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有太多的感叹，但对一个不再年轻的人来说，与个人体验最为密切的感叹莫过于时光的流逝。2014年秋，在我当选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的就职讲演中，我曾说道，自1984年选择社会心理学作为自己的人生志业起，一晃30年过去了。
寒来暑往、日月如梭，虽然还远远称不上“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但时光荏苒，还是令人百感交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赶上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前后40年光阴，让我们有机会目睹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全过程。
一、“阳光灿烂”的日子
因为父亲是军人的缘故，我的启蒙教育是在几间部队的幼儿园和不断转学的几所小学中完成的。
从1964年9月到1968年7月，我在南京解放路小学度过了最初4年的求学时光。儿时的记忆现在都已十分淡漠，惟一记得是这所部队干部子弟学校不仅校舍等条件比较好，而且有着浓郁的政治氛围，学校里经常会请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来学校“讲用”，毛泽东时代的几个著名的“小英雄”——刘文学、张高谦、龙梅和玉荣，或者本人，或者其他代述者都来过解放路小学。
在这样的氛围下，加之部队大院的孩子谈不上什么文化追求，不但一般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因为父母也常常由得我们自在，我自幼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立志成才”的远大理想。
不过，“放养”也有放养的好处。因为父母不干预，记得1967年1月3日南京最早的造反组织“红总”包围了驻扎在太平南路上的江苏饭店里的“保皇派”——“江苏工人赤卫队”，当晚打得天昏地暗、狼藉一片，我们这些小孩子第二天上午就赶到了武斗现场“视察”，那时有些伤员还在往医院搬送。
也因为父母不干预，这一年的夏天，因为我们所在的家属宿舍——重庆新村大修，整个院子的住户都搬到了现在已经恢复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当时为南京军区空军东箭道招待所）暂住，那年同样打得头破血流的南京空军气象学院的上百名学生造反派到南空机关告状，被支到东箭道招待所等待政委江腾蛟接见，也使我们有机会一睹这位后来大名鼎鼎的“林彪死党”之尊荣。
还是因为父母不干预，我们这些小朋友一次次去玄武湖边挖莲蓬仔，去七桥瓮沼泽地里钓龙虾，去大校场飞机场偷偷摆弄“轰五”或“强五”飞机——当然也多次被警卫连一网打尽，让各自的父母一一认领回去。我少年时代的生活，庶几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血色浪漫》的南京版——它让我们过早领略了真实的社会，那是一个疯狂和无序的社会。
1968年后，随着父亲的调动，我先后就读于东山的江宁实验小学、光华门小学和光华门中学。那两所小学乏善可陈，但在光华门中学我却遇到了后来对我的一生影响巨大的老师和同学。
按理说，这所地处城乡交界、建于1958年的中学不但校舍简陋，而且师资匮乏，加之在那个时代接受中学教育本不过是走走形式，在光华门中学原谈不上启蒙深造。
但是，在我们上初中不久，因为许多原先的重点中学教师下放，这所市区的偏僻中学却一下子来了几位令我们大开眼界的“名师”：高中起，担任我们班主任和物理课教师的是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的龙传贤先生，化学课教师是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学系的丁又川先生——现在大名鼎鼎的画家丁方就是丁先生的公子。两位先生的到来改变了我们整个班级的命运：在先生们的影响下，一时间高一（五）班形成了光华门中学唯一的学习氛围浓郁的青年“共同体”。
1977年大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包括我在内本班有五人分别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和南京医学院，而这5人加上其他班级唯一考上大学的李建平（28岁时曾担任南京团市委书记），也是那一年光华门中学1975届250名毕业生中考取大学的全部才俊。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就在龙传贤和丁又川两位先生来到光华门中学任教前后，我个人的学业兴趣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先，初中时代的我先是受米丘林的影响喜爱农学，在后来居住的大院里先后种植过番薯、玉米、各类瓜果蔬菜，每天课余忙着施肥、嫁接和授粉，我家住的小楼前那片原先的桃园，几十棵桃树在被院子里壮硕的飞行员们倒拔回去烧火后，就成了我寄托青春梦想的实验田。
几年后，受大院里其他孩子的影响，我开始对无线电感兴趣，有空就去现在位于新街口的“摊贩市场”淘二极管、三极管或电阻、电容等电器元件，学着装半导体收音机，当时的痴迷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年轻人对计算机和网络的喜爱。不仅妈妈所给的不多的零用钱全部卖了电器元件，所有的课余时间也多用于收音机的装拆，有时为了攻克遇到的难题还常常不惜“逃课”。
