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16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小企业对社会性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通过把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转化为微观层面中小企业的超常发展问题，本文以浦镇的H企业个案来解释中国的中小企业如何借助社会性资源来解决发展条件的不足和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通过该解释，试图弥补经济增长理论因忽视社会性因素而造成的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解释的不足。

关 键 词：中国经济增长/中小企业/社会性资源/关系

一、引言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979～2012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达到了9.8％，远超同期世界经济增长，后者年均只有2.8％，中国经济总量也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跃升到2010年的世界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a)。林毅夫(2014a：26～27)认为，如果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比2010年翻一番，以2012年12616美元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那么中国还将成为二战以来第三个由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在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GNI)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贡献率越来越大的背景下①，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不仅应验了林毅夫等人(1994：2～3)于1994年提出的“中国的奇迹”的讲法，而且“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b)。换句话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是继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韩国和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又一经济高速增长的著名案例。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还不限于此。与中国经济增长对本国和全球经济的积极作用相比，考察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制，对于有志于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推进既有经济增长的解释，都显得极为重要。其意义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初始条件极为欠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从数据上看，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按照现价美元计算，1978年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5美元，远不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平均数573美元②；不仅如此，从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条件预设来看，无论是从市场制度配备方面，还是从资本积累等角度，中国都不具备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条件。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与经济增长成果之间的巨大落差，才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如何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机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趋同现象，就是要讨论“穷国”能否追赶上“富国”的问题。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要追上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就需要有比经济相对发达国家或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Barro & Sala-i-Martin，2004)，但关键在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是如何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的。要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所以，要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就是要解释经济增长理论中，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初始条件与发展成果之间存在的巨大“悖论”，即中国是如何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条件的。

显然，从这一点来看，既有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是难以直接解释这一经济增长现象的。主流经济学解释框架之所以难以直接从初始条件推导出如此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必定是忽视了某种极为重要的变量。本文认为，正是此变量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弥补了初始条件的不足，并给予了中国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量。因此，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便是围绕该变量展开的。通过对该变量的考察，本文还试图揭示该变量发挥作用的条件和具体过程，并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解释。

二、为什么要以企业(行动者)为分析视角?

中国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不仅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而且也引发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解释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主要有三条分析脉络：第一条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建立在对其批评基础上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脉络；第二条是建立在对前一分析脉络批评基础上的，认为市场会失灵，政府应当扮演核心作用，该脉络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代表；最后一条是从制度和治理层面展开的，比如财税制度、县际竞争等，在这条脉络中，仍以经济学家为主流。当然，这三条脉络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为了展示经济学既有解释变量有哪些，以及这些变量又分别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哪些部分，本文接下来将从经济学解释变量中的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制度层面，对既有的解释做一个简要回顾。限于论题，仅以呈现分析变量和所能解释的内容为要。

首先来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条解释脉络。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即通常所说的索洛—斯旺模型(Solow-Swan Model)(Solow，1956；Swan，1956)中，资本和劳动两个变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说，如果资本欠缺，充足的劳动力是可以弥补资本不足的。比如，当资本稀缺时，在产业发展的选择上，是可以用劳动密集型产业替代资本密集型产业来发展经济的。在此脉络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蔡昉的观点③。蔡昉(2004)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由“人口红利”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趋同的条件。在蔡昉(2010)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存在一个“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年龄结构。受限于该分析思路的变量，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时，要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来再造“人口红利”。

蔡昉从人口因素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在30多年来借助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获得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优势，但是新古典生产函数内在地决定了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要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仅依赖于资本和人口因素是不够的。经济学的普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即当技术进步是由经济系统自身产生时，经济增长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这就促成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或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模型中，索洛(Solow，1957)早已发现用资本和劳动只能解释12.5％的产出。可以说，新经济增长理论就是为了解释“索洛残余”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把资本扩展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资本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把推进经济增长的知识或技术因素引入解释模型当中。

比如，卢克斯(Lucas，1988)把舒尔茨(Schultz，1963)和贝克(Becker，1964)提出的“人力资本”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型的生产函数中，以此来强调人力资本对收益递增的作用④；以及罗默(Romer，1986)认为，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增加边际收益的作用，且新的知识或技术是由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前瞻性的行动者用物质资本投资获得的产品；诸如阿罗(Arrow，1962)所提的“干中学”⑤(learning by doing)；以及政府强调在知识方面的激励政策和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问题的研究(Nadri，1993；朱斌、李路路，2014)，都被纳入了经济增长的解释之中。事实上，沿此思路，强调人力资本或诸如“干中学”等因素来推展中国经济增长解释，也不在少数。在人力资本方面，焦斌龙(2000)和李路路(1996)都做过解释上的推进。然而，问题是，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做了重要推进，但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从初始条件，还是从资源禀赋来看，这些新增的分析要素或变量，并不能直接解释何以中国能够获得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换句话说，从解释上看，需要进一步寻找要素背后促使经济增长的根源。

正是看到这一点，林毅夫等人提出了与从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创造经济增长条件不同的解释。林毅夫(2014a，2014b)认为，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转型采取的激进式改革以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基于“华盛顿共识”自由市场改革的失败经验表明，完全依赖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来发展经济存在着严重缺陷，转而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简单地说，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中国政府基于资本相对稀缺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而选择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基础上的⑥。基于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林毅夫实际上把原本依赖市场调节的产业选择和技术进步转变成了政府选择和技术引进，从而提升了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

