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上卷开篇第一句话，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指出：“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货币。这种货币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记账货币是和债务以及价目单一起诞生的，债务是延期支付的契约，价目单则是购销时约定的货价。这种债务和价目单不论是用口传还是在烧制的砖块或记载的文件上做成账面目录，都只是以记账货币表示。……货币本身是交割后可清付债务契约和价目契约的东西，而且是储存一般购买力的形式。货币的性质（character）是从它与记账货币的关系中得出来的，因为债务和价格首先必须用记账货币来表示。”（Keynes，1930，p.3）

在做了上述简短的定义之后，凯恩斯在《货币论》上卷数章中分析了当时他观察到的许多货币的存在形式，包括记账货币、商品货币、正式货币、国家货币、银行货币、管理货币、流通货币、收入货币、营业货币、储蓄货币、不兑换纸币、正式货币、表征货币，等等。80多年之后，我们现在真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凯恩斯对货币分了那么多类，甚至也不知道他说的每类货币到底是指什么。

尽管如此，但是，凯恩斯在《货币论》的前几章中的，确实说出了一个至今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乃至货币史家都没有弄清楚的一个重要事实，货币的存在形式之一是“记账货币”。这一点对理解到底什么是货币，以及货币是如何产生的，货币在市场中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当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均有着切实的意义。实际上，经济学中的许多困惑都似乎与这个问题有关，而理解了这一点，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下世界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

我们已经知道，自从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以来，商品货币说一直在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都是如此。按照这一流行的商品货币理论还认为，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只是一种一般等价物，是市场交易的媒介。由此，经济学家们用理论分析的逻辑推出货币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历史逻辑是：物物交换→一种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金银→铸币→纸币→信用卡货币→电子数字货币。

当然，在21世纪的当下世界，尤其是在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之后，各国的货币已经越来越变成了一种“无锚的电脑数字”了，因而似乎今天很少有人再讲商品货币观了。但是，由于数百年来经济学的传统教说与理论承传，许多人实际上还是在信奉着商品货币观，结果仍然不清楚货币的本质是什么，甚至连货币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很多经济学家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而大多数民众，更是相信货币总是政府机构和央行铸造出来和“发”出来的。

这里关键的问题人们还是没有意识到，从古到今，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之一，除了金银、铸币、纸币或任何一种商品货币外，还有一种“记账货币”。不但在今天的21世纪是如此，甚至在远古的任何时候和许多国家和文明中也曾经是如此。按照人类学家格雷伯的研究，商品货币，如金银、金银铸币等等，作为货币的一种存在形式，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极少在买卖东西时使用”（Graeber，2011，p.60）。只是在大额市场贸易和最后清偿债务的必要时，才会用到。

且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现代银行的产生，货币越来越采取记账货币的形式了。乃至到今天，像美国、英国等这些现代国家，记账货币已经占货币存在形式的90%以上。正如笔者在上次专栏文章中所指出的，按照我们现在（2016年6月末）149.1万亿广义货币M2和只有6.28万亿元流通中的现金M0来计算，作为各类银行账户中各类存款的中国的“记账货币”，目前已高达95%以上了。

也许我们今天还认为，人们在市场交易中越来越不用现金（包括纸币和铸币），而越来越用银行账户转账的支付和清算形式，只是到银行和现代金融机构出现后的一种现代和当代社会现象。但是，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著的《债：第一个5000年》的研究，记账货币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而是像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说的那样，应该是货币的“原始概念”。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格雷伯就问了这样一个现代的问题：你是否还记得有多少次听别人说，随着虚拟货币的到来，随着货币变成信用卡内的数字，美元变成了一段一段的电子信息，我们将被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金融世界？

但是格雷伯认为这样的认识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误识。因为当人们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问题是，人们所要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虚拟货币（virtual money）没有任何新颖之处”(Graeber，2011，p.17)。

格雷伯说：“事实上，虚拟货币正是货币的原始形式。信贷系统、账款，甚至花费账目，要比现金（case）出现远远早得多。它们与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古老。诚然，历史上存在过金银块货币（bullion）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里假设金银就是货币，也存在货币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虚拟计量单位的时期。我们发现，在历史上，这两类不同的时期交替往返。但是，根据史实，是信用货币率先出现，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复古。在中世纪，甚至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事实都被认为是常识。”（同上）