最终有一天，在答应妈妈睡觉后又半夜爬起继续安装收音机，却被起夜的妈妈抓个正着。妈妈一气之下将我的所有“家当”——包括电器元件和电烙铁——砸到楼下院子里的水门汀上，并自此后严格控制我的“经济往来”。家庭政治的高压和经济制裁最终埋葬了1970年代一个“类IT青年”的蓝色梦想。
人们都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半导体事件”之后，我沉闷了一段时间，除了继续种瓜播豆以外，没有其他特殊爱好。此时，却发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人生转折。
原本我数理化成绩都还不错，唯独作文相当一般。因为讨厌写作，一般总是在交作业的前一天才草草完成，分数也不过六七十分。这次，语文课上又布置了作文，主题是赞革命样板戏。
巧的是，1973年春，继八个“革命样板戏”后，又推出了杨春霞主演的样板戏京剧《杜鹃山》。最初，《杜鹃山》还没有公映时，空十师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在内部演出，我们院子里的大人孩子都已经看过。
大概因为无事可干，我这次对原先没有丝毫兴趣的写作倾注了全部心血。找了本《红旗》杂志，照着那上面一篇赞样板戏《沙家浜》的文章，学着开篇布局、起承转合，写成了《杜鹃啼血映山红——赞革命样板戏<杜鹃山>》。
虽然这篇作文模仿的痕迹很重，但因为戏尚未公映，报刊杂志上还找不到文章可抄，所以语文老师秦定新认定这是一篇优秀作文，不但给出了92分的高分，还在全班作为范文朗诵。秦老师的褒扬不仅让我的信心一夜爆棚，而且也使我产生了唯恐下一次落伍的焦虑。
我现在还记得，几乎在当天下午我就开始构思两周后的另一篇作文。如此这般良性互动，不久以后我的作文就成了全班也是全校第一，在随后的高中阶段一直和后来成了诗人的邹进齐领风骚。现在我知道，这一切其实不过是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的“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中国版。
高中的日子十分欢快但无比短暂。记得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学校成立了故事队，由我担任队长（这与我的作文写得好有很大关系），每天下午4点正课结束以后通过学校广播站向全校学生播一小时的故事会。短的故事播过不少，全本的长篇只播过作家前涉1972年出版的《桐柏英雄》，也就是1979年捧红了陈冲、刘晓庆、唐国强的电影《小花》的原本小说。
其实，我小的时候十分腼腆——这或许与我妈妈给我起的名字有关：不仅因为我的名字阴柔有余、刚阳不足，而且因为这样的名字常常会因为老师的误会而惹得全班大笑，所以我一般总是避免抛头露面。
但是，故事会的开张以及给地理老师孟涛当助教的经历（那时流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所以我高中时在地理课上，正经给同学们上过一堂祖国“宝岛”台湾的课程），却锻炼了我的口才、去除了我置身于大庭广众下的羞涩，到高中毕业时，我已经变得比较健谈，甚至有几分那个时代并不鲜见的激进。
二、上山下乡：短暂的“革命”历程
激进的特征之一是高中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上山下乡，用当时流行的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革命与否的“试金石”。尽管因为妈妈的阻止未能与邹进同去内蒙古插队（最初我们几个是想去兰考插队的），但我从未动摇过去农村插队落户的决心。
1975年12月，在南京无线电原件七厂当了三四个月临时工后，我按照户口所在地街道的安排，到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土桥公社周郎大队插队落户。
现在想来，去周郎插队多少有些命中注定的感觉，不过此周郎非彼周郎，而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周郎，也就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的周瑜周公瑾！
因为土桥一带东吴时是演兵的场所，那里留下的历史遗迹颇多：入我们大队必经的门户之地便是周郎桥，当地人都说上面还留着公瑾当年的坐骑萌萌的蹄印；不远处是大乔小乔的“姊妹桥”，年轻时每每踏上此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辛弃疾的诗句：“最怜乌鹊南飞句，不解风流见二乔”；当然，圩内平缓的良田千亩之中还有一处高耸的土堆——吴帅墩，想必是当年公瑾阅兵的将台。
在农村插队的两年，第一年在知青聚集的林业队，除了剪桑枝、施肥、培土，也常常会被大队抽调打些杂，从写大批判稿、组织批判小分队到担任专案组长，几乎什么事情都做过。
1976年底，我被抽调出来，随大我几岁、后来担任过江苏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的郗同福到彭家边当工作队队员，3个月后留在11队担任队长，19岁的我正式管起全队130口人的吃喝拉撒睡。
在彭家边11队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除了后来兼任大队团支部书记需要花些时间，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队里和农民一起干农活，其间的辛苦自不必说。
1977年秋天，就是在彭家边的地头上，我第一次听到了有线广播里恢复高考的通知，便和同户12队的知青施君一起报了名。
