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此处为未删节版。

引子：很久以前的讨论

大概在1988年，记不住是春天还是秋天，我和李泽厚老师在农科院围墙外林荫道上，以哲学的想象讨论人类意识和思想起源的问题。我们的讨论范围仅限于“真正的意识”即具有反思性的意识得以发生的文明条件，并未涉及人类意识的生物学条件，或者说，只涉及人文条件而不涉及科学条件。李泽厚老师相信工具的使用是形成人类意识的关键条件，因为工具使人第一次形成意识的间接性，于是，物质对象第一次不是作为直接对象而出现，而变成一个通过工具作用而被规定的功能性间接对象。工具固然至关重要，但我更相信语言的出现才是意识革命的条件，其中，否定词“不”的出现构成了思想的临界点。多年之后，我意识到，我们各自的哲学想象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几乎每个人文问题总是同时有着多个有道理的解释，而且经常形成互相补充。显然，人类思想能力的形成需要必不可少的多种条件的共同作用，包括工具和语言，当然还有其它因素，诸种条件都同样是必需的，关键问题只在于到底何种条件是人类思想的临界发动点。在此，我仍然相信否定词是最终开启思想之光的临界点。历史无法重现而封存了大量问题，在历史沉默的地方，或许正是哲学想象的余地。为此，我试图为人类发动思想的临界点给出一个“化历史为哲学”的论证。

1. 化历史为哲学

在近年来广为流行的《人类简史》中，赫拉利雄赳赳地描绘了人类如何“建构”货币、国家和宗教等等非自然事物。国家、规则和制度都是被建构的，这倒并非新奇观点。先前许多思想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在哲学家中，马克思分析过国家是在阶级社会里被建构出来的，而在消灭了阶级的未来社会里，国家也将消亡；福柯分析过知识和权力以辩证方式进行的互相建构；维特根斯坦把一切规则和制度都理解为被建构的“游戏”或“生活形式”，如此等等，更不用说许多现代历史学家的工作都是从建构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社会建制，在此无须多论。赫拉利的新意在于把人类的“建构”理解为基于信念而生效的“虚构”。这个理解有部分道理，但过于强调虚构性却可能遮蔽了规则和制度的实构性（factualization）。文明的建构的确很可能始于唯心的虚构，但问题在于，并非任何虚构都可行，显然，唯物的实践将做出由虚到实的最后选择，就是说，任何能够转化为事实的虚构都必定能够确实解决生活中的某种必需解决的问题，否则将被淘汰，因此，可行的虚构的另一面必须是实构。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有价值的虚构其实都是生活博弈问题硬逼出来的实构而决不仅仅是迷人的想象。以博弈论的理解而论，人类的制度和规则都是稳定的博弈均衡转换而成的，而博弈均衡显然是实践性的实构，决非虚构。另外，虚构之初或凭借信念而成，但只要落实为生活形式，其可信性就主要是实践问题了。信念仅凭自身已无法自我作证，最终能够为信念作保的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实践的大量实例”，就是说，生活形式的最终基础并非信念而是实践的力量。

初始状态的人类不可能凭空产生意识革命（流行的说法是认知革命，但认知革命的概念容易暗示人类思想开始于知识问题，这却未必准确。早期人类的所有问题首先都是生存问题，因此，意识革命是一个更合适的概念）。人类的意识革命必定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事关生存而能够改变生活形式的奇迹般的媒介。媒介提出了新问题，也带来了新经验，因此开拓了新生活。通常认为，群体的合作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问题，关于群体作为人类初始条件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荀子和普罗塔哥拉。群体合作固然于生存最为要紧，却不是人类首次遭遇的新问题，原始人以及许多种类的动物的生活里早就存在密切合作，这个事实甚至令人想象到集体性也是一种先验基因。虽然合作是人类生存的原始基础，却不是发动意识革命的原因。合作行为曾经持续了百万年而没有导致革命性的改变，因此，真正导致意识革命的契机必定是一种介入性的奇迹，即切入到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的“中间”的某种革命性的媒介，它所开创的新经验足以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开启意识的新问题。

最古老的革命性媒介可能是工具。关于工具的科学研究已经很多，无需多论，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工具使人类得以主动支配某些因果过程而把主观性加于自然过程，因而使得人类的存在开始具有了主动性，不过，主动性距离人得以自立的主体性尚有远途。工具所建立的对因果关系的自觉意识肯定是意识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不少动物也使用工具（切不可五十步笑百步地认为动物的工具比原始人的工具粗糙得多），也有因果意识，甚至有艺术观点，却并未导致意识革命——当然，科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动物的大脑功能不够强大。可是，即使有足够脑力的原始人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因果意识而产生意识革命，事实上，原始人使用工具只是改善了生存境况，却在很长时间里（百万年或数十万年）并没有产生意识革命，其中一个原因是，因果意识只是一种单项能力，不足以开拓全面的思想空间，尤其不足以形成怀疑和争议的反思能力。即使在人类的成熟思想中，因果意识也只能解释一部分思想问题。因果关系不足以解释逻辑分析和推论，也无法解释一切关于价值、情感、愿望和想象力的问题，更无法解释自由意志。可见，因果意识只是发达的动物心智，尚未革命性地升级为具有怀疑、逻辑和反思能力的自由心智。

