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美食家”一词源自陆文夫的同名小说，是从外国语中移植过来的，现已成为正规汉语的常用词。这一事实不仅肯定了《美食家》的首发之功，而且意味着《美食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陌生语词的使用。由此观之，《美食家》的真实意蕴很可能就浸润在它所使用的这类语词中。于是，通过对小说词频形式的分析，可以发现隐含在小说文本背后的意义以及作家通过叙说者“我”所泄露出来的潜意识。这表明：对于同一部作品，传统主题学和思想史式的文学评论只能描述作品的一般特性和表层意义，采用形式美学的方法才能发现它的深层意蕴。
【关 键 词】形式美学/文本调查/陆文夫/美食家/词频分析
所谓“形式美学”就是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或者说是关于审美对象的形式研究。如何将形式美学的方法落实到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当是目前学术界应当关切的问题。
如果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美学和文艺学的现代转型，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从社会学和思想史的方法向语言形式研究的转向当是20世纪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于是，关于文学的形式研究就成了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潮。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思潮已经做出了不少回应，有关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等形式理论的译介或研究连篇累牍，但是，真正能够沉下心来细细消化并将其付诸文学研究的实践却不是那么理想，特别是将形式美学的方法应用到具体的文学评论中去的成功范例尚不多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了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传统，似乎只有关于文学的社会评论和思想分析才显得厚重、深刻，而关于文学的形式研究似乎只是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而事实是，20世纪以来的形式美学决不是唯形式而形式的纯形式研究，即所谓“形式主义”，而是通过形式的研究阐发文学的的深层意蕴，就像结构主义所着力探讨的是作品的“深层结构”而不是传统的篇章结构那样。道理很简单，按照现代文学观念，任何作品及其风格、个性，首先是由其独特的形式得以展现的，形式并非只是文学的“外表”，它更是文学的本体及其存在方式。因此，通过形式研究文学当是文学评论的必经之路，而不是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超越形式直奔主题。“超越形式直奔主题”可以是政治家、社会学家或思想家评论文学的方法，但不应该是文学评论家评论文学的方法；文学评论家评论文学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始终从形式出发阐发文学的意义。在文学评论家的心目中不应该有离开形式的文学的意义，离开文学形式的意义绝非文学本身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倡导文学评论中形式美学方法决不是在提倡所谓“形式主义”，而是呼吁文学评论应当回到文学本身、文学评论家应当是关于文学的评论家，而不是简单地充任“思想”的警察。
当然，我们的文学评论之所以难消化和接受形式美学方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关于文学的形式研究需要充分的实证精神和足够的学术耐心，而不像主题学研究那样，只须凭藉感性经验或抽象推理就可在自己头脑里完成。这是因为，相对“主题”、“思想”和“内容”而言，文学的形式既然是文学的本体存在方式，那么，它就具有相对客观的实在性，就需要我们对文学形式本身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界说，而这方面的细致和技能恰恰是我们现在的文学评论家们所缺乏的。就像我们读过一部作品之后无须进行任何文本调查就可以很快写出洋洋洒洒的评论那样，审美经验、主观想象和抽象推理是其最主要的思维工具。形式美学的文学研究就不同了。文学的形式主要表露在它的文本中，文学文本是文学形式的基本载体。因此，形式美学的文学研究所要做的首要工作就应当是“文本调查”，“文本调查”当是文学形式研究的前提，只有“文本调查”才能赋予评论家发言的权利。而这一技能和耐心并非每位评论家都具有、甚或都希望具有的。