然而，林毅夫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忽视市场机制的做法，受到了秉持主流观点的经济学家的批评。张军(2002，2013：344)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可以归之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制定和实施的工业化战略和产业选择的结果，但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济增长则应归于“自下而上”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地方政府作为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作用，所以，张军又回到了资本积累的立场。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张军说明了反映经济增长的中国资本形成的速度显著加快，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等方面的推动作用。这一转变表明，尽管政府在经济增长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仍然是解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这两项同时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分析地方政府对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作用时，张军(2013)还表示，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因为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求，由此把经济增长的讨论进一步引到了对财税制度和地方治理等问题的讨论。如果说，蔡昉和林毅夫等人分别从人口因素和政府的推动作用层面，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即中国政府借助后发优势，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获得快速增长机会和动力；那么张军的解释则从政府如何推动工业化和市场化，进一步把主流经济学中强调市场机制的解释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的显著特征结合在了一起，如高柏(2006)所指出的，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极为大胆地引进市场力量”，这在某种层面上，解释了地方政府推行的“招商引资”等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还积极推进了私有化改革(张军，2013)。也就是说，私有化改革，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在地方治理和制度激励方面发生了转变。后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财政分权、分税制改革以及县际竞争等方面的解释，比如，钱颖一和温加斯特(Qian & Weingast，1996，1997)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周飞舟(2006，2012)、孙秀林等人(2013)有关分税制改革前后变化的讨论，张五常(2009)有关县际竞争的讲法，以及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讨论(周黎安，2007)等，这些讨论都对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维度，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所以，对前者私有化改革后经济构成的讨论，即是建立在这些制度背景下来展开的。

可以说，私有化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的机制确实存在张军所说的前后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进的私有化改革表明，在国有企业改革和集体企业改制之前，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私有化改革之后，则有赖于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⑦。以乡镇企业为例，要解释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考察乡镇企业兴起的原因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戴慕珍(Oi，1992)用“地方法团主义”来解释乡镇企业的兴起即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事实上，财政包干制确实对乡镇企业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渠敬东等，2009)。至此，既有的研究，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已经由要素分析过渡到了具体的机制和过程分析，把诸变量放到具体的制度条件下来解释中国何以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成果。

然而，尽管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制度等诸多层面变量的引入，更为丰富和具体地呈现出了获得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或要素分析仍然难以直接推导出中国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因为这些解释实际上预设了在这些条件和制度框架下，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了资源配置作用。而经济学难以解释高速经济增长的困难之处，恰恰是因为依据自由市场假设，中国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不足以产生如此高速的增长。所以，这些分析中缺乏各要素间的组合环节。显然，这个组合或配置过程并未完全借助市场机制。换句话说，无论是从政府、市场角度，还是从宏观制度层面，都忽视了微观层面的非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市场机制借助价格信号配置资源不同的是，非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则更为依赖市场主体。实际上，正是企业这个能动的市场主体借助一些非市场性资源创造性地解决了其发展所需的条件。把研究视角调整到微观的企业，尤其是企业的组织过程，其意义在于，不但能够澄清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的增量的来源，还能提供一套基于非市场机制微观层面的解释，以弥补经济学的不足。

三、解释框架与研究案例

(一)企业(行动者)与社会性资源的利用

把研究视角调整到微观企业层面，就意味着要把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转换到具体企业的超常发展。此转换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经济增长各要素最终要体现在微观经济组织之上。同样，构成企业发展的诸要素也是要体现在宏观经济增长要素之中的。熊彼特(1990：67、85)认为，“不能单用以前的经济情况去解释经济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家实现“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来推动的。这表明，企业家或企业行动者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实际上有一个创造的过程，而这一点是经济增长理论中所没有的。因此，这种组织的创造过程将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

威廉姆森(2008：1)在评价科斯有关企业性质的讨论时指出，“与技术决定论相结合的应用价格理论仅解释了企业所从事的全部活动的极小一部分”，科斯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解释“剩下的部分”。科斯(2008：12～40)认为，资源配置除了价格机制以外，企业家也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但选择用价格机制还是由企业家来配置资源，是由实践中存在的成本比较决定的；简单地说，由企业家组织和配置资源可以节省若干市场运行成本(即交易成本)，而当企业家的“管理收益递减”时，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则会替代企业家的资源配置功能。威廉姆森(2002：53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基于交易成本而出现的两套替代机制概括为市场和等级制，并进一步确立了组织对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意义。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把企业理解为一种生产函数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企业还有着更为复杂的治理结构。在新制度经济学派打开企业这个“黑箱”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由于经济行为本身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波兰尼，2013：129～130；Granovetter，1985)，所以企业还应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属性的行动者，或者说是一种社区里的企业(折晓叶、陈婴婴，2004)。