唯一不同的是，施跃和大队里其他的知青报了名就回城备考，我担任生产队长无法离开，只能和队委们约法三章，自选一些不影响看书的农活：先是看了20天鸡鸭，防止它们吃灌浆后的晚粳稻；后是像林冲一样，在稻子收割后守了2个月的谷场。
那60天里，我每天下午6点在房东家吃过饭，带着自己的书包和放工的农民迎面而过，去离村2里地的库房看场，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回宿舍睡觉。夜里守着昏暗的煤油灯静心复习，偶尔步出库房，在场边的坟地里高吟“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
我应该感谢这两个月的看场，虽然不像施君们在城里有名师辅导，有同伴切磋，但因为心无旁骛、用志不分，我将高中时的全部课程复习殆尽。尽管初试不如施君，复试却超过施君，成为土桥公社77年参加高考的500多位考生中第一批录取的4人中的一员（我们走后，当年还录取了四名“走读生”，而施跃第二年考取南京工学院）。当时不仅自己颇为得志，也让我所在的周郎大队风光了一阵，毕竟16个生产大队只有4个大队有人上了大学。
三、踏入校园：从医学生到社会学教授
其实，我原本应该读中文系的，但因为当时的大学文科极少，在江苏除了有把握考上南京大学的哲学、中文和历史三科，考文科剩下的最好选择就是南京师范学院或地处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
在中学时代，因为我敬爱的老师龙传贤先生一生贫病潦倒，我发誓决不当中小学教师，所以就选择了医学院（当时天真地认为大文豪都是学医的，比如鲁迅和郭沫若）。
因为七七年高考不公布分数，临录取前有一次改志愿的机会，我害怕落榜，就将原本填写的第一志愿——上海第一医学院划掉，顺利进了江苏新医学院（在我进校的时候，学校就开始一分为二，恢复为文革前的南京医学院和南京中医学院）。
不过，进了学校我才发现非我所愿，所以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写“伤痕小说”了，那几年在南京医学院读书的七七、七八级同学至今都记得在板报上读过我写的小说。
这样一种与医学渐行渐远的态势，最终导致了2年后的揖别。在当时的南京医学院宣传部副部长伊力和谢小凡老师的鼓励下，在学完医学院的专业基础课后，1980年3月，我转到本校马列师资班哲学专业继续学习，也因此有幸与樊和平、冷明祥等人师从当时在南京工学院任教的哲学家萧焜焘教授。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苏州市委党校教了两年书，随即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虽然迄今为止我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了32年，但1984年选择社会心理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时却纯粹是一种“偶然”。
因为在大学毕业时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开始是想报考山东师范大学章益教授或南京师范大学高觉敷教授的心理学史研究生的，但在随意翻阅南开大学的招生简章时却意外发现1984年秋费孝通和孔令智两位教授在国内第一次联袂招收社会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
虽然这时的我除了对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学理论和学说史有着比较好的基础以外，对社会学可以说几乎是一窍不通，但好在那时的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提倡有教无类、兼容并蓄，我记得社会心理学方向甚至可以选考生理学，而那正好是我的长项，所以想都没再想，当即决定报考南开。
我后来才知道，这一年报考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考生有400多人。虽然我的笔试成绩算不上前几位，但我的面试即口试成绩第一（后来在央视大红大紫的方宏进口试成绩第二），所以不但考上南开，而且顺利忝列6位硕士研究生之中。
尽管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分别是在南京医学院、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三所大学获得的，但真正在我的思想中打上烙印并赋予我以力量，或者干脆说认同的力量的，是硕士时的南开大学。
我在南京医学院读本科，但是因为我总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学着医科却喜欢文科），所以在这所母校既被别人视为“异类”，也感到她的严谨但局促的格局和我在精神上的不相吻合。
而在读博士不久，我就被破格提升为南京大学的教授，学术基础、研究方向、个人兴趣甚至举止作派已经形成，所以自觉这博士读和不读对我的精神塑造和认同的获得影响不大（当然，我的导师蔡少卿教授给予我的历史学训练现在直接影响到我的研究旨趣，这使我的社会学研究带有鲜明的历史学取向）。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的自我是在南开大学获得的，而我的认同也是在那里确定的，是这所弥漫着创造和自由之风的学校使我成为今天的我，成为一个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人。
