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张春桥与安亭事件的再审视
文革初期上海突发安亭事件，张春桥受中央派遣返沪应对处理，却“临阵变卦”，擅做主张，出人意外地与造反工人达成妥协，事后获得毛泽东的认同支持，从而将一起可能的工人因造反受压、上访受阻而卧轨堵塞交通的重大群体事件，转变为“官逼民反”而不无正义的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直接影响了文革发展进程，成为红卫兵造反向工人造反转变的节点和标志。张春桥变卦是安亭事件转变的关键，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违背组织程序，加上张的负面历史定位，其行为多被视为“政治投机”而为人诟病。50年过后，依据相关研究资料和与回忆文章，重新审视这一事件，我们可以更为客观、从更接近于历史本真的角度解读张春桥变卦的行为原因，同时通过这一解读能够获得一种错误历史逻辑指引下“小善”致“大恶”的历史启示。
1966年11月9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宣告成立。这是上海一些工厂造反派代表在京沪两地红卫兵鼓动与帮助下，自行组成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此前上海工矿企业的文革组织多为官方授意成立，工人跨行业自行组成的还是第一家。上海市委根据中央不得成立全国、全市性工人组织的精神，对工总司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态度。由于未能得到市委市政府的承认支持，加上与市委代表谈判也无结果，工总司认为市委有意怠慢，压制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定集体赴京告状，“请旨造反”。10日凌晨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和王洪文带领数千工人涌入火车站，登乘不同车次，兵分两路，赴京上访，分别被阻于南京和安亭。阻于安亭的工人，于风雨交加之中情绪激愤，拦车卧轨，致沪宁铁路中断，交通受阻达30多小时，酿成轰动一时的安亭事件。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红卫兵造反打、砸、抢，冲击党政军机关，甚至打死人的各种严重事件全国各地迭出不断，屡见不鲜，但由造反工人拦车阻断铁路交通，造成严重事态，却是第一次。中央闻而震惊，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坚持既定方针，不承认跨行业组织，也不认为拦车卧轨行为是对的，同时派遣张春桥飞沪处理。
上海市委作为直接负责的地方党委，事件甫一发生即做出应急反应，一面组织人员赶赴安亭现场，对工人进行安抚、劝说，一面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对事件认定与人员处置提出预案。据有关材料披露，市委与公安局已把组织者“十五名革命工人打成反革命，並作出定案。其中有的判处死刑，有的同志分別被判不同年限的徒刑，並已作出決定，打算將这些同志分配到安徽等地XX农场劳改。”（《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史之一》，《工人造反报》第20、21期合刊，引自王锐：“‘安亭事件’的再认识和再研究”，载《二十一世紀》网络版第五十五期）
上海市委的处置预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将安亭事件性质内定为非人民内部矛盾，以最严厉的处置方式，对组织者以严惩不贷的罪犯论处。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这样的做法并不奇怪，它反映了党治天下官本位固有的权力思维：凡违背权力意志，不听从领导者，均非良善之辈，此辈人员一旦聚众闹事，为非作歹，决不轻易放过，着从重从严处置。工总司之成立违反中央有关规定，已是非法，组织煽动群众赴京上访、卧轨拦车阻断交通，更构成犯罪，其组织头目自是罪责难逃。
然而，历史出人意外，常常会因为某种不定因素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从中央派遣张春桥飞抵上海的那一刻起，安亭事件即开始逸出上海市委预设处置的轨道，向着另一方向发生转变，从一种对当下产生的即时影响，开始向着对未来历史的历时影响发展。
作为中央派遣代表，张春桥的任务毫无疑问是执行中央不妥协让步、不承认跨行业组织的既定方针，做好劝解工作（张抵沪之前，铁路业已恢复通车）。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未经请示同意，临阵变卦，突破中央既定框架，擅自与工人达成妥协，签字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让包括中央与上海市委在内的所有领导层人员大吃一惊。陈丕显得知消息后愤怒不已，第一时间打给陈伯达电话，质问，张春桥这个“文革小组副组长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直接同工人组织签字，达成协议，反对华东局、上海市委？张春桥眼中还有没有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政策？”如果不是毛泽东事后一锤定音，给予认同与支持，张春桥只怕是乌纱不保，提前十年进入秦城。