格雷伯的研究发现，在人类最早的农业帝国时代（公元前3500年—前800年），远古的人类社会主要使用虚拟信用货币。然后到轴心时代（Axial Age，公元前800年—公元600年）随着铸币的兴起，人们普遍改用金属货币和铸币。再接着，虚拟信用货币在公元600年到1450年回归了。到了15世纪后，随着欧洲人发现了美洲金银矿，大量金银流入欧洲，欧洲各国也随之实行了数百年的金银货币时期，且这一金（银）本位制一直延续到1971年尼克松政府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人类社会随之进入了无锚的信用货币时代，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各国大都进入了无锚的电子数字“记账货币时代”。

格雷伯首先发现，信用货币最早曾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人类所知最早的城市文明中普遍流行过：“在巨大的庙宇与宫殿中，货币很大程度上起到的是记账单位的作用，而不是实际的转手。而且，商人和小贩还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信用安排。这些多以泥板为物理形式出现，上面刻有未来偿还的义务，这然后又用粘土封装起来，上面盖有贷款人的标志。出借人会保留这个包封，作为信物，到偿还时再打开它。至少在一些时候或地方，这些封存的文件发挥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可转让票据（negotiable instruments）的作用。”（见中译本，第208页）

这确实证明了凯恩斯后来的断言，记账货币是货币的原始形式。格雷伯的研究还发现，在古埃及，国家和庙宇官僚掌控一切：“税收种类繁多，国家不时发放分配款、工资和报酬。在这里，货币同样明显地是会计手段。基本单位是德本（deben），或者说是‘度量’，最初指的是谷物的度量，然后延伸到铜或银。有少数记录明确显示，这些材料在交易中不会拿出来称重量……”（同上，第211页）

在研究人类社会的货币制度史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在古希腊荷马时期，人们曾用牛做货币。德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劳姆（Bernard Laum）曾发现，在古希腊的荷马时代，当人们衡量一条船或一套盔甲时，人们确实是用公牛做度量单位(因而史学家们认为荷马时期古希腊社会是用牛做货币)。但是，劳姆也发现，古希腊人在进行物品交换时，实际上从来不会真的为任何物品支付公牛。这么做的原因是，公牛是当时古希腊人供奉神祗的祭品，因而代表绝对的价值。（同上，第59页）由此我们今天也可以认为，荷马时期的古希腊，与其认为牛是一种商品货币，毋宁认为古希腊人用“牛”作为一种计量单位，一种“money of account”。

格雷伯的研究还发现，从苏美尔人到希腊古典时期，尽管人们支付长工干活会用金银（块/粒）作为货币来支付，但金银主要是作为寺庙的祭品用于供奉：“在世界各地，货币似乎都是从最适宜供奉神祗的物品中诞生的。”（同上，第59页）

到了轴心时代，在公元前600年期间，在西安托利亚（今土耳其境内）的利迪亚王国、印度的摩揭陀王国和中国春秋时期（Niv Horesh，2014，Chinese Money in Global Contex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20），几乎同在一百年间出现了金属铸币，接着在希腊城邦国和古罗马，乃至在中国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铸币盛行起来，欧亚大多数社会随之进入了铸币时代。尤其是在商业帝国古罗马的各时期，铸币大量出现和广泛使用。但是，到了中世纪（公元600—1450年），“在欧亚大陆的各个地方，各种形式的虚拟信用货币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同上，第241页)。

格雷伯的研究发现，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东、西哥特王国和法兰克王国，人们生产少量的硬币，货币在本质上仍带有很大程度的信用货币的性质。还有，“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稍微粗略地浏览一下‘野蛮人的法典’，就可以发现，即使在黑暗时期的顶峰，人们仍在用罗马货币仔细地记账，以及计算利息、合约和进行抵押”（同上，第242页）。这说明记账货币在欧洲中世纪普遍存在。对此，格雷伯说：“中世纪到来的标志之一是一切走向抽象：真实的金银大多积存在教堂、修道院和寺院了，货币再次成为虚拟的单位。”（同上，第256页）