嵌入性的观点表明，具体的经济行为势必会带有它所嵌入其中的社会的各种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这些价值取向或特征，在组织行动者身上体现为各种运作过程中借用的非市场机制。所以在具体的组织过程中，非市场机制或社会性资源也被带入生产经营关系之中。既有的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都忽视了这一重要维度。事实上，借助非市场机制或社会性资源来解决企业发展条件问题，社会学已有多方面的讨论，例如，刘世定(1995)有关乡镇企业发展中对非正式社会关系的利用，人际关系网络对订单获得的影响(田志鹏，2014)，以及如何借助社会性资源(比如社会资本、政治资本或者社会时间机制)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艾云、周雪光，2013；李英飞，2015)，以及由于我国改革早期的制度不健全，宗族间的凝聚力和信任关系对私有企业的产权保护和交易成本的降低起到了重要作用(Peng，2004)等，都从各个面向上解释了社会性资源对于组织经济生产和经营的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以科斯、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确立了组织或制度在某种条件下具有与市场机制一样的效用，并且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替代市场来发挥效用的基础上，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又进一步确立了社会关系也具有与组织或制度同等的效用关系，且能够在某种条件下替代组织或制度来配置资源，这就为企业行动者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提供了理论解释层面的可能。所以，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用以解释初始条件不完备下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即在当市场制度不完善，且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都短缺的条件下，创业初期的企业家或企业行动者是如何不断地创造发展条件的。如前文所说，经济增长理论难以从初始条件中推论出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其原因就在于，难以从既有自由市场假设所提供的解释框架中找到解决初始条件欠缺的途径。企业行动者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为解释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能。简单地说，企业行动者正是借助社会性资源来创造和解决因宏观制度、市场条件以及自身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欠缺而导致的发展条件不足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组织创造过程，实际上包含两个过程：一个是组织建立过程，另一个是组织持续运转过程。前者创造的是发展的初始条件，后者创造的是持续发展的条件。企业行动者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相应地也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人际关系网络学派或社会资本理论所讨论的，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取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在日常运作过程中，企业如何进一步调用社会性资源来获取持续发展的条件和机会。所以，从企业组织的视角来看，社会性资源就不仅包括人际关系网络学派所讲的人际间的社会关系，还应包含这些关系所连带出来的地方性社会制度，比如亲属制度，兄弟或朋友关系所应遵守的一套规范，以及当地的一些惯例和通行做法等。对地方性社会制度的利用意味着，企业除了借助社会关系来获取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资源外，企业治理结构和组织过程也相应地借用了社会性制度。换句话说，正是关系以及关系背后连带出来的制度，弥补了市场和等级制难以有效发挥效用情况下的不足，组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得以发挥和体现。

所以，本文的解释框架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讨论企业行动者如何借助关系及地方社会制度来获取生产和经营过程中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从而创造发展的初始条件的；另一部分是关注企业的日常运作在既定关系前提下是如何借助地方性制度来有效实现组织团结、组织效率的，以及如何创造持续发展的条件和机会的。前者针对市场制度不完备，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不足的问题；后者针对现代企业组织如何适应地方性制度，并获得超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效率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案例

本文采用个案法。把经济增长问题落到具体的企业发展个案，这种做法成立的前提，除了在要素上有着对应关系外，个案还应反映经济增长的某段过程。乡镇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其产值于1994年底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曾达到40％(转引自海闻等，1997：1)，因此，对乡镇企业的讨论，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有关乡镇企业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也有过充分的讨论(刘世定，1995、1996；马戎等，1994)；但私有化改革后，也即集体制企业转制之后，在2010年底当私营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已超过60％时(黄孟复，201l：1～35)，私营企业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在高柏(2006)看来，这种市场化的推进，还导致了非市场治理机制的减少。所以，本文选择私有化改革后的私营企业个案为分析对象，考察私营企业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此外，从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主要贡献的企业构成来看，无论是私有化改革前的乡镇企业，还是私有化改革后的私营企业，与国营的大中型企业相比，都属于中小企业，而且从2014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2013年主营业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规模的企业中，中小企业达到了343135家，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7.3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可见私营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本文选取的发展较为成熟的私营中小企业个案H企业，也较好地体现了私营中小企业群体的典型特征：创业初期资金、技术和人才都短缺，创业过程中都以各种方式利用社会性资源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和机会。

H企业是一家以印染为主营业务的纺织印染企业。⑧该企业位于浙江北部的轻纺集镇浦镇。浦镇的轻纺产业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国内的重要轻纺业基地。该镇的轻纺发展史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同步。H企业属于该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制后兴起的第一批印染企业，正式注册成立于2002年8月5日，次年3月正式投产。经过3年的发展，H企业销售收入从2003年的300多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1000多万元，也从一家无名企业跻身到该县十强民营企业，2005年还被列为县、市重点企业，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实现了超常发展。笔者对H企业个案的资料收集，始于2005年，并一直持续到2014年。并且在资料的收集过程中，笔者对H企业的生产经营做了长期的实地观察，对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也进行了深度访谈。

四、H企业创办过程与关系的资源配置作用

从发展的初始条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主要的中小企业群体，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都面临着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不足，H企业也不例外。在创办H企业初期，H企业的岱某(以下统称岱总)，不仅缺乏资金，而且还缺乏有生产和管理经验的人才。

H企业解决发展初始条件的方式，包括两方面内容：一种是利用关系配置人才资源的同时，还以此关系为基础、按照生产经营结构来建立自身的组织结构；另一种是借助社区熟人关系形成的生产交易网，既解决了生产能力问题，又解决了企业日常运作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这部分关系被称作收购型社会关系网，并未内化到H企业的组织结构内部，但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

(一)基于拟亲缘兄弟关系的组织结构：人才资源配置与生产配置关系

对于岱总来说，除了需要大量启动和日常流动资金外，创办一家印染企业，所需的基本配置有三样：需要染整业务的订单、有印花和染色技术的技术人员和具有生产管理经验的生产线负责人。对于创办初期的H企业来说，他更缺的是既有技术又有生产管理能力的人才。

因为在创办H企业之前，岱总有过长期在浦镇的乡镇企业里负责染色技术和订单业务的经历，他自己本身就有业务资源，能够拿到订单；正是有过承包印染厂生产线的经历，借助对业务的熟悉，他承包的生产线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为创办H企业提供了一定量的启动资金⑨。所以，在以订单为导向的印染产业中，能够接到充足的订单就意味着具备了持续盈利的保证。而要创办一家印染企业，使其生存下来，就要保证接到的订单能够及时保质地生产。所以，配置到具备染整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才，对企业生存和成功尤为关键。