我们所说的“文本调查”类似考古学的“田野调查”。没有“田野调查”的“考古发现”只能是已有文献的归纳整合，这是一种带有很大局限、片面和残缺的考古学。同理，我们的文学评论如果不甘于“鉴赏”的层面，而是企图将自己提升到“文学学术”的高度，那么，类似“田野调查”一样的“文本调查”肯定是不可省略的，因为只有建立在文本调查基础之上的思想分析才是可靠的，才能达到“学术”本身的确定性和无可置疑性。
正是基于上述考量，我们将选择小说《美食家》进行这样的实验，即通过《美食家》的词频分析验证将形式美学及其文本调查方法应用到文学评论中去的可能性。这一实验将向我们证明：对于同一部作品，传统主题学和思想史式的文学评论只能描述作品的一般特性和表层意义，形式美学的方法才可能发现它的深层意蕴。（注：在以往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中，陆文夫的《美食家》多被评价为具有“苏州味”的“小巷文学”；本文通过对小说词频形式的分析将发现另外的意义，即在其“苏州味”这一表象背后所隐含的更深层的意蕴。）当然，“文本调查”的方法多种多样，词频分析只是其中一种。我们之所以对选择“词频”对《美食家》展开文本调查，是因为它的成功和“美食家”这一陌生语词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陆文夫发表于1983年的《美食家》（《收获》1983年第1期）是中国新时期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此前，“美食家”一词尚未出现在汉语中（注：确切地说，“美食”一词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见《墨子•辞过》和《韩非子•六反》）；但是，“美食家”一词是从陆文夫的同名小说才开始出现在汉语中的。这也是我的形式美学实验为什么选择《美食家》，为什么选择对《美食家》进行词频分析的原因之所在。因为，通过一部小说的流播使古老的汉语增加了一个新词汇，一个能够被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新语汇，当是文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意义而言，改造和更新语言表达当是文学的本分，文学的其他功能都不过是这一功能的演绎和引申。）；此后，这语词不胫而走，在民间广为流行，特别是对于那些津津乐道于“民以食为天”者，“美食”及“美食家”也就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就这一意义而言，小说《美食家》的扬名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食家”这一陌生语词的使用？“陌生”意味着“新奇”。任何陌生语词的出现，只要是应时或应运而生，就会在新奇感的催生中迅速蔓延，并随着时间涡流的淘洗凝铸为永恒。现在，“美食”及“美食家”不仅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而且成了饮食文化业用以冠名的美称和招牌词。从这一角度来说，陆文夫小说的首发之功不可磨灭。由此观之，《美食家》的真实意蕴很可能就浸润在它所使用的这类语词中，所以，将其中某些高频词揪出来进行“拷问”和分析可能是有意义的。
“高频词”是指在同一作品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语词。相对而言，任何作品都有自己的高频词，即在同一作品中反复和多次使用某些语词。另一方面，任何高频词的使用也决非无缘无故；也就是说，某一作品之所以反复和多次使用某些语词，其中必然浸润着某种意义。但是，这种藏匿在高频词的背后的意义往往不易被人察觉，甚至连写作者本人也不一定能够察觉，因为写作者本人不一定能够察觉自己在作品中使用了哪些高频词，不一定能够察觉哪些语词是自己写作时所惯用的高频词，当然也就不可能察觉隐匿在这些高频词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种“不察觉”，即所谓潜意识使然，也可以说是写作者的潜意识散落在作品中的“证据”，当然也就成了我们解读作品的重要密码。将这些证据串联起来“拷问”，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另一种形态的“文学考证”，当是作品分析的可靠方法之一。
一、“美食”和“好吃”