其实，1980年代南开社会学的品质和1978年后那个弥漫着改革开放之风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时代，校园里洋溢着激奋的年代才有的特殊气息，而社会学这个被取缔多年、同改革与开放时代有着天然联系的学科一出现，便赢得了校园和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
那情景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验社会学在美国这个天然的实验场中的遭际如出一辙。我在毕业很久以后，还怀念南开的这种自由之风，抱怨南京大学的沉闷。但此后几番回校时，发现这种气氛已无处寻觅。此时我才领悟，南开的品质其是那个特定的大变革的时代造就的。
我们现在每每招收研究生或博士生时，总是为学生的素质不佳而大为感慨。其实，我们刚刚进南开读硕士时，社会学的知识基本为零。但是，当年南开社会学最大的优点在，她就是能够使一个“门外汉”通过自由的阅读和交流，对一门学科发生真正的兴趣。
当时的南开虽然师资也十分匮乏（拥有副教授职衔的专职教师只有一个孔令智），但却请来了诸多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名家大师，包括兼职教授费孝通，以及布劳、波波维奇、富永建一、蔡文辉、陈元晖……等等。
尽管大师们的课程有的只有一次两次，但它却使我们这些学子接触到了真正的社会学，并为这门学科树立了高山仰止的学术标杆。这其实也是从南开毕业的人，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一直被认为是接受过正宗的社会学“洗礼”的缘故。在迄今为止的7位中国社会学界的“长江学者”中，我、张文宏、胡荣和翟学伟都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由此你可以看到南开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硕士学位以后，1987年7月我回到了南京这所我成长于斯并深怀认同的古城，来到南京大学任教。先是进入哲学系，一年后的10月，随同来自经济系和哲学系的几位同仁，来到新组建的社会学系任教。
从1987年到1994年，只用了短短七年的时间，我就从助教晋升为教授。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时任校长曲钦岳院士和先后担任文科副校长的余绍裔、董建、张永桃三位教授，以及新闻系裴显生、历史学系钱乘旦和崔之清诸教授、教务处丁承憼处长。
1993年，在曲钦岳校长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的陆学艺教授的联袂支持下，我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并随后不久破格晋升为教授。2001年5月，在新任南京大学校长的蒋树声教授和副校长洪银兴教授的支持下，我出任社会学系主任，并在2008年建成拥有三系一所的社会学院。自此，长风破浪终有时，始挂风帆济沧海。
四、皓首穷经趣作舟
自1977年考上大学，到1984年终于选定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志业，此后30多年我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选择，甚至为自己一生的选择所庆幸。
如果说人生有什么分水岭的话，我的三条分水岭清晰可辨：
1975年去周郎大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初识社会；1977年考入南京医学院，先攻读医学专业，后改读哲学；1984年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此后虽然生活波澜四起，但方向却再无改变。
最后这一条分水岭隔出的山峦绵延30多年，实际上构成了我的学术生涯的全部脉络。
记得唐代诗人白居易对友人谈起自己的学习经历说：“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
回想起自己32年来的学术生涯，虽然不至到“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的地步，但其间的艰辛确实并不比下乡插队时淡薄多少。自以社会学为志业以来，究竟开了多少夜车，读了多少本书，上了多少课或做了多少场讲演，批阅了多少本学生的作业或论文，参加了多少场讨论会，……在在都无法计算了。唯独好点的可能算是著述，毕竟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的著作基本都保留在册。从1984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起，这32年中我出版的著作、译著、教材和发表的论文总数，当在数百万字以上。
当然，这一切都是要有代价的。32年的研究与著述，不仅耗尽了我的青春年华，用人们常用的话说“青丝变白发”，而且由于长时间的阅读尤其是1992年后电脑的使用，也深深伤害了我原本不错的视力（因为电脑的使用，眼睛的干涩将要成为现代社会常见的疾患，只是我们不幸成了第一代受害者而已）。
而因过去长时间握笔导致的中指上的胼胝（角质增生）和后来又因长时间使用鼠标导致的腱鞘炎（俗称“鼠标手”）的相依并存，更是揭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文化象征；换言之，是体现我们“边际性”的生物性遗存。