有染整技术的人才，在浦镇属于稀缺人才；既有染整技术，又有生产管理经验的，更为稀缺。造成这类人才稀缺，除了受该镇自身培养染整技术人才条件的限制之外，还受限于当地印染企业从外地引进人才的意愿。因为从外地招聘染整人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这些人才的流动性较大，不利于生产的稳定性，而且在合作关系上，没有当地熟人那样好说话，如果出现资金紧缺，要延期支付工资时，就难以像借助熟人间的信任关系那样容易实现。因此，面对稀缺的人才，企业间人才的竞争势必非常激烈。但是岱总并未借助更高的报酬来争取人才，而是从与其有地缘和业缘关系的朋友中选择合作对象，借用关系的力量来建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岱总创办H企业过程中，并未用价格机制来完成人才的配置。实际上，假如用价格机制来配置人才，岱总未必能够从竞争者中胜出。因为在创业初期，浦镇已经有一批资金实力比岱总更为雄厚的老板。

先来看标准印染企业的基本生产链结构和订单生产流程。如图1所示，标准印染企业的核心结构只包括印染和染色两个部门。因为无论是内贸还是外贸，配置一个比较齐全的染整生产线，是接到更多订单的前提，所以一般印染企业都会配备染色生产线和印花生产线，并且大多数印染企业还在印花线和染色线上细分染整业务，比如配备磁棒印花，还是圆网印花，或者两者都配备等。对于印染企业来说，一个订单的完整流程应该包括图1中除虚线部分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除纺织厂或包机户委托家庭织机户加工织造坯布的环节之外的这部分流程。简单地说，在业务员接单之后，会按照订单要求向纺织厂或当地包机户采购坯布，坯布采购回来之后，再按照订单要求分配到染色线或印花线进行染整，最后整理打包、出单。具体如图1所示。

H企业的组织结构主要由三人组成，也是按照印染企业的这些基本要求来配置的：岱总一直以来是负责业务订单，贾某(以下统称贾总)和章某(以下统称章总)分别负责印花线和染色线。贾总和张总是当时浦镇印染行业极为紧缺的既有印染技术又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印染人才，而且还是尚不具备足够资金来办厂的印染人才。那么，贾总和章总这两人，岱总又是如何与其形成合作关系的呢?从H企业创办过程看，贾总和章总是作为两种资源被岱总配置到H企业的。下面具体来看，岱总是如何建构关系、配置技术管理人才资源的。

与岱总同村的贾总，是浦镇最早学印花技术的人，且浦镇接下来的印花技术生产线负责人和技术工人，大多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而另一位章总，从岱总承包乡镇企业染色生产线开始，就与岱总一起共事，属于有着业缘关系的同事，既有染色技术，又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在乡镇企业转制后，这两位合作者还与岱总一起合作承包过转制后的私营印染企业的生产线。当然，这两种地缘和业缘关系并不能直接构成H企业的合作关系。岱总要想竞争过其他私营印染企业老板，必须有不同于其他私营企业老板的优势。所以，岱总在这两种关系基础上，又构建了一种拟亲缘的兄弟关系。

有一次，整个开会的时候，他(注：岱总)讲这些人的关系，他说他爸爸就生了一个儿子，没有兄弟，没有兄弟不要紧，我找，自己找几个兄弟，比亲生兄弟还好呢。他就是这样的人。(2007：贾总)

岱总“自己找几个兄弟”，最后找到的就是贾总和张总，但是他们之间本无亲缘关系，所以要建立兄弟关系，就需要做出一系列既体现兄弟关系，又要超过亲兄弟关系的措施，唯有如此才能建立和强化这种拟亲缘的兄弟关系(11)。这种当地结交兄弟关系的做法，是彼此确立利益一致性的标志。事实上，兄弟关系的确立可以成为划分和识别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的关键，是其按照基于兄弟关系的“自己人”(杨宜音，1999)方式处理合作、利益关系的标准。也就是说，在确立拟亲缘的兄弟关系之时，岱总也就具备了与其他私营印染企业老板进行人才竞争的优势。借助曾经一起合作承包过程中确立的在生产经营方面的权威，岱总与这两人合作关系的缔结过程就变得“自然而然了”。

当时承包他[注：指岱总承包转制后的私营印染企业生产线]是大手笔，他是大手笔，可以这么说，一个是胆量大，第二个，他嗅觉比较敏感，他整个后面的发展怎么样，怎么样他能预料，像我们当时是有一点怕的，确确实实不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他这样做主了，我们也就跟着他干了。(2007：贾总)

当时岱总在经营方面的才能确实征服了贾总和章总两人。所以，当这两层关系叠加在一起时，在被问到他们彼此的合作关系为什么能够形成，贾总才会表示“这也不是为什么会想到，反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H企业的日常组织运作的结构也由此确立下来。

由此可以看出，拟亲缘的兄弟关系及兄弟关系背后的一套“自己人”的规范，成为岱总用来替代市场机制为H企业配置人才资源的关键。贾总和章总加入企业，除了在人才资源层面上解决了岱总创办H企业初始条件不足之外，还为H企业正常生产带来了职工。

以贾总为例，H企业的印花线职工很大一部分都是贾总带出来的徒弟。贾总与岱总合作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原先贾总的那套生产班子，也随之跟到了H企业。这又为H企业迅速崛起奠定了人才基础。所以，关系在配置紧缺人才的同时，还借用一套兄弟和师徒关系约制，提供了彼此合作和发展的条件与机会。

(二)收购型社会关系网与资金短缺问题的解决(12)