如果工具意味着原始人类通过把握因果关系而在“生的问题”上获得一种主动性，那么，早期人类意识对“死的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也意味着另一种自觉性。死是仅次于生的重大事实，却似乎提出了更为震撼的问题：死把有变成了无。当有灵性的存在失去了灵性的迹象，这是难以接受的，灵魂哪里去了？更是不可理解。人类不可能不去思考这个惊心动魄的问题，因此，死的问题也可能直接触动了人类的自觉意识（有迹象表明，少数动物，例如大象，已经有了关于死的悲怆意识）。德布雷相信人类文明可能就始于以图像去象征性地解决死的问题，因为考古发现人类最早的图像几乎都是生者与死者、人与神之间的媒介，既是一种交流，更是一种挽留。早期墓葬里的图像表明，人类试图拒绝生命的终结，试图通过永远在场的图像而留住消失的生命，图像召唤灵魂，从而使生命继续在场，因此，早期人类创造的图像不是艺术，而是工具，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手段”，就像打猎的工具一样有用。由于死像太阳一样“无法直视”，关于死亡的思考就蕴含着“从可见到不可见，从短暂到永恒”的意识突破。于是，对死的思考使生的事实超越了自然性而具有了精神性——也许需要说明，这个理解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见识并不冲突。孔子决不否认死的问题的精神性（儒家自来极其重视死的事情），孔子命题的直接意思是：如果不理解生的意义，就无法理解死的意义。其深层含意则是：如果生没有精神意义，那么死也没有精神意义。在人类的存在具有精神性之前，生死都轻如鸿毛。

工具和图像无疑都是意识革命的助力因素，但恐怕都尚未触及意识革命的临界条件，都不是实现意识革命的那个点铁成金的因素。追求生命不朽之图像显示了不可见的或不在场的世界，这一点对于精神世界非常重要，但就历史证据来看，图像的出现晚于工具和语言，因此，人类的意识革命应该早于图像，而图像只是进一步增强了意识革命，尤其是增强了生命的精神性。至于工具，如前所论，工具的专用性及其所揭示的因果关系不足以建构完整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因果关系缺乏超越自然需求的精神性或思想性，因此不足以形成自由意志和人文价值。可以说，工具扩大了生存空间，提高了生存效率，却仍然不足以使人类的存在超越生存（survival）的概念而变成具有精神意义的生活（life）。

人类的意识革命最有可能发源于语言，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共识，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几乎所有语言学家都相信这个推断。语言不仅能够表达世界，而且本身就构造了一个世界，一个有着自身结构和运作规则的世界，于是，语言世界既是存在同时又是表达，一身兼备存在和表达的世界可谓最大的奇迹，显然，语言的“创世”能力决非任何其它媒介所能望其项背。不过，仅仅肯定语言为意识之本，这只是一个笼统模糊的判断，仍然没有解释语言何以导致了意识革命，或者说，语言的什么因素或何种功能构成了意识革命的临界条件。语言本身是个长期演化的事实，并非一时之功，于是，关于语言自身的历史性，我们也需要追问，是何种创举使语言成为语言，更具体地说，是什么奇迹能够使传递信息的信号转变为生产思想的语言，这是语言隐藏于自身深处的秘密。究竟是哪一种语言功能启动了意识革命，这正是尚不清楚而需要想象和分析的问题。

那么，何种语言行为最有可能最先发动了意识革命？赫拉利提出一个有趣的想象，他认为导致认知革命的语言活动主要有两种：闲话（中文版翻译为“八卦”）和虚构。这个过于有趣的论断实有不小的疑问，需要略加讨论。据说原始人通过背后互相说坏话而得知谁是骗子谁是朋友，就像现代人一样喜欢“嚼舌根”和各种“爆料”，结果，话越多意识越发达。这个推想恐怕是一种“现代化”甚至后现代的臆想。虽然我们不知道原始人说了些什么，但几乎可以肯定，吃饱没事干而嚼舌根，对私密生活的爆料津津乐道，显然不太可能是艰苦卓绝的原始生活的兴趣点和重要场面。且不说原始人的生存压力远大于闲言碎语的乐趣，原始集体生活的公开性也远远超过私密性，原始人不可能有太多值得爆料的私密故事。即使在权力竞争上，也主要通过直接暴力或以暴力作保的理性策略去获得权力，比如说通过以德服人、以公服人的“阳谋”去建立威信，而不像后世经常诉诸缺德的阴谋，因为在一个社会的规模变得足够大而形成不可测的复杂性之前，阳谋比起阴谋更有力量（韩非对此有过著名论述）。总之，从生存需要出发，人类的早期语言必定是一个人人可以放心的信用系统，否则毫无社会价值。在能够立字为据之前，语言就是真理的证词，无论是事实的证词还是无悔的诺言。当语言只有语音，说话就要算数，否则语言完全无助于交流与合作，反过来说，假如早期语言就已经陷于谎言和闲话，就不可能发展出其它任何的信用系统，因为在人类早期的公共空间里，语言是最早的信用系统，是共同生活的保证。假如早期语言不可信，文明就恐怕难以发展，甚至难以存在。说话不算数，或造谣欺骗，应该是文明高度发展之后的事情。