这些必付的代价，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古人所说的“学海无涯苦作舟”。不过，如果你想到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代，最好的人生道路就是读书参加科举，博取功名入仕，那么你如果想出人头地，除了头悬梁、锥刺股外别无他途，再怎样吃苦也似乎只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份。
但在选择多多的今天，放弃其他阳关大道，放弃入仕、发财的梦想，甚至放弃个人五花八门的各种喜好，以读书为志业，委实只有内源性动力即自己内心对学术研究的深厚兴趣或真实喜爱才能持久为继。
23年前，《江苏社会科学》杂志采访入选“江苏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时，我第一次写下了“社会心理学家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题记，作为自己的学术格言。
从1984年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孔令智教授攻读社会心理学硕士起，到1993年不过10年，而那时的我也刚刚36岁，正是好高骛远、激扬文字的年龄。
在此前一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度引来“东方风来满眼春”，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在邓公的激励下兴奋异常，而且这种兴奋第一次与政治无涉：市场经济催生了中国人“下海”经商的大潮，一时间几乎所有智商稍高一些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扑腾着入“海”，让我们这些还呆在“岸”上的人在羡慕之余，确实第一次产生了深深的“认同”危机。
借用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中“to be, or not to be”的语式，“留下，还是出走”，这确实成了一个问题！
我所以留下了，在相当的程度上不仅源于我对大学校园里自由而富于挑战的生活深怀渴慕，而且也因为我对自己此时从事的专业——社会学或者说社会心理学——“情投意合”。
我前面说过，为了最终有机会攻读文科，我放弃了当时人们认为更好的医学专业（“文革”刚刚结束时，所有的人都对学文科心有余悸，所以基本上没有人支持我“弃医从文”的选择）。
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学科背景和个人经历，在后来考上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并有机会以社会心理学为志业时，对这门本来就充满了人生奥秘和大众魅力的学科的倾心之情自然就会坚定不移。
从与医学揖别始，一晃30多年过去了，其间有过各种各样的机会“改弦易张”，但我所以初心不改，或者说真正支撑我与社会学“死磕”到底的那份动力，就是欲图洞悉人类社会行为奥秘的那份浓郁而单纯的兴趣。
五、我的几个重要的学术节点
我们说社会心理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最富有魅力的学科之一，理由当然可以列举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社会心理学家既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观察者，同时又是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正是这样一种双重角色，使得社会心理学家既是一种现代职业或谋生手段，同时又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因为他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动力及其规律有着清醒的了解和认识，他的行为及其结果就不可能不受到这种了解和认识的影响。
换言之，对行为的领悟常常支配着他自己的行为，这不能不赋予社会心理学家自身的行为以独特性。
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在其自传《绝非偶然》中所言，每一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都生活在社会的激流之中，他们醉心于研究每个人是如何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改变的，而他们本身也最为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影响和改变，这使得他们的人生对普通人充满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对人类行为的关注，使得他们本人的行为看起来尤为浓墨重彩、特立独行。
尽管阿伦森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绝非偶然”，但如前所述，我在1984年选择社会心理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时却纯粹是一种“偶然”。
不过，这一偶然的机遇却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它决定了我后来所走道路的必然方向。