《美食家》之“食”者，就字面义而言就是“吃饭”。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民众最重要和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多年的经济萧条使亿万中国人将解决“吃饭”问题提升为社会的首要问题。《美食家》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世，当是它一时走红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当然，《美食家》之“食”者，并不是一般的“吃饱”，而是“吃好”；也不是一般的“吃好”，而是“吃”出美和艺术，将“吃”作为审美和艺术活动，此即所谓“美食”是也。当然，在社会民众尚有温饱之虞的年代奢谈“美食”似乎过于超前；但是，小说作为艺术，它的意义恐怕也正在于此——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恰恰是当时人们最实际和最急迫的向往。《美食家》用艺术的形式诱惑人们的胃欲，挑逗人们的馋涎，使那已经麻木和迟钝了多年的“口味”重新复活，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精神会餐”。既然如此，“美食”和“美食家”理应成为小说的高频词。让我们由此切入，试作分析。
“美食”和“美食家”的核心字是“食”，在《美食家》中，由“食”组合而成的语词共有25个，其中只有一个（“食指”）距离“食”的本义较远，不列入我们分析的范围，其他24个均是由“食”组合而成的衍生词，是“食”义的延伸。这些衍生词总计出现66次。现依照词频多少，将其分列如下（表1）：
表1 由“食”组合而成的衍生词的词频统计
由表1可知，在上述24个“食”的衍生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美食家”，共出现21次，接近总频率（66次）的1/3，远远超过其他语词。就小说的意旨来说，以“美食家”命名的小说，“美食家”一词的使用频率较高当在意料之中；另一方面，和“美食家”相近的“美食“只出现6次，二者悬殊很大。这一事实意味着该小说的主旨是写“美食”之“人”，即写和“美食”有关的“专家”，而并非写“美食”本身。这显然是传统小说的惯常路数——通过事件的叙述表现人物的性格——不必赘言。
那么，小说所要表现的“美食家”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美食家》由12篇组成，其中第1和第11两篇出现“美食家”一词最为集中，达14次之多，接近总频次（21次）的67%，对小说所要描述的“美食专家”朱自治的着墨也是最多。
第1篇题为《吃喝小引》，引出房屋资本家朱自治的吃喝之道：
美食家这个名称很好听，读起来还真有点美味！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不妙了：一个十分好吃的人。
这就是小说开篇为“美食家”所下的定义——所谓“美食家”，不过是“一个十分好吃的人”！
小说这样为“美食家”定义，似乎未带什么恶意，但是它那轻松、调侃的口吻，显然将叙说者自身置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从而毋庸置疑地规定了“美食家”一词在整部小说中被俯视、被贬抑的基调：
我们的民族传统是讲究勤劳朴实，生活节俭，好吃历来就遭到反对。母亲对孩子从小便进行“反好吃”教育，虽然那教育总是以责骂的形式出现：“好吃鬼，没出息！”好吃成鬼，而且是没有出息的。孩子羞孩子的时候，总是用手指刮着自己的脸皮：“不要脸，馋痨坯；馋痨坯，不要脸！”因此怕羞的姑娘从来不敢在马路上啃大饼油条；戏台上的小姐饮酒时总是用水袖遮起来的。我从小便接受了此种“反好吃”的教育，因此对饕餮之徒总有点瞧不起。特别是碰上那个自幼好吃，如今成“家”的朱自治以后，见到了好吃的人便像醋滴在鼻子里。
也就是说，在叙述者看来，“好吃”不符合我们的民族传统，“好吃的人”就是“好吃鬼”、“馋痨坯”，总被人斥之为“没出息”、“不要脸”，无非是一些“饕餮之徒”，应当坚决反对，即“反好吃”。
小说第11篇题为《口福不浅》，写吃客们被“美食家”之美食绝技所倾倒，绞尽脑汁要给“自幼好吃，如今成‘家’”的朱自治找一个光彩的头衔，可惜在我们的汉语中只有“好吃鬼”、“馋痨坯”等等，最多只能拼凑出一个“吃的专家”，也是“骂人的”语词。正当百思不得其名时，某吃客灵感一闪，发现外国语词中有一个“美食家”（注：英文Epicure意为讲究饮食的人，即“美食家”。），用来称呼朱自治再合适不过了——这就是“美食家”一词的来源：它居然是个外来词、“舶来品”，是从外国语中移植过来的！“美食”和“美食家”在“我”（注：小说中的“我”即高小庭，也是小说的叙述者。）的叙述中之所以总是处于被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和被贬抑的地位，个中真委豁然大白：这语词和我们的民族话语不能兼容。也就是说，它是作为汉语的异类侵入进来的，所以就难逃被窥视、被奚落、被嘲弄、被责难的厄运，在《美食家》中就不可能被赋予褒扬的意义。