另外，语言的虚构功能对于人类思想的形成无疑极其重要，在这一点上，赫拉利的看法大概是可信的。正如赫拉利指出的，语言的虚构功能使人得以创造各种原本不存在的文明形式，包括信仰、制度和货币等等。假定这个推想为真，那么我们就需要追问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语言的虚构功能何以可能？显然，虚构是相当成熟的语言功能，并非语言的初始能力，因此，虚构能力应该是意识革命的后果，而不是原因。就逻辑条件而言，哪怕是最简单的虚构，也必须以人类发展出关于可能性的意识为前提，否则无虚可构，就是说，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超出现实性的可能性，即超出所见之“实”的不可见之“虚”，意识才具备进行虚构的条件。既然可能性意识是虚构能力的逻辑前提，意识革命就并非始于虚构，而始于可能性意识的出现。可见，虚构也是意识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的故事。

于是，我们进入到了关键的问题：人类究竟是如何开启可能性的意识的？可能性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人类为什么能够在现实性之外创造出可能性？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想象语言的初始状态。我们知道，在形成语言之前，人类（包括动物）早就拥有了信号系统，至少包含指称和指令的功能，比如说，x指称“猛兽”，y指令“快跑”。信号系统只有“a代表b”的语法，也就相应地只有一种逻辑关系：a是b。因此，信号系统只能表达实然性或必然性，而无法表达虚拟性或可能性。缺乏可能性的意识空间是一维的而不是多维的，如此单调的意识空间不足以形成思想空间。这意味着，在开启可能性的意识之前，或者说，在形成意识的分叉路径之前，信号系统不可能按照信号自身的逻辑直接发展成为语言。在此，我们要寻找的就是信号转变为语言的临界点，它必定是能够开启思想的无限性的第一个词汇，于是，这个革命性的词汇本身就必须蕴含着无限可能性，并且必定指向一种超越“a是b”结构的前所未有的逻辑关系。

如何在现时的语言结构中去发现意识的历史线索，这是个问题。对此，我希望采取一种“逻辑考古学”的方法（可以理解为向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致敬）去理解思想的时间性“过程”如何固化为语言的空间性“结构”，相当于一个连续过程映射为逻辑结构。由于我们不可能超越语言的界限去思想，因此可以把语言看作是思想的基因库，语言的基因序列就相当于意识演化的历史刻度，由此可以显示语言的何种功能表达是逻辑在先的。事实上，作为意识演化的活遗产，语言的基因序列保存着意识演化过程中被结构化的历史性，特别是，意识的演化过程被固化地刻画在语言的逻辑结构中，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的逻辑结构去分析意识的历史性。为什么是语言的逻辑结构而不是语法？理由是，逻辑结构是语言所隐含的不变结构，也可以说是语言的思想语法，而语言的语法只是思想语法的特殊表达或个性化表达。逻辑与语法之间无矛盾，但层次不同，逻辑是语言的思想结构，它解释了思想之所以成为思想的必然性，而语法是语言的文学结构，它解释的是思想表达方式的丰富性。

在语言中最重要的“意识古迹”是，语言逻辑结构的函数关系表达了思想运作的约束条件，而思想的约束条件又意味着意识演化的历史顺序。比如说，在人类能够说出“如果-那么”的逻辑关系（或与之等价的任何语法表达）之前，决不可能进行推理，至多能够进行联想，也不可能把特定有效的因果意识转化为普遍有效的理由意识。如果人类的初始意识没有经过语言的思维化革命，信号就不可能演变为语言，人类意识就仍然只是心理现象而不可能发展成为思想和精神。因此，我们希望在语言结构中“考古地”发现思想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什么是思想的发生条件？什么是思想的第一个词汇？或者，什么是最早的思想问题？