张春桥临阵变卦，擅做主张，与工人达成妥协，使事件出现戏剧性逆转，是整个安亭事件引人注目的一个焦点，也是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给世人留下的最大谜团。由于没有资料显示张春桥飞沪之前领受过毛泽东的指示，怀揣尚方宝剑，加上张在历史上的负面定位，人们多把它看作是张春桥一次先意希旨的政治投机行为。
诚然，作为毛泽东思想传人，张春桥自50年代中期因柯庆施因素而进入毛泽东视野，获得关注，便一直用心于研习毛泽东思想；66年由沪调京，参加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进出中南海，得以近距离接近、观察毛泽东，耳濡目染，耳提面命，对毛泽东文革思想及其策略发展有更为深切与准确的把握，因而窥悉毛泽东欲将红卫兵运动转向工人运动发展的文革意向，先意希旨，做出惊人之举。
但仅此说为“投机”，似有疏浅之嫌，解释不了抵沪之后张与工人谈判的曲折过程。我们知道，张春桥是11日晚飞抵的上海，按陈伯达要求直奔安亭现场，依据中央精神与工人代表展开通宵谈判而未果；12日上午接续谈判，张提出工人先返回上海，然后再讨论所提要求，为大部分工人所接受，张于当晚返回上海；13日上午张参加上海市委常委会专题讨论工总司问题，下午再与工总司谈判时，乃出惊人之举，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
如果仅为“投机”，他何以不在11日抵沪当晚经通宵谈判至次日的上午就与工人达成妥协，这岂不更干脆利落，显示他快刀斩乱麻的处事能力？何必要挨到13日参加市委常委会之后，额外背上“反对华东局、上海市委”、“阴一套，阳一套”的骂名？显然，这不符合“投机”逻辑，在“投机”的背后，当另有原委值得探寻。
徐景贤是现场签字的见证者，陪同张春桥参与了13日下午的谈判，也是整个事件的知情人，晚年对文革有一定程度的反思，为普遍所接受。在《徐景贤最后回忆》中，谈及安亭事件，对张春桥的临阵变卦，他提供了这样一种说法：
十一月十二日早上，工人们把张春桥请到一辆卡车上，在安亭车站和群众见面。……工人们在现场“控诉”上海市委，反复强调自己的行动是被迫的，要求市委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张春桥站在卡车上淋着雨听完了工人们的“控诉”，据他后来告诉我：他觉得工人们的过激行为是有因的，同时他们要求成立这样的组织是符合宪法的，也是符合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精神的，张春桥觉得，听了工人们的发言，原来他来上海以前中央文革考虑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也许是应当改变的。
原来张春桥“临阵变卦”，起因于和现场工人的接触对话，与听取工人的“控诉”有关。这或许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但细加审察，符合人物历史心理逻辑，更接近于历史真实，让人们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把握。
关于签字情况，徐景贤的回忆证词尤为珍贵，为解开张春桥变卦之谜提供了至为关键的第一手资料。徐景贤说，他下午陪同张春桥如约来到文化广场，那里集聚了数千工人在等待。参与谈判的工人与红卫兵代表有二三十人之众，坚持要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他们到安亭去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张春桥说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工人组织将对全国造成影响，劝他们遵守中央的规定，但参加谈判的工人和红卫兵们坚持自己的意见，谈判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结果。……谈判进行到这个时候，有人向潘国平递去一张纸，上面写了几项要求，潘国平看后交给了张春桥。我站在张春桥的身后，看他拿着这张纸犹豫、踌躇了一阵子，然后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些文字，并在最后签上“张春桥”的名字。
张春桥13日下午谈判时仍坚持中央精神，在僵持不下的最后时刻突生变卦，改变的态度，这不仅拓宽了我们析疑的思路，也解开了上午市委常委会上张的态度表现问题。可以确定，会上他还没有定下支持工总司的最后决心，虽然他已有这样的想法，不然就不会出现下午谈判的“僵持”；或者说，他当时腹怀“变”与“不变”两个方案，“不变”为其首选，“变”为备案，如此，对不支持工总司的会议决定也就没有或不便表示异议。这种态度表现反映了张春桥心有城府，政治性格藏而不露，高深莫测的一面。
