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非裔美国人奥尔顿·斯特林(Alton Sterling)在路易斯安那州遭警察枪击身亡。次日，另一位非裔美国人菲尔兰多·卡斯蒂利亚(Philando Castile)也在明尼苏达州被警察击毙。这两起事件引来黑人民权抗议组织“黑人的命很重要”(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集会。在达拉斯的集会现场聚集了800余名抗议白人执法行为的示威民众，也正是在当天，一名名叫迈卡·约翰逊(Micah Johnson)的25岁美军陆军退役士兵用步枪伏击了12名警察和平民，最终造成5名白人警察身亡。美国黑人与白人的冲突不仅与现在的政策有关，甚至不仅与所谓奴隶制的“幽灵”和事后的负罪感有关，它更像一种认识论结构上的偏差。这一连串事件为现实政治提供了足够多的理由将种族间的紧张关系问题化，但并不只有种族矛盾一个问题。

八年前，当贝拉克·奥巴马获选第44任美国总统的时候，人们期待看到种族问题在他的任内得到和解。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总统，解决种族争端似乎既是奥巴马的竞选筹码，又是大众对其执政理所当然的期待。然而，奥巴马本人就代表着一个反身性的美国寓言。奥巴马的父亲是肯尼亚卢欧族黑人，母亲那边主要是白人血统，甚至还有一些黄种人血统。青年时代的奥巴马因多种族背景很难取得社会认同，他的家境和前途都不算好，生活过得很迷惘。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肯定了美国民权运动取得的成就。确实，他不但不用像他父亲那样担心种族隔离政策将他隔离在白人餐厅之外，而且有机会成为公众人物和政治家，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不幸的是，直到今天，美国社会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而发生在七月初的三场卷入种族矛盾的案件将任期末的奥巴马再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

今年较早退出总统大选角逐的本·卡尔森(Ben Carson)对奥巴马的批评很到位。他在许多场合批评奥巴马的执政过于乐观和敷衍，并强调真正有助于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是让经济实力薄弱的少数族裔接受良好的教育，让他们走进学校、走进工厂。卡尔森的意思是人们往往放大种族差异，却忽视了阶级差异。正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达拉斯枪击案后所言：“（我们）不得不聆听非洲裔同胞发出的合理哭诉。”阶级矛盾以种族矛盾为屏障，这其间底层少数族裔者的诉求被政治话语由阶级(class)范畴转化为群体(group)范畴。

除了种族矛盾，控枪禁枪的呼声成为阶级矛盾的另一块“挡箭牌”。包括奥巴马在内的许多民主党人士抓住时机，宣导禁枪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禁枪将让发生在这些警察家庭的悲剧不再重演。纵使枪支暴力问题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也确实牵涉到各方利益集团的角力，但达拉斯枪击案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此，而过分强调枪支的负面作用只会避开更关键的问题，有“顾左右而言他”之嫌。嫌犯约翰逊并不关心家庭的事，尤其他成长于一个破碎的低收入家庭，并且在他的案件中，步枪只是作案工具，而非动因。即使他没有枪，他与白人警察的矛盾依然存在。更何况控枪和禁枪都不能解决美国社会的暴力因子，因为许多枪击案所用枪支都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购得的。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自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以来，除去在2001年“9·11”事件中身亡的警察，奥巴马总统任期内遇袭死亡的警察人数是最少的，为62名。并且从1981年里根上任以来，这一数据正以每年约10人的数量递减（里根：101名；老布什：90名；克林顿：81名；小布什：72名；奥巴马：62名）。但此案作案动机与嫌犯约翰逊的复仇心态有关，因此达拉斯枪击案备受瞩目。追踪约翰逊复仇心态的形成轨迹，便会发现酿成悲剧的是一系列机构和社会问题的复合体。约翰逊成长于分裂的底层家庭中，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高中毕业后，约翰逊加入了美国陆军，并于2013年被派往阿富汗执行任务。在阿富汗期间，约翰逊因涉嫌性骚扰一名女兵被遣送回国。

带着战争创伤和对国家机器极度不信任的约翰逊回到了得克萨斯州。退役后，约翰逊担任了一段时间智障儿童助手，在枪击案发生前都没有作案记录，也和“恐怖组织”没有关联。不过据媒体报道，从阿富汗归国的约翰逊曾在新黑豹党(New Black Panther Party)的休斯顿分部工作半年。媒体还发现约翰逊曾参与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还附有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的三色旗帜。媒体越是注意这些觅得的线索，越反应出美国主流社会对激进运动的不宽容态度。六七十年代活跃在美国的黑豹党也好，近三十年涌现的新黑豹党也罢，都曾被作为马丁·路德·金式的非暴力民权运动失败的替代性方案出现。上世纪中叶，主流媒体甚至褒扬和鼓励过黑人权力运动。但这些运动的组织者和他们所反对的对象一样，容易陷入悖论的漩涡，越是强调自己的黑人身份，越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这样一来，越来越多激进的黑人民权运动组织选择与现实政治正面交恶。比如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美国部分保守派新闻媒体曝出，新黑豹党胁迫选民投票给奥巴马。尽管类似消息无从证实，但势必无利于缓解种族矛盾。

诚然，黑人群体的压抑与反抗只是一个时代大气候的部分表征。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朱利安·泽利泽(Julian Zelizer)在达拉斯枪击案后发表了一篇长评，高屋建瓴地谈了他对美国种族矛盾现状的看法。他认为，美国正犯着和1968年相同的错误。1967年7月，当底特律、密歇根、纽瓦克和新泽西的种族冲突平息后，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建立了著名的“科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用于调查暴力的根本原因。调查报告显示，“越战”对总统信用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同时美国南部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保守势力联合起来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此外，六十年代末的民权运动分崩离析，没有耐心的黑人权力运动激进分子和黑豹党希望在就业、警察、住房和种族隔离问题上的斗争更大胆些，一些非暴力斗争演变为暴力斗争。讽刺的是，约翰逊总统拒绝接受这份由他亲手组建的顾问委员会出具的调查报告。但该报告得到了公众的足够重视。1968年3月矮脚鸡出版社(Bantam Books)出版了该报告，再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维克(Tom Wicker)一介绍，该书以74万册的销量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如果把眼光放在美国全境甚至整个欧美社会，“科纳报告”中的许多内容和今天的情况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暴力本身并不构成暴力的根源，归根结底暴力是社会经济问题的症候，是排解的管道。贫富差距正不断扩大，阶级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许多岗位因技术的介入，不再需要人力资源，大量没有不动产的底层劳工回到更底层的城市空间，负担更重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这样的状况不仅发生在达拉斯，即使在光鲜的旧金山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在种族矛盾和枪支暴力的双重伪装下，是政党与政党希望代表的选民的脱节，这是当下欧美政党政治面临的普遍困境。

眼下，社会阶级差距不断扩大，许多选民对政治议题没有兴趣，投票率不高。政治“脱敏”成了不同阶级的普遍现象，不仅发生在底层，就算是中高收入人群中也有不少对政治制度失望的人。有民意调查显示，超过20%的注册选民既不会投票给希拉里，也不会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这其中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者样本，还不包括那些有投票权但不参与政治的人。拿这次各方对达拉斯枪击案的回应为例，民众已经厌倦了政治家的陈词滥调，认为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发言空洞而无意义。也许正是这样，特朗普稍微在修辞上做点文章，就能俘获不少选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