2. 思想之初始状态

反思使意识变成思想，所以，意识革命始于反思。反思状态意味着意识本身既是思想的主体（主语），同时也反身地成为思想对象（宾语），这样就形成了意识的意识，思想由此开始。反思是人类思维的特异功能，标志着在意识方式上的人猿揖别（据说生理学上的人猿揖别要早得多），也是人类思维与图灵机思维的本质区别之一。可以说，反思定义了真正的思想，即能够思其所想的“思-想”。在能够对意识进行反思之前，原始人当然也“想”事，却未“思”其所想，并非不愿去思，而是无法去思想。只有当出现超越了特定的刺激—反应模式的开放状态的可能性，所思才生出需要三思的问题：我真的需要这样做吗？如果那样做，会不会更好？假如没有额外可能性（alternatives）的出现，原始人只会理所当然地按千百年的既定方针办。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按既定方针办的存在方式虽然有着自然时间意义上的未来，但日出日落的自然时间之未来却不具有思想性的未来性（futureness），只是自然到来的未来，并非需要事先谋划的未来，生命的有限性尚未展开为生活的无限性，生命的既定艰辛也尚未变成生活的自寻烦恼。作为思想对象的未来是意识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概念。未来总是尚未存在的事情，虽然不实，却不空，它为存在创造出可能性。如果未来没有复数的可能性，就等于没有任何需要反思的问题，也就不需要思想——坚持事事一切照旧是一种“想”，却不是“思想”。作为复数可能性的未来意味着时间出现了分叉（博尔赫斯的概念），而时间的分叉导致了意识的分叉，思想由此开始。

原始意识所遇到的新问题就是超越了必然性的可能选择。在出现两种以上并列争胜的可能性之前，意识只有一个选项，只具有单一性或唯一性，无所谓选择，也不存在选择的难题，也就尚未形成意识分叉的两者性或分歧性，对于前反思状态，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别无选择。在单选的条件下，作为“想”的意识活动只不过是对所遭遇对象的知觉和反应：与某物x对应的行动a是唯一并且自明的选项，于是，由x引起a就相当于一个自动程序（人类至今保留的许多本能反应就属于自动程序）。在自动程序的意识中，主体，即“我”，虽然在场却没有出演，此时的意识无须成为宾语而被反思。只有当出现值得犹豫的至少两个选项a和b时，主体才灵魂出窍而出现在意识的宾语中：我意识到“我正在犹豫应该选择a或b”。这里的论证方式与笛卡儿的我思论证大致同构，但所提出的问题却不同。意识的犹豫状态意味着意识进入反思状态。

既然反思始于选择，而选择需要理由，寻找理由又需要求证，即试图证明某个选项是更好的选择，于是，选择和求证就在大致上构成了人类的基本思想模式：选择意味着人能够主动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求证意味着人试图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可能性超越了现实性，以可能性去思考世界意味着一种创世的方式，因此，基于可能性而提出问题实际上是在制造问题，而既然问题是制造出来的，就同时还需要制造理由，最后还需要制造生活。这意味着，在可能性之中展开的问题、理由和生活都是创作，这个神性的工作其实使人不堪重负，所以人类生活的所有基本问题至今仍然缺乏共识。为了给生活选择制造理由，人类建构了神话、知识、规则和标准，最终，所有能解决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都会在思想中逐步出现，而这一切都始于可能性在意识中的出场。

难道可能性不是明摆着始终在场吗？正如人立于地中，四面八方都可以是路。其实，只有神的眼界才能够先验地看到所有可能性，人视而不见。一切“明摆着的”可能性只有当意识在犹豫状态中被激活才变成可以选择的选项。在意识革命之前，人看到的是万物，只能知觉到“这个事物和那个事物”，却不可能想到可做的万事，不可能思量到“要不做这件事情，要不做那件事情”。在存在论意义上，可能性藏于“事”中而不是藏于“物”中，物本身之所藏乃是必然性，只有当物受到意识的干涉，才会显示为可能性。万物共时而存在，而万事却只能历时地一件一件去实现，于是，当空间性的分叉可能性需要化为时间性的排序可能性，就变成了思想的选择难题，或者说，只有当并列存在的万物变成需要安排优先顺序的万事，可能性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复数的可能性在意识中形成互相竞争的时间分叉，而人类思想的丰富性正在于意识的时间分叉，这是不同解释、不同理解、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社会、不同价值观的形而上基础，而对万事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复数的历史叙事和复数的未来预期。在可能性的形而上学里，单数的历史或单数的未来根本就不是历史或未来，而只是实在的无穷绵延流逝（后来被人命名为“时间”）。在意识形成时间分叉之前，人的存在既无历史，也无未来，只有一贯性。时间乃自然所造，而时间分叉为人所造，就是说，可能性是意识的一种“唯心主义”创造。