从创办H企业的角度看，通过建立关系来配置优势人才资源，确实解决了企业创办时的人才资源短缺问题，不过，用关系来配置资源并不止于人才方面。从图1可以看出，一个订单的生产还应包括虚线部分的坯布生产环节，所以，按照印染行业的这一特征，大多数印染企业实质上是纺织印染企业。也就是说，染整环节与坯布生产环节之间的合作会衍生出各种形式的生产方式，比如印染企业可以自己建立纺织厂织造坯布，还可以与当地家庭织机户或包机户合作来委托织造坯布。印染企业自建纺织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订单对坯布的要求很高(13)，但是大部分的印染企业还是选择与地方的包机户或家庭织机户合作织造坯布。

与地方的包机户或家庭织机户合作的外包的产业模式，广泛存在于此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之中(谢国雄，1992；傅春晖，2014)。对于H企业而言，创业初期选择与当地家庭织机户合作，而不是完全由自建纺织厂来织造，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的资金、人员和管理精力等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可以借助此种合作生产方式，解决企业的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所以，从资金的角度看，选择包机的方式有助于节省资金的投入和现金流。

所谓与家庭织机户合作外包的生产方式，就是当地所说的“包机”，H企业就是包机户。简单地说，H企业把织造的原料放到各个家庭织机户家里，委托其织造，待织造完毕后统一收回，以此来解决染整订单所需的坯布供应问题。由于浦镇的轻纺业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当地形成了各种基于社区熟人关系的坯布委托加工的收购型社会关系网，所以，H企业的包机也是依赖于长期外包形成的收购型社会关系网。在浦镇的收购型社会关系网中普遍存在着交易的延期支付现象。H企业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正是借助这种延期支付的交易关系。显然，延期支付，也即欠账，并不是随意发生的，其发生的前提，除了收购型社会关系网之外，支付周期还遵循一套社会时间周期(李英飞，2015)。简单地说，借助收购型社会关系网，H企业可以把上游与家庭织机户的结算周期拉长，制造与订单资金回笼周期之间的时间差，使后者的周期比前者时间周期短，进而实现用较少的现金流盘活整个生产。其中，与上游家庭织机户结算周期拉长，是相对于订单生产的资金流转周期而言的，而与上游家庭织机户的结算周期也是遵照地方社会生活对资金使用周期来定的，即“把较快的生产和经营上的资金流转周期建立在了社会经济生活中较慢的资金使用周期之上”(李英飞，2015)。

由此可见，借助收购型的社会关系网和地方社会中的社会时间制度，创业初期的H企业利用了关系和地方社会制度这些社会性资源，不但实现了产业链上的生产配置，而且以“不用为用”的方式，即不是寻找各种途径融资，而是降低自身资金使用量的方式，实现了创业初期资金短缺问题的解决。实际上，H企业之所以用非市场的方式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整个金融制度从未满足过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借助产业链上的延期支付来节省资金使用量，要比从银行贷款、民间借贷节省成本得多，因为延期支付并不需要支付利息。

五、H企业治理结构与对地方社会制度的利用

H企业用关系来配置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解决了原本依赖市场机制难以实现的发展的初始条件问题。从H企业自身发展的速度来看，初始条件的解决，只是为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条件和机会，但是如何实现快速发展，以及快速发展的动力来源，则是接下来进一步要讨论的问题。该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解释H企业为什么能够超常发展，比一般企业发展多出来一个增量的关键所在。显然，这个多出的增量产生于H企业进一步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由于在经济学解释中，并未照顾到社会性因素，故这个多出的增量在本文中被表述为一种新的增量。

(一)家长制、拟家建设与组织效率和团结问题的解决

要获得新的增量，可行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借助某种治理结构，可以使参与生产管理的主要负责人更团结一致，组织更有效率，朝向统一的目标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另一个是最大化生产投入和最小化消费，即通过节省非生产性资金的消费，把盈利的资金都持续投入生产消费中，以此来实现集聚性增长。在H企业，这两项都得到了实现，其中，前者表现为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家长制和进行拟家建设，后者表现为内部股份制的不分红策略。先来看H企业是如何解决组织团结和组织效率问题的。

在组织研究中，科层制是一种具有较高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实际上这套以科层制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进入地方社会时，却遇到了团结和效率难题，也就是说，从惯例的角度来看，乡村工业化过程产生的这些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他们习惯和认同的有效管理方式，是遵循着一套地方社会的规范和制度来进行的。比如，尽管企业有一套规章制度，但是企业内部的工作人员仍然会按照日常生活中处理事务的方式来工作，他们对现代企业规范并不十分适应，这是大多数私营企业遇到的管理难题。H企业要解决该难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企业内部的这套等级制度与地方社会的组织制度匹配起来，使两种制度能够相互契合，从而实现企业组织的效率。H企业的岱总采取的措施是，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以拟亲缘兄弟关系为基础的家长制治理结构。

前文在讨论拟亲缘兄弟关系时，曾指出这两位建构出来的兄弟之所以能够跟着岱总一起创办H企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位兄弟对岱总的经营能力十分信服，直接做到了“我们就是说他这样做主了，我们也就跟着他干了。也没有就是说帮他出主意，主意都是他拿”。由此可见，从合作关系形成之时，岱总与贾总、章总之间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于权威关系的权力结构。当H企业创办时，在企业内部关系结构的组建过程中，这套权力结构也相应地被配对到了企业内部的等级制结构中了。同时，这三人组合又反映这企业生产结构的配置，所以，这三层关系是相互叠加在一起的，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反映的是企业内部等级制关系，而兄长和兄弟部分是家长制部分，订单业务、印花线和染色线则属于生产结构，在这三层关系中，岱总具有支配两位副总及其负责的生产线的权力。所以，在这套组织结构内，组织的权力结构与生产结构得到了恰如其分的结合，组织生产的效率也得到了保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岱总的年龄要比贾总和章总小，但这套人为建构起来的家长制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权力运作机制。兄长和兄弟间形成的家长制，实质上是地方社会人为建立起来的兄弟关系的通行做法。因此，H企业的组织效率问题的解决，得益于在既定的拟亲缘兄弟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调用地方社会的关系资源，构建出一套类似家长制的形式的结果。