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大为惊讶：已经被现代汉语接受并作为美誉、美称而广为流行的“美食”和“美食家”，在它的发源地《美食家》小说中居然是一个贬义词！？为了验证这一结论，我们有必要回到小说的叙述者为“美食家”所下的定义——“一个十分好吃的人”。按照这个定义，所谓“美食”，也就是“好吃”（注：“好吃”一词因“好”字的读声不同而意义也不相同：“好”读上声（ｈǎｏ），“好吃”表示吃得好，和“坏”相对而言，如“清炒虾仁比白菜炒肉丝好吃”、“那牢饭可不是好吃的”等；“好”读去声（ｈàｏ），“好吃”表示嗜吃成瘾，是贬义词，如“好吃成性”，“好吃鬼”等。小说《美食家》出现41次“好吃”，只有7次属于前义，其余34次均为后义。由于前义基本上是“好吃鬼”对“吃”的评价，所以也可以说前义隶属于后义，小说叙述者为“美食”所下的定义也就包含“好吃”的上述双重意义。）“食”和“吃”虽然是同义词，但在现代汉语的实际运用中，却能给人以不相同的感觉：“吃”是俗语，是“食”的通俗表达；“食”则给人一种文绉绉感觉，似乎是“吃”的雅语（书面语）。在《美食家》中，叙说者正是用中国人最习用的“吃”、“好吃”去阐释陌生的“美食”、“美食家”的。这就是小说开篇已经明确交待过的叙述方法：“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美食家”这个“很好听”的名称。因为后者是“雅语”，“外来语”，是中国“通俗的语言”所陌生的语词，需要阐释。
那么，“吃”及其衍生词“好吃”等在《美食家》中的使用情况怎样呢？“吃”字在《美食家》中出现344次，接近“食”字频次（25次）的14倍。14比1，这就是阐释语词和被阐释语词在小说中的比例关系，就像用14句话去解释一句话那样，可谓“费尽口舌”。
需要说明的是：“吃”可以独立成词，如“吃罢饭”、“吃喜酒”、“吃头汤面”中的“吃”，就是一个独立语词；另一方面，“吃”也可以和其他字词组合为新词，这是它和“食”不同的地方——“食”字尽管也可以独立成词，但在小说《美食家》中并没有出现，《美食家》中的“食”字都是在它的组合词中出现的。这一现象再次证实了小说的叙述风格：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即用“通俗话”、“大众话”，“中国话”展开叙说，在雅语和外来语的侵袭中顽强地固守着民族话语的堡垒。
《美食家》中可以独立成词的“吃”出现207次，其次（137次）均为由“吃”组合而成的衍生词。现将它们的频次列表如下（表2）：
表2 独立成词的“吃”及由“吃”组合而成的衍生词的词频统计
在表2中，小说用来阐释“美食”的词除“好吃”之外，还有“吃喝”、“想吃”、“吃法”、“会吃”、“吃经”、“吃福”、“白吃”、“大吃大喝”、“一吃销魂”等，都是不雅和不美的词；此外，小说用来阐释“美食家”的词有“吃客”、“吃友”、“吃家”、“吃龄”、“吃食癞皮”等，也是不雅和不美的词。总之，这些不雅和不美的词恰恰是汉语中固有的语词。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叙述者看来，汉语中大凡涉及到“吃”，总不会给人以“美”的感觉，即所谓“君子远庖厨”；大凡以“美”命名的“吃”，无非是“开洋荤”，为“好吃”寻找的藉口，与我们的民族传统大相径庭。
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文所说，这小说是发表在广大民众尚有温饱之虞的年代，叙述者为什么对“吃”抱有如此固执的偏见？毫无疑问，这是穷者的自慰和自恋。《美食家》对“美食”和“美食家”的贬斥，即对“吃”之美誉的避讳，正是这种不得（美）食者的自慰和自恋。可以想象，在这种自慰和自恋中，自慰和自恋者说不定已经流出了酸酸的口水——可谓是典型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
显然，小说《美食家》为“食”和“吃”、“美食”和“好吃”所设置的这一对立，实际上就是中外文化的对立，传统和现代的对立，泄漏出改革开放初期深藏在中国人内心的隐痛：一方面意识到闭关自守的穷途末路，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一方面又惟我为大、惟我独尊，固守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用敌视的目光窥视来自域外的异类。
二、“我”说“他”
尽管小说以“美食家”冠名，主旨是写“好吃的专家”，但是，“美食”和“美食家”并非小说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美食家》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是“我”。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我”既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又是小说的叙说者，“美食家”（他）的全部故事是由“我”来叙说的。也就是说，“我说他”是《美食家》的基本叙说模式。我们不妨考察一下《美食家》12篇的叙说线索。
