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会不会长久？西方的政治发展令这个问题愈发重要——尤其是，在最重要的民主国家中，一位威权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获得了总统候选人资格。对于引导西方世界、并在四十年来一直吸引其他许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人们不能把其成功看作理所当然。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不复存在，会发生什么？

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前者是普选与牢固的民权及个人权利的结合，后者则是自由买卖商品、服务、资本及自身劳动力的权利。两者拥有一个共同信念，即人应该以个人或公民身份，做出自己的选择。民主制和资本主义还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人有权发挥主体作用。人必须被视为主体，而不仅仅是他人行使权力的客体。

然而，同样很容易发现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民主制主张平等。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至少以结果来说是如此。如果经济陷入困境，多数人可能会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选择威权主义。如果经济结果变得太不平等，富人可能会把民主制变为富豪统治。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要求不断扩大选举权的压力是并行的。这正是为何最富有的国家都是或多或少实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广泛共享的实际收入增长，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和民主制的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如今资本主义却发现，像这样增进繁荣的难度大多了。相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不断放缓的生产率增长却十分明显。这一有害组合令民主制变得不包容，也令资本主义丧失了合法性。

如今的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这也可以被视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任资本家自由行动，他们不会将自己的活动限定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内。如果机遇是全球性的，他们的活动也将一样。因此各种经济组织——尤其是大型公司——也是全球性的。

然而，正如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所指出的，全球化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权。他写道：“民主制、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互斥的：我们能够将三者中的任意两者结合起来，却永远无法同时、完全地拥有全部三者。”如果国家能自由地制定国内监管制度，跨境买卖的自由将会降低。另一方面，如果移除跨境障碍并协调各国监管，各国的立法自主权将会受到限制。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尤其可能限制各国政府制定自己的税收和监管制度的能力。

此外，全球化各个阶段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大规模移民。跨境迁移会催生个人自由与民主主权之间最极端的冲突。前者表示应该允许人们迁移到喜欢的地方去。后者则表示公民身份是一种集体财产权，其获得由公民控制。同时，企业则认为自由聘用人员的能力是无价的。移民问题成为当代民主政治的替罪羊，不仅仅是不令人意外。移民问题注定会在国家民主制和全球经济机遇之间制造摩擦。

考虑一下全球资本主义最近令人失望的表现，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其对掌管我们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精英所受信任的毁灭性影响。考虑到上述所有这一切，对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长久联姻的信心似乎没有保障。

那么，代替这种联姻的可能是什么？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全球富豪统治的崛起，从而实质上终结国家民主制。正如罗马帝国一样，共和的形式也许会长期存在，然而其实质却会消失。

另一个相反的选项则是非自由民主制或直接的“公民投票的独裁”的崛起。在后一种制度下，票选的统治者会同时对政府和资本家实施控制。这正是俄罗斯和土耳其正在发生的情况。接着，受控的国家资本主义会取代全球资本主义，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不难看出哪些西方政客正是想走这条路。

同时，我们中那些希望同时保留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人们，必须面对多个严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推动符合现有企业的利益、严格限制国家监管自主权的进一步国际协议是否合理。对此，我的看法越来越与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教授不谋而合，他曾提出，“对于国际协议，不应以协调了多少措施或撤除了多少障碍评判，而应以公民是否被赋权评判”。贸易会带来好处，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贸易。

毕竟，如果要维持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经济政策就必须以维护多数人而非极少数人的利益为导向；全体公民应被放在首位，政客应该对其负责。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政治秩序的基础就可能会垮掉。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自由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需要一点经营。不能把它的存在当作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