既然基于拟亲缘兄弟关系可以建立起一套家长制，以此来实现企业组织效率提高，那么这套家长制得以实现的前提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权力结构的形成还有一个认同的基础，而这个认同的基础会形成一种组织团结，H企业组织效率的提高必定有这认同方面的坚实基础。实际上，除了岱总在经营能力方面的认同之外，岱总要获得贾总和章总的认同，还需进一步把岱总建构的兄弟关系落实。而这方面岱总所采取的举措是围绕这两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拟家建设。具体表现为，给这两位兄弟分房子、配车子和照顾其家庭生活，比如安排小孩读书等，就是要用一种家庭生活和处事方式来对待这两位兄弟，并以此来营造企业认同和工作的投入度。下面仅以分房子为例。

我们是2000年，那个时候还在那边(注：在某私营企业承包生产线)的时候，他给我们就分房子。……那个新厂那一块那时候都是荒地，他(注：岱总)那时候钱也不多，那是已经在那边大承包了。大承包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定，定的时候，我们看了要复合式。那时候最高档的，他搞了一个排屋……我们的排屋是29万多。(2007：贾总)

由此可以看出，在2000年尚未创办H企业的时候，岱总就已经用分房子的办法来建立与贾总和章总的兄弟关系了。岱总在当时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不忘与兄弟分房子，这在兄弟关系建立层面，是极能俘获兄弟们的心的。在地方社会，兄弟关系意味着，作为兄长的岱总，有义务分享其财富给兄弟，并对兄弟的生活各方面进行照顾；反过来，作为兄弟的贾总和章总，也相应有义务维护兄长的利益。分享财富和照顾生活对兄长的认同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岱总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是按照这套兄弟关系的规范来进行的，他的这些做法，无疑更为有效地获得了两位兄弟的认同。

除此之外，再加上岱总始终强调兄弟一起创业，他们一起共事并不只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要求两位兄弟要有一种“事业感”，无疑在组织目标层面又再次强化组织的团结关系。

他们一个都不(缺钱花)，家里的房子啊、别墅啊、汽车啊什么的(都有了)。因为他们花钱也是搞这些，要么投资，要么丰富头脑，要么培养下一代，要给他一种事业感，给他一种生活。幸福生活是生活必需品，再给他一个事业感。(2007：岱总)

岱总一方面通过分房子、配车子等措施解决了两位兄弟的高品质生活，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的目标引向对共同事业的追求。“事业感”的意思是说，除了获取经济利益之外，还应有更高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对于岱总统一兄弟间的个人目标、建立企业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拟家建设为H企业创造了极强的团结关系，这使得作为管理层的两位兄弟在精力投入、付出和专注度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H企业的这些做法，无疑为其快速发展提供了非生产性的动力来源和条件。

(二)股份不分红与资本的快速积累

实际上，通过调用既有拟亲缘的兄弟关系和地方社会制度，岱总在解决组织效率和团结问题的同时，也为其快速积累资本提供了条件。H企业从创办之初，在企业内部就建立了一套用以激励两位兄弟的内部股份制，但是内部股份制除了激励作用之外，经过岱总的改造还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这对H企业在创办初期各方面都受限制的条件下获得快速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H企业创办早期实现资本快速积累的方式，就是股份不分红。所谓股份不分红，并不是指两位兄弟的股份没有红利收入，而是指在H企业发展初期，岱总为了把有限的营业收益最大限度地投入扩大生产中去，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把两位兄弟的股份收益又继续留在了企业内部股份中，所以，从表面效果上看，H企业在某段时期内是不分红的。如何实现股份不分红，岱总曾对两位兄弟有一个讲法：

当时投资了肯定是想分红的，哪一个人都是钱拿出去希望拿更多回来的。好像有另外一个老板说的一样，早上种竹，晚上就乘凉。但是他说这个是不对的，首先，你投了之后，想要得到更多，那一定要靠积累，企业靠这么一点产出，很快分掉，那是长不大的，资金要积累。第二，你要把这个工作当事业干，不是为了钱。(2007：贾总)

从贾总的话中可以看出，对于入股的股东来说，入股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分红。在处理股份收益问题上，如果不能确保所投股份的企业能够持续增长，一般规避风险的方式就是取走股份的分红收益。但是从贾总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岱总为了留住股份的红利，一方面通过说服和开导两位兄弟，使其相信他们的股份收益的增长是与H企业直接相关的，获得最大收益的方式就是让H企业迅速做大；另一方面如果两位兄弟只盯住股份收益，是很难照顾到如何让H企业做大的，所以要把注意力放在H企业的工作上，要把H企业的工作当作事业来做，“不是为了钱”才有可能把H企业做大，最终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仅凭岱总的这些说服和开导并不能构成股份不分红的前提，只能算是对股份预期收益的一种许诺。