至此，我们可以解开张春桥的变卦之谜，对其擅做主张，突破中央既定框架，签字承认工总司的举动做出合理解释：张春桥抵达安亭之后，通过与现场工人接触对话，读出其行为中的某种“合理因素”——“革命性”——这是大凡群体行动（群众运动）一种与生俱来的普遍共性，凭藉对毛泽东思想及其文革发展意向的窥悉和预判，张春桥敏锐地感觉到这种“革命性”是毛泽东推动文革发展所希望和愿意看到的，也是所需要和借重的，而承载这一“革命性”的工人造反组织符合文革发展方向，理应获得承认与扶持；但这不仅意味着挑战上海市委，更违反中央既定方针政策，兹事体大，非同小可，经过反复考量与权衡，张春桥以执行中央精神为上策，在上策不起作用、谈判僵持不下时，横下一心，放胆一搏，签下工总司“五项要求”。张春桥签字，因是不愿示人的备案，又是临机应变，无法事先请示，所以自行其是，擅做主张。
客观而言，张春桥横下一心的举动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表面看起来他是在上海市委与工总司之间选边，实际却是在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之间下注。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都寄押在毛泽东一人身上，毛的态度决定他的命运与前途。而在毛泽东点头表态之前，又有谁敢保证上意一定会眷顾自己，尤其在这文革初期中央政治云谲波诡翻云覆雨变幻无端之时！“我当时是提着骷髅头签字的。”张事后所言，道出签字一刻承受的巨大压力与风险。但这也恰好显示张春桥政治性格的另一个方面——胆大冒险与决断独行。这是一般文人从政者所欠缺的，张春桥所以获得毛泽东赏识与重用，盖与此一方面的因素不无关系。
将一起可能的工人因造反受压、赴京上访受阻而卧轨堵塞交通的重大群体事件，转变为“官逼民反”而不无正义的革命行为，进而成为具有历史影响的文革标志性事件，文革发展由此从红卫兵运动转向工人造反运动，张春桥此中所扮推手作用引人注目。工总司因此得以“起死回生”而雄起。在工总司眼中，张春桥无疑是执行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代表。而从争取工人合法权利（宪法赋予公民结社自由权），纾解官民矛盾，以及社会群体事件处置的视角，比较上海市委对工人首领的严厉处置预案，不能不说，张春桥放下身段的妥协让步亦更俘获人心，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因素。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当我们拉长时段，从历时的宏观视角，就会发现这一具有一定历史合理因素的举措，带来的并不是正面的积极效应，相反，它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安亭事件之后包括工总司在内的各类工人组织迅速崛起壮大，上海不仅发生影响全国的大规模派战武斗，引发比安亭事件更为严重的阻断铁路交通的昆山事件，更有“一月风暴”席卷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被批斗打倒，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经济生活极度混乱，而造反组织则自下而上全面夺取上海党政大权。从此，夺权之风遍刮神州，整个国家进入文革以来最动荡不安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切，安亭事件均与其存在着前因后果的密切关联。
一桩看起来具有一定历史合理因素的举措，其作用力却如同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而引发后续一系列连锁“倒塌”反应，社会因此陷入更大动乱。这一现象委实耐人寻思。如果我们把张春桥支持工总司这一具有一定历史合理因素的行为视作“小善”，那么“一月风暴”与全面夺权给社会秩序与政治经济生活带来的破坏无疑是“大恶”。善因结善果，是佛经说法，也符合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但安亭事件与“一月风暴”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小善”致“大恶”。这一违逆社会常规的反常现象原因何在？是张春桥早有预料而有意为之，还是某种历史逻辑的演绎结果？
毛泽东发动文革未曾想到有红卫兵横空出世，更未料到北大一张大字报能改变整个运动局势，甚至连文革时间究竟是一年半载还是两年或三年都无法预测与把握控制。文革领导者尚且如此，遑论张春桥。所以张春桥不可能在安亭事件时就预料到“一月风暴”与全面夺权，也就不存在有意为之。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历史逻辑演绎出“小善”致“大恶”的历史结果的呢?