就是在南开，短短几年内，我逐渐有了一些社会学的感觉或意识。这种社会学的感觉和意识，当然还不是米尔斯所说的那种社会学想象力，即将个人生活的困窘放在宏观的社会背景或环境下探讨的能力，而主要是社会学在切入人类社会行为研究时与心理学的差异。
也就是说，心理学往往关注个人；而社会学则不同，它所关注的是群体，是群体间的交往或互动。在社会学家看来，在个体的社会心理之外，一定还存在着表征群体心理性质的某种东西，而个体的社会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东西所决定的。
上述感觉或意识的形成对我后来相当一段时期的研究极有帮助，因为它促使我在国内最早提倡从社会学的视角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而当时整个中国因为社会学曾经被取消了近30年，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进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大多具有心理学背景，所以整个社会心理学界弥漫着心理学的倾向。
事实上，我刚进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时，也具有浓郁的心理学倾向（比如，1984年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手势在思维发展中的作用》就发表在《心理学探新》杂志上）。
为此，自硕士毕业一直到1990年代初的那些年里，我花费了许多时间进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阐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先后出版了《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现代社会心理学史》、《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流派》和《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四本著作以及诸多论文。
可以说，直到现在为止，我所提出的社会心理学是有着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这样三条坚足的金鼎的观点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界还有着较大的影响，它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学家们从非还原论的视角出发，在群体和社会的层面讨论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
不过，1993年也就是我写下“社会心理学家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学术格言后，我虽然仍然坚守在大学校园中，但研究兴趣却开始发生了变化。
学术兴趣的转向和攻读博士学位有关。那时学校提倡年轻教师攻读博士学位，但鉴于当时只有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社会学博士，我1987年硕士毕业后到南京大学任教，再北上攻读博士有些麻烦，于是就选择了与社会学比较相近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方向，跟随蔡少卿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虽然蔡先生对我没有什么特定的要求，尤其在研究领域的选择上更是尊重我自己的意愿。但是，此时毕竟学的是中国近现代史，即使为撰写博士论文考虑，先前的学术兴趣也不能不发生一些改变。
考虑到在社会史发展历史上做过突出贡献的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一直提倡对一个社会的主观意识或心理构成的研究，并为此创用了心态史（Histoire Mentalites）的概念；加之我硕士时的导师费孝通教授此前一年即199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时，回顾自己一生的研究历程时也感慨，以往我们对中国农民的研究还主要限于人文生态的层次，忽略了社会心态的层次，并且表示愿在有生之年为“心态研究做一点破题和开路的工作”；于是我决定在自己的硕士专业和博士专业之间做某种对接：也就是说，以近代以来中国农民的社会心态的变迁为题，探求其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
1997年，以苏州昆山的周庄镇和温州乐清的虹桥镇为比较研究个案写成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不仅是我此前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为主题和此后以社会学理论为主题发生微观向宏观转向的一个节点，而且也是我从单纯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转向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的一个节点。