第1篇《吃喝小引》：“反好吃”是我们的民族传统。资本家朱自治自幼好吃；他一大早赶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然后到阊门石路去蹲茶楼，和其他吃客一起回味昨天的美食、讨论今天的计划……
第2篇《与我有涉》：朱自治进澡堂消化那顿丰盛的午餐。晚餐进酒店需要我为他跑街，搜集小吃给他做下酒莱，我用他赏的零钱给奶奶买肉吃。这屈辱促使我信仰共产主义。
第3篇《快乐的误会》：我被乱点鸳鸯谱分配到苏州干商业。反霸、镇反、三反五反都没有擦到朱自治的皮，他照样好吃不误，反而发福了，没想到革命对他来说也含有解放的意义。我气不过，便鼓励阿二不给他拉黄包车，致使阿二失业，艰难度日。
第4篇《鸣鼓而攻》：公私合营时我被派到一个名菜馆当经理，由于看不惯大吃大喝，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经营“大众菜”。
第5篇《化险为夷》：我的改革影响到苏州其他菜馆纷纷仿效，朱自治再也吃不到他的美食了，便借酒浇愁，极力反对，碰壁后便和烧得一手好菜的孔碧霞混到一起，由同吃而同居，而结婚。
第6篇《人之于味》：菜馆的改革遭到越来越多人的不满，1957年“鸣放”时有人贴我的大字报。经过老战友的一番教育，我对自己的“改革”有所怀疑。
第7篇《南瓜之类》：我正想改变经营“大众菜”的时候，反右开始了，接着是大跃进和困难年。阿二接济我一年南瓜，我可怜朱自治登门求救，也分给了他一份充饥。
第8篇《殊途同归》：“文革”中，我成了“走资派”，朱自治成了“吸血鬼”，一起接受造反派的批斗。
第9篇《士别三日》：我被下放到苏北农村九年后又回到苏州，官复原职。“文革”后的旅游热带动了饮食业，我招贤纳士，聘请退休老厨师杨中宝来店讲课，不料又将朱自治招引出来。
第10篇《吃客传经》：朱自治也被请来讲课，颇受欢迎，包坤年前后张罗，并决定成立烹饪学会。
第11篇《口福不浅》：朱自治和孔碧霞为庆祝烹饪学会成立要设家宴，席间提出给朱自治一个“美食家”的名义来我们饭店做技术指导，我很反感，提早离席。
第12篇《巧克力》：我从朱自治家来到阿二家，这是一个没有应酬和虚伪的欢乐世界。刚满周岁的小外孙不肯吃糖，要吃更好的巧克力，长大后说不定又是一个“美食家”！我恼羞成怒。
——这就是经由“我”的话语叙说出来的“美食家”朱自治的故事。在这一话语系统中，朱自治所有的言说和动作，包括他的好吃、会吃、吃经、吃友，以及由“吃”引起的窘态、痴言、丑行和诡谲等等，都不过是我之言说的产物。因此，“我”在《美食家》中实际上承担了一个“说书人”的角色。也就是说，《美食家）是由“我”（高小庭）叙说“他”（朱自治）的故事，“他”的故事并非“他”的独立言说或表演，而是经由“我”的嘴“说”出来的，是由“我”的话语建构的，我是《美食家》人物和事件的“说书人”。于是，我之“言说”也就建构了作品的全部意义，由此决定了《美食家》必定是一部主题鲜明的单声部小说。（注：用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的小说不一定全是“单声部”，前者只是后者的重要条件；但是，《美食家》毫无疑问是单声部的，因为“我”不仅是它的叙述者，而且是它的主人公之一；更重要的是，整部小说的人物、情节和倾向始终没有离开“我”的牵制。）
《美食家》的主题，显然和中国社会政治的主题同构，中国社会政治的风云决定了“美食家”的人生变迁：解放前，朱自治“吃”得逍遥得意——解放后，朱自治“吃”得磕磕绊绊——困难年，朱自治食不果腹——“文革”中，朱自治沦为阶下囚——“文革”后，朱自治荣升烹饪学会主席，名声大噪，成了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也就是说，决定《美食家》主要人物命运的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人物背后的社会政治；朱自治的人生变迁说到底是其无可选择的生存环境决定的，他本人不过是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玩偶和艺术克隆。这一写作模式，不仅建构了《美食家》的文本结构，也是陆文夫其他小说的惯常路数；（注：无论是《小巷深处》、《小贩世家》等短篇小说，还是他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人之窝》等，将人物命运和社会政治变迁同构，或者说用社会政治变迁的轨迹勾勒小说的人物脸谱和故事情节，当是陆文夫文学创作的基本套路。）进一步说，这一模式也是陆文夫这一代作家们所惯用的写技，很有代表性。
《美食家》的这一主题，即通过“我”的话语建构，应合与回应中国社会政治的需要，显然能够为小说获取社会政治方面的声誉资本。而其应合与回应的强度，也就决定了小说获得这种资本多寡的程度。《美食家》在整个叙说过程中频频凸显“我”的存在，从而使“我”（而不是“美食”和“美食家”）成为小说的第一高频词，便是写作者强化其应合与回应社会政治，以便获得更多声誉资本的主要表现。请看下面的统计数字：