把可能性认定为一个唯心的概念，这个理解或许令人不快，聊可安慰的是，这里讨论的只是意识的可能性，并非否认客观可能性。意识的可能性在覆盖范围上大于并包含逻辑的可能性，更大于经验的可能性。经验论者所理解的可能性是在真实条件约束下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其可能空间小于逻辑可能性。逻辑可能性是同一律和矛盾律共同约束下的可能性，凡是不包含自相矛盾的自身一致状态，都是可能性（莱布尼兹原则）。在逻辑可能性里，经验论者所不喜之幻想事物（比如说金山、飞马和上帝）都是可能的。更为宽容的是意识的可能性，它无限制地允许了所有可能性，就是说，凡是能够成为意识对象的都是可能的，包括悖谬和幻想的可能性。正因意识可能性的极度宽容，人类才得以思考悖论、自相矛盾、荒谬事物以及无限性、整体性、连续性和不确定性。事实上，只有包括悖论和无限性在内的思想才是人类的思想，否则只是程序。这既是人类思想的错误也是其无穷力量所在。

既然可能性是意识的创造，那么必定存在一个足以蕴含所有可能性的思想形式，即某种符号系统。信号系统显然尚无能力表达可能性，因为信号系统只能表达“是”（或等于）的逻辑关系，而“a是b”结构所能够表达的都属于“给定的”（the given）事物或非虚构事物，不可能自由“给出”（to give）新事物或新关系，也就不能创造任何一个超出现实性的可能世界。在受限于信号系统的原始意识里，对于事物x，仅仅存在一个对应行为a，没有其它可能选项（alternatives）——并非在逻辑上也不是在客观上不存在可能选项，而是在意识中不存在可能选项。既然信号系统受限于“是”的逻辑关系，也就无法开启可能性。由此可以想象，能够为意识开启可能性的临界点必定是超越“是”的关系的一个词汇（或一个符号功能）。只有超越了“是”的关系，才能够超越对应关系而为意识开启一个由无穷可能性组成的因而与有限现实性完全不对称的思想空间，使意识进入自由的创造状态，也因此能够提出超越现实限制的任何思想问题。那个超越了“是”的词汇就是“不”，准确地说，是一个否定词。否定词正是信号系统转变为语言的临界点，自从发明了否定词，人类符号系统就告别了信号而变成了语言。

可以想象，在人类能够说出“不”之前，以“是”为构造原则的信号系统只能用于信息传递，而无法用于生产思想，因为在可能性出场之前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想。原始人对互相传递的信息从无争议，只执行发送与接收的程序和信任模式，信号系统表达的全都是“真话”——谎言属于高度成熟的文明和复杂社会。在否定词出现之前，不同理解或不同观点尚未形成，也无从表达，因此，原始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就非常可能直接落实为冲突行为甚至战争了。利益之争源于“异身”，而否定词第一次表达了“异心”，使异心成为问题，同时使意识内在地生成了商议-对话-争论的“我与他”先验结构，人们开始可能对互相交换的信息发生争议，更准确地说，否定词的出现才使人们生出争议之心。总之，有了争议才需要进一步发展出足够表达复杂思想的语言，才需要发展出构成复合命题的逻辑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词不仅是语言的开端，同时也是思想的开端和逻辑的开端。

似乎有一个巧合：否定词对人类思想世界的启动方式与老子想象的世界生成之道是同构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信号以“是”的方式所供给的信息皆是肯定性的“一”，否定词“不”使信息的性质分叉为二，进而开启了一切可能性，三元蕴含了无限复杂性，等于一切可能性。对于人类意识而言，否定词的出现就是一个创世事件，它创造了思想的复数可能世界。在语言成为语言之前，人居于天地之间，所见草木山河，这个自然世界自身完满，并不需要一个纷扰不安的思想世界。当否定词开启了无穷可能性，意识以此借力创造一个思想世界，自然万物在语言魔法中被再次世界化，被命名，被分类，被重新组织在语言的世界中，所以说，否定词所发动的语言革命就是第二个创世事件，是人对世界的再度创世。假如“无中生有”的创世方式有其神秘谜底，大概就是否定词了：既然否定词是一切可能性的启动形式，否定词就是创世魔法——无论神的创世还是人的创世皆是如此，同样蕴藏着“无中生有”的秘密，都同样以否定性的力量开启了无穷可能性（周易、老子和黑格尔以不同方式洞察到这个秘密）。

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否定词的革命性意义并不在于拒绝了某种现实性，而在于开启了一切可能性或任何一种可能性。假如原始人仅仅为了表达拒绝，那么，否定词即使不是多此一举，也至多只是略为方便而已。在发明否定词之前，原始人已有多种表达拒绝的方式，比如说吼叫、横眉瞪眼、吐口水甚至诉诸暴力（婴儿在学会以上行为之前还会以哭闹表达拒绝）。可见，否定词的革命性必须超越拒绝的功能才有意义。否定词开启了值得犹豫因而需要反思的可能性，其中的意义如果兑换为逻辑语言，就相当于说，“非”（¬）的发明是“或”（∨）得以出现并且具有意义的前提条件，假如没有¬,∨就没有意义，这对于整个逻辑来说具有奠基意义。总之，否定词使单数的必然世界变成了复数的可能世界，使意识具有反思性而变成了思想，从此，人类以唯心主义的思想去过唯物主义的生活。

