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

目前，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而争论的本质实际上依然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经济发展应该是由政府主导，还是应该由市场和企业来主导？可以说对此争论就如同两个人，一个卖矛，一个在卖盾，各说各的好，又各说各的不好。

认为产业政策是需要的，原因就如同林毅夫所说的，其一在于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其二在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所难于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其三在于由于不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能使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能什么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什么可能的产业升级都提供帮助，因此只能策略性地使用其有限资源，优先帮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这种有选择性地使用资源帮助某些产业的企业家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措施就是产业政策。但是，问题是产业政策很可能变成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对此就如同张维迎反驳的那样，其一如果产业政策成为变相的计划经济，那么注定会失败，因为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一个教训，但计划经济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对产业政策的推崇就是一个例子。其二，现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再搞重农抑商，但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还是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同样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三，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大概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强调，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扭曲更为根本。反之，认为产业政策不仅不需要，而且注定会失败，无非是把上面所说的再颠倒过来说一遍而已，然后再可以举出许多成功的与失败的案例加以支持。

但是，事实上在过去30年中企业是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一部分人不会如此快地富起来，中国民营企业也不会从无到有，从有到大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过去30年中政府也是企业不断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企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就业，增加了税收，不仅解决了财政问题，而且使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而有钱自然就好办事。所以，显而易见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命运共同体，而所谓中国模式事实上既不是市场模式，也不是威权模式，而是政府与市场合作共赢的模式。从历史上看现代经济与其说是起源于政府与市场的分离，不如说是起源于政府与市场的联手，而这就是重商主义的智慧。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联手和结盟，就不会有现代经济的产生，同时也不会有现代国家的产生。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五百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而当今中国的崛起则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大国的崛起都经历过特殊的，发奋图强的阶段，这种努力往往都源于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革政策，并且同一些特殊人物的作用相联系。例如葡萄牙的崛起离不开当时的皇室与身为王子和航海家的恩里克，正是在恩里克的带领下，葡萄牙启动了征服大海的行程。同样，西班牙的崛起离不开伊莎贝尔女王，雄心勃勃的伊莎贝尔女王用23年的时间缔造了统一的西班牙，而更为重要的是她成为西班牙远洋探险的总赞助人，成就了哥伦布的伟业。英国的崛起可以说是开始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伊丽莎白（一世）是个威权主义的君主，但却不是一个暴君，也不是一个企图为所欲为的人。她试图在公认的法律和常规下统治。她经常召开议会——不是每年都召开，但是后来她每年都召开——实施大多数人，尤其是有影响的人想要的政策。至于法国则自然要提到幼年称帝、雄才大略的路易十四，同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掌握着高度集中的王权，并借此把自己的国家带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德意志的发迹则离不开腓特烈大帝以及后来的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在东方，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也不可能有日本的崛起。再有俄罗斯，就自然要提到沙皇彼得一世的改革。作为一个君主，是第一次，俄国君主第一次访问欧洲，彼得一世感觉到这个国家落后，要使俄罗斯上升到一个强国的地位，不光是要扩大领土，而且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此俄罗斯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岑评论说：在他野兽般的巨掌中有俄罗斯的未来。从19世纪末期开始，历史的好运从欧洲转向美国，20世纪中期又转向亚洲，先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接着转到了中国。美国的崛起自然要提到华盛顿，杰斐逊，而更要提到的是汉密尔顿。至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同样无不与政府和强人相联系。最后，关于中国崛起，自然会与邓小平相连，由此邓小平也被称之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经济学家格申克龙曾经分析到，从历史上看往往“不是阶级权力关系创造了国家，实际情况与此相反，是国家创造了阶级，劳动者甚至企业家。”显然，这个命题适用于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因为没有大国雄心，自然也就没有大国崛起。开始这些国家只是处于解决财政困境的压力而推行改革，但结果却改造了经济，变更了各种社会集团的性质和相对的权力，推动了现代经济的起源。可以说重商主义国内政策的纲领，在工业化前的社会里，构成了相当典型的一套现代化的活动，直到今天也说如此。比如改进国内的交通设施，鼓励和保护手工业与采矿业，等等。尽管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扩充君主或者国家的税收，巩固他们的权力，但是这些措施也有利于经济的现代化。所以，可以说重商主义的智慧就在于政府与商人，冒险家，企业家，市场能够合作共赢的模式中。现在，我们经常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与边界，讨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是却很少讨论政府与市场之间应该如何强强联手，合作共赢。事实上，如果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那么同样我们可以说市场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市场本身也是问题。政府不是万能的，这是因为“政客或者官僚和所有人一样有利己之心。他们在实践政治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或者增加拥有的权力，所以他们还真不见得会做出有益于公众福祉的事情。”同样，市场不是万能的，这是因为“说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定互相一致，这一点并无根据，上天并不是这样来统治世界的。说是两种利益实际上互相一致，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在下界并不是这样来管理社会的。”正是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所以才有了政府万能之说。而正是因为政府不是万能的，所以才有了市场万能之说。如果市场是万能的，就不会有政府万能，如果政府是万能的，自然也不会有市场万能。这种颠来倒去的游戏，玩多了，显然已经玩不下去了。经济学家哈耶克尽管一生都在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还是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性质如何，而不是它的活动量大小如何。如果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目标方向一致，那么政府的干预自然越多越好，反之则越少越好，最好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