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赵肖荣 爱思想网

江晓原，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穆蕴秋，2010年获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博士学位，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天文学史，科幻作品的科学史研究。

采访者简介

赵肖荣，爱思想网特约学术观察员，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科技报科学文化版编辑。

按：影响因子被视为一种科研成果的评估手段，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测度一个刊物一段时间内的相对学术影响力。最近二十年，中国科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将SCI当作战场， 目前我国的SCI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

一方面，论文优势让中国科研人员可以迅速站在世界科学的前沿；另一方面，我国创新指数在40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8位。这一反差，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和科研整体转型阶段的现实障碍，如果继续一味追求SCI论文数量，中国科学发展也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忧！

影响因子究竟是何物？如何恰当地看待影响因子与科研水平之间的关系？科学创新如何打破影响因子的神话？本文采访了两位最近持续在影响因子问题上发表了重要成果的专家：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讲席教授江晓原和讲师穆蕴秋博士。

影响因子：一场不公平游戏？

问：在全球科学界，SCI和影响因子被当作权威的学术评估手段，科研者个人、研究机构甚至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都锚定在能否将科研论文发在SCI期刊以及高影响因子刊物上，但是对其诞生历史和设计规则却罕有人追溯和探究。SCI和影响因子是怎样诞生的？

穆蕴秋：SCI即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用索引）的简称，简单来说，我们通过汤森路透公司的这个数据库（需订阅），可查阅学者的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与SCI密切相关的是JCR，即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它是基于对SCI数据库进行整合处理后生成的结果，我们可通过它（需订阅）查阅SCI收录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

SCI和JCR如今已成为汤森路透的两款“灵魂产品”，它们最早的开发者是美国人尤金·加菲尔德。他1964年开始把SCI作为信息产品出售，翌年在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提交论文做了大会报告，这很大程度可以看作一次不失时机的产品推介。1975年，JCR首次以SCI附卷的形式出版，1979年被独立推向市场。

刚刚过去的7月份，传出消息说汤森路透将以35.5亿美金的价格出售SCI及相关产品，这其实是它第三次被转卖了。加菲尔德1960年将它的公司正式定名“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习惯简称ISI）”。1988年，加菲尔德将公司超过50%的股权卖给JPT出版公司，1992年又被汤森路透以2.1亿美金收购。

问：SCI和影响因子自问世至今，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科研生态和学术机制。科学界的影响因子神话，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更为显著和强烈。您一直呼吁中国科学界应该打破影响因子神话，为什么？

江晓原： SCI和影响因子，是一个资本、科学和信息结合的传奇，这个传奇也远远出乎创立者本人的意料。事实上，在科学界，对影响因子神话的危害，近些年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与共识。影响因子作为一家商业公司的商业产品，它的商业基因决定了它盈利的本质和属性。作为科学界通用的考核指标，它又是一种不公平的游戏。

首先，它的计算公式存有技术性缺陷。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为——注意！国内绝大多数媒体和学者的通俗论述中都没有正确表述这个公式：

期刊X在前两年发表的全部源刊文本在当年度的总被引数，除以期刊X在前两年发表的引用项文章总数量，即为期刊X当年度影响因子的得数。

这一公式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何源刊文本的“引用窗口”为两年？常识也能判断，引用会持续发生。一些新旧理论迭代频繁的领域，某些成果一经发表，即引发爆发式关注，而有些领域，新思想和新观念发表要等待若干年的发酵后才可能引人关注。不同的学科领域，用同样的“引用窗口”年限本身就不合理，

第二个问题：分母变化会带来影响因子的变化。分子中的“源刊文本”是指期刊所登载的全部文章，而哪些文章有资格计入分母呢？在现今的规则中，计入分母的“引用项”只包括“原创研究论文”（original research paper ）和“综述评论”（review）。这一规定对期刊影响因子变化会带来神力！

比如，国际上一些“影响因子”遥遥领先的刊物，如《自然》、《科学》、《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除了刊登原创论文和综述评论，还会发表杂志社论、技术通信、通告、读者来信、科学讯息、观察报告、书评、影评乃至科幻小说，如果将所有文章都计入分母进行计算，这些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全都会落到数十名之后。而加菲尔德通过对分母规则的修改，大幅减小分母，《自然》、《科学》的“影响因子”排名全部大幅上升，其中《美国医学会杂志》惊人地提升了100位。

其次，规则制定者是美国的一家商业公司，以及以美国一些高影响因子刊物为代表的利益关联方。

在这场游戏中，哪些期刊才能入围SCI呢?《科学美国人》1995年在一篇文章中批露，墨西哥一家期刊为了能被SCI收录，每年被要求花10万美元订阅其产品。在SCI俨然已成科学界“黄金俱乐部”的今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期刊一经收录，即登龙门。试想一下，这家高级俱乐部的会员准入资格是什么呢？没有直接或变相的高昂入会费能行吗？

此外，分母规则为灵活操作留下了巨大空间。在前面所讲的规则之下，中国的学术期刊，目前几乎都是百分之百地刊登原创研究论文，影响因子的游戏能玩得过人家吗？

盲目崇拜：“影响因子”与“学术公器”

问：近些年，科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质疑影响因子的声音，并认为纯粹用影响因子测度科研水平是荒谬的。这种荒谬性何在呢？