格雷伯还发现，几乎在这同一时期，在中国的北宋年间出现了“飞钱”和“交子”，并出现了类似于银行的经营类业务（banking operations），即一些类似唐代柜坊的交子铺或交子户，以接受现金和金银锭块代为担保，然后允许储户用他们的收据作为承付票。到公元1023年，最终由北宋朝廷设立了掌管纸币流通事务的机关的“交子务”(并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13—320页，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会专门谈到)。格雷伯的研究还发现，在这一时期的近东的伊斯兰世界，也出现了承付票据“sakk”和“ruq’a”，这些支票可以汇钱和转让信用证可以穿越印度洋和撒哈拉沙漠。因此可以认为在伊斯兰世界也存在记账货币（同上，第262—263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债:第一个5000年》中，格雷伯还注意到了11—13世纪的两位波斯的两位智者加沙里（Ghazali，1058—1111）和图西（Tusi，1201—1274）关于货币的本质的论述，并认为他们对货币和语言的论述可能曾经影响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关于劳动分工和语言的论述。格雷伯发现，在加沙里的《圣学复苏》（Ihya）中，他曾这样认识货币的本质：“一样东西只有当其本身没有具体特殊形态或特质时，才能与其他的东西相联系——例如，一面没有颜色的镜子可以反射所有的颜色。货币也是如此。它本身没有目的，但它起到媒介的作用，促使实现财货交换的目的。”(同上，第267页)加沙里对货币的本质的这些认识，现在看来甚至超过许多世纪后一些大经济学家对货币本质的认识。

在中世纪的欧洲，与其他地方一样，铸币开始消失，“货币回到了虚拟状态，人们继续根据罗马货币计算成本。之后，到了加罗林时代，人们使用的是‘想象的货币’——这是一套纯粹构想出来的系统，包括镑、先令和便士。这个系统通行欧洲，用于记账，直到17世纪”（同上，第269页）。

格雷伯还发现，中世纪的国王们定期发布政令，修改他们的硬币与记账货币的关系，国王们频繁地召回硬币进行重铸。在这一时期，“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交易完全不需要使用现金，使用的是赊账、辅币、分类账或以货贷款交易”。这一时期，“实体的黄金和白银虽然没有消失，但越来越多地存放在神圣的场所；市场日益开始受到教会的控制”（同上，第269页）。这也恰恰证明了凯恩斯在《货币论》第一卷第一句话，记账货币是货币的“原始形式”。

然而，随着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美洲的金银大量流入欧洲，世界又开始脱离虚拟货币和信用经济，再度开始使用贵金属货币。这个时代大约从1450年开始，直到20世纪才逐渐结束。在15世纪从美洲来的白银如洪水般地涌入欧洲，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过程，并在西欧引发了“价格革命”。欧洲人在美洲开采的白银也流向了亚洲。尤其是在明代，中国向欧洲大量出口丝绸、香料、瓷器、钢铁，却几乎发现从欧洲没有什么可进口的。结果大白银流入了中国，促使明朝中晚期之后中国货币的白银化，也促使了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中国市场经济近百年的繁荣。

对于这一时期世界贸易和金银的国际流动，格雷伯的研究甚至发现：“1540年，白银供过于求，致使欧洲价格体系崩溃。要是没有中国的白银需求，美洲的矿业此时无疑会停止运作，整个美洲殖民计划也会功亏一篑。……到了16世纪，中国每年几乎要进口50吨的白银，相当于从美洲运抵的白银的90%。到了17世纪初，这个数字达到116吨，或占97%。为了换取这些白银，中国出口了大量的丝绸、陶瓷和其他产品。”（同上，第295页）

尽管自15世纪开始，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欧洲各国进入了金银实体货币时代，但是记账货币仍然没有完全消失。这主要是因为，在欧洲各国，“税要以贵金属的形式缴纳。相反，人们的日常活动仍在继续使用各种形式的虚拟信用货币，这与中世纪的情形相比没有多大变化。人们仍然使用符木、承付票据。如果是在小一点的社区，人们干脆就简单地记录谁欠谁什么东西。真正造成通货膨胀的，是那些拥有金银最终控制权的人。政府、银行家和大商人能够借助对金银的控制权，改变经济规则。首先，他们规定金银是货币。其次，他们引入新形式的信用货币，供自己使用，与此同时逐渐地摧毁了地方的信用体系。而正是这些地方信用体系，使欧洲各地小规模社区得以在几乎不使用金属货币的条件下运作”(同上，第296页)。

