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是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又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对中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但是，无论是从学术界看，还是从民众广泛的认识看，人们对文化革命的认识仍然非常不足，甚至肤浅。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文革的终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制度是在文革形成的制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因此，一点不夸张地说，认识文革是认识改革开放，认识中国未来的重要基础。

文化革命作为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政治运动的第一个特点是，这是由国家领袖发动、由全国群众参与，全面破坏领袖自己领导建立的党政制度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世界历史上可能与其最有相似之处的，是希特勒刚上台后发动的群众运动。在纳粹德国的这个群众运动中，其核心成员是所谓的冲锋队，这个由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构成的组织是纳粹党的前锋组织。中国文化革命时期所谓的红卫兵，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他们的影子。有意或无意、知道或不知道，红卫兵们使用的暴力手段、使用暴力的理由、对领袖的崇拜，以至于他们的各种装束比如袖标等等，都和纳粹冲锋队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这种相似只是部分相似。如果我们被两者形式上的相似所蒙蔽，我们就会误解这场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的本质。文化革命和纳粹初始时的运动，尽管都可以被称作是针对自我制度的革命，但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准确地说，两场运动的目的不同。首先，希特勒是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宪政的制度下，通过使用许多政治上的手段上台，但受到宪政制度的制约。纳粹发起群众运动的目的之一是破坏当时存在的民主宪政制度，代之以极权主义制度（极权主义制度是政治学术语，统指一党永久性、制度性地在所有领域全面控制全国、全社会的制度）。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运动的目的则是破坏当时存在的、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并领导的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代之以一个不同的极权制度。因此，两个运动的内在实质不同。

文革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受迫害的人数之众创造了世界纪录。如果我们在世界文明史寻找类似的案例，与之最相近的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肃反运动。根据苏联人权组织的数据，1亿6千8百万人口的苏联，有130多万人在肃反运动中遭到迫害，即每129个苏联公民中就有一人受到迫害。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数字。但与文革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80年代做的统计，有超过1.13亿人在文革中受到政治迫害。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八亿多人，换句话说，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文革时期中国人口中有七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的人受到迫害（许多受迫害的人也曾迫害过别人）。同时，文革造成超过100万人死亡，超过1000万人受伤或致残，这是在非战争、非自然灾害情况下，人类历史中最为黑暗的一项纪录。

特殊的制度根源是文革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制度能酝酿或制造出如此奇特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又形成了什么制度？这是本文的重点所在。文革的制度根源包括外来的极权主义制度和中国的传统帝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个人的想象力和个人的特殊性得以发动如此特殊的群众运动。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过去和今天都有很多关于“反对全盘西化”的讨论，这类说法无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和组织方式都来自西方，极权主义制度来自西方的基本事实。

为了分析文化革命，首先要了解文革的目的。文化革命自始至终的原则性口号一直是“打倒封、资、修”，指的是打倒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去思考一下，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实际上，这些革命对象并不存在。

首先，口号里反对的所谓封建，指的是中国的过去。而中国自从秦始皇以来的过去，是皇权帝制，并不是封建制。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铲除封建制以后，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社会的传统和文献都极少，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更是丧失殆尽。早在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中就清楚地把他自己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描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9日。——作者注）。他讲得非常清楚：马克思指的是共产党的制度，或政治学称的极权制度；秦始皇指的是秦帝国以来建立的，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基本制度——帝制。毛泽东在此后多年里多次讨论马克思加秦始皇，意味着要把中国从1950年以来，全面从苏联复制来的典型的极权制，变成一个极权主义与中国帝制的混合制度。

文革口号里的“资”指的是资本主义。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哪里有什么资本主义？在1960年代之前，即便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1930年代初，中国也是世界公认的落后的农业社会。以后经过战争的摧残和国有化，在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更是荡然无存。实际上，任何从外面传来的思想，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都给它们贴上一个标签“资本主义”来打到。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的核心之一就是创业，就是大众创业。相当确切地说，今天中国改革中成功的部分正是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

文革口号里的“修”指的是修正主义。现在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里的“三个代表”理论，是典型的当时批判为修正主义的内容。“三个代表”理论比当年苏联共产党的全民党理论走的更远一些。全民党的核心是把共产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改变为全体人民的党。这正是中共强烈反对的修正主义。此外，任何反对使用暴力的观点，试图使用和平手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归为必须打倒的修正主义。因此，所谓“打倒封、资、修”是舆论运动，舆论准备。

文化革命的实质目的之一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刘少奇。如今几乎无争议的事实是，刘、邓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极权主义制度中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们没有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的大量文革研究文献里，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文革的实质是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所谓走资派是权力斗争的借口。但是毛在全党全民中具有的崇高威信和政治权力，使这个流行看法缺乏说服力。