张春桥受中央派遣，本为劝说工人回到工厂坚持生产，但当他抵达现场后却产生倾向工总司造反的新想法，面临支持“造反”还是维护“生产”的两难矛盾，用当时的话语，也就是面临“抓革命”与“促生产”的冲突选择。从根本上说，“革命——生产”是一组对立的矛盾关系，也是两种不同的逻辑选择。支持工总司造反必然意味着工厂生产受到干扰，民众生活受到影响，张春桥当然心知肚明，但经过利弊权衡，最后不惜以此为代价，做出“革命”的逻辑选择。正是因为“革命”这一逻辑选择，才引发后面推倒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而“一月风暴”与全面夺权及其革命委员会等事物的出现产生，自不用说，更是“革命”这一逻辑的延续与发展的结果。
其实，“革命——生产”的逻辑选择，不独表现在安亭事件的张春桥个人身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49年执政以来中共集体面临并为之困扰的一个重大政治选择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左右着党的路线走向与政策制定，党内的诸多矛盾冲突无不围绕此一选择问题而发生。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前后三十年”之划分，也是因此而产生。强调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遂成前三十年之面貌；坚持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乃有后三十年之光景。文革十年不过是强调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表现而已。张春桥安亭事件的作为则是这一极端表现的典型代表。
对“革命——生产”孰为轻重的不同选择，不仅可以反映党内的不同思想倾向，更导致不同的政治荣辱进退。陶铸由于强调生产反对成立跨行业工人组织，即便张春桥签字已成事实，仍坚持己见，因而违逆毛意，受到批评，最终导致下台。陈伯达在所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发展生产，背离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为一年后庐山出局埋下祸因。反观张春桥，从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到安亭事件中所说：“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再到1975年推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其坚持“革命”缓行“生产”或“革命”压倒“生产”的逻辑思想，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所以在文革舞台走得最久走得最远。
张春桥安亭事件的作为与“一月风暴”的全面夺权，为同一历史逻辑的演绎结果，却前者为“小善”，后者为“大恶”，何也？原因在于，安亭事件工人行为起于权利诉求，因而具有正义性，不管张春桥出于怎样的动机目的，他看到了这一点，予以肯定，他的肯定（签字）也就具有了合理性。而在“一月风暴”，造反组织从最初的正当的权利诉求演变成了僭妄的权力夺取，因而不再具有历史正义。这一过程极具历史的复杂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由于工总司的权利诉求而不无正义的行动中，同时包含着一些破坏秩序的非理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工总司获得肯定时有意无意地给遮掩了，这就使得非理性因素未能得到及时清理与反思，反而受到鼓励与纵容，在其后一系列行动中得到不断复制、扩大，以至恶性膨胀，造致“大恶”。
无论安亭事件张春桥行为的“小善”，还是“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大恶”，遵循的都是同一的历史逻辑，这一逻辑源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所以“小善”与“大恶”是在毛泽东文革思想的观照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结果。而历史早已证明毛泽东文革思想的错误。因此我们最后获得这样一种判断与启示：在一种错误的思想逻辑指引下，即便一时的“小善”也会导致“大恶”，或者说，由于一种错误的思想逻辑指引，即便一种短期的历史合理性最终也将通向更大的历史祸害。
2016/10/18
主要参考资料：
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王 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