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尊重国际法方面，里根政府相当反常。美国在历史上是遵循联合国国际法院判决的。”

保罗·S·赖克勒(Paul S. Reichler)的首个大机遇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他从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毕业不久，在一家一流华盛顿律所担任助理诉讼律师。那个时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s)刚刚在尼加拉瓜取得政权，律所合伙人不介意委派一名理想主义的年轻律师，去全职追回被索莫萨港(Somoza)独裁政权窃走的国家资产。

但接着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赢得美国大选，让美国在中美洲的政策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家律所的一些资深合伙人正准备加入新一届政府，而后者已经将推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列为它在外交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目标。赖克勒很快就面临抉择：抛弃桑地诺，或离开这家律所。

他选择继续和尼加拉瓜人站在一起，并在1986年为他们在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赢得了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这个案件中的被告是他自己的祖国美国，美国被法院要求停止在尼加拉瓜的港口外布置水雷。之前拒绝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里根政府无视这一裁决，确信自身可以承受违反国际法的指控。                

赖克勒现年68岁，是弗雷-霍格(Foley Hoag)律所的一位资深合伙人，在他30年前离开的华盛顿的高租金地段拥有一间转角办公室。不过，最近他又返回了海牙，在那里有一个进行了三年的案件本周迎来裁决，他所代理的菲律宾一方大获全胜，一个国际仲裁庭否认了中国在南海提出的几乎所有领土主张。

这起案件与尼加拉瓜案件有许多相似之处。赖克勒又一次协助一个小国对抗一个大国，这次是菲律宾对中国。这起案件中的大国也同样拒绝参与仲裁，并公开谴责仲裁庭，称它存在偏见和反亚洲。（在80年代的尼加拉瓜案件中，美国在早期参与了仲裁，但之后又退出。）和里根政府相比，中国态度更加激烈，誓称将无视仲裁结果。

在赖克勒看来，中国目前的行为比80年代的美国更为极端。赖克勒现在跻身于一个人数极少的律师群体，其成员为向国际法庭和仲裁庭提起诉讼的国家服务。

“尼加拉瓜案是一个例外，一个很大的例外，也是一个糟糕的例外，”赖克勒说。“我认为，在尊重国际法方面，里根政府相当反常。美国在历史上是遵循联合国国际法院判决的。”

赖克勒表示，菲律宾提起的这个案件是第一次有国家在海牙国际法庭或仲裁庭上对中国提其诉讼，尽管北京曾被卷入与世贸组织有关的仲裁，并接受了对自身不利的裁决。

在外界看来，中国缺席仲裁似乎让这个案件进行得更加容易。赖克勒表示，实际上中国在海牙仲裁庭典雅庭室内的缺席，让案子变得更加困难。“在这样一个案件中，仲裁庭想把事情做对。这里有五位声名颇为显赫的法学家，他们知道这个案件事关诸多利益，”他说。“他们知道案子会受到非常仔细地解读。”

所以，仲裁人没有单纯依据赖克勒及其律师团队和环境专家提供的证据，而是对南海历史中的微不足道的细节进行了自己的调查，包括中国建造的人工岛周围的水深。

“做了将近40年的诉讼律师之后，我很清楚有另一方参与总是更好的。相比我过去参与的案件，菲律宾被问到的问题至少有十倍之多，”他说。“有时在辩论中，仲裁庭提出的论点比另一方本来可以提出的还要有力。”

作为美联社知名棒球记者（挖出了有关乔·迪马吉奥[Joe DiMaggio]退役的独家新闻）约瑟夫·L·赖克勒(Joseph L. Reichler)之子，赖克勒在长岛长大，身上充满了想要为世界行善的使命感。他出生得太晚，没能赶上民权运动，但他1969年从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毕业时却面临越战征兵。

“我知道自己不会去跟越南人打仗，所以只能去加拿大，进监狱或者加入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他一边在国民警卫队服役，一边在哈佛法学院就读，心存将来能帮助穷人的希望。“那时候，我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最近以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牧师身份退休的约瑟夫·埃尔德里奇(Joseph Eldridge)回忆说，当赖克勒在卡特政府执政的末期来到了华盛顿时，他在围绕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首领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周围的一众反战活动分子、记者和名人之中脱颖而出。

“从一开始，保罗明显就和其他人非常不同，”埃尔德里奇说。“他离开了华盛顿市内相当于华尔街的地方——K街的大办公室——去给一个被认为对美国形成致命威胁的政府做代理律师，与让人畏惧和厌恶的丹尼尔·奥尔特交好。

在为针对里根政府的案件做准备时，年轻的赖克勒知道他需要为自己的团队增加一些有份量的人物。因此他邀请了哈佛法学院颇受欢迎的教授、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法律顾问的艾布拉姆·蔡斯(Abram Chayes)。蔡斯直击要害，以极大的热忱向15名法官讲述了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给该国造成的伤亡和破坏。法庭以15比0的票数做出裁决，要求美国停止这一行动。

因为赖克勒是这起案件背后的推动力量，所以案子的成功大多归功于他。自那时开始，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以进步律师角色解决那些他感兴趣的议题——人权、领土主权、跨境环境破坏等——而且几乎总是站在弱势的一方。

代理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案件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成为赖克勒的一个专长。他先后为毛里求斯（对英国）和孟加拉国（对印度）赢得胜利。另一起索马里对肯尼亚的案件还没有做出裁决。

就在有关中国的裁决公布四天之前，他在另一个不同的法律领域内为乌拉圭赢得了一场仲裁案的胜利。在那个案件中，乌拉圭严格的烟草控制法受到了菲利普莫里斯国际集团公司(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的挑战。

当一个美国人权组织请求他为从古巴关塔那摩湾监狱(Guantánamo Bay)早期就被关押在那里的一名囚犯易卜拉欣·阿尔-库西(Ibrahim al-Qosi)做代理律师时，赖克勒说他当时没有犹豫。此前，库西与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一起从阿富汗的托拉博拉逃走，被指控为恐怖分子提供实质性帮助——做饭和开车。

赖克勒十多次前往关塔那摩，与美国军事委员会进行谈判，最终达成了一项认罪协议，使库西获得减刑。2012年，他被送回苏丹。

对于为基地组织的帮手服务，他不会感到不安，尽管库西最近又出现在该组织的宣传视频上。“早些年，关塔那摩给囚犯提供的条件和对待他们的方式是极端恶劣的，真的有违美国的价值观，”他说。“我信奉那些价值观，我相信为阿尔-库西做代理律师是在捍卫这些价值观。”

当菲律宾认为自己和中国就南海争端进行的谈判走入死胡同时，该国外交部长、同时也是一名律师的阿尔韦特·德尔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提议申请国际仲裁。

德尔罗萨里奥表示，他当时满世界搜寻不会被起诉中国的提议吓到的律师，最终向当时的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S·阿基诺三世(Benigno S. Aquino III)推荐了赖克勒。

对于海牙的裁决，中国做出了不妥协的姿态，发誓不会接受，承认或执行其判决。在许多人眼里，这种不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裁决的行为属于离经叛道。

如同尼加拉瓜案件一样，该庭的判决没有执行机制。但就像在80年代一样，希望犹存，因为裁决有可能打开解决这一问题的大门。

尽管遭到里根政府的无视，1986年的裁决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会的反对，也使中美洲各国政府坚定决心，努力终结尼加拉瓜的战争。

“这项裁决可能会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一年或更长时间里努力解决与菲律宾之间的争端，”赖克勒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调和其立场与最终判决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