文革中的另一个基本口号，“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更清楚地表达了文革的实质。文革是破坏，是建立。这里的“破”指的是全面地破坏现存的体系和制度。这里的“立”指的是要用一个新的制度系统地来代替旧制度。即，文革绝不仅仅限于权力斗争，绝不仅仅限于政权的更迭。这是一场由领袖发动和操纵的群众运动，有目的，有意识的全面破坏中国共产党和该党领导的政府的整个体系，全面地破坏公安、检察院、法院的体系；全面的破坏教育、科研、文化的体系，包括查禁多数书籍，迫害多数教师。文革破坏的是1950年代起建立的极权制。破坏这个极权制之后取而代之的制度，我把它称为“向地方分权的极权制”，或简称为分权式极权制，即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最让人费解的是，文革这类的想法能发动亿万群众狂热地参与，甚至主动推动，去破坏现存的制度，去迫害大群的无辜民众。问题是，为什么？所谓文化革命，与任何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相似，都是以一大群绝对忠实于领袖的群众为基础的。事实上，文化革命产生之前，绝对忠实领袖的群众已经形成。以此为基础，在文化革命期间，对领袖的忠诚不仅被进一步推向宗教式的狂热，更被引导到残酷惩罚任何不同的人。由此形成了“全民的忠诚”。当然，有的人真正忠诚，有的人出自被迫，例如许多农民，包括贫下中农，他们对于失去土地产权的痛苦，对于1960年的饥荒记忆犹新。重要的是，真正绝对忠诚的人是群众运动的基础。

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或暴民运动，是由北京的学生开创的。在学生里又首先由中学生充当冲锋队，大学生跟在中学生之后。史称红卫兵运动。物理上形成一个晶体，总是始于成核，即一个结晶的点。红卫兵运动的结晶点是北京市的几个最强的中学，其中包括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人大附中、四中、八中、女一中、101中等。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其创始时的全称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本身就证明忠诚领袖与这场群众运动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红卫兵运动的火种从这几所中学产生、传播的过程背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起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和鼓动总数以千万计的全国红卫兵，以及直接给他们各种指示、暗示等等。在领袖和他的战友们的亲自支持和煽动下，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所有大学，中学，再扩散到研究机构、政府机构、工人，到市民、到农民，以至于全中国八亿人都被卷到这场狂热的暴民运动里。从时间和参与者上来看，文化革命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群众分成许多种互相残酷斗争的派系。但无论是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他们打击其对象的残酷，都和纳粹的冲锋队对待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者极为相似。他们为领袖服务的功能也与纳粹的冲锋队极其相似。战后的德国，几十年来一直把反省纳粹年代的暴行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成为德国精神的一个基本部分，成为德国重建复兴的道德基础、法律基础、制度基础。

群众运动的狂热和暴行从来只是领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毛泽东的亲信们（后被称为“四人帮”）在1967年的1月风暴中，鼓动上海的造反派，“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权。并模仿巴黎公社的名称，宣布其新政权为上海公社，在政治上绝对忠诚领袖的前提下，在行政上和经济上享受高度自主权（当时全国的中央计划已经荡然无存）。上海公社是领袖亲自授意的，文革最终要建立的新制度的表率。追随上海一月风暴，从此文化革命进入了全国夺取政权的时期。谁来夺权？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称为造反派的暴民。夺谁的权？夺共产党的权，夺政府的权。中央个部委，全国各省、各市、各县、各个单位夺权运动全面展开。中央各部除军队外，全面瘫痪。在暴力夺权运动的过程中，许多省市发生了内战（当时官方称之为武斗）。最终靠军队介入，直到1969年才平息。

1975年通过的文革宪法，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两次群众运动建立的分权式极权制。同1950年代全面复制的斯大林式的典型极权主义制度相比，分权式极权制在行政和经济上给地方党-政更大的自主权。这使领袖和中央可以更集中力量在政治和人事方面，能够在最重要的方面对社会控制的更严更紧。在这个制度下，在文革期间，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由地方政府运作。在中央部委全面瘫痪的情况下，这使得全国整体没有出现重大经济灾难。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在时间上起始于文革的终点，口号上继承实现“四个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口号是继承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不是改革），更重要的是，它起始于文革形成的分权式极权制。因此，弄懂文革造就的制度的性质既是了解改革开放，及改革以来制度演进的基础，也深刻影响我们如何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

但很不幸的是，无论是从学术界看，还是从民众的普遍认识看，包括严肃的国内和国际的学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各个领域，对比人们对其他极权主义运动的研究，对文化革命的认识非常零散、狭窄、甚至肤浅。原因是因为在中国以外，人们对这十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了解很少。但在中国，相关的研究充满障碍和禁区。至今全世界最大部头的关于文化革命的著作由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所著。以毕生精力去了解中国的文化革命和文革前发生了什么，但其讨论过于限于党内高层的派系斗争。问题是，文革远远超出共产党上层的权力斗争，没有亿万国人深深卷入其中的权力斗争不是文革。是什么制度特点能造成如此规模的狂热群众运动？这个基本问题几乎被忽视。国际学术界对纳粹和苏联极权制的分析，远远超出对中国文革分析的深度。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国际学术界对纳粹和苏联极权制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学者，多数既有深厚学术训练又曾深涉于所讨论的制度之中。

讨论文革的性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文化革命会不会重演，或者更宽泛一点的问题是：类似于文革的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对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真的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这取决于中国的制度，取决于人们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取决于人们如何推动中国的制度向什么方向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