事实上，除了对预期股份收益的许诺之外，要实现股份不分红，至少还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彼此间要有足够的信任，这种信任程度足够使这两位股东消除把股份及其红利持续留在H企业具有风险的疑虑，这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许诺或说服只是条件之一；第二个条件是，创造避免出现两位兄弟股东因需要家庭支出消费需求而兑现股份红利的条件，也就是说，避免出现两位股东有提取股份红利的消费理由。其实，这两项条件在岱总的拟家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分房子、配车子和对两位兄弟家庭日常方方面面的照顾，以及上文所说的“事业感”的营造，建构出了一个很强的利益共同体，而且由于有这个拟造出来的“家”的存在，在兄弟之间形成了足够的信任关系，以至于最后两位兄弟的所有决策权都给了岱总，给予他以完全信任；不仅如此，通过分房子、配车子，以及对这两位家庭生活各方面的照顾，比如帮助解决孩子上好学校问题，都事先消除了在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大额度资金支出的出现。借此办法，两位兄弟就没有需要兑现股份红利的理由，也由此达到了股份不分红的目的。

岱总把股份分红持续再投的做法称为“资产累积制”，实际上，正是借助资产累积制，H企业才能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呈现跨越式发展。H企业，从2002年创办企业到2005年间成为地方明星企业为止，尽管刚开始产出少，积累少，但积少成多，资本的集聚效应得到体现，销售收入从2003年的300多万元，增长到2004年的800多万元，又从2004年的800多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1000多万元。

显然，岱总的这套做法，并不是按照现代企业运作的方式来完成的，而是借助了一系列地方社会中的诸如拟亲缘的兄弟关系、拟家式的共同体等社会性制度来完成。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如果忽视了社会性资源对资本积累的作用，或者说，如果忽视了资本积累也有借助社会性资源来完成的途径，那么，势必难以解释这些私营中小企业的迅速崛起。

六、结论

把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转化为私营中小企业个案的超常发展问题，在推论层面上确实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但是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发展条件的角度看，这两个问题又是相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缩影。实际上，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正是一个个微观经济主体的迅速发展和增长的结果。

本文把研究的视角调整到微观层面的私营中小企业，其目的就是要解释经济增长理论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所面临的困难。正如本文所揭示的，由于经济学对社会因素这个重要变量的忽视，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上，就难以找到在发展条件如此欠缺的情况下，还能获得快速、持续增长的答案。因为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既有解释中，企业只是被理解为一个生产函数，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增长成果，无非是这个生产函数和市场机制相互作用而“自动”产生的。这种看法，直接导致了我们困惑于初始条件与增长成果的巨大落差，难以弄清楚经济增长的增速和增量从何而来。

有意思的是，尽管既有的经济学解释在微观层面注意到了中小企业采用了诸多非市场机制，利用了诸多社会性资源(史晋川，2006)，但在宏观层面的经济分析中，这些非市场要素和社会性资源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忽略了。在具体的分析中，尽管承认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市场制度不完善，但是仍不自觉地隐含了市场资源配置充分作用的假设。所以，要弥补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增长问题的不足，首先要重新考察市场机制是否能完全解决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问题，其次要还原企业内部的发展过程，打开这个“黑箱”，看其具体的运作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超常发展的。事实上，本文正是从这两个维度来展开分析的。

首先，从H企业如何借助社会性资源，比如，拟亲缘的兄弟关系及其背后连带出来的一套有关兄弟之间的社会制度，在解决企业创业初期的人才、技术配置等问题上的关键性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中小企业受限于自身的资源条件，无法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发展的初始条件欠缺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社会就没有中小企业生长的土壤。

以H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通过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借用社会性资源中的多种机制，比如人际关系网络机制、拟亲缘机制等，可以搭建和创造自身的发展条件，而这些方面，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中是受到忽视的。或者说，正是借助这些非市场的机制，弥补了从市场到具体企业发展之间缺失的解释链条，使既定的初始条件与发展或增长成果之间的落差变得可以解释。

其次，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得以打开企业运作的这个“黑箱”，把组织绩效纳入企业发展的分析当中。在解决企业发展初始条件欠缺的问题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企业发展的增速和增量的来源问题。

从H企业的个案可以看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并不必然地带来效率，而是需要与社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相适应。借助关系和地方社会制度，也就是拟亲缘的兄弟关系及其基于该关系的一套社会制度，该企业极大地调动了社会性资源的力量，使企业的组织效率和团结程度都得到了极大提升，事实上，H企业正是借助这两点才得以超常发展。该个案的启示意义在于，要素分析难以达到理想的解释效果，因为该解释把组织层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忽视掉了。尽管H企业只是代表中小企业利用社会性资源的一种模式，但这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掉诸如地方社会中拟亲缘的兄弟关系、家族亲属制度等因素所创造出来的企业发展的新的增量。

由此可见，如果忽视了中小企业对社会性资源的利用，有关经济增长的解释至少是不完整的。通过H企业个案，本文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路径，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然，由于案例自身的限制，尽管本文讲明了社会性资源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不足，比如，H企业只是代表了一种类似合伙制企业的发展模式，而中小企业却有各种模式，至于社会性资源是如何促进其他类型企业发展的，仍然需要案例研究来补充和完善。

另外，从理论解释层面来看，文中虽然提到了企业作为行动者，其经济行为和制度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嵌入性问题，但对于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和制度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嵌入性问题，在理论和经验上的讨论仍显欠缺。这些都将会削弱本文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解释力。这也将是接下来研究工作需继续推进的方向。

注释：

①到2014年为止，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已接近30％。

②具体参见世界银行相关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countries。

③尽管林毅夫也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性，但他的观点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本假设上的。换句话说，他的观点是建立在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上的，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有着根本分歧，后文会详细讨论，这里仅以蔡昉的观点为例来说明。