可以说，否定词的出现是人类生活第一个具有形而上意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形而上要义在于化时间为空间，也就是，通过创造时间分叉而把时间平面展开为同时并存的多种可能性，进而把多样的可能性组织成为多维的思想世界。既然否定词把未来变成了时间分叉，时间就不仅仅是如期而至的流程，而变成了平行的多种可能性，这个革命使得人类开始占有时间并且管理时间，即能够决定用时间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去做这件事情而不做那件事情，不再听任时间决定存在，而反过来以存在去占有时间。同时，人类也由“时间性的存在”（existence of temporariness）变成了“当代性的存在”（existence of contemporariness）。当代性的时间意识意味着超越了此时，一方面向后建构历史，另一方面向前预支未来，于是，存在不再仅仅是重言式的存在（being），而成为具有古往今来之精神负担的变在（becoming），从此，存在无法以自身之“此在”去自证其意义，而必须在分叉展开的可能性之中去证明存在。当人开始以存在去占有时间，存在就将一半意义付与未来的证词，一半付与历史的证词，于是，存在无法把握自身的意义，这就是以存在占有时间所必须承担的不确定命运：既然否定词开启了存在的复数可能性而使人类开始了变在而在的方式（being in becoming），也就永远面对身前的复数未来，同时留下身后的复数历史。

我愿意说，否定词所发动的人类意识第一次革命，很可能也是最大的一次革命，其后果就是人类的存在有了命运，而是否会有好的命运，这本身也是一个命运问题。假如在这里可以使用“启蒙”的概念，否定词的出现就是人类精神的第一启蒙，而否定词就是第一个思想词汇，或者第一个哲学词汇。

3. 文字的古迹和逻辑的基因测序

把否定词理解为人类思想的开端，这只是一个哲学论证，几乎不可能找到直接的历史证据，因为人类历史开端之时几乎不可能留下有关思想本身的任何实证，至多留下劳动的痕迹。尽管哲学论证并不依赖历史证据，而在于分析的合理性，但仍然可以想象，如果否定词确实是思想的开端，这个意识革命的初始意义或许会在代代相传的历史“积淀”（李泽厚语）中留下蛛丝马迹，或以思想基因的形式保留在现实的某种形式中，其中，最有可能发现的基因痕迹应该存在于文字和逻辑中，因为文字和逻辑距离思想最近，比如说，保留在文字的古迹里，或者固化为逻辑结构。维特根斯坦关于思想世界的界限、语言的界限和逻辑的界限三者一致的论断使我深受鼓舞，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文字的“考古”和逻辑的“基因测序”而获得一些旁证。

在时间中不断消散演变的语音几乎不可能保留原初思想的古迹，因此我们只能在比较顽固地保留了初始“逻辑图像”（维特根斯坦语）的象形文字中去寻找思想古迹。汉字是连续不断而仍然存活的象形文字，因而得以部分地保留了思想的原初意识以及初始问题，也就有理由成为思想考古的对象。在甲骨文中，比较重要的否定词主要有4种：

其中，“非”与“不”是通用性的否定词，可以普遍用于任何否定性的语境，因此更具“思想性”或“逻辑性”的否定意义。与之相比，“弗”与“勿”的否定性似乎有一定的语境限制，主要用于表示“还没有”、“不能”、“不要”等意思，属于情态性的否定，而不是逻辑性的否定。因此，在这里我们只分析“非”与“不”所可能蕴含的初始问题意识。

“非”字是最重要的否定词，其原始象形的隐喻有多种可能来历。按《说文解字》以秦汉文字为准的传统解释，非字象征鸟类两个翅膀相反之形，暗喻相反之意。但甲骨文的非字图像却更像是以背相向的两个人，或许表现了因意见不合而以背相向或背道而行的情景。当然也有可能源于别的某种具有相背结构的事物，但这些分歧无关宏旨，因为无论哪一种可能的象形都同样以相背结构表达了“相反”之意，这足以表明，非字暗喻了相反或分歧的某种原始情景。另一个重要的否定词是“不”，不字的象形原型却比较费解。《说文解字》解为鸟飞上天而不下来，此解反而更加费解了，现代古文学家都认为应该是误解。许慎根据的是秦汉文字，或许还见过春秋战国的文字，但没有见过甲骨文，因此出现误解也不足为奇。目前比较流行的是王国维的解读，他认为从形象上看其原型似是“花萼”，不少古文学家皆从此说。但此解也同样有着突出疑点：从图形来看，甲骨文的不字与花萼形状确有几分相似，可在义理上却与否定词毫无关系，甚至不存在可以联想的间接联系，因而难以取信。我们需要另寻线索，或有一种可能性是，“不”与“卜”或有些关系。