在完成这部博士论文之后，我就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跟随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做研究。在美国，一开始，我用周庄的资料完成了裴宜理教授“派给”我的任务——撰写了长达3万字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毛泽东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比较》一文。
后来看到哈佛的社会学资料颇为丰富，我又受到丹尼尔•贝尔和傅高义（Ezra Vogle）两位社会学大师的激励，就依靠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给我的研究经费，开始大模大样撰写起三卷本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的第一卷“经典贡献”。
虽然自2001年担任系和学院的行政工作后俗务缠身，更因为我在此后10年中一直忙于“文化反哺”研究和相关著作的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的后两卷一直没有写出，但是因为2005年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外社会建设理论的比较研究”的缘故，对理论尤其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思考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后来我出版的《理论的邂逅》的文集，也显露了我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相邂逅的学术轨迹。
如果说南开大学的求学经历赋予了我对社会心理学的学术认同，那么这一次攻博的经历以及哈佛大学的访问开始赋予我对社会学理论和中国研究的学术认同。
这样，从2000年5月回到中国后，我不仅在当年的9月就为博士研究生开设了当代中国研究的课程（估计这也是中国学界最早开设的这类课程）并随后撰写了一系列相关的论文，而且在第二年又开设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课程，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成了我学术转向后的两个主要的思考脉络。
不过，即使如此，我也并没有放弃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理学依然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因为我在这一领域投入过许多精力，在这方面也形成了比较好的知识背景，所以事实上我一方面摆脱不了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处理诸如社会结构等宏观议题的时候，也常常会发现自己功力不逮，不如面对社会行为或社会心理这类微观议题时驾驭自如。
为此，我一再申明，在未来的研究中，除了继续保持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兴趣外，在经验研究中，我将主要研究与中国体验有关的那些微观议题，而将中国经验留给那些对宏观制度变迁有兴趣、也有驾驭能力的学者。一个人不仅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也应该做自己能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确实没有放弃社会心理学这个最初引导我走上学术之旅的富有挑战意义的论域，我也因此对此生继续做一名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心理学家深怀认同。
事实上，在2015年出版的另一部列入“国家社会科学文库”的个人著作《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中，我继续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对人类行为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兴趣。说到底，那部著作就是一名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学重建成长起来的本土社会心理学家，对我们这个急速变迁的社会所出现的巨大的代际差异所做的一次系统发声。
随着年龄的增长，近年来我常常会有莫名的焦虑。简单说，马齿徒增，然现实却离心中的大志似乎越来越远。
2015年，在《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一书出版后不久，我在几所大学的讲演中面对学生们“三十年磨一剑”的称赞，却从心底里发出无比悲凉的绝望之感：想想在这个大变迁的时代有那么多值得研究的议题，但每个研究都要花费你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光阴，如此“以生之有涯，对知之无涯”不能不使人惆怅万千。现在，几十年过去了，看起来热闹，其实回头想想却没做什么，借用汉代蔡邕所言“事轻葭莩，功薄蝉翼”表达此刻的感受，就真的不是一句谦辞。
60年快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我的前半生过得虽然算不上成功，但却生动有趣。感谢我们伟大的时代和迈向进步的变革，它给了一个从小喜欢读书的人放眼看世界的机会，也使得一个从小羞涩的学生成为落落大方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