“我”在《美食家》中总计出现910次。小说文本总计约44600字，也就是说，每约49个字就出现一个“我”字；小说文本共分1766句（注：《美食家》使用句号1205次，使用感叹号561次，二者合计1766次，此即文本的句数。），也就是说，不到两句（约1.9句），就出现一个“我”字！其频次之高着实令人震惊，这充分说明叙说者在整个叙说过程中是如何顽强地凸显自我：“我说”、“我说”、“我说”……可以想见，即使在“我”之外尚有其他言说，也会在这一个接一个的“我说”声浪中被淹没、被消弭、被忽略。
显然，在“我说他”这一话语系统中，“我”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牵制着“他”的言说和行为。表现上看来，作品中的人物纷纷登场，好不热闹；而实际上，被说者都是不在场的言说者，确切地说，被说者是不在言说现场的言说者，他们的言说和行动全是由“我”说出来的。由于被说者的不在场，当然也就失去了任何独立行动和自我辩解的空间。“我”于是占有了整个故事发生和发展的绝对控制权，成了操纵“美食家”思想和行为的上帝。这种话语霸权就是被巴赫金称之为“独白型（单声部）”小说的叙述模式。（注：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0页，白春仁、顾亚玲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单声部”原译“单旋律”，又译“主调”，译为“单声部”比较准确。）
那么，在《美食家》中，叙说者“我”叙说的价值倾向是什么呢？首先，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美食家”和“我”，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都有自己的缺陷：前者“好吃”成癖，后者死板教条，即由一个思想僵化的人叙说一个“好吃”成 、后又成为著名“吃家”的人。否定之否定等于肯定，《美食家》所要肯定的是什么呢？显然是勤俭节约和思想开放的德性。这一德性的化身，显然不是小说中的任何人物，而是写作者本身，小说文本背后的写作者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文本背后的写作者作为德性的化身，就在于他从人民大众最为关心的“吃饭问题”入手，揭示了“吃饭之难”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力量。关于这一问题，我们通过分析《美食家》所使用的词类就可见一斑：
据统计，《美食家》的基本语词共235个。就语词的意义分类来说，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吃”和“政治”两类语词。“吃”类语词，即和“吃”相关的语词，如上文所列“美食”、“好吃”等等，计43个，约占基本语词的18%，并不是最多的。最多的是政治类语词，即和社会政治相关的语词，达76个，诸如旧世界，旧社会、新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共产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抗日战争、解放区、蒋管区、无产阶级、战士、同志、工农兵、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地主、走资派、公私合营、镇反，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改造、改革等等，约占基本语词的32%，接近前者的两倍。上述两类语词合计约占全部语词（235个）的50%。
这一统计数据说明，写作者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吃”的，或者说《美食家》所设置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我”和“他”的冲突），就事物的本质来说，是“政治”和“吃饭”的冲突。前者属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后者表征普通社会民众的需要。
这也许就是写作者高明之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文革”）刚结束不久，他就能以清醒的头脑沉着冷对此前的历史，将包括“文革”在内的整个新中国的历史看作是“吃饭”和“政治”相对峙的历史。就这一意义而言，写作者赋予“吃”以多么沉重和严肃的政治内涵，绝非我们现在笑谈“美食”和“美食家”这样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