谐音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占卜总会有着两种以上的可能结果，于是，不字的原始意义也许是表现了否定性的占卜结果。卜字的原型为灼烤龟壳或动物骨头造成之单边分叉裂纹，由此联想，不字的原型或暗示双边相反的裂纹，因而暗喻相反或自相矛盾的预测结果？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不字上部的倒三角或许暗喻利器，下部则暗喻分叉刻痕，或暗示着意见或意图之分歧？总之，虽然不字的初始意象来历不定，但似乎总与意识分叉的初始问题有关。当然，这些猜测还有待于更多证据和分析。

我们也同样可以在逻辑的“基因测序”中看到否定词的奠基性地位，即否定词是一切逻辑关系之所以具有意义的前提。现代通用的逻辑系统一般使用5个基本连结词：否定（¬ ，非）；合取（∧，且）；析取（∨，或）； 蕴含（→，如果-那么）；互蕴（↔，当且仅当）。如果加以进一步的简化，这5个连结词在实质上可以还原为其中2个，比如说，仅用 ¬ 和∨，或者仅用 ¬ 和∧，就足以表达逻辑的一切连结关系。在此，否定词的“神迹”显现出来了：化简为2个连结词的任何可能组合之中都不能缺少否定词 ¬，否则无法实现逻辑功能，或者说，任何二元简化组合之中都不可能排除 ¬，否定词必居其一，否则无法定义其它逻辑关系。如果非要追求逻辑形式的最大限度简化，甚至还可以把逻辑连结词化简为1个，即所谓谢弗连结词，有两种可选择的化简形式：析舍连结词（∣），或者，合舍连结词（↓）。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哪一个谢弗连结词的含义中都暗含了否定词，就是说，谢弗连结词实际上等于 ¬与∧或者 ¬与∨的一体化。比如说，析舍连结词（∣）可以定义为：p∣q = ¬(p∧q)，合舍连结词（↓）可以定义为：p↓q = ¬p∧¬q。由此可见，逻辑关系中隐藏着一种形而上结构：在“逻辑空间”中，逻辑连结词是平行存在着的，但在“逻辑时间”中，¬ 是∧，∨，→的先行条件，如果没有否定词的优先存在，就不可能定义“或者”、“并且”、“如果”的逻辑意义。这暗示着，否定词正是逻辑关系中最古老的逻辑基因，位于逻辑基因顺序的首位，而否定词在逻辑时间中的优先性正是否定词在思维发生史中的优先性证据。因此，否定词就是思想和逻辑的第一支点，否定词的出现正是意识进入反思状态而生成逻辑性思维的临界点。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个哲学词汇。

4. 否定词的哲学路径

于是我们也需要重新反思哲学的基础：哲学问题的基础真的是系动词“是/存在”吗？或者说，哲学问题真的只能在“是/存在”的线索中发展出来吗？假如把哲学的基石理解为研究“存在本身”的存在论（ontology of being），那么，第一个哲学词汇或问题就似乎应该是“是/存在”。这个令人乐此不疲的奇妙系动词在印欧语里碰巧具有意义双关性，既表达“存在”也表达“是”，于是，存在与真理就被人为地结合在一起，好像是一个问题互相说明的两面。维特根斯坦敏感到这个过于奇妙的系动词会诱导哲学家们去想入非非：“是”（is）既作为系动词，可以表示相等关系，又作为不及物动词，表示“存在”（exist），就好像“存在”是一个像“走路”那样的动作，而“这样就容易产生最根本的混乱（整个哲学就充满了这种混乱）”。然而，当这个系动词的自然语言功能被分析转换为逻辑语言，就不再那么意味深长了，不再是暗含“大义”之微言，它所暗示的关于“存在本身”（being）的哲学问题消失了，因为being其实是一个语法现象，并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因此，把哲学建立在being之上就非常可疑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古汉语由于缺乏相当于“是/存在”的系动词而没有能够产生关于“存在本身”的哲学问题。先秦文字简练，不用“是”作为系动词，而通过语法结构去表达判断和描述，这其实不是语言的缺陷，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说，古汉语反而更接近现代数学或现代逻辑的精确表达方式。比如说，“孔子，贤人也”的语言结构等价于逻辑化的摹状词结构：“存在着x，x满足（一个人；名为孔子；贤明）的描述”。在数学或逻辑中说到x，就已经默认了x存在（x =x is），就是说，在逻辑上，“存在”是关于某物的多余表达，并不代表一个深刻的问题。只有当涉及事物的数量情况时，才需要加上表示存量的全称量词“所有的”或存在量词“至少有一个”。与此类似，先秦文字使用“有”字在不同语法结构中来表达事物量词，例如，“富有之谓大业”（《周易•系辞上》）的意思是“生长万物就是大功德”，其中的“有”指万物，已经蕴含了全称量词；“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诗经•小雅•大东》）中的“有”则意味着存在量词。

