思想交流快捷频繁，便于沟通联合和组织。因此马克思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基础，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壮大了。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在金融资本时代迅速激化：危机频仍（生产过剩的危机，利润难以实现因而利润率下降的危机，信用危机，债务危机，以及由于消费经济恶性扩张导致的资源环境生态危机），整个经济结构极度脆弱，很难抵挡来自或左或右颠覆力量的冲击。这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发展和实现革命理想的客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问世以来，有过高潮和低潮，前进和后退，发展和蜕变。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化表面上凯歌行进的今天，它仍然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汹涌潜流。

这本小书讨论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说到底是个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问题，其答案，用哲学词汇来说，只能是扬弃。马克思主义发源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有很多重要、正面的元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应把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妖魔化，连它好的东西也一并抛弃。但也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质的区别，看到前者对后者的批评是内生的，也是颠覆性的。

自由主义的许诺是，只要有市场经济和代议民主，就能人人自由幸福。马克思主义则指出，自由主义按其本性，只能从抽象的个人出发；由此而来的种种制度建构，必然掩盖实际存在的经济剥削和政治从属关系；从而使得改变现状、实现许诺成了自欺欺人的幻想。

但真要扬弃，也不太容易。特别是，在接受自由主义的一些正面元素时，不可避免地会沿用自由、民主、法治等词汇。既要使用这些词汇又不致陷入自由主义的概念框架，其前提是紧紧把握两大思想体系间的根本区别。下面各章，以此为原则，对两者在一些主要领域的纠葛，作一辨析。

[1]旧有的浪漫派保守派之外，各类新保守派层出不穷。如布卡特（Jacob Burckhardt）反对个人从作为道德源泉的共同体中挣脱出来成为自主的个人；施米特（Carl Schmitt）以主权至上的新霍布斯主义对抗议会民主；施特劳斯（Leo Strauss）用古典传统社会的自然权利和美德否定历史进步对传统秩序的冲决，以及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反对必然导致envy［羡慕］，jealousy［嫉妒］和resentment［怨恨］的大众民主（网络语言"羡慕嫉妒恨"实有经典出处）。他们各自对自由主义的某种批判态度，吸引了国内不少追随者。

[2]这里的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ics）指近年来兴起的、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不同的一种研究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学派，主要利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手段来考察社会政治现象。，乃至"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基础上的哲学社会学说，即使不都是自由主义理论预设的体现、应用或推广，其间互为援手、相得益彰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3]逻辑上，自由主义的无个性文化可以解释现实历史中的消费文化。六十年代起盛行于西方的欲望消费文化很快就为性消费所主导。如果说情爱因有特定依恋对象而不失个性，生物性欲中则个性痕迹所剩无几。

[4]见第二章

[5]见第三章

[6]详见第二章。

[7]农民革命和反帝反殖斗争，对于世界史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虽然重要，却不是主干。简述毛泽东的贡献时，没有提他在"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方面的贡献，理由也在这里。

（文章转自《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