除了格雷伯，最近的许多史学的新近研究也都颠覆了传统的商品货币史观。尤其是英国经济史学新秀克雷格•缪尔德鲁（Craig Muldrew）的研究更是如此。缪尔德鲁详细研究了16—17世纪英国的财产清单和法庭案件，发现15世纪后流入欧洲美洲黄金和白银，只有很少一部分最终流入普通农民和商贩的口袋，而大部分金银则藏在贵族、伦敦大商人或王室国库的保险柜中，而在城市或大型城镇周边的地区，店铺老板会仍然发行他们的铅质、皮质或木质代币，或6个月或1年才进行一次结账清算，差额之处才用硬币或其他物品来补足。（参Muldrew，1998，The Economy of Obligation: The Culture of Credit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New York: Palgrave）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在15到18世纪，记账货币也在欧洲各国大量存在。

在16世纪后期，现代银行在威尼斯最先出现。其后，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德国的汉堡、英国的伦敦也相继出现了银行。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银行得到了普遍发展。人们的市场交易越来越是“impersonal exchange”的市场交易。市场贸易的支付和债务清偿也越来越通过银行间的转账支付来完成，记账货币则越来越成为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乃至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货币均已主要为“记账货币”所构成了。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不存在记账货币？

在上一篇专栏文章中，我们已经知道，几乎在所有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债均先于货币，因而有货币起源于债之说。作为金属铸币的中国货币几乎与其他两大轴心文明同时出现在公元前700—前600年，这在今天看来应该是共识。尽管在中国的古典文献如《管子》中有在夏商的禹、汤时期就有铸金币之说，但大多数中国货币史家认为“那都是没有根据的话”。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也有周武王“发鹿台之钱”说，中国史学大家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页）先生则认为那“也是不可信的”。

按照彭信威的研究，“中国的货币，不但产生得早，而且独立发展成为一种货币文化”，“中国货币的发展，脉络很清楚。基本上没有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同上，第2—3页)根据国内国外中国货币制度史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债也先于金属铸币，这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尽管在中国远古历史上债出现很早，但我们还无法确定是否中国在远古时期就有“记账货币”。至少从按照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千家驹和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和叶世昌先生（《中国货币理论史》和《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中，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一点。

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历史中，由于市场的商品交换和市场贸易一直不是太发达，而市场交换多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换，人们市场贸易中多用铜铸币和铁铸币。在元朝，中国曾广泛实行纸币制度（辅有铸币），但结果也是通货膨胀和王朝覆灭的例子。从明代明太祖时期到明代中期，中国也实行过一段时间的纸币制度，即大明宝钞制度，但由于明初和中期之间数百年的通货膨胀，大明宝钞钞值惨跌，到明英宗时期（公元1444年之后），大明宝钞终成废纸。这时，中国正好赶上世界的白银大量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大量流入国内，随之在明代中后期中国采取了白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

尽管自唐代开始，中国就采取了银锭做货币(见Catherine Eagleton & Jonathan Williams，2007，Money: A History，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的制度，但是，在唐以后市场交易小额交易中，人们一直多用铸币来完成交易，到明代中后期也是如此。目前，从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和千家驹、郭彦岗的《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中，我们还很难看到古代中国记账货币的记载。

但是，按照吕思勉先生的《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的研究，唐宋时期出现的飞钱，实为一种信用票据，还不是纸币。而按照彭信威以及千家驹、郭彦岗的研究，在北宋初年到真宗时期（公元960—1016年），北宋流行一段时期的民间盛行“交子”以及官方和户部发行的“会子”，这实际上都是一种信用票据，一种钱的代用劵，今天看来实际上背后都有一种“记账货币”制度的支持。

另外，在南宋时期以至之后，由于钱荒而导致市场交易中出现的“短陌制度”（“短陌”是指在不增加铸币数量的前提下，在支付计算钱的数量时，把不足一百文当做一百文的习惯，百文为“陌”，十足的百文钱称为“足陌”，不足百文钱的称为“短陌”）的出现，今天看来也有“记账货币”制度的成分。