这里决非试图论证古汉语的优势（事实上每种足够表达复杂思想的语言都是同样好的，或者在表达力上各有所长），而是想说，语言中的某些现象只是文学功能或语法功能，并非暗示了某个思想问题。比如说，“存在本身”（being）就是一个在特殊语言中生成的特殊语法现象，并不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问题，也不是逻辑语言的一个必要功能，它在逻辑语言中是冗余的，这意味着它在纯粹思想中是可以省略的，或者说，既然x=x is，being就是任何事物所默认的当然含义，既不是一种可分析的独立意义，也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任何存在当然存在，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假设being 是个哲学问题，那么，我们又能对being进行什么有意义的反思呢？能对being说出什么呢？不难发现，being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本身，除了以重言方式说“being 就是being”，人没有能力为being增加任何意义。being过于伟大，它属于所有和每个存在，它的总体性和无限性超越了任何存在的特定情景，或者说，being是绝对性和终极性的，也就无法被人所反思——也许只有神能够言说being，对于神，being可以是个最有趣的问题，它涉及无中生有的创造，而对于人，being只是当然之义，它超越了任何哲学问题。至于作为系动词的“是”（is），这是信号系统以来就确定了的判断方式，它是形成一切知识的基础，却不是哲学问题，因为“是”指向断定，却没有提出疑问。哲学可以讨论关于知识的问题，可是哲学本身不是知识。有趣的是，哲学曾经被认为是最高的知识，但随着一切知识都转型为科学，哲学早已不是知识了，而转化为对精神的建构。这说明，“是”其实是科学的基础，并不是哲学的基础。作为思想的反思方式，哲学的基础概念是“不”。

问题在于，哲学无法解释自然给定之“物”（things）而只是反思人为之“事”（facts）。否定词没有资格去否定任何自然存在，却可用于否定任何人为事情。关于物的知识以“是”的格式去发现物之所是，而对事的反思则由“不”的概念去揭示道路选择的意义，知识的崇高目标是发现表达为“是”的必然性，而哲学的审慎目的是理解“不”所开拓的可能性，两者各有其功。“是”的思维一旦到达必然性，就无法前行也无需前行了，一旦有了肯定答案，思想就结束了。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发现，“是”的追问必定止于不可说的界限，可是生活的问题都留在了科学的界限之外。当维特根斯坦说出“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找到了答案，生活的问题却仍然尚未触及”，就等于宣告了“是”的哲学努力之不可能。维特根斯坦这个洞见或许是最伟大的哲学发现之一。

以“是”的方式而不可说的生活问题却以“不”的方式迫使人去反思。否定词所开启的形而上学问题是可能性和自由，而其存在论的结果则是制造了有异议的他者，如果没有否定词，就不存在精神性的他者。人类所为之事都给出了一个问号，同时，每件事也都需要给个问号，在问号中展开的是分叉的反思意识，而在反思意识中生长出来的是人类历史。从生活、政治、经济、法律到伦理和艺术的所有问题都基于否定词而成为可能并且具有意义。

需要反思之事可以归为两个基本类型：作与述。“作”是对生活的创制，“述”则是对创制的解释（据章学诚的看法，周公是“作”的典型，孔子是“述”的典型）。“作”与“述”之间形成互相建构与互相反思的关系，“作”所创制的生活仍然不是一个完成式的事实，永远需要“述”将其观念化和合法化，才得以成为公认规制（nomos）和传统，但也可能被“述”所否定而被颠覆；另一方面，“述”所建立的观念和传统也可能在新“作”中被修改或颠覆。作与述的循环就是解决问题与继续制造问题的循环。马克思发现的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互动，或者福柯发现的“知识与权力”的互动，都是“作与述”的常见互动模式。

虽然否定词发动了意识革命，开启了意识的分叉，从而使人类进入创造性和反思性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制造了不肯消停的分歧、冲突和斗争。这其中暗示着一种神秘的命运：否定词的分叉之声必定引起一种能够化解冲突的回声，否则，意识将无法负担不断互相否定的可能性而导致思想的意义消散。对此，我愿意举出孔子的“仁”为例：如果说，“不”意味着分叉，那么，“仁”就意味着分叉之协调。“仁”并非分叉之合一，而是共在互证之循环呼应。由“不”而归“仁”，可谓一种完美的回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总能归“仁”，否定词开启的终究是一种不可测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