穆蕴秋：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实例，Nature杂志2005年做过的一项统计表明：2004年Nature杂志89%的引用数是由25%的文章贡献而得。热门领域如免疫学、癌症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方向的论文，引用在50~200次之间，而冷门专业如物理学、古生物学和气候学，论文引用通常少于50次。这个例子可从两方面解读：首先，即便像Nature这样影响因子很高的综合期刊，也只有少数文章能获得高引，大部分文章获得的引用其实很少或没有；其次，论文引用还和学科类别直接相关，典型的如数学，数学家写论文一般不太需要引用别人的成果，所以公认最牛的《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多年来影响因子也才维持在3.0左右。

加菲尔德早年就指出过，论文的影响和论文水平的高低完全是两码事，他还举了苏联李森科的例子，说如果按引用来衡量个人学术成就，会得到李森科是苏联最伟大科学家的荒谬结论。可惜他后来把SCI和影响因子在商业上打造得太成功了，自己也忘了这句话。

学术管理部门喜欢使用影响因子“一刀切”来评估学者成果的优劣，论文发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求职、职称晋升、申请课题基金，就比别人有更多机会。在这点上欧美学者和中国学者受到的伤害是一样的。但对中国学界而言，还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它会导致学术成果严重外流，我们最优秀的成果几乎都投到英美的高影响因子杂志上。以2014年为例，中国被收录的SCI期刊只有173份，但我国SCI论文数量达25万篇，仅次于美国，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稿件都发到国外的SCI期刊上。学者写出论文却不愿投自己国家的期刊，国内科学期刊扩大影响提升竞争力从何说起，手段和目标完全背道而驰，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问：尽管大家都意识到滥用影响因子是有害的，为什么这种现状仍有愈演愈烈之势？阻碍改变的因素是什么？

江晓原：SCI和影响因子，从一家商业公司的商业产品居然在科学界成为“学术公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加菲尔德本人的专业教育背景与其创立的SCI和影响因子的产品特性之间，有很强的专业关联性。同时，加菲尔德本人是个营销天才，1960年他将公司的名称改为“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因为这样听上去完全像一家权威科研机构。为了推销产品，他甚至还通过鼓吹“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已被证明完全不能成立，来吸引科学界的注意力。

其次，SCI和影响因子诞生时，恰逢科学专业细分化的时代，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的数量、科学经费的投入等都急剧增加，学术竞争骤然加剧，科学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一个容易辨识的量化标准。

针对滥用影响因子的现实，国际科学界已在2013年和2014年推出了《旧金山宣言》和《莱顿宣言》，警告过度依赖影响因子会妨碍创新，并呼吁评估科研工作应从基于刊载的期刊回归到科研工作本身的价值中去。

由于科研评价的复杂性，学术机构的极度膨胀，管理人员的思维惰性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科学界寄希望于通过量化指标、程序公正等手段来使得结果看上去公平公正。另外，这一量化考核的思维和格局一旦形成，由于惯性的力量和路径依赖，短时间内很难有突破性改变。

打破神话需要文化自信

问：多年前，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曾指出：科学界以SCI刊登或收录为荣，有一篇定乾坤之势。近些年，影响因子在中国被推崇到神话般的地步，它已经扭曲了中国的科研评价机制，阻碍了中国的科研创新。那么，中国科学界如何才能走出这种神话？

江晓原：中国科学界要走出影响因子的神话，在思想层面，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发展科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发展科学的根本目的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那么科学界更应该思考如何切实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乞求让西方人知道自己的工作，乞求西方人对自己的工作说好。比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核讹诈的险恶环境之下，我国自力更生自主研制两弹一星，这是真正利国利民的科学贡献，这样的科学贡献胜过一千篇一万篇SCI论文！

第二，发展科学也绝不能丢掉文化自信。在影响因子神话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失去文化自信的民族心理机制在起作用。追溯历史，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是有自信的，汉唐盛世我们有自信，甚至乾隆接见英使马嘎尔尼时我们也还有。再过了不久，这个自信被西方的坚船利炮给摧毁了，我们输了，我们认输了，于是开始学西方。

西方人发起的影响因子游戏，用不公平的方式让自己在这个游戏中高高居于领先位置，而在科学上、文化上缺乏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都老老实实地跟着西方人玩。我们在科研上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用英文写成优秀的论文投到西方期刊上，还要为此支付巨额的版面费；而为了让我们自己的科技工作者读到这些论文，我们再用巨额金钱将其买回来。这不是在用中国的人力财力免费为西方打工吗？

而且，长期这样做的结果，我们自己的科学期刊上就永远不会有第一流的成果发表，我们将永远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

现代科学的发展史表明，西方列强当年也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玩科学，然后把这个游戏玩大了，就有了话语权。这个话语权，最后归根到底表现为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为支撑，输出文化和理念，制定游戏的规则。

我们要想打破影响因子的神话，必须要有文化自信。这个自信不是排外的民族主义，而是我们绝对不能丧失自信和自己的判断能力。如果说我们曾经不得不学习西方，那么学到今天，我们已经应该而且能够理直气壮地考虑“满师”问题了——我们不要指望西方给我们颁发“毕业证”，我们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