④卢克斯是在宇泽弘文建立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框架基础上来进一步推展人力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的，具体参见卢克斯(Lucas，1988)和宇泽弘文(Uzawa，1965)的文章。

⑤其实，阿罗(Arrow，1962)已经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他提出的“干中学”试图说明厂商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来提高生产率，而这些厂商的知识是公开的，其他厂商都可以学，所以，这部分新知识的收益不限于该厂商，由此解决了技术进步是内生变量的问题。但是阿罗的竞争均衡经济模型是建立在给定的劳动力供给前提下，随着资本投资收益递减，“干中学”的知识会受到劳动力供给的限制。所以，阿罗的生产函数中的增长需借助外生的人口变量。

⑥这一点与创造“东亚奇迹”的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政策极为相似(世界银行，1994：4；Sachs & Woo，1994)。

⑦乡村工业化是中国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1978年始到1994年为止，乡镇企业的年产值平均增长率超过了20％，而在1994年底，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转引自海闻等，1997：1)；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主营业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中小企业，占到了全国企业总量的97％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私营中小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2010年底就已经超过60％(黄孟复，2011：1～35)。

⑧个案中出现的人物、企业名称、地名都做了匿名化处理。

⑨资金短缺问题的解决，在接下来的第二小节来详细讨论。

⑩图中虚线部分属于织造环节，实线的印花线和染色线属于染整环节。

(11)如何建构这种拟亲缘的兄弟关系，以及兄弟关系对H企业日常运作的意义，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详细讨论。

(12)这部分的讨论，可以详参《资金短缺下市场如何运作——浦镇轻纺产业资金链中的社会时间机制》一文(李英飞，2015)。

(13)相比于纺织厂的织造，家庭织机户织造的质量不仅难以控制，而且要差得多。

参考文献：

[1]艾云、周雪光，2013，《资本缺失条件下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兴起——以一个乡镇农业市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2]波兰尼，卡尔，2013，《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蔡昉，2004，《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第2期。

[4]——，2010，《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第4期。

[5]高柏，2006，《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6]黄孟复主编，2012，《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10～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海闻、周其仁主编，1997，《中国乡镇企业研究》，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8]焦斌龙，2000，《中国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定价与配置》，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9]科斯，罗纳德•H.，2008，《企业的性质》，奥利弗•E.威廉姆森、西德尼•G.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姚海鑫、邢源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0]傅春晖，2014，《包买制的圈子运作——以浙江省丽水市来料加工为例》，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1]李路路，1996，《私人企业的人力资本与企业成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15期(春季卷)。

[12]刘世定，1995，《乡镇企业发展中对非正式社会关系的利用》，《改革》第2期。

[13]刘世定，1996，《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及占有认定机制》，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4]李英飞，2015，《资金短缺下市场如何运作——浦镇轻纺产业资金链中的社会时间机制》，《社会学研究》第2期。

[15]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6]林毅夫，2014a，《〈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出版20周年序》，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7]——，2014b，《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增订版)》，苏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8]马戎、王汉生、刘世定主编，1994，《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20]世界银行，1994，《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1]史晋川主编，2006，《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上、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2]折晓叶、陈婴婴，2004，《资本怎样运作——对“改制”中资本能动性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23]孙秀林、周飞舟，2013，《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24]田志鹏，2014，《社会关系与订单获得——以浙江省丽水市来料加工工业为例》，《社会发展研究》第2期。

[25]威廉姆森，奥利弗•E.，200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6]——，2008，《导论》，奥利弗•E.威廉姆森、西德尼•G.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姚海鑫、邢源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7]熊彼特，约瑟夫，1990，《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祥等译，张培刚、易梦虹、杨敬年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28]谢国雄，1992，《隐形工厂：台湾的外包点与家庭代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3期。

[29]杨宜音，1999，《“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30]张军，2002，《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

[31]——，2013，《朱镕基可能是对的：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张军自选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32]张五常，2009，《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北京：中信出版社。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34]——，2013a，《中国统计年鉴2013》，http：//www.stats.gov.on/tjsj/ndsj/2013/indexch.htm。

[35]——，2013b，《改革开放铸辉煌 经济发展谱新篇——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人民日报》11月6日。

[36]周飞舟，2006，《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37]——，2012，《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38]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39]朱斌、李路路，2014，《政府补助与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社会》第4期。

[40]Arrow,Kenneth J.1962,“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3).

[41]Barro,Robert J.& Xavier Sala-i-Martin 2004,Economic Growth 2nd.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

[42]Becker,Gary S.1964,Human Capita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3]Granovetter,Mark 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4]Lucas,Robert E.Jr.1988,“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45]Nadri,Ishaq M.1993,“Innovation and Spillovers.” NBER Working Papers No.4423.

[46]Oi,Jean 1992,“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1).

[47]Peng,Yusheng 2004,“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5).

[48]Qian,Yingyi & Barry R.Weingast 1996,“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1(2).

[49]——1997,“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4).

[50]Romer,Paul M.1986,“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

[51]Sachs,J.& W.Woo 1994,“Structure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ty 4(18).

[52]Schultz,Theodore W.1963,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3]Solow,Robert M.1956,“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

[54]——1957,“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3).

[55]Swan,Trevor W.1956,“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Record 32(2).

作者简介：

李英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社会工作系

标题注释：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06ASH001)“中国企业组织的变迁与员工参与”(2006～2009)提供资料和调研资金方面的资助。 文章的写作和修改得到了我的导师折晓叶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