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的时候，有门功课叫《算术》，进入初中就改成《数学》了。从计算的技术，到数字的学问，感觉深奥了许多，心生敬畏，学起来格外地认了真。现在的教材已经一致起来，这样比较好，否则，岂不是把数学划分为算术和数学两个时代，我们的祖冲之只好叫算术家，而欧几里德们才是数学家，平白地吃了大亏。

最近，看到几位学者文章，在提农村研究学术高度不够的问题。可见，他们是不满足了，要把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升格为对农村学的研究。升格当然是件体面的事，比如从医生而医学家，从律师而法学家，听起来更象学者。这话说说简单，倘真的去建一门农村学的学科体系，就一定要发愁，除非把要研究的区域封闭起来，否则，永远别想说明什么规律。于是有人想到了乌托邦，学者们在臆想中的自然保护区里研究三农问题了。

学者们要提高学术门槛，没什么不对。这些年，拿三农问题说事的确实大有人在，沾边不沾边的都来写论文，当今的学术腐败之中，关于三农问题的假论文、假学者，肯定最多。其实单纯为了发表，并不至于特别让人气愤，如果是持了高高在上的姿态来说三农的事，这就比较可恶了。需要提醒的事实是：当个好医生并不容易，比如神医扁鹊；最早的数学著作叫做《九章算经》，经者，天书之尊也。同样，三农问题是需要面对面的，在图书馆里或者网上摘抄一些论调只能是空谈。

六十年前，费孝通赴英伦留学的船上用英文写了本《江村经济》，半个世纪之后，被别人译成了中文。这是一本丰碑一样的小书，解剖的是江南的一个小村子。关于这本书，王小波有个评价：《江村经济》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事实写到了纸上，在中国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不消说，费先生的著作之于某些现代学者们致力于构建的农村学来讲，肯定还处在算术的时代。即便是这算术的成果，有位外国记者问费先生：你觉得中国几时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答曰：五十年。

三农问题让人头痛，头痛到什么程度呢，吴敬琏先生有句著名的话：减少了农民怎么都好说，减少不了农民怎么都不好说。哈哈，农民减少了都是当经济学家吗？我的老师罗必良教授有个观点：中国农业问题的责任在于工业的落后。温铁军先生几年前大讲小城镇发展理论，现在又扛起乡村建设派的大旗，并且在河北定州的翟城村搞了个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他为了研究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惜跑到墨西哥的印地安人群落里去找寻原生态的农村生活。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这话大家都同意。农民的出路无非两条：进城或者留下来。

关于农民进城的意义，笔者讲过一个故事：大概二十多年前，某山区村选村干部，各说自己见多识广，意见不一，忽起一人，昂然说道：我去乡里赶过大集，众人皆黯然，此君当选。现在，这个村子已经有了通北京的长途汽车，汽车的风挡玻璃上赫然贴着北京和这个村的名字，同体同号的两个地名，用一条粗粗的横线连起来，一个起点，一个终点，何其平等！这就是劳务输出带来的变化。这故事当时是讲给省里来的干部们听的，这些干部来验收我们县的职业技术学校，开始他们认为我们的条件不具备。于是，我接着说，有个电视剧叫做《北京人在纽约》，类似的，这个村子的人进了北京，境遇大体相当。劳务输出还略等于农村青年的留学运动，这些人返乡之后，弄个村长、支书干干，能力值得期待。近来，劳务输出的门槛越来越高，所以就需要培训，需要办技校，非但是输出的需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进入后农业时代的需要，工业项目上去了，产业工人从哪里来呢，随便的放下锄头的农民是不行的。所以，技校的事，我们势在必得。故事讲到这里，劳务输出的意义应该是清楚了，如果非要讨论农民工国民待遇的话，我想提醒的事实上：有组织的输出者，并没有象王起明到了纽约那样住地下室，至于流民的管理，那是城市的事。

提倡农民留下来的人，可能有两种考虑，一是觉得农民留下来也能解决问题，二是怕农民进入了，城市要乱，需要就地解决掉。至于建保护区的办法是基于哪一种考虑，一时还看不清楚。晏阳初跟费孝通当然算同时代的人，但是，费孝通的思想光照今天，并不等于晏阳初的做法也仍然有效。温铁军先生讲：至少我在搞农民培训班的时候，参加培训的农民都很激动，培训班结束，大家抱头痛哭，有一个农民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得像一个人”。“抱头痛哭”的场面，现在确实已不多见，就连临毕业的女同学们，都不兴这个了，因为她们知道，单纯的惺惺相惜，并不能解决问题，走出校园，社会是需要面对的。

说到农业乌托邦，我可能见过一例。某县有一樱桃园，台商独资，女老板。我们去参观的时间，大体上午十点钟，园中静若无人，其实上百女工，皆在树下分散做活。偶尔遇到一位，对方会面带微笑，主动与客人打招呼：你好啊。只此一句，再问什么，还是：你好。我们在园中走了一圈，看见一系列招贴画，类似中小学校教室里的名人警句，中有一光芒莲花，下面的话，都是女老板的语录。园工宿舍皆房门大开，军事化管理的格局。县里陪同的同志介绍说，园工多为女性，老板从外地招来的，每日有早课30分钟，集中颂读老板语录。经年，我向人问到这个企业，有答：涉嫌邪教;有答：樱桃好吃，树难栽。

现在我要说农业的效益问题了，也就是农业能否养活农民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农业还是不是个产业，农民还是不个职业的大问题。在我看来，大家提出来农业产业化和农民职业化与上述疑问有关。有位做水果出口的朋友告诉我：农业可是暴利行业啊。咱中国的水果卖到哪里，那里的果农就得刨树。这话我信，于是，让林业局买树苗，水利局打井配套，把农大老教授毕生的成果－－一种优质果树，栽到老乡两千亩的山坡上，老乡们按照老教授提供的技术规程在乡技术员的指导下栽了个百分百的成活率。需要交待的背景情况，这个县是全国有名的水果之乡，几十万亩的果园。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一片是建成全国最好的果园。说到合作组织，现在时髦的提法是“支部＋协会＋农户”，或者“公司＋协会＋农户”，从前期的动作看，村支部的作用是发挥了，并且顺利换届。关于公司化运作的方法，我也试过，只是都不乐意来，包括我的那位朋友，他们说等园子长起来了再说。事实上，乡亲们发动起来了，自己动手，效果也不错。标准化生产的问题我是有信心的，因为那个乡技术员也是副乡长，原本就是老教授带的研究生。至于品牌化销售的事，应该是水到渠成，因为就在我离开那个县不久，有一农民发来手机短信，是他卖水果的网址，有了这样的农民，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这个故事，我想说明的是：农村的事情，并没有专家学者们想像的那么难，理论家们也不一定能够成为建设农村的主力军。

讲故事的方法，为胡荣先生所不齿，欠规范，没有理论深度，甚至比个记者都不如；其实能把故事讲明白并不容易，厉以宁先生就是讲故事的高手，人称“厉故事”。我儿子也有一些书，是院士写给孩子们看的数学故事。其实，讲农村的故事还不是记者们最差，更差一些的那些以农村为体裁的编导演们，他们把臆想的东东强加给农村，我甚至分不清其中的怜悯与歧视。不过，至少他们还有勇气的，反比那些龟缩进概念中高来高走的人要可爱了些。

由此看来，我们面临的三农问题还真是处在“算术”时代，过硬的招式也许比空对空的理论更重要，这也有点象不争气的中国足球，基本功不过硬，再好的足球理论也是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