按照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国货币史家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研究，在当时中国出现铸币钱荒的情况下，实行“短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铸币的短缺，促进了市场商品的交易。在宋代的租赁契约中，也留下了类似的多种“短陌”标准。因此，万志英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各种‘短陌’已相当于一个自由的造币系统。铜钱保持着作为基准货币的主导地位，但作为记账货币用于计量商品价值的铜钱，逐步与铜钱的实体分离。”（见von Glahn，1996， 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Berkeley，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 248）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唐宋乃至明清时期中国均是有一定的“记账货币”存在的。

另外，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有限发展和长程贸易的出现，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各种账局、钱庄、票号、典当铺、信局等等信用机构，尤其是历史上延续数百年的山西票号。这些当铺、票号、账局和钱庄，实际上在实行一种银本位和金属铸币下的“记账货币”制度。

另外，即使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如果考虑债权和债务关系，除了白银和金属铸币来清偿外，不管这种债务最后是或房产或土地来清偿，或是最后用劳役来清偿，来由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实际上仍应该不排除“记账货币”的存在。到了近代以来，随着现代银行和信用机构的产生，中国记账货币应该是广泛存在了，且随着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乃至从金属铸币向纸币乃至当代银行卡记账货币的发展，“记账货币”越来越变成了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了。

综观东西方的货币制度史，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两点：（1）在近东、中东、埃及和欧洲历史上，记账货币应该出现很早，且一直存在，到了当代社会则越来越变成了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

（2）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市场交易多是人们面对面的交易，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的说法，中国古代的市场交易多是“personal exchange”，加上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导致中国古代的货币主要是官铸的金属铸币、实物金银和“实物货币”，以及元代到明代中期和清朝的纸币。只是到了唐宋时期，随着一些质库、柜坊、交子铺、交子务、会子务等信用机构的出现，记账货币才开始萌生。到了17世纪后，随着账局、钱庄、票号、典当铺、信局等的出现，“记账货币”在中国社会中开始较广地存在了。到了近现代，随着现代银行和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产生，记账货币才在中国经济体的货币中占越来越多的成分，乃至到当下，在中国货币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记账货币（银行账户中的电脑数字）已经成了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了。

我们这样大范围地考察记账货币及其世界货币制度史，并不是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知识趣味考察，而主要是帮助我们理解货币本质及其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由于“记账货币”完全是一种信用货币，在当代的货币制度中，这种记账货币既不需要贵重的金银实物（尽管在历史上要以金银或商品实物来支持），也不需要金属铸币（金、银、铜、铁、铝、镍、镁、锌等）的生产及其铸造成本，甚至到了不需要为制造精美的造币纸的印制成本，货币完全可以从央行和商业银行的电脑软件中“无中生有”和任意创造了。这样一来，如何管理货币以及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成了现代经济运行管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理解货币以及货币在经济增长和商业周期中的作用，也当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不理解“记账货币”及其产生机制，就难能理解货币的本质，也就会对货币及其政府的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不理解现代货币的“记账货币”的本质，也就无法弄清这样一个现实中的悖论：为什么经过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而向市场投入了大量美元基础货币，但到目前为止，为什么美国的M2与GDP的比重只到现在大约只有0.69，而虽然从2007年中国央行虽然屡屡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到从2007年初的9%、提高到2009年的15.5%乃至2012年的21.5%历史高位，即使经过2014年、2015年的数次降准，到现在，大型中国商业银行的法准金仍高达17.5%），但中国经济体中的广义货币M2已经快速成长到了近149.1万亿元了，M2与GDP的比重已经高达近2.2。

当然，这里要注意到，因货币分类和金融数据统计口径的不同，中美的M2/GDP的比率并不完全可比，但是这一数字至少可以反映中国经济体内广义货币的超高速增长而目前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的“货币存量”的事实。

1995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只有6.1万亿元不到，到2007年就增长为40.3万亿元，而到2016年6月末已经高达149.1万亿。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自2007年以来，央行就一直不断地提高法定准备金。不理解记账货币及其创生机制，不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制度安排，不了解在中国文化和制度与西方文化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中不同的“货币内生”原理，又怎么会理解这一现实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