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历史上大国交替，总伴随战争， 这是大国的悲剧。但人类若稍微用些理智，可能代价会少些，而且结果会很不相同。美国崛起相对平稳， 代价极小， 这和其幸运， 上帝的眷顾以及其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但还应加上其崛起战略， 对此美国国际问题学者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写道：“越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越发深信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 美国不仅抽到了幸运牌， 而且玩得也不错。200年来，美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而且这种风格非常适合。它使美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 而现在该是轮到中国了。
美日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态势无疑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国强必霸，无非是他们用来鼓吹中国威胁论与推行遏制战略的舆论工具，其逻辑就是历史上新兴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因为国强必霸。而中国是新兴大国，所以中国是威胁，所以要联合起来遏制中国。事实上，目前美日的困境在于面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他们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和位置。遏制中国的目的只是为了试图维护已经逝去的世界体制，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这无异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接触战略，即将中国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认为通过市场化可以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进而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同时认为打开中国市场，可以拉动美国的出口与就业，这是美国的如意算盘。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后来的发展出乎意料。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在加入WTO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此相对，因为资本和产业的转移，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展势头减弱，经济陷入衰退。无怪乎目前美国许多人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一个错误，让中国加入WTO更是美国和西方的一个悲剧。因为由此中国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与饭碗。那么，怎么办呢？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分析到，衰退中的大国有三种战略可选择，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以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如美国重返亚太，就是遵循了第一条原则。美国组建TPP，将中国排挤出去，就是遵循了第二条原则。美国推动再工业化政策，就是遵循了第三条原则。而在后二条原则推行乏力的情况下，美国越来越趋于推行第一条原则，即在南海“横行”自由，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试图由此打乱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显然这是目前中美矛盾愈演愈烈，中美关系走向临界点的根源。
中间地带的不确定性与多变性是当前中国安全战略环境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所谓中间地带是指在美日与中国中间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澳大利亚，韩国等，还有印度。这些国家的外交选择表现为两面性，一方面在战略安全上往往站在美国一边，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倾向于中国，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以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直以来中国认为与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南海问题等周边问题实际上是中美关系问题，所以中美关系问题解决了，南海与周边安全问题也就不会坏到哪里去。所以，中国主张不对抗，不冲突，在合作共赢基础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对周边一些国家关系则采取不接触，不对话，针锋相对，因为在主权问题上没有退让的余地，甚至认为打你，就是打你主子。但是，事实上美国巴不得你打他，因为美国在亚太的目的无非是挑拨矛盾与冲突，从中渔利。反之如果倒过来，中国选择主动化解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因为同样与周边国家关系搞好了，中国与美国关系也就不会坏到哪里去。而且通过沟通对话以避免冲突，并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打造亚太命运共同体，由此将使美国陷入一种不义与孤立的困境之中，否则中国无疑将正中美国的下怀。事实上，目前大多亚太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既是威胁，但更是机遇。过去半个世纪世界见证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奇迹，先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然后是中国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崛起，接着是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提升了地区国家的民生水平，而且使亚太成为世界上最为和平的地区。可以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是建立在经贸合作基础上的，以贸易为例，自2000年中国与亚细安十国的双边贸易额从320亿美元跃升至去年的3500亿美元，增长了10倍，2015年甚至可能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跃身为东南亚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却已滑落到第四，去年与亚细安国家的贸易总额仅有2060亿美元。另外，鉴于东南亚地区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上述趋势的影响越来越重大。因为中产阶级迅速扩大、工人技术不断提升和高端市场不断发展，亚细安国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已超过2.4万亿美元，而且仍在快速增加。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与亚细安的贸易额到2020年将达到1万亿美元。再有从1995年到2003年，中国企业在亚细安国家的投资仅为6亿3100万美元；而到2013年，投资总额已经达到300亿美元。虽然中国在这方面还远远落后于日本、欧洲和美国，但随着中国私人投资机构日益把目光转向海外，中国肯定具备迎头赶上的潜力。事实上，从农业到信息技术，中国正力求实现在区域所持股份的多元化，并让其企业深入参与亚细安先进和前沿的经济体。随着亚投行的成立，中国承诺初始投资1000亿美元，承诺帮助亚洲国家满足它们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还有中国承诺为其“一带一路”战略投资600亿美元。这计划将带动贯穿中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中东、并最终抵达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如果说美日对中国的遏制态势与中间地带的不确定性是当前中国战略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那么中国的西进战略与“一带一路”构想则说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的国家认为中国崛起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而且中国主张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的国家认可。中国西进战略被认为是中国的战略大转移，目的是为了避开美国，寻求自我突破，但是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西进战略发展成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不仅改变了中国外交的走向，也改变了世界格局的走向。“一带一路”堪称中国大外交，其一，它是一个战略大框架，尽管是经济政策，但是良好的经济政策显然又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大战略。其二，它的基础与美国马歇尔计划不同，它不是经济援助计划，也不是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结果，而是基于地缘经济与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所以它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利益，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其三，尽管它的基础在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但是它将自然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结构与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旦变成现实，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它涵盖44亿人口， GDP规模达到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和29％。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曾经讲到“哥伦布地理大发现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将地球翻转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包含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南北美洲在内的陆半球，更重要的是，不列颠大致处于该半球最显眼的地方。”显而易见，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地理发现，更重要的是在于商业贸易与经济发展机遇的发现。与此对比，可以说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它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又将地球翻转了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已经沉睡了500年的欧亚大陆，更重要的是，中国又回到了最显眼的地方。中国不仅是过去30年里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并且正在成为